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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习惯读点东西，好久没读奥登，找出手头的英文选集，一翻，正是《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 Arts）。这诗，不记得读了多少遍，太熟了，迷迷糊糊重读，内心突然一动，感觉以前的理解似乎有问题，结果，睡不着了—
一、被误译的奥登
译介奥登，始于民国，有邵洵美、卞之琳、朱维基诸家，但大陆诗人（包括笔者）接触奥登，大都始于穆旦译本（收入《英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我们读的奥登，其实多多少少戴了穆旦的“有色眼镜”。《美术馆》为英诗名篇，汉译很多，只我读过的，不算网上，就有穆旦、王佐良（收入《英诗的境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与《奥登诗选：1927-1947》（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三家。搞过翻译的都知道，译前尽量不要读他人译稿，以免被对方牵着走。据我所知，后两家事先都读过穆旦译本，是受其影响的，王佐良为穆旦挚友，就称自己的译本即据穆旦译本略改而成。
现将原作及穆旦译文抄录如下：
About suffering they were never wrong，
关于痛苦他们总是很清楚的，
The Old Masters： how well they understood
这些古典画家：他们深知它在
Its human position； how it takes place
人心中的地位，深知痛苦会产生，
While someone else is eating or opening a window or just walking dully along；
当别人在吃，在开窗，或正作着无聊的散步的时候；
How， when the aged are reverently， passionately waiting
深知当老年人热烈地、虔敬地等候
For the miraculous birth， there always must be
神异的降生时，总会有些孩子
Children who did not specially want it to happen， skating
并不特别想要它出现，而却在
On a pond at the edge of the wood：
树林边沿的池塘上溜着冰。
They never forgot.
他们从不忘记：
That even the dreadful martyrdom must run its course
即使悲惨的殉道也终归会完结
Anyhow in a corner， some untidy spot
在一个角落，乱糟糟的地方，
Where the dogs go on with their doggy life and the torturer’s horse
在那里狗继续着狗的生涯，而迫害者的马
Scratches its innocent behind on a tree.
把无知的臀部在树上摩擦。
In Breughel’s Icarus， for instance： how everything turns away
在勃鲁盖尔的“伊卡鲁斯”里，比如说；
Quite leisurely from the disaster； the ploughman may
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Have heard the splash， the forsaken cry，
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和那绝望的呼喊，
But for him it was not an important failure； the sun shone
但对于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
As it had to on the white legs disappearing into the green
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
Water； and the expensive delicate ship that must have seen
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
Something amazing， a boy falling out of the sky，
一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童，
had somewhere to get to and sailed calmly on.
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静静地航行。
穆旦还阐释如下：“本诗的主题是，人对别人的痛苦麻木无感。诗人在美术馆里看到勃鲁盖尔（1525-1569，尼德兰画家）的油画《伊卡鲁斯》，深感到它描绘的正是这一主题。‘伊卡鲁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和他的父亲自制翅膀飞离克里特岛，在飞近太阳时，他的翅膀由于是用蜡粘住的，融化了，他也跌落海中死去。诗中描写的景色大多是勃鲁盖尔画中所有的。”这一阐释，其他译者无异议，我也如此，现在才发现事有不然。
奥登写诗，学究气重，晦涩难懂，《美术馆》流利易读，可谓少有，但结构还是学究气，如一篇论文，开篇提出论点，随即提出三条论据：第一条，为圣母玛利亚冒险生耶稣事，据《新约》，希律王听到预言，说耶稣要下世为王，为保住自己的权位，下令诛尽伯利恒两岁以下幼童，在此腥风血雨中，玛利亚冒险产下耶稣。此事为欧洲绘画常见题材，勃鲁盖尔也绘有《杀戮无辜》（The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1567）传世，奥登在此慨叹后生小辈淡忘玛利亚之艰险，居然对圣诞节嬉戏待之；第二条，无画都猜得到，指耶稣殉道，勃鲁盖尔有《背十字架的耶稣》（Christ carrying the Cross，1564）传世，该画不同于其他耶稣殉难画的特色，是把背十字架的耶稣画得很小，周围是乱糟糟的大批士兵和百姓，各忙各的龌龊事儿，对殉难漠不关心；第三条，如穆旦所言，为伊卡鲁斯飞天坠海死事，出自勃鲁盖尔的名画《伊卡鲁斯落海》（Landscape with the Fall of Icarus，1558），伊卡鲁斯被后世视为科学先驱，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但勃鲁盖尔画他死时无人理睬—我们忙我们的，你死你的，于我辈何有哉？—勃鲁盖尔这人，向来愤世嫉俗，常把世人画得或如疯子或如小丑，此画最打动奥登心肠，所以着墨也最多。此三人—玛利亚、耶稣、伊卡鲁斯（出自基督教和古希腊，为欧美文化两大源头），都是为人类献身受难的神祇，无一凡人。