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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愤怒在微博上比任何情绪传播得更快，而愤怒信息大多数与中国的社会问题或中国与外国的外交问题有关。对于愤怒，从来就有两种看法，一种将愤怒视为一时的癫狂，令人迷乱和失去理性。例如，柏拉图认为，“人绝不应该对两种事情动怒，第一种是他自己有能力去做的，第二种是他无能为力的。”爱因斯坦说，“愤怒只存在于傻子的心里。”
另一种是在愤怒中看到某种合理的道德冲动，例如，亚里士多德就在愤怒和愤慨中看到某种对“不公平”的抗议。但他又说，“任何人都会愤怒——那是很容易的，但是，找对愤怒的对象，以合适的程度愤怒，在恰当的时候和为正确的目的而愤怒，以及以正确的方式愤怒，这就不是每个人都力所能及的了，也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愤怒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个人情绪，但需要通过教育的规训才具有社会公义的价值。
在社会环境里，愤怒是作为伤感、无助、自怨自艾、自卑自虐、逆来顺受的对立面，才成为一种可能具有积极意义的情绪。美国诗人洛威尔说，“人们一般在伤感时无所行动。他们只是为自己的处境发出哀叹。但是，一旦他们愤怒了，他们就会要求改变。”英国作家托尔金在《王者归来》中说， “如果我们所有人一起愤怒，那就能够有所作为。”在一个社会里，有意义的愤怒发生在人们对改变共同命运形成某种目标的时候。他们愤怒，还因为是有共同认可的价值在支撑。愤怒表现出他们对不良现实的批判和抵制，也因此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力量。
小到个人，大到社会，如果对社会不公和非正义不会感到愤怒，那就只会陷入一种苟延残喘和逆来顺受的自我沉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就描绘了这样一个孤独、猥琐、卑贱的小人物。他蜗居在洞穴一般的地下室里，内心充满了病态的自卑。他常常剖析自己，头脑异常清楚，但就是不会愤怒，也永远不思求变，因为他的思考没有价值的支撑。他的抱怨也因此沦为近于无理性的呓语。他内心无时无刻不在遭受怨恨和自虐的煎熬，他会做出刁难别人、欺负仆人和女友的事情，但那不过是为了个人泄愤而已，连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这种自虐变态的怨恨与具有社会正义意识的愤怒是不同的。怨恨和自虐带来的不是勇敢的抗议和反抗，而是胆怯、卑微的变态和疯狂。
一个怨恨和自虐的人，他在强者那里备受羞辱之后，一定会找更弱的弱者来发泄。他集受虐与施虐于一身。这种怨恨和自虐只能藏在一个人自己心里，无法向他人传递，也难以为他人理解和接受。在公共话语空间传递的应该是一种与此不同的愤怒。但是，自以为理由充足，可以肆意妄为，要怎么发怒就怎么发怒，却是对讨论和解决公共问题有害无益的。无节制的愤怒会偏离理性，变成一种对其他意见表达的极不宽容，甚至狂暴压制。因此，一个人虽然愤怒，但在做公共发言之前，制怒应该成为他必修的功课。美国作家兼记者安布罗斯·比尔斯在《魔鬼词典》（The Devil’s Dictionary）中写道，“如果你在发怒时说话，那么再好的发言也会让你事后后悔。”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在中国出现的“说不”和“不高兴”类书籍都表现了对中国与外国关系的愤怒，这本来不是坏事。但是，这些书却不幸只是作者们发怒时的激愤冲动之言，因此也都为怒所限、为怒所累。他们后来是不是后悔过，我无从知道。但是不难看到，书中的愤怒之言除了发泄情绪之外，对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并未能贡献有益的理性思考。
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不会没有愤怒情绪，问题是如何对愤怒提供理性的引导和疏解条件。缺乏理性的愤怒是仇恨和暴力结合的伴娘，阶级斗争就是前车之鉴。无理性或非理性的愤怒很容易裹挟大批的粉丝，在它强制性的同声相求中，公共问题的多元和深入讨论会被完全扼杀。在同声相求的群体里，人们诉诸武断的谴责或赞美，满足于夸张的感慨和宣泄情绪。以这种愤怒形成和凝聚的人群往往是狂烈暴躁的乌合之众，而不是理性思考的，诉诸公共说理的公民群体。
防止愤怒走向偏激的最好办法是形成一个理性说理的社会环境，这是一种民主制度的环境。如果我们把公共说理看成是公众教育和教育的机制，那么民主就不只是一种有效的治理，而且也是一种必要的公众教育和自我教育，其中包括对人的愤怒情绪的教育——对什么愤怒、为何愤怒、如何重视、如何节制、以及用什么方式表示愤怒。受到这样教育的公众才最有可能既能愤怒，又能把愤怒转变为一种积极的，改变现实的共同力量。
