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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同志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掌握丰富的资料，分析深入透彻，且富于同情，我读后常常深为感动。但这篇《杨联陞为什么生气》（载《书屋》杂志2000年第10期），我却有不同看法。
此文根据赵俪生先生的书，似乎杨联陞是一个毫无礼貌、不近人情、甚至自命为美国人的“高等华人”，我想这中间是有误会。大概赵先生和谢泳同志都不知道杨联陞是个有病的人。一九五八年，他开始患精神病——抑郁症，犯病后脑子活动无法控制，烦躁不安，没有一刻安宁，身体虚弱无力。严重时甚至立下遗嘱想自杀，必须进医院进行电疗。一九五八年犯病后到一九五九年四月份才开始好转。以后每一两年病一次，一般少则三五个月以后好转，长则经年，大体上三年里面有一年是在生病。
杨联陞是很好客的，差不多每周都有两三次招待客人来吃饭，来客的留言簿三十年中就有十六本之多。但是，当他生病的时候就绝对不会请客人来。据道申同志所抄录的留言簿来看，一九八七年一至四月留言簿全是空白，这恰是赵先生访美的时间。以后的五月、六月、八月、十二月共只有四次来过客人吃饭。道申同志从日记中查他父亲的诗词，一九八六年有诗十三首，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五日，才又有一首，中间全是空白。这些情况都说明一九八七年四月赵俪生先生去美时，杨联陞很可能尚在病中，或者大病初愈。
今年四月中旬，恰巧道申同志的儿子华岳赴美留学，于是叫他到祖母那里查阅他祖父的日记。华岳电话报告说，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这一天的日记是：“不知所云的某君由旅馆来电（71岁，可能认识蒋浮萃），不能吃外国饭，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应来三个月，已去(华岳注：英文，猜可能是地名)，想退款回去，想去(华岳注：英文，可能也是地名)。认识山东大学某公□□□□□□(华岳注：有半句看不清)，气一女士照应不力。”日记一侧有“爱莫能助”四字，字体、墨迹与当日日记不同，显然是日后加上去的。
杨联陞的日记，不像李慈铭那样是预备给后人看的，可信程度应该较高。首先，他似乎不知道来者就是山东大学的赵俪生；其次，两人那一段极不愉快的对话不见于日记中，这有几种可能：或者杨故意不记，或者杨因病中，神经不健全，因而没有记，而事后追记的“爱莫能助”四个字和赵俪生书中所说又似乎有矛盾。总而言之，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吧。
谢泳同志怀疑杨联陞那一席话，是他回想起清华做学生时期，左派学生和右派学生之情况而引起的，这种解释我也有所怀疑。
据我所知，杨联陞作学生时，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右。到美多年以后于政治更不关心。在他心目中，业务高于一切，他一九七三年回国主要是因为总理对回国探亲的赵元任夫人说：“杨联陞、毛子水（两人都是胡适指定为其整理遗稿的人）我都知道，我们欢迎他们回国看看嘛！”杨联陞当时很小心，很多亲戚、朋友都不敢去看，怕连累他们，只有周一良因为是“梁效”成员，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要求见周。从这种心态看来，说他还斤斤于几十年前清华同学中左右派之争，似乎无此必要吧。
总之，杨联陞是否如此生气，如果生气是为什么原因，恐怕还是个谜。
关于杨联陞去美，并非公派。经过是这样的：我经洪煨莲先生介绍，给当时在北京的哈佛大学教授贾德纳先生搜罗并翻译日文资料。三十九年前我获得哈佛奖学金，将去美国，贾德纳很愿意我再推荐一人帮他，我当时初识联陞，对他极为佩服，但不知他日文如何，所以征询了钱稻孙的意见。钱认为可以胜任，我就把他推荐给贾德纳先生。后来贾回到剑桥，想让我继续帮他阅读日文杂志，而我那时已领取哈佛的全时奖学金，不得再兼职业，因此贾德纳先生自费邀请联陞来美一年帮他工作（贾家里比较富裕，故有此能力）。联陞到美后，在贾家吃住，以后因受知于赵元任先生遂领取哈－燕京奖学金，成为正式研究生。谢泳同志文中说：“杨到美国去是正常的留学生，初期还是公派。”不够确切。