由此可知，穆旦认为此诗主题是“人对别人的痛苦麻木无感”，虽不算错，但更准确的解释当为“庸人对殉难者麻木无感”，意思跟鲁迅写《药》哀悼秋瑾（夏瑜）近似，只不过，鲁迅还在《药》的结尾故意添了亮色—一个花环，装作烈士还有人惦记，奥登则认为有甚花环？他们全白死了。 《美术馆》写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正是奥登人生的重大转折时刻。当时他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又来抗战中的中国，目睹志士仁人惨死如狗，又悲愤，又灰心，形之于诗。诗人的神奇，是往往能无心道破自己的未来。此诗，身为左派领袖的奥登已经透露了对左派的厌倦，既感觉殉难者徒劳，又厌烦左派青年的反基督倾向。诗中指责老辈热烈期待圣诞节，小辈却漠不关心，跑去溜冰，这一细节，泄露了他正从左派转向保守派的“政治无意识”。几个月后，他放弃左翼思想，远渡重洋去了美国，于一九四○年皈依基督教，成为轰动英国文坛的一桩公案。据Richard Davenport-Hines的《奥登传》（Auden），奥登生于基督教家庭，外表叛逆，内里软弱，因有个飞扬跋扈的母亲，这就难怪他才三十出头，便撑不住自己的叛逆，迫切要回归基督教的怀抱了。此后，奥登写诗，技巧越来越娴熟，宗教说教越来越长，但灵魂的某些燃料已经耗尽，“伪装的刺猬”蜕变为“油滑的狐狸”，令诸多粉丝伤怀不已（穆旦译奥登，只重前期诗；当代诗人，因生长于太平时期，更重后期诗，也是时势使然）。
弄清主题后，我们再审视细节，即可看出suffering一词，各个译本译为“苦难”或“痛苦”，跟原意有偏差，译为“受难”似更准确（译为“殉难”也可，只是因玛利亚受难而未殉难，稍有不合）。其次，穆旦把the miraculous birth直译为“神异的降生”，字面意思不错，但欧美人都清楚指圣诞节，于中国人则未免太“陌生化”，暧昧不明，从注释未提及希律王典故看，穆旦可能未想到其中关联。再次，译耶稣殉难（“即使悲惨的殉道也终归会完结/在一个角落”），把run its course译为“完结”，颇为败笔，奥登的意思，是耶稣白白牺牲，无济于事，作恶者照旧作恶，愚昧者也照旧愚昧，穆旦没译出这层意思，译为“自生自灭”更准确。最后，“迫害者的马/把无知（innocent）的臀部在树上摩擦”，有人译innocent为“无辜”，错了，“迫害者的马”的确没迫害耶稣，貌似可以说它“无辜”，但这样译是散文，而不是诗，更不是奥登的诗。奥登这里的意思，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叱责“红眼睛阿义”“阿Q”辈呢，我感觉，译为“愚昧”较准确，穆旦译为“无知”，也通，但奥登的火气就弱了。
从译文和注释看，穆旦对该诗主题的把握有偏差，对背后的基督教意蕴也稍嫌隔膜。
二、穆旦因何失误？
本文意不在挑穆旦译文的毛病—世间本无十全十美的译本，高手也难免失误，再说了，挑毛病谁不会？—而是想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何穆旦在此失误？
照理说，他不该错的：穆旦终身钦佩奥登，深受影响，被视为“中国的奥登”，晚年译奥登，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已有三十多年的反刍，如挚友周珏良所说，他译奥登“纯粹出于爱好”，“下工夫很深很细”。此时期穆旦的译与写，均为“地下写作”，也不存在故意避饰的问题。
失误的根由，我想，是穆旦一生太苦。
穆旦小奥登十三岁，原非一代，但因二战，视为一代人也无大错。他与奥登一样，都是名牌大学的左派学生，出社会后，亲历二战前后的苦难，无比痛苦，迫切渴望精神依靠。奥登转向基督教，三十岁出头；穆旦走近基督教，始于一九四二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前后，随后，野人山战役，中国远征军大溃，穆旦险些饿死于溃败途中，据王佐良介绍：
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一个中国诗人》）
“从此变了一个人”的，不只是肉体，还有精神，穆旦的基督教情结由此激化，到内战时期，目睹“阴谋，说法，或者杀人。/做过了工具再来做工具”（《诗四首》）的现实，痛苦达到顶峰，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写了宗教长诗《隐现》（时年二十九岁），认为“现在，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我们来自一段完全失迷的路途上”，呼吁“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
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
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
请你糅合，
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
野人山之战及国共内战，是穆旦苦难的第一次顶峰，却不是最后一次，更痛苦的时期，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被整，后定为“历史反革命”，发落学校图书馆“监督劳动”，“接受机关管制”，自己受了二十年的折磨不说，又因连累家人，时刻被内疚煎熬—“我已经走到了幻想的尽头……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智慧之歌》），绝笔的《冬》承认—“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如前所述，穆旦译奥登，在其晚年，因一生坎坷多难，受尽白眼，他对“人对别人的痛苦麻木无感”特别敏感，所以解读《美术馆》时“先入为主”，是不奇怪的。
但是，这个解释存在一个疑问—呼吁“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甚至宣称要“投入上帝慈爱的胸怀”（《祈神二章》，1943）的穆旦，为何晚年译《美术馆》，对基督教如此隔膜？基督教思想家薇依不是说吗—人越苦难，越近上帝？新诗人里公认最具基督情结的穆旦，到了苦难透顶的晚年，他的宗教敏感哪去了？
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得考察穆旦的“心灵史”。一九七五年，穆旦读鲁迅《热风》，对四十一则特别共鸣，抄在了扉页—“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几个月后，又把共鸣转成一首《理智和感情》：
1 劝告 如果时间和空间
是永恒的巨流，
而你是一粒细沙
随着它漂走，
一个小小的距离
就是你一生的奋斗，
从起点到终点
让它充满了烦忧，
只因为你把世事
看得过于永久，
你的得意和失意，
你的片刻的聚积，
转眼就被冲走
在那永恒的巨流。
2 答复
你看窗外的夜空
黑暗而且寒冷，
那里高悬着星星，
像孤零的眼睛，
燃烧在苍穹。
它全身的物质
是易燃的天体，
即使只是一粒沙
也有因果和目的：
它的爱憎和神经
都要求放出光明。
因此它要化成灰，
因此它悒郁不宁，
固执着自己的轨道
