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科技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与带来的各种议题，许多有识之士都同意科技与人文的交流合作十分重要，但对怎么样交流与如何合作、应该采用何种方式与内容，乃至目标为何、可以达到怎样的成果，往往不是莫衷一是即是十分抽象空泛，许多所谓科技与人文的对话及交流往往停留在抽象的层次，却没能响应前述那类迫切而具体的课题。例如台湾常见促进“科技与人文对话”的做法，就是邀请知名科学家与知名文学家、艺术家乃至高僧、宗教领袖来进行对谈，于是彼此“高”来“高”去、各言尔志，然而这类高峰对话往往如过眼烟云般效果不彰，科技与人文之间仍需多多沟通。
能源输出的高科技性使其长期受到关注 也有不少论者常借用英国作家斯诺（C. P. Snow）著名的“两种文化”（Two Cultures） ，衍伸指陈科技与人文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彼此不熟悉与不了解，甚且这两个领域的工作者有各自不同的关切、术语、追求目标乃至思考方式与价值观，仿佛科学与人文是人类学意义下的两种文化，一者理性一者感性、一者求真一者审美。于是解决办法当然是要双方接触熟悉对方的语言与思考，找时间机会浸淫在异文化之中，就能增进双方的了解、交流与沟通。先不说这种对“两种文化”的理解是透过误解来挪移斯诺的原始提法：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说法，是在批评当时英国政界大员与高级文官都是人文学科出身（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占的比例尤其高），上流社会文化鄙夷工程等实用知识，政府也对科学研究不够重视支持。然而，科技史学者艾杰顿（David Edgerton）的研究已经指出，斯诺的说法是对当时英国现况的误导与扭曲，爬梳当时英国政府的人事、经费数据与政策，可以看出英国对当时的高端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非常热衷与支持。[1]斯诺的说法与其说是对社会文化现况的真实描述，毋宁是科学家、工程师与科技官僚争取资源的宣传。另一方面，在目前绝大多数的现代国家，就资源分配、受政府重视程度与影响力而言，理工领域早就遥遥领先人文领域。
有趣的是，虽然名为两种交流，但在讨论到这类议题时却很单向，焦点往往是放在要如何增加包括人文学者在内的一般人对科学与科技的认识，而不是要如何增加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人文素养与社会思考（虽然近年这种状况开始出现一些良性的改变）。于是科学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常简称为科普）、科学傳播（communication of science）以及大众对科学的理解（popular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近年来成为受到重视的课题，一些欧美大学为此设立专门的系所培养专门人才，在较具规模的书店也可看到这些标题下的书架贩卖相关书籍。科学普及会获得重视并不令人意外，毕竟现代科学研究日益专门而高深，许多复杂的名词、术语和概念或数学计算，没有相关训练背景的民众即使有心，也很难掌握。如何将深奥的科学知识以浅显的方式教育传播给一般民众，也就成为一个专门的学问。
即便有着这样的努力，理想的科学知识普及状态似乎仍旧是可望而不可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现代科学与科技的多样分化与数量庞大，使得即便是普及与简化的版本，一般民众也难以足够掌握。其实所谓缺乏“科学知识”并不是人文学者或一般民众才有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说，即使是科学家，其科学知识也是缺乏的。此话怎讲？这是由于现代科学与科技高度的分化与专门化，因此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往往也并不了解对方所从事的研究。从事基因定序的遗传学家很可能无法掌握研究量子力学的物理学者的最新成果，反之亦然，即使这两者都被视为从事前沿的科学研究。在科学的大标签下，内部各个次领域的彼此无知，可能比一般印象还要更加严重。例如，现在有些生物学系内部会分成生态学与分子生物学两组，而即便在同一个生物学系内，两组人马对彼此的研究内容也无法很深入地了解。此外，一个国家科学研究的水平、科技的先进程度乃至投入研究资金金额，也不见得会反映一般民众的科学知识程度。例如，美国是科技水平最顶尖的国家，每年投入科学研究的经费也领先各国，然而，这次美国大选却选出一个怀疑全球暖化气候变迁是否真的存在的总统，并带领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显然问题不仅在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努力，也不是目前这种形式的人文与科学交流所能应对。回过头来反思，一个主题会成为历久不衰的讨论对象，可能意味着这是个重要而不易解决的困难问题，但也可能意味着提出问题的方式有所偏差，或是用错误的方式来寻找答案与回答问题。因此本文以STS的角度从不同的问题意识和架构来响应上述议题。所谓STS是“科技与社会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y）或“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的英文缩写。这是一门近三十余年来兴起的学科，更正确地说，是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吸收科学史、医疗史、科技史、知识社会學、人类学、科学哲学甚至文学研究等学科的概念与成果，对当代科学与技术相关议题进行探讨。本文尝试借助近年来STS的相关研究成果，从科技风险、信任危机、专家与民众（laypersons）等面向，来探讨现代科技所引发的议题，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就此可以发挥的正面功能。
当科技专家信誓旦旦保证安全无虞的科技物出现令人不安的风险，甚至酿成事故灾难，那么民众对于专家乃至对科学与技术的信任自然会大打折扣。这种状况近年来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就是英国发生的疯牛病（BSE，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当时英国开始有牛只出现走路不稳、攻击性强、行为怪异的神经症状，直致昏迷、死亡。检查发现牛只大脑呈现海绵体状的病变。事件发生后，英国农业部的科学家对外宣称疯牛病不会由牛只传染到人身上，英国的卫生部长为了取信民众，还在电视新闻中面对摄影机拿着牛肉汉堡喂自己女儿吃，可惜小女孩并不领情，一直抗拒不肯配合政令宣传。事后证实疯牛病会经由食用牛肉（尤其是含有神经组织的部位）传染到人身上，约有150名英国人由于英国政府的错误评估受害。这是个导致英国民众对科技专家的信任度大为降低的重要事件，除了对其专业知识能力的敬重大打折扣之外，也怀疑官方为了保护畜牧业庞大的利益，而轻忽甚至牺牲民众的安全。
