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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安徽省出现了名闻全国、远销港、澳和北美地区的“傻子瓜子”。“傻子”年广九前后两次沉没，却又神奇浮起，这与邓小平的关怀分不开。
年广九最早是做水果生意的，60年代受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冲击，水果摊多次被查抄。后来又搞长途贩运，又被没收了自行车和现款，还以“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获释后，谋生无路，只好重操旧业，偷炒瓜子，提篮小卖，每天换一个地方，和工商人员“捉迷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
当年广九炒瓜子时，芜湖瓜子行业还一片萧条，国营商业出售的瓜子又苦又咸，其他一些小贩偷偷摸摸地炒的瓜子也都质量平平。年广九这个生意老手，看到这桩生意的远景，他琢磨如果真的要靠炒瓜子为生，就非得炒出个与众不同的品位。
他尝遍了芜湖名家瓜子后，又奔南昌、武汉、苏州、上海，了解各地瓜子行情，将各地瓜子都买上一包，回到家中轮换品尝。年广九终于悟出窍门来了：要想瓜子炒得好吃还又好嗑，一是配料，二是火候。
年广九经过反复改进，逐渐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傻子瓜子”：甜中带辣，咸里透鲜，融南北口味于一体，一嗑三瓣，“傻子瓜子”卖出了名气。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1.8万斤，雇工103人，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和香港市场。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在寻找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典型，“傻子”年广九炒瓜子致富、他的传奇经历以及年广九的独特个性，令许多新闻界同行趋之若鹜。年广九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开始越加透明起来。
芜湖这座瓜子城的崛起，缘于“傻子”年广九的带动。有不少芜湖人从事炒瓜子是步了年广九的后尘的。曾经有过“米市”这个光荣称号的芜湖市，在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的带动下，再一次辉煌了起来。
奇怪的是，当芜湖瓜子之路被年广九闯出来之后，给年广九带来的不是荣誉和赞词，相反，更多的是责难。
“傻子心太黑了，为了自己挣钱，不惜血本降价挤垮别人。”这是指年广九在1981年那次为保存自己实力，实行削价销售的竞争措施。
有的说：“他还雇了不少长工呢！他从小就贩这倒那，心术不正，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几回了，到现在还死不悔改呢。”
这个把自己也当成“傻子”的年广九，对这些话充耳不闻，别人越讲得凶，他就干得越欢，似乎是在赌气。
“傻子瓜子”顺利打入上海和华东市场，起势之猛使年广九本人也始料未及。1982年下半年，小小的“傻子瓜子”，在上海人的家庭中已可与糖果、蜜饯、巧克力分庭抗礼了。上海人为了能买到“傻子瓜子”，不得不在商店门前排起长龙。
然而，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工厂毕竟还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面对上海这个大市场，供求链条被日渐绷紧，告急消息频频传到芜湖总部，订货单如雪片般从各地飞到芜湖。1983年3月，无计可施的年广九买了芜湖“迎春”瓜子10万斤，分别装进“傻子瓜子”的包装袋运到上海救急。年广九只想先应付订货单，并从中捞到一个差价。他却没想到，这一着弄巧成拙的招数，却给他带来了灾难。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识破了其中的猫腻，立刻对这种假冒“傻子”品牌瓜子口诛笔伐。《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都刊登了批评消息，上海市工商局也立即立案，查清年广九以伪充真，并在销售伪“傻子瓜子”过程中偷漏税款4.3万元的错误。消息传出后，《人民日报》也在一版显要位置将此事向全国披露，并加了评论，对“傻子瓜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也正是这批冒牌的“傻子瓜子”，使年广九和“傻子瓜子”的声誉一落千丈。
1983年12月，国务院有关领导在听取工商局汇报时，年广九偷税的事再一次被提出来。有人对年广九目前经营的规模很担心，问是不是要限制他发展。姚依林副总理答道：“‘傻’偷漏税不对，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以前有不少人炒，‘文化大革命’搞光了。有‘傻子瓜子’不是坏事，是拾遗补阙。再看一看吧……”
年广九没有去埋怨别人，他知道自己走错了棋，受到批评和经济处罚也是应该的。
转眼到了中秋，年广九怎么也未想到，他炒瓜子的事不仅被捅到了北京，而且还惊动了日理万机的邓小平。
10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专门提到了这件事：“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啊！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多少人，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它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消息传到年广九耳朵里，他乐不可支，如沐春风。3年来，他天天都像是走在一条钢丝绳上。他心想你们不是要上告我吗，现在邓主席说我没有伤害社会主义。
年广九非但没因雇工和逃税的事重进班房，反而又一次成了蜚声全国的新闻人物，这是年广九本人和要整他的人都没有想到的。