把生命耗尽。
穆旦向来喜欢鲁迅，一九四○年的《五月》就说“无尽的阴谋；生产的痛楚是你们的，/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三十六年弹指而过，他依旧喜欢鲁迅，但我们拿一九四七年的《隐现》与一九七六年的《理智和感情》对读—耶稣却不见了。事实上，穆旦晚年的诗信，再没关心上帝（《“神”的变形》写了一个被“权力”腐蚀的“神”，其实是人）。一九四七年的穆旦，大声呼吁上帝降临，要投入他的怀抱；三十年后，境遇更凄惨的他，依旧喜欢鲁迅，却忘了上帝，“心不在焉”—所以译诗时格外生疏，也就不足为怪了。
穆旦的基督教情感是怎么磨损的？史料无载，我们只能揣测：
首先，他接近基督教的途径，估计主要来自书本。清末，传教士来华传教，早期信徒多为身边仆人，时人有“吃教”之讥，但是，水至清则无鱼，世间有完全脱离利益的宗教么？“利益”与“信仰”，未必完全敌对，也可能相互生发。宗教从来不是空泛的概念，脱离了生老病死，撇去了柴米油盐，任何宗教都如“纸上花”，容易凋零。即使“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若上无科举制度的“顶层设计”，下乏宗法制度的“草根组织”，也未必能延续两千多年之久。从基督教传播史看，利益、家庭与铁血是主要途径。冰心、林语堂这类有基督教背景的作家不用说了，现代学人兼诗人洪业在基督教学校读书时，以儒生自居，讥笑其教义，后父亲突然去世，身为长子的他精神受创，因基督教校长及老师及时给予勉励，深受感动，不久受洗，两年后得资助出洋留学（参陈毓贤《洪业传》，该书实为洪业口述）。可见他的皈依未必无利益成分，但此后终身信奉。如果穆旦接受基督教的途径主要是书本，并无利益纠缠其间，再加上士大夫的传统，反倒可能导致他虔信程度不深，遇事容易变更。穆旦留美期间的诗，现存两首，都批判美国，且特意抨击了基督教—“黑衣牧师每星期向你招手/让你厌弃世界和正当的追求”（《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1951）、“感谢上帝—腐臭的资产阶级！/……快感谢你们腐臭的玩具—上帝！”（《感恩节—可耻的债》，1951）均刊发于《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第七期。从诗风看，可能是回国后的“表态”，未必就作于留美期间，但其间对基督教的不满，或有渲染，却可能有真实成分。据穆旦妻子周与良回忆，留美期间，他“生活十分艰苦……选择了在邮局运送邮报的重体力活”，“有机会接触到了美国下层社会的人”，“非常同情黑人的处境”，且“资产阶级”在穆旦诗里向为贬义词，都跟两诗吻合。对于美国人，政府与教会是两回事；但对于中国人穆旦，两者是一回事。由此推测，他可能从反感美国社会开始，进而对基督教产生了某种怀疑情绪，否则似无必要在诗里特意提及。
其次，他未参与具体的宗教活动。信徒团体为宗教的“细胞”，对个人信仰的维持至关重要。现存史料，未见穆旦参与宗教活动的记载，早期不得而知，后期则可以断定没有。建国初期，国内对涉外教会怀有警惕，穆旦回国后，不太可能参加宗教活动。据陈伯良的《穆旦传》，“文革”期间，穆旦因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历史问题”，家被抄不说，就连母亲的朋友来串门，都要被胡同的革委会百般盘问，就更不可能参加宗教活动了。穆旦曾在《祈神二章》（1943）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如果我们能够看见……”其实，看不见上帝，原因未必在上帝，而可能是缺乏教友呼应。结果，上帝也就不能时时跟他对话，他也慢慢疏远了基督教，两年三年三十年，基督教在他心里就磨损殆尽了。实际上，老舍就是如此—今日我们几乎忘了《茶馆》的作者原先是正式受洗的基督徒。佛教向有“随缘”之说，意为个人能否信教得看缘分，有缘则来，无缘则去。穆旦先是对基督教有了怀疑，后是建国初期环境不允许，所以，他的逐渐离开，缘尽而去，也就不奇怪了。
最后，他渐渐亲近本土传统。穆旦为外文系出身，却跟长居海外的林语堂、洪业等不同，出洋已三十二岁，留美只三载半，说到底还是生于天津、死于天津的中国人，本土的影响更深些。身为新文化运动第二代的他，接触的本土精英传统有二：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一是以“杜甫”为代表的士大夫。穆旦以叛逆传统的诗人自命，“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被围者》），反旧诗反了一辈子，但晚年苦难缠身，又痛于死亡迫近（晚年书信，谈死甚多，“感到寿命之飘忽，人生之可畏，说完就完”），对杜甫和陶潜起了很大共鸣，渐觉亲近，颇多“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中国式感慨”。他于儒家教义有隔膜，但“孔家店”不只四书五经，士大夫如陶潜、杜甫的诗歌概莫能外，对其影响与日俱增—叶落归根，回归传统，叛逆者常见，奥登不也如此？
三、从“约伯”转向“屈原”
《理智和感情》这诗，我以为，也可改为“苦难和慰藉”，其实讲的是苦难的慰藉问题。《隐现》和《理智和感情》两诗，穆旦都以问答体来探讨这一主题。实际上，这也是中西方常见的主题及形式，欧美著名的如《旧约·约伯记》，中国著名的如《楚辞·卜居》。《隐现》的答案，是“约伯”；《理智和感情》的回答，是“屈原”—从“约伯”转向“屈原”，正是穆旦从壮年到晚年的“精神位移”。 如《约伯记》所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人遭难，未必有什么因果，也未必有什么补偿，但旁观者这么想可以，当局者不成—苦难必须有补偿，得慰藉，而不是冷冰冰的实话—这是人性。因为苦难，约伯谴责上帝，“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司马迁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史记·伯夷列传》）；杜甫问“我生何为在穷谷？深夜起坐万感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奥登的《美术馆》，同样痛恨于世人的“麻木无感”。穆旦此诗，也意在为自己“丰富的痛苦”（《出发》）寻找“苦难的慰藉”，虽然诗里也承认，这无关“理智”，乃“感情”需要。所以，约伯有苦尽甘来、多子多福的“大团圆”；儒家也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孟子·告子下》）的“浓鸡汤”。事实上，苦难慰藉貌似“虚”，却牵动人类神经，为一切文化的核心内容，慰藉不够有效的文化，往往被其他文化侵袭，古希腊罗马被基督教侵袭即一例，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甚至视为“文化灭绝”。
晚年穆旦写过一首《停电之后》，写停电后点起蜡烛，“继续工作也毫不气馁/ 只是对太阳加倍地憧憬”：
次日睁开眼，白日更辉煌，
小小的烛台还摆在桌上。
我细看它，不但耗尽了油，
而且残留的泪挂在两旁：
这时我才想起，原来一夜间，
有许多阵风都要它抵挡。
于是我感激地把它拿开，
默念这可敬的小小坟场。