徐贲
（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另一种是在愤怒中看到某种合理的道德冲动，例如，亚里士多德就在愤怒和愤慨中看到某种对“不公平”的抗议。但他又说，“任何人都会愤怒——那是很容易的，但是，找对愤怒的对象，以合适的程度愤怒，在恰当的时候和为正确的目的而愤怒，以及以正确的方式愤怒，这就不是每个人都力所能及的了，也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愤怒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个人情绪，但需要通过教育的规训才具有社会公义的价值。
在社会环境里，愤怒是作为伤感、无助、自怨自艾、自卑自虐、逆来顺受的对立面，才成为一种可能具有积极意义的情绪。美国诗人洛威尔说，“人们一般在伤感时无所行动。他们只是为自己的处境发出哀叹。但是，一旦他们愤怒了，他们就会要求改变。”英国作家托尔金在《王者归来》中说， “如果我们所有人一起愤怒，那就能够有所作为。”在一个社会里，有意义的愤怒发生在人们对改变共同命运形成某种目标的时候。他们愤怒，还因为是有共同认可的价值在支撑。愤怒表现出他们对不良现实的批判和抵制，也因此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力量。
小到个人，大到社会，如果对社会不公和非正义不会感到愤怒，那就只会陷入一种苟延残喘和逆来顺受的自我沉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就描绘了这样一个孤独、猥琐、卑贱的小人物。他蜗居在洞穴一般的地下室里，内心充满了病态的自卑。他常常剖析自己，头脑异常清楚，但就是不会愤怒，也永远不思求变，因为他的思考没有价值的支撑。他的抱怨也因此沦为近于无理性的呓语。他内心无时无刻不在遭受怨恨和自虐的煎熬，他会做出刁难别人、欺负仆人和女友的事情，但那不过是为了个人泄愤而已，连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这种自虐变态的怨恨与具有社会正义意识的愤怒是不同的。怨恨和自虐带来的不是勇敢的抗议和反抗，而是胆怯、卑微的变态和疯狂。
一个怨恨和自虐的人，他在强者那里备受羞辱之后，一定会找更弱的弱者来发泄。他集受虐与施虐于一身。这种怨恨和自虐只能藏在一个人自己心里，无法向他人传递，也难以为他人理解和接受。在公共话语空间传递的应该是一种与此不同的愤怒。但是，自以为理由充足，可以肆意妄为，要怎么发怒就怎么发怒，却是对讨论和解决公共问题有害无益的。无节制的愤怒会偏离理性，变成一种对其他意见表达的极不宽容，甚至狂暴压制。因此，一个人虽然愤怒，但在做公共发言之前，制怒应该成为他必修的功课。美国作家兼记者安布罗斯·比尔斯在《魔鬼词典》（The Devil’s Dictionary）中写道，“如果你在发怒时说话，那么再好的发言也会让你事后后悔。”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在中国出现的“说不”和“不高兴”类书籍都表现了对中国与外国关系的愤怒，这本来不是坏事。但是，这些书却不幸只是作者们发怒时的激愤冲动之言，因此也都为怒所限、为怒所累。他们后来是不是后悔过，我无从知道。但是不难看到，书中的愤怒之言除了发泄情绪之外，对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并未能贡献有益的理性思考。
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不会没有愤怒情绪，问题是如何对愤怒提供理性的引导和疏解条件。缺乏理性的愤怒是仇恨和暴力结合的伴娘，阶级斗争就是前车之鉴。无理性或非理性的愤怒很容易裹挟大批的粉丝，在它强制性的同声相求中，公共问题的多元和深入讨论会被完全扼杀。在同声相求的群体里，人们诉诸武断的谴责或赞美，满足于夸张的感慨和宣泄情绪。以这种愤怒形成和凝聚的人群往往是狂烈暴躁的乌合之众，而不是理性思考的，诉诸公共说理的公民群体。
防止愤怒走向偏激的最好办法是形成一个理性说理的社会环境，这是一种民主制度的环境。如果我们把公共说理看成是公众教育和教育的机制，那么民主就不只是一种有效的治理，而且也是一种必要的公众教育和自我教育，其中包括对人的愤怒情绪的教育——对什么愤怒、为何愤怒、如何重视、如何节制、以及用什么方式表示愤怒。受到这样教育的公众才最有可能既能愤怒，又能把愤怒转变为一种积极的，改变现实的共同力量。
徐贲
（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