年广九苦苦思索之后，决定申请搞联营，以进一步扩大经营。1985年4月，年广九个人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挂牌联营。年广九提供“傻子瓜子”商标，连同他个人的技术入股，那两家负责提供资金，由年廣九出任总经理。
为了尽快让刚成立的“傻子瓜子”公司上马并尽早见到效益，年广九苦思冥想增效新招。正巧，当时中国市场上兴起一股有奖销售热。年广九也赶着这股浪潮，决定将每斤瓜子提价一角钱，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大张旗鼓地展开有奖销售，并提出很大的赌注：150万张奖券里设奖10等，一等奖1名，奖小卧车1辆，二等奖2名，各得摩托车1辆……
有奖销售刚红红火火地开了头，第一天芜湖就销售了31万公斤，在此后的两周内，全国各地共销售230万公斤。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短命辉煌。鉴于当时不少人借着“有奖销售热”的机会，以次充好，以伪乱真，搞乱了市场，上面突然来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单位搞有奖销售。这道禁令造成年广九的公司瓜子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回笼，损失63万元，对注册资金不足30万元的公司来讲，等于两次倾家荡产！
“傻子”接受了这次教训后，决定再次与芜湖市新芜区联营，又建成一家集体性质瓜子厂，仍由他出任总经理。新芜区原只是想用“傻子”的招牌，而生产由区里管，年广九仍像办个体瓜子厂时的小业主一样，一切由自己说了算。区里派来的几位副经理看不惯他在工作上的独断专行，便向检察院举报他有经济问题。终于在1989年9月的一天，年广九被关进看守所受审，罪名是贪污和挪用公款，很快全国许多报纸又纷纷披露。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并无问题，只是查到他再婚超生和婚外恋的私人生活问题。结果，中级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九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傻子”身陷囹圄后，市民愤愤不平，大家认为“傻子”的错误只是私生活上的问题，就连一位法官在庭外也直言不讳地说：“傻子有什么罪？！”
年广九的两个儿子，在“傻子”关押期间，他们小心经营，竭力稳住“傻子瓜子”的生产流水线，同时又为父亲蒙冤四处奔走。一次偶然机会，有人献策：“何不写封信给邓大人，只有‘通天’才好解决问题呀！”于是几经周折，终于把信递到邓小平手里。1992年元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特别提到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之道。毋庸赘言，年广九很快就获得司法部门的无罪释放。
年广九共有3个儿子，老大老二都会做生意。大儿子年全宝，在中山路开了家全宝炒货店。二儿子年强当上了“傻子瓜子”公司总厂厂长，举着老“傻子”年广九的旗帜开拓前进。
（摘自新华出版社《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主编：吴思 等 本文作者：邱健）
年广九最早是做水果生意的，60年代受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冲击，水果摊多次被查抄。后来又搞长途贩运，又被没收了自行车和现款，还以“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获释后，谋生无路，只好重操旧业，偷炒瓜子，提篮小卖，每天换一个地方，和工商人员“捉迷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
当年广九炒瓜子时，芜湖瓜子行业还一片萧条，国营商业出售的瓜子又苦又咸，其他一些小贩偷偷摸摸地炒的瓜子也都质量平平。年广九这个生意老手，看到这桩生意的远景，他琢磨如果真的要靠炒瓜子为生，就非得炒出个与众不同的品位。
他尝遍了芜湖名家瓜子后，又奔南昌、武汉、苏州、上海，了解各地瓜子行情，将各地瓜子都买上一包，回到家中轮换品尝。年广九终于悟出窍门来了：要想瓜子炒得好吃还又好嗑，一是配料，二是火候。
年广九经过反复改进，逐渐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傻子瓜子”：甜中带辣，咸里透鲜，融南北口味于一体，一嗑三瓣，“傻子瓜子”卖出了名气。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1.8万斤，雇工103人，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和香港市场。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在寻找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典型，“傻子”年广九炒瓜子致富、他的传奇经历以及年广九的独特个性，令许多新闻界同行趋之若鹜。年广九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开始越加透明起来。
芜湖这座瓜子城的崛起，缘于“傻子”年广九的带动。有不少芜湖人从事炒瓜子是步了年广九的后尘的。曾经有过“米市”这个光荣称号的芜湖市，在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的带动下，再一次辉煌了起来。
奇怪的是，当芜湖瓜子之路被年广九闯出来之后，给年广九带来的不是荣誉和赞词，相反，更多的是责难。
“傻子心太黑了，为了自己挣钱，不惜血本降价挤垮别人。”这是指年广九在1981年那次为保存自己实力，实行削价销售的竞争措施。
有的说：“他还雇了不少长工呢！他从小就贩这倒那，心术不正，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几回了，到现在还死不悔改呢。”
这个把自己也当成“傻子”的年广九，对这些话充耳不闻，别人越讲得凶，他就干得越欢，似乎是在赌气。
“傻子瓜子”顺利打入上海和华东市场，起势之猛使年广九本人也始料未及。1982年下半年，小小的“傻子瓜子”，在上海人的家庭中已可与糖果、蜜饯、巧克力分庭抗礼了。上海人为了能买到“傻子瓜子”，不得不在商店门前排起长龙。