此处的“蜡烛”，意在自比，“默念这可敬的小小坟场”，充满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悲怆；“太阳”指光明，却非上帝。在基督徒，“继续工作也毫不气馁”，是因神在，无神，人的努力就没了根基，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里说的“怎么都行”，欧洲版的“礼崩乐坏”了。士大夫则是另一种传统，不但“不语怪力乱神”，而且（理论上）遭难也不求神拜佛。屈原为士大夫先驱，被流放后，“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找太卜郑詹尹占卜之余，大发议论，说得对方“释策而谢曰”：“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卜居》），意思是你遭难，神也没辙，自己努力。关于苦难，司马迁找到的慰藉是“所以隐忍苟活，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没有神；杜甫晚年，漂泊无依，常有“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泊岳阳城下》）、“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的自勉，慰藉是“丈夫垂名动万古”（《赤霄行》），也没有神；穆旦晚年给朋友写信说：“我总想在诗歌上贡献点什么，这是我的人生意义（当然也够可怜）”（致董言声，1977年1月4日），还是没有神。
千古艰难唯一死，苟存者，谁不渴望慰藉？
慰藉的源泉，于宗教徒，曰“信仰”；于无神者，曰“信念”，窃以为名称虽别，功能实一。包括穆旦在内的现代知识分子，跟士大夫前辈的不同，是慰藉资源增加了欧美选项，由此产生了取舍的文化冲突。而知识分子中，诗人“以心为食”，最为敏感，是此种文化冲突的“心灵探针”。事实上，接受欧美宗教思想后，又被本土文化磨损的新诗人，为数不少，郭沫若、闻一多、冯至都是例子。曾崇仰泛神论的郭沫若不必说。闻一多清华读书时受洗，后放弃，自承“丧失了基督教的信仰”（致吴景超，1922年12月4日），最后俨然“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的儒家人物。冯至早年仰慕鲁迅，又认同歌德的自然神论，抗战后转徙流离，继而迷上杜甫，一九四一年作《十四行集》，写自己的神性体验，同时赞美杜甫和鲁迅，到了一九八五年修订《十四行集》，却把“神”字统统删尽—如把“神，我深夜祈求”（第二十二首）改成“我在深夜祈求”—这么改，或出于时代顾虑，然而我们读其晚年诗文信札，虽还仰慕歌德，但宗教感已磨损殆尽，对杜甫和鲁迅的热爱倒一如当年，甚至更烈。
从基督徒看士大夫，是“无根基”，不信神，以罪人之身死扛—不信神，“固执着自己的轨道/把生命耗尽”，如河中凿井，有何意义？从士大夫看基督徒，是“拜神求佛”，效愚夫愚妇之习，求神不如求己。但我以为，两者殊途同归，上帝之有无，未必重要，慰藉之有无，却是命门—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主人公伊凡得知孩童惨死，对上帝的漠然痛心疾首，叛出教门，对上帝热讽冷嘲，托尔斯泰读后很生气，认为这个浑蛋的伊凡肯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苦难不得慰藉，“有神的教徒”也可能变为“无神的叛徒”（如许多俄国革命者就出身东正教家庭），而“名教的信徒”也可能变成“名教的叛徒”（如瞿秋白）。洪业是基督徒，又崇敬杜甫（按：其父洪曦谨守儒学，虽为县令，却常年穷饿，亦不改其节，极敬杜甫，评曰：“其人也，天假其时，则显；运命未济，亦不衰”，对他影响甚深），抗战期间被日军囚禁，自称于狱壁见耶稣显灵，同时在牢房反复背杜诗，认为：“《圣经》为绝世之书。而仅次于圣《诗》者，即为杜诗，每能慰余之大悲大喜。”（参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圣《诗》属于《圣经》，杜甫出于《论语》（按，杜甫早年，“裘马颇清狂”，纨绔子弟，也非真儒，困居长安后，始倾心孔门），耶儒并论，欧美基督徒或许不满，洪业则视为当然—这恰恰说明，士大夫之所以往往能自外于基督教，是因为本土文化的苦难慰藉也同样强大，足以“慰人之大悲大喜”。穆旦晚年诗，风骨胜于早年诗，正体现了此种力量之坚韧。
纵观历史，被苦难驱动的现代知识分子，“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号”，为求慰藉，不但有从“约伯”转向“鲁迅”的，也有从“鲁迅”转向“约伯”的，还有从“约伯”转向“佛陀”的，更有从“孔子”转向“马克思”的……性格不同，时代不同，选择也不同，甚至相反。对于“苦痛不可逃”的他们，宗教正如道德哲学，道德哲学也如宗教；无神论者正如宗教徒，宗教徒也如无神论者—或许，这才是历史的庐山真面目。而穆旦的“心灵史”，让我们窥见的，正是此种彷徨于“上帝”“孔子”“鲁迅”等神祇或英雄之间，信之旋又弃之的“改宗现象”。
二○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四稿
一、被误译的奥登
译介奥登，始于民国，有邵洵美、卞之琳、朱维基诸家，但大陆诗人（包括笔者）接触奥登，大都始于穆旦译本（收入《英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我们读的奥登，其实多多少少戴了穆旦的“有色眼镜”。《美术馆》为英诗名篇，汉译很多，只我读过的，不算网上，就有穆旦、王佐良（收入《英诗的境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与《奥登诗选：1927-1947》（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三家。搞过翻译的都知道，译前尽量不要读他人译稿，以免被对方牵着走。据我所知，后两家事先都读过穆旦译本，是受其影响的，王佐良为穆旦挚友，就称自己的译本即据穆旦译本略改而成。
现将原作及穆旦译文抄录如下：
About suffering they were never wrong，
关于痛苦他们总是很清楚的，
The Old Masters： how well they understood
这些古典画家：他们深知它在
Its human position； how it takes place
人心中的地位，深知痛苦会产生，
While someone else is eating or opening a window or just walking dully along；
当别人在吃，在开窗，或正作着无聊的散步的时候；
How， when the aged are reverently， passionately waiting
深知当老年人热烈地、虔敬地等候
For the miraculous birth， there always must be
神异的降生时，总会有些孩子
Children who did not specially want it to happen， skating
并不特别想要它出现，而却在
On a pond at the edge of the wood：
树林边沿的池塘上溜着冰。
They never forgot.