科技与社会研究学者布莱安·温恩（Bryan Wynne）认为，科技专家对自身专业知识局限的缺乏自觉、面对一般民众时过度自信乃至傲慢，是造成科学与技术信任危机的重要因素。更糟糕的是，英国政府假科学之名独尊特定专业领域，缩限政策辩论与决策考虑的范围，对民众基于不同考虑而来的其他正当顾虑，都以“他们对专业无知”的理由加以排除。结果导致科技政策的民主决策程序，沦为以理性为名义的“威权政治仪式”。[3]
除了专家的傲慢与自大之外，对科学家的信任危机也来自于当代科学科技与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微妙关系。有时不免就出现部分研究者为了个人不正当的利益，而出卖学术的诚正，这影響的不只是研究者个人的名誉，也会损及科学的声望与民众对整个科学社群的信任。美国科学史学者欧蕾斯柯斯（Naomi Oreskes）和康威（Erik M. Conway）的研究就指出，美国有一批冷战时期崛起的右翼科学家和保守派的基金、智库乃至企业财团合作，除了支持发展核武与军备竞赛之外，也刻意从事与支持损害环境的科学研究，对香烟致癌、杀虫剂环境危害、酸雨以及气候暖化等可能威胁到大企业商业利益的科学发现，提出各种质疑。这些科学家及其支持的研究与发表的意见，并非原创的科学发现与成果，而是专门制造各种怀疑，用以阻挠保护健康与环境的立法与政策。康威与欧蕾斯柯斯称这样的科学家为“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4] 这类刻意混淆视听的科学家与科技专家，也是导致科技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
对于科技与专家的信任危机还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这种不信任并不仅限于狭义的科学与技术，还延伸到其他的知识领域与专家;其次，这种对于专业知识与专家的不信任，近年在欧美与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合流，形成一股巨大的反挫力量，对国家治理乃至国际的合作与规范都造成重大的冲击。
有一则轶事颇能点出这种对专家的怀疑及其后果。21世纪初欧美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英国女王在2008年出席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新的学院建筑落成典礼，正值危机的高峰，仪式空档女王向在座的经济学者询问：为何没有人注意到金融危机即将发生，甚至感叹“这真是糟糕”、“如此重大之事，居然所有人都错失掉”！女王的问题显然不是针对金融危机的发生追究责任。不过女王的不解乃至隐约表达出的失望与不满之情，却也表达出许多一般民众的心声，许多报导都认为女王问对问题了，不少媒体评论还借题发挥大作文章，讨论经济学这门学科目前的问题与困境。
经济学常被视为是社会科学当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也是唯一可以获得诺贝尔奖鼓励的社会科学。尤其是近年来经济学经常使用精细的计量方法与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描述、解释乃至预测经济现象，带给这门学科近似自然科学的外貌。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戳破了经济学这种精确稳固的表象。经济学专家未能预测到危机的发生进而防范未然，让人怀疑这门学科在知识上的有效性，甚至不少批评者还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多年来为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献策的财经专家，也要为这场危机负部分责任。
特朗普上台后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引起轩然大波 欧美各国民众近年这种对于专家和精英的不信任，充分反映在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前后政治人物的言论和民众的投票行为中。英国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是否脱离欧盟的公民投票，投票前法律、政治与经济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大多数都表示英国若脱离欧盟将会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包括复杂的法律修改与政治协商，也会影响国防与治安的合作。其中，经济学者尤其强调由于英国经济和欧盟的长期整合，脱离欧盟单一市场将会对英国造成重大的损失。支持留欧的政治人物在投票前的宣传活动也大量引用这些看法，希望能吓退民众不要轻举妄动支持脱欧。主张脱欧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同时也是执政党内阁阁员的麦可·葛夫（Michael Gove）在响应经济学家这些质疑时公开表示：“这个国家（英国）的人民已经受够专家了！”他的这席话，被当做表达出当时英国社会对精英专家的不信任与不满。投票结果也跌破媒体观察家的眼镜，多数英国民众不顾专家的警告而支持脱欧。英国脱欧不是近年这种怀疑专家建议的民粹主义孤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的过程以及就任总统以来一系列的作为，包括任用否认全球气候暖化的环境部长，退出巴黎气候公约等，更凸显出对专家与科学知识的信任危机。
专家、民众与人文学者：重建信任
当科技引发的风险可能引起严重的事故与巨大的灾难，而其原因并不仅限于自然知识与科技能力的不足，还牵涉到社会与文化因素;当科学家、工程师等科技专家与一般民众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出了问题，导致严重的信任危机，甚至助长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起而危及部分国家的政局稳定乃至国际局势。面对这样的难题，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可以有怎样的贡献？