二○○○年五月十四日口授历史系研究生笔录，合志感谢。
此文根据赵俪生先生的书，似乎杨联陞是一个毫无礼貌、不近人情、甚至自命为美国人的“高等华人”，我想这中间是有误会。大概赵先生和谢泳同志都不知道杨联陞是个有病的人。一九五八年，他开始患精神病——抑郁症，犯病后脑子活动无法控制，烦躁不安，没有一刻安宁，身体虚弱无力。严重时甚至立下遗嘱想自杀，必须进医院进行电疗。一九五八年犯病后到一九五九年四月份才开始好转。以后每一两年病一次，一般少则三五个月以后好转，长则经年，大体上三年里面有一年是在生病。
杨联陞是很好客的，差不多每周都有两三次招待客人来吃饭，来客的留言簿三十年中就有十六本之多。但是，当他生病的时候就绝对不会请客人来。据道申同志所抄录的留言簿来看，一九八七年一至四月留言簿全是空白，这恰是赵先生访美的时间。以后的五月、六月、八月、十二月共只有四次来过客人吃饭。道申同志从日记中查他父亲的诗词，一九八六年有诗十三首，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五日，才又有一首，中间全是空白。这些情况都说明一九八七年四月赵俪生先生去美时，杨联陞很可能尚在病中，或者大病初愈。
今年四月中旬，恰巧道申同志的儿子华岳赴美留学，于是叫他到祖母那里查阅他祖父的日记。华岳电话报告说，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这一天的日记是：“不知所云的某君由旅馆来电（71岁，可能认识蒋浮萃），不能吃外国饭，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应来三个月，已去(华岳注：英文，猜可能是地名)，想退款回去，想去(华岳注：英文，可能也是地名)。认识山东大学某公□□□□□□(华岳注：有半句看不清)，气一女士照应不力。”日记一侧有“爱莫能助”四字，字体、墨迹与当日日记不同，显然是日后加上去的。
杨联陞的日记，不像李慈铭那样是预备给后人看的，可信程度应该较高。首先，他似乎不知道来者就是山东大学的赵俪生；其次，两人那一段极不愉快的对话不见于日记中，这有几种可能：或者杨故意不记，或者杨因病中，神经不健全，因而没有记，而事后追记的“爱莫能助”四个字和赵俪生书中所说又似乎有矛盾。总而言之，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吧。
谢泳同志怀疑杨联陞那一席话，是他回想起清华做学生时期，左派学生和右派学生之情况而引起的，这种解释我也有所怀疑。
据我所知，杨联陞作学生时，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右。到美多年以后于政治更不关心。在他心目中，业务高于一切，他一九七三年回国主要是因为总理对回国探亲的赵元任夫人说：“杨联陞、毛子水（两人都是胡适指定为其整理遗稿的人）我都知道，我们欢迎他们回国看看嘛！”杨联陞当时很小心，很多亲戚、朋友都不敢去看，怕连累他们，只有周一良因为是“梁效”成员，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要求见周。从这种心态看来，说他还斤斤于几十年前清华同学中左右派之争，似乎无此必要吧。
总之，杨联陞是否如此生气，如果生气是为什么原因，恐怕还是个谜。
关于杨联陞去美，并非公派。经过是这样的：我经洪煨莲先生介绍，给当时在北京的哈佛大学教授贾德纳先生搜罗并翻译日文资料。三十九年前我获得哈佛奖学金，将去美国，贾德纳很愿意我再推荐一人帮他，我当时初识联陞，对他极为佩服，但不知他日文如何，所以征询了钱稻孙的意见。钱认为可以胜任，我就把他推荐给贾德纳先生。后来贾回到剑桥，想让我继续帮他阅读日文杂志，而我那时已领取哈佛的全时奖学金，不得再兼职业，因此贾德纳先生自费邀请联陞来美一年帮他工作（贾家里比较富裕，故有此能力）。联陞到美后，在贾家吃住，以后因受知于赵元任先生遂领取哈－燕京奖学金，成为正式研究生。谢泳同志文中说：“杨到美国去是正常的留学生，初期还是公派。”不够确切。
二○○○年五月十四日口授历史系研究生笔录，合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