他们从不忘记：
That even the dreadful martyrdom must run its course
即使悲惨的殉道也终归会完结
Anyhow in a corner， some untidy spot
在一个角落，乱糟糟的地方，
Where the dogs go on with their doggy life and the torturer’s horse
在那里狗继续着狗的生涯，而迫害者的马
Scratches its innocent behind on a tree.
把无知的臀部在树上摩擦。
In Breughel’s Icarus， for instance： how everything turns away
在勃鲁盖尔的“伊卡鲁斯”里，比如说；
Quite leisurely from the disaster； the ploughman may
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Have heard the splash， the forsaken cry，
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和那绝望的呼喊，
But for him it was not an important failure； the sun shone
但对于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
As it had to on the white legs disappearing into the green
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
Water； and the expensive delicate ship that must have seen
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
Something amazing， a boy falling out of the sky，
一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童，
had somewhere to get to and sailed calmly on.
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静静地航行。
穆旦还阐释如下：“本诗的主题是，人对别人的痛苦麻木无感。诗人在美术馆里看到勃鲁盖尔（1525-1569，尼德兰画家）的油画《伊卡鲁斯》，深感到它描绘的正是这一主题。‘伊卡鲁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和他的父亲自制翅膀飞离克里特岛，在飞近太阳时，他的翅膀由于是用蜡粘住的，融化了，他也跌落海中死去。诗中描写的景色大多是勃鲁盖尔画中所有的。”这一阐释，其他译者无异议，我也如此，现在才发现事有不然。
奥登写诗，学究气重，晦涩难懂，《美术馆》流利易读，可谓少有，但结构还是学究气，如一篇论文，开篇提出论点，随即提出三条论据：第一条，为圣母玛利亚冒险生耶稣事，据《新约》，希律王听到预言，说耶稣要下世为王，为保住自己的权位，下令诛尽伯利恒两岁以下幼童，在此腥风血雨中，玛利亚冒险产下耶稣。此事为欧洲绘画常见题材，勃鲁盖尔也绘有《杀戮无辜》（The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1567）传世，奥登在此慨叹后生小辈淡忘玛利亚之艰险，居然对圣诞节嬉戏待之；第二条，无画都猜得到，指耶稣殉道，勃鲁盖尔有《背十字架的耶稣》（Christ carrying the Cross，1564）传世，该画不同于其他耶稣殉难画的特色，是把背十字架的耶稣画得很小，周围是乱糟糟的大批士兵和百姓，各忙各的龌龊事儿，对殉难漠不关心；第三条，如穆旦所言，为伊卡鲁斯飞天坠海死事，出自勃鲁盖尔的名画《伊卡鲁斯落海》（Landscape with the Fall of Icarus，1558），伊卡鲁斯被后世视为科学先驱，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但勃鲁盖尔画他死时无人理睬—我们忙我们的，你死你的，于我辈何有哉？—勃鲁盖尔这人，向来愤世嫉俗，常把世人画得或如疯子或如小丑，此画最打动奥登心肠，所以着墨也最多。此三人—玛利亚、耶稣、伊卡鲁斯（出自基督教和古希腊，为欧美文化两大源头），都是为人类献身受难的神祇，无一凡人。由此可知，穆旦认为此诗主题是“人对别人的痛苦麻木无感”，虽不算错，但更准确的解释当为“庸人对殉难者麻木无感”，意思跟鲁迅写《药》哀悼秋瑾（夏瑜）近似，只不过，鲁迅还在《药》的结尾故意添了亮色—一个花环，装作烈士还有人惦记，奥登则认为有甚花环？他们全白死了。 《美术馆》写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正是奥登人生的重大转折时刻。当时他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又来抗战中的中国，目睹志士仁人惨死如狗，又悲愤，又灰心，形之于诗。诗人的神奇，是往往能无心道破自己的未来。此诗，身为左派领袖的奥登已经透露了对左派的厌倦，既感觉殉难者徒劳，又厌烦左派青年的反基督倾向。诗中指责老辈热烈期待圣诞节，小辈却漠不关心，跑去溜冰，这一细节，泄露了他正从左派转向保守派的“政治无意识”。几个月后，他放弃左翼思想，远渡重洋去了美国，于一九四○年皈依基督教，成为轰动英国文坛的一桩公案。据Richard Davenport-Hines的《奥登传》（Auden），奥登生于基督教家庭，外表叛逆，内里软弱，因有个飞扬跋扈的母亲，这就难怪他才三十出头，便撑不住自己的叛逆，迫切要回归基督教的怀抱了。此后，奥登写诗，技巧越来越娴熟，宗教说教越来越长，但灵魂的某些燃料已经耗尽，“伪装的刺猬”蜕变为“油滑的狐狸”，令诸多粉丝伤怀不已（穆旦译奥登，只重前期诗；当代诗人，因生长于太平时期，更重后期诗，也是时势使然）。