然而，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工厂毕竟还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面对上海这个大市场，供求链条被日渐绷紧，告急消息频频传到芜湖总部，订货单如雪片般从各地飞到芜湖。1983年3月，无计可施的年广九买了芜湖“迎春”瓜子10万斤，分别装进“傻子瓜子”的包装袋运到上海救急。年广九只想先应付订货单，并从中捞到一个差价。他却没想到，这一着弄巧成拙的招数，却给他带来了灾难。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识破了其中的猫腻，立刻对这种假冒“傻子”品牌瓜子口诛笔伐。《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都刊登了批评消息，上海市工商局也立即立案，查清年广九以伪充真，并在销售伪“傻子瓜子”过程中偷漏税款4.3万元的错误。消息传出后，《人民日报》也在一版显要位置将此事向全国披露，并加了评论，对“傻子瓜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也正是这批冒牌的“傻子瓜子”，使年广九和“傻子瓜子”的声誉一落千丈。
1983年12月，国务院有关领导在听取工商局汇报时，年广九偷税的事再一次被提出来。有人对年广九目前经营的规模很担心，问是不是要限制他发展。姚依林副总理答道：“‘傻’偷漏税不对，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以前有不少人炒，‘文化大革命’搞光了。有‘傻子瓜子’不是坏事，是拾遗补阙。再看一看吧……”
年广九没有去埋怨别人，他知道自己走错了棋，受到批评和经济处罚也是应该的。
转眼到了中秋，年广九怎么也未想到，他炒瓜子的事不仅被捅到了北京，而且还惊动了日理万机的邓小平。
10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专门提到了这件事：“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啊！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多少人，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它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消息传到年广九耳朵里，他乐不可支，如沐春风。3年来，他天天都像是走在一条钢丝绳上。他心想你们不是要上告我吗，现在邓主席说我没有伤害社会主义。
年广九非但没因雇工和逃税的事重进班房，反而又一次成了蜚声全国的新闻人物，这是年广九本人和要整他的人都没有想到的。
年广九苦苦思索之后，决定申请搞联营，以进一步扩大经营。1985年4月，年广九个人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挂牌联营。年广九提供“傻子瓜子”商标，连同他个人的技术入股，那两家负责提供资金，由年廣九出任总经理。
为了尽快让刚成立的“傻子瓜子”公司上马并尽早见到效益，年广九苦思冥想增效新招。正巧，当时中国市场上兴起一股有奖销售热。年广九也赶着这股浪潮，决定将每斤瓜子提价一角钱，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大张旗鼓地展开有奖销售，并提出很大的赌注：150万张奖券里设奖10等，一等奖1名，奖小卧车1辆，二等奖2名，各得摩托车1辆……
有奖销售刚红红火火地开了头，第一天芜湖就销售了31万公斤，在此后的两周内，全国各地共销售230万公斤。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短命辉煌。鉴于当时不少人借着“有奖销售热”的机会，以次充好，以伪乱真，搞乱了市场，上面突然来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单位搞有奖销售。这道禁令造成年广九的公司瓜子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回笼，损失63万元，对注册资金不足30万元的公司来讲，等于两次倾家荡产！
“傻子”接受了这次教训后，决定再次与芜湖市新芜区联营，又建成一家集体性质瓜子厂，仍由他出任总经理。新芜区原只是想用“傻子”的招牌，而生产由区里管，年广九仍像办个体瓜子厂时的小业主一样，一切由自己说了算。区里派来的几位副经理看不惯他在工作上的独断专行，便向检察院举报他有经济问题。终于在1989年9月的一天，年广九被关进看守所受审，罪名是贪污和挪用公款，很快全国许多报纸又纷纷披露。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并无问题，只是查到他再婚超生和婚外恋的私人生活问题。结果，中级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九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傻子”身陷囹圄后，市民愤愤不平，大家认为“傻子”的错误只是私生活上的问题，就连一位法官在庭外也直言不讳地说：“傻子有什么罪？！”
年广九的两个儿子，在“傻子”关押期间，他们小心经营，竭力稳住“傻子瓜子”的生产流水线，同时又为父亲蒙冤四处奔走。一次偶然机会，有人献策：“何不写封信给邓大人，只有‘通天’才好解决问题呀！”于是几经周折，终于把信递到邓小平手里。1992年元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特别提到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之道。毋庸赘言，年广九很快就获得司法部门的无罪释放。
年广九共有3个儿子，老大老二都会做生意。大儿子年全宝，在中山路开了家全宝炒货店。二儿子年强当上了“傻子瓜子”公司总厂厂长，举着老“傻子”年广九的旗帜开拓前进。
（摘自新华出版社《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主编：吴思 等 本文作者：邱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