从STS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人文与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若能克服对于自然科学、医疗与科技专业门墙的排斥与恐惧，如同人类学者进入异文化社会进行田野研究，或是像历史学者探究迥然不同的古代文化般，投入理解科学家与工程师实际的工作、创造知识的过程以及他们与社会的互动，便有机会以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视角与分析工具得出有用的创见，尤其可以帮助突破科技专家单面向思考的盲点。
另一方面，对科学与技术进行人文与社会研究的学者，也可以协助民众对科学与技术的实际运作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这并不是说人文学者要投身科普写作，事实上，正如哈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与崔佛·平区（Trevor Pinch）这两位STS学者所指出，当代科普写作往往过度强调科学的准确与能力，将复杂而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科学研究过程与科技使用状况加以简化。他们指出越贴近科学与技术内部进行观察与研究，就越会注意到其不确定性与复杂性，越是远离实作现场的科普写作，越会将科学与技术描绘成确定而神奇的模样。柯林斯与平区将此一现象形容为“距离带来迷魅”（distance lends enchantment）。[5] 研究科学与技术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的任务，必须呈现科学与技术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进而促进一般人对于科技及其风险的理解与评估。
温恩对于苏联切尔诺贝利（Cherbonyl）核事故放射性尘埃在英国引发的羊肉风险争议，就是这类研究的代表作。当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炉心熔毁与爆炸的核能意外事故之后，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云层随着气流飘到英国上空，随着大雨降落到英格兰北部的坎布里亚（Cumbria）地区，沾附于牧草进而污染所生产的羊肉。英国政府派出研究核污染的科学家到当地进行调查，并对牧羊人提出应对的建议。然而，由于这些科学家对当地环境地形与羊只习性并不理解，加上他们原本有关放线性物质污染植物与牲口的推测是以平地环境作为模型，和坎布里亚的丘陵地形土壤构成并不相符。相较之下，当地牧羊人因为熟悉环境与羊只习性，在科学家进行测量的过程中，就看出对方犯了许多错误。然而，政府科学家却把牧羊人当成门外汉，对他们的意见嗤之以鼻。结果是政府科学家做出错误的估算和推论，对当地牧羊人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建议与要求，牧羊人则失去对政府与专家的尊敬与信任。温恩的研究明确指出，科技专家唯有尊重理解当地民众的知识，才能做出好的研究，并且赢得民众的信任。[6] 这类研究对于处理科技研究与政策如何更好的评估风险以及与民众沟通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柯林斯将科技专家区分为两类，一是“贡献型专家”（contributory experts） ，一是“互动型专家”（interactional experts），[7] 前者是实际进行科学研究或科技工作的人，可以对科学知识或技术研发做出实质贡献的专家;后者虽然没有直接从事科研实务，但对科学知识的内容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也和科技活动有相当密切的互动，例如大型研发计划的项目管理人员、科技官僚，乃至进入实验室追着研究计划进行田野观察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人文社会学者，或是进行深度调查报导的科技记者等。互动型专家虽然不能直接创造新的科学知识或是研发新的技术，却能了解科学家与工程师所从事的实务，而他们的背景与专业也使得他们能够觉察到科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方式，乃至民众对科技的了解或误解，科技风险的沟通或政策制定的考虑等等。受过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训练的人，若是关心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現代科技所带来的种种重大议题与挑战，努力成为互动型专家会是一种思考并建立科技与人文关系的好方向;而就像成为任何一种专家一样，这也需要长期的训练与投入才能达成。
（作者单位：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注释：
[1] David Edgerton，‘“C. P. Snow as an anti-Historian of British Science： Revisiting the Technocratic Moment， 1959-1964”， History of Scienc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43 （2005）.
[2] 查尔斯·培罗：《当科技变成灾难：与高风险系统共存》， 蔡承志译，台湾商周出版社2001年版。
[3] Brian Wynne， Rationality and Ritual： Participation and Exclusion in Nuclear Decision-Making ，Routledge， 2010， 2ed.
[4] 娜欧蜜·欧蕾斯柯斯、艾瑞克·康威：《贩卖怀疑的人：从吸烟、DDT到全球暖化，一小群科学家如何掩盖真相》，林俊宏译，台北左岸文化2016年版。
[5] Harry Collins and Trevor Pinch， The Golem at Large：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Technolog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 Brian Wynne， “May the Sheep Safely Graze？ A Reflexive View of the Expert-Lay Knowledge Divide” in Scott Lash， Bronislaw Szerszynski and Brian Wynne， Risk， 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 Towards a New Ecology ， Sage， 1996.
[7] Harry Collins， Are We All Scientific Experts Now？ ，Polity Press，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