弄清主题后，我们再审视细节，即可看出suffering一词，各个译本译为“苦难”或“痛苦”，跟原意有偏差，译为“受难”似更准确（译为“殉难”也可，只是因玛利亚受难而未殉难，稍有不合）。其次，穆旦把the miraculous birth直译为“神异的降生”，字面意思不错，但欧美人都清楚指圣诞节，于中国人则未免太“陌生化”，暧昧不明，从注释未提及希律王典故看，穆旦可能未想到其中关联。再次，译耶稣殉难（“即使悲惨的殉道也终归会完结/在一个角落”），把run its course译为“完结”，颇为败笔，奥登的意思，是耶稣白白牺牲，无济于事，作恶者照旧作恶，愚昧者也照旧愚昧，穆旦没译出这层意思，译为“自生自灭”更准确。最后，“迫害者的马/把无知（innocent）的臀部在树上摩擦”，有人译innocent为“无辜”，错了，“迫害者的马”的确没迫害耶稣，貌似可以说它“无辜”，但这样译是散文，而不是诗，更不是奥登的诗。奥登这里的意思，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叱责“红眼睛阿义”“阿Q”辈呢，我感觉，译为“愚昧”较准确，穆旦译为“无知”，也通，但奥登的火气就弱了。
从译文和注释看，穆旦对该诗主题的把握有偏差，对背后的基督教意蕴也稍嫌隔膜。
二、穆旦因何失误？
本文意不在挑穆旦译文的毛病—世间本无十全十美的译本，高手也难免失误，再说了，挑毛病谁不会？—而是想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何穆旦在此失误？
照理说，他不该错的：穆旦终身钦佩奥登，深受影响，被视为“中国的奥登”，晚年译奥登，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已有三十多年的反刍，如挚友周珏良所说，他译奥登“纯粹出于爱好”，“下工夫很深很细”。此时期穆旦的译与写，均为“地下写作”，也不存在故意避饰的问题。
失误的根由，我想，是穆旦一生太苦。
穆旦小奥登十三岁，原非一代，但因二战，视为一代人也无大错。他与奥登一样，都是名牌大学的左派学生，出社会后，亲历二战前后的苦难，无比痛苦，迫切渴望精神依靠。奥登转向基督教，三十岁出头；穆旦走近基督教，始于一九四二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前后，随后，野人山战役，中国远征军大溃，穆旦险些饿死于溃败途中，据王佐良介绍：
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一个中国诗人》）
“从此变了一个人”的，不只是肉体，还有精神，穆旦的基督教情结由此激化，到内战时期，目睹“阴谋，说法，或者杀人。/做过了工具再来做工具”（《诗四首》）的现实，痛苦达到顶峰，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写了宗教长诗《隐现》（时年二十九岁），认为“现在，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我们来自一段完全失迷的路途上”，呼吁“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
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
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
请你糅合，
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
野人山之战及国共内战，是穆旦苦难的第一次顶峰，却不是最后一次，更痛苦的时期，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被整，后定为“历史反革命”，发落学校图书馆“监督劳动”，“接受机关管制”，自己受了二十年的折磨不说，又因连累家人，时刻被内疚煎熬—“我已经走到了幻想的尽头……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智慧之歌》），绝笔的《冬》承认—“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如前所述，穆旦译奥登，在其晚年，因一生坎坷多难，受尽白眼，他对“人对别人的痛苦麻木无感”特别敏感，所以解读《美术馆》时“先入为主”，是不奇怪的。
但是，这个解释存在一个疑问—呼吁“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甚至宣称要“投入上帝慈爱的胸怀”（《祈神二章》，1943）的穆旦，为何晚年译《美术馆》，对基督教如此隔膜？基督教思想家薇依不是说吗—人越苦难，越近上帝？新诗人里公认最具基督情结的穆旦，到了苦难透顶的晚年，他的宗教敏感哪去了？
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得考察穆旦的“心灵史”。一九七五年，穆旦读鲁迅《热风》，对四十一则特别共鸣，抄在了扉页—“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几个月后，又把共鸣转成一首《理智和感情》：
1 劝告 如果时间和空间
是永恒的巨流，
而你是一粒细沙
随着它漂走，
一个小小的距离
就是你一生的奋斗，
从起点到终点
让它充满了烦忧，
只因为你把世事
看得过于永久，
你的得意和失意，
你的片刻的聚积，
转眼就被冲走
在那永恒的巨流。
2 答复
你看窗外的夜空
黑暗而且寒冷，
那里高悬着星星，
像孤零的眼睛，
燃烧在苍穹。
它全身的物质
是易燃的天体，
即使只是一粒沙
也有因果和目的：
它的爱憎和神经
都要求放出光明。
因此它要化成灰，
因此它悒郁不宁，
固执着自己的轨道
把生命耗尽。
穆旦向来喜欢鲁迅，一九四○年的《五月》就说“无尽的阴谋；生产的痛楚是你们的，/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三十六年弹指而过，他依旧喜欢鲁迅，但我们拿一九四七年的《隐现》与一九七六年的《理智和感情》对读—耶稣却不见了。事实上，穆旦晚年的诗信，再没关心上帝（《“神”的变形》写了一个被“权力”腐蚀的“神”，其实是人）。一九四七年的穆旦，大声呼吁上帝降临，要投入他的怀抱；三十年后，境遇更凄惨的他，依旧喜欢鲁迅，却忘了上帝，“心不在焉”—所以译诗时格外生疏，也就不足为怪了。
穆旦的基督教情感是怎么磨损的？史料无载，我们只能揣测：
首先，他接近基督教的途径，估计主要来自书本。清末，传教士来华传教，早期信徒多为身边仆人，时人有“吃教”之讥，但是，水至清则无鱼，世间有完全脱离利益的宗教么？“利益”与“信仰”，未必完全敌对，也可能相互生发。宗教从来不是空泛的概念，脱离了生老病死，撇去了柴米油盐，任何宗教都如“纸上花”，容易凋零。即使“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若上无科举制度的“顶层设计”，下乏宗法制度的“草根组织”，也未必能延续两千多年之久。从基督教传播史看，利益、家庭与铁血是主要途径。冰心、林语堂这类有基督教背景的作家不用说了，现代学人兼诗人洪业在基督教学校读书时，以儒生自居，讥笑其教义，后父亲突然去世，身为长子的他精神受创，因基督教校长及老师及时给予勉励，深受感动，不久受洗，两年后得资助出洋留学（参陈毓贤《洪业传》，该书实为洪业口述）。可见他的皈依未必无利益成分，但此后终身信奉。如果穆旦接受基督教的途径主要是书本，并无利益纠缠其间，再加上士大夫的传统，反倒可能导致他虔信程度不深，遇事容易变更。穆旦留美期间的诗，现存两首，都批判美国，且特意抨击了基督教—“黑衣牧师每星期向你招手/让你厌弃世界和正当的追求”（《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1951）、“感谢上帝—腐臭的资产阶级！/……快感谢你们腐臭的玩具—上帝！”（《感恩节—可耻的债》，1951）均刊发于《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第七期。从诗风看，可能是回国后的“表态”，未必就作于留美期间，但其间对基督教的不满，或有渲染，却可能有真实成分。据穆旦妻子周与良回忆，留美期间，他“生活十分艰苦……选择了在邮局运送邮报的重体力活”，“有机会接触到了美国下层社会的人”，“非常同情黑人的处境”，且“资产阶级”在穆旦诗里向为贬义词，都跟两诗吻合。对于美国人，政府与教会是两回事；但对于中国人穆旦，两者是一回事。由此推测，他可能从反感美国社会开始，进而对基督教产生了某种怀疑情绪，否则似无必要在诗里特意提及。
其次，他未参与具体的宗教活动。信徒团体为宗教的“细胞”，对个人信仰的维持至关重要。现存史料，未见穆旦参与宗教活动的记载，早期不得而知，后期则可以断定没有。建国初期，国内对涉外教会怀有警惕，穆旦回国后，不太可能参加宗教活动。据陈伯良的《穆旦传》，“文革”期间，穆旦因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历史问题”，家被抄不说，就连母亲的朋友来串门，都要被胡同的革委会百般盘问，就更不可能参加宗教活动了。穆旦曾在《祈神二章》（1943）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如果我们能够看见……”其实，看不见上帝，原因未必在上帝，而可能是缺乏教友呼应。结果，上帝也就不能时时跟他对话，他也慢慢疏远了基督教，两年三年三十年，基督教在他心里就磨损殆尽了。实际上，老舍就是如此—今日我们几乎忘了《茶馆》的作者原先是正式受洗的基督徒。佛教向有“随缘”之说，意为个人能否信教得看缘分，有缘则来，无缘则去。穆旦先是对基督教有了怀疑，后是建国初期环境不允许，所以，他的逐渐离开，缘尽而去，也就不奇怪了。
最后，他渐渐亲近本土传统。穆旦为外文系出身，却跟长居海外的林语堂、洪业等不同，出洋已三十二岁，留美只三载半，说到底还是生于天津、死于天津的中国人，本土的影响更深些。身为新文化运动第二代的他，接触的本土精英传统有二：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一是以“杜甫”为代表的士大夫。穆旦以叛逆传统的诗人自命，“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被围者》），反旧诗反了一辈子，但晚年苦难缠身，又痛于死亡迫近（晚年书信，谈死甚多，“感到寿命之飘忽，人生之可畏，说完就完”），对杜甫和陶潜起了很大共鸣，渐觉亲近，颇多“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中国式感慨”。他于儒家教义有隔膜，但“孔家店”不只四书五经，士大夫如陶潜、杜甫的诗歌概莫能外，对其影响与日俱增—叶落归根，回归传统，叛逆者常见，奥登不也如此？
三、从“约伯”转向“屈原”
《理智和感情》这诗，我以为，也可改为“苦难和慰藉”，其实讲的是苦难的慰藉问题。《隐现》和《理智和感情》两诗，穆旦都以问答体来探讨这一主题。实际上，这也是中西方常见的主题及形式，欧美著名的如《旧约·约伯记》，中国著名的如《楚辞·卜居》。《隐现》的答案，是“约伯”；《理智和感情》的回答，是“屈原”—从“约伯”转向“屈原”，正是穆旦从壮年到晚年的“精神位移”。 如《约伯记》所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人遭难，未必有什么因果，也未必有什么补偿，但旁观者这么想可以，当局者不成—苦难必须有补偿，得慰藉，而不是冷冰冰的实话—这是人性。因为苦难，约伯谴责上帝，“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司马迁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史记·伯夷列传》）；杜甫问“我生何为在穷谷？深夜起坐万感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奥登的《美术馆》，同样痛恨于世人的“麻木无感”。穆旦此诗，也意在为自己“丰富的痛苦”（《出发》）寻找“苦难的慰藉”，虽然诗里也承认，这无关“理智”，乃“感情”需要。所以，约伯有苦尽甘来、多子多福的“大团圆”；儒家也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孟子·告子下》）的“浓鸡汤”。事实上，苦难慰藉貌似“虚”，却牵动人类神经，为一切文化的核心内容，慰藉不够有效的文化，往往被其他文化侵袭，古希腊罗马被基督教侵袭即一例，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甚至视为“文化灭绝”。
晚年穆旦写过一首《停电之后》，写停电后点起蜡烛，“继续工作也毫不气馁/ 只是对太阳加倍地憧憬”：
次日睁开眼，白日更辉煌，
小小的烛台还摆在桌上。
我细看它，不但耗尽了油，
而且残留的泪挂在两旁：
这时我才想起，原来一夜间，
有许多阵风都要它抵挡。
于是我感激地把它拿开，
默念这可敬的小小坟场。
此处的“蜡烛”，意在自比，“默念这可敬的小小坟场”，充满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悲怆；“太阳”指光明，却非上帝。在基督徒，“继续工作也毫不气馁”，是因神在，无神，人的努力就没了根基，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里说的“怎么都行”，欧洲版的“礼崩乐坏”了。士大夫则是另一种传统，不但“不语怪力乱神”，而且（理论上）遭难也不求神拜佛。屈原为士大夫先驱，被流放后，“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找太卜郑詹尹占卜之余，大发议论，说得对方“释策而谢曰”：“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卜居》），意思是你遭难，神也没辙，自己努力。关于苦难，司马迁找到的慰藉是“所以隐忍苟活，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没有神；杜甫晚年，漂泊无依，常有“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泊岳阳城下》）、“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的自勉，慰藉是“丈夫垂名动万古”（《赤霄行》），也没有神；穆旦晚年给朋友写信说：“我总想在诗歌上贡献点什么，这是我的人生意义（当然也够可怜）”（致董言声，1977年1月4日），还是没有神。
千古艰难唯一死，苟存者，谁不渴望慰藉？
慰藉的源泉，于宗教徒，曰“信仰”；于无神者，曰“信念”，窃以为名称虽别，功能实一。包括穆旦在内的现代知识分子，跟士大夫前辈的不同，是慰藉资源增加了欧美选项，由此产生了取舍的文化冲突。而知识分子中，诗人“以心为食”，最为敏感，是此种文化冲突的“心灵探针”。事实上，接受欧美宗教思想后，又被本土文化磨损的新诗人，为数不少，郭沫若、闻一多、冯至都是例子。曾崇仰泛神论的郭沫若不必说。闻一多清华读书时受洗，后放弃，自承“丧失了基督教的信仰”（致吴景超，1922年12月4日），最后俨然“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的儒家人物。冯至早年仰慕鲁迅，又认同歌德的自然神论，抗战后转徙流离，继而迷上杜甫，一九四一年作《十四行集》，写自己的神性体验，同时赞美杜甫和鲁迅，到了一九八五年修订《十四行集》，却把“神”字统统删尽—如把“神，我深夜祈求”（第二十二首）改成“我在深夜祈求”—这么改，或出于时代顾虑，然而我们读其晚年诗文信札，虽还仰慕歌德，但宗教感已磨损殆尽，对杜甫和鲁迅的热爱倒一如当年，甚至更烈。
从基督徒看士大夫，是“无根基”，不信神，以罪人之身死扛—不信神，“固执着自己的轨道/把生命耗尽”，如河中凿井，有何意义？从士大夫看基督徒，是“拜神求佛”，效愚夫愚妇之习，求神不如求己。但我以为，两者殊途同归，上帝之有无，未必重要，慰藉之有无，却是命门—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主人公伊凡得知孩童惨死，对上帝的漠然痛心疾首，叛出教门，对上帝热讽冷嘲，托尔斯泰读后很生气，认为这个浑蛋的伊凡肯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苦难不得慰藉，“有神的教徒”也可能变为“无神的叛徒”（如许多俄国革命者就出身东正教家庭），而“名教的信徒”也可能变成“名教的叛徒”（如瞿秋白）。洪业是基督徒，又崇敬杜甫（按：其父洪曦谨守儒学，虽为县令，却常年穷饿，亦不改其节，极敬杜甫，评曰：“其人也，天假其时，则显；运命未济，亦不衰”，对他影响甚深），抗战期间被日军囚禁，自称于狱壁见耶稣显灵，同时在牢房反复背杜诗，认为：“《圣经》为绝世之书。而仅次于圣《诗》者，即为杜诗，每能慰余之大悲大喜。”（参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圣《诗》属于《圣经》，杜甫出于《论语》（按，杜甫早年，“裘马颇清狂”，纨绔子弟，也非真儒，困居长安后，始倾心孔门），耶儒并论，欧美基督徒或许不满，洪业则视为当然—这恰恰说明，士大夫之所以往往能自外于基督教，是因为本土文化的苦难慰藉也同样强大，足以“慰人之大悲大喜”。穆旦晚年诗，风骨胜于早年诗，正体现了此种力量之坚韧。
纵观历史，被苦难驱动的现代知识分子，“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号”，为求慰藉，不但有从“约伯”转向“鲁迅”的，也有从“鲁迅”转向“约伯”的，还有从“约伯”转向“佛陀”的，更有从“孔子”转向“马克思”的……性格不同，时代不同，选择也不同，甚至相反。对于“苦痛不可逃”的他们，宗教正如道德哲学，道德哲学也如宗教；无神论者正如宗教徒，宗教徒也如无神论者—或许，这才是历史的庐山真面目。而穆旦的“心灵史”，让我们窥见的，正是此种彷徨于“上帝”“孔子”“鲁迅”等神祇或英雄之间，信之旋又弃之的“改宗现象”。
二○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