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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信任度的问题近年来广受大家的关注。我国大众主观臆测都认为我国的社会信任度在随着恶性事件的报道而不断受到威胁。然而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却与人们的主观想法相违背。本文通过对社会信任的结构分析和对社会信任度的测量方法的分析，发现人们在对社会信任认知模式上和社会信任度测量中出现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社会；信任度；测量
“是你教我要对人友善的，友善的结果却是，我好心帮助别人却被拐走关了七年！”这是获得2016年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影片《房间》里面的一个句台词。世界价值观调查在1981年到2014年间对100多个国家进行了六轮调查，结果显示，在这30多年里，世界各国国民对自己所在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呈现出总体下降趋势。“信任危机”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
“社会不信任感”是在人受到欺骗以后，安全感下降所产生的。我国从毒奶粉事件到毒疫苗事件，人民的社会信任正被一次一次的击碎。社会信任度的下降会对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安居造成不容小觑的威胁。网上有一则视频的题目是“我国为何会有那么多的儿童被拐卖？”。拍摄者分别在美国和中国设置一样的情节：一个小孩在路上做迷茫状，而一位成年演员上前跟他搭讪并试图引诱小孩跟他走，对比中美的路人，在看到后是什么反应。让观者吃惊的是，美国的路人在发现小孩很迷茫的情况下都会上前问询，并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不允许任何陌生人带小孩走。而中国的路人则是看到以后都默不作声的走开，没有一个路人主动上前问询或是报警的。这样大的反差让观者看到后有一丝的心寒，这不只是在告诉我们那么多的儿童被拐卖的原因，还反映出了我国公民在别人需要帮助时表现的冷漠。然而社会信任感是公民社会归属感和社会责任心的基石，正是因为对社会的不信任，才造成了人们不愿意去相信陌生人，去帮助陌生人。这些现象都让人对我国的社会信任度感到担忧，然而调查数据反映的情况却与我们的主观判断相反。
世界价值观调查六轮结果显示，中国人与人之间信任水平是64.4%，高出了世界平均水平（25.4%）一倍多。世界价值观各轮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在3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信任度一直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也高于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国家。看到这样的结果，让人质疑这样的数据是怎样得来的？陶普（Lars Torpe）和洛莱（Henrik Lolle）在其研究中提出，相对于泛化的大多数人，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是一个更有效的测量社会信任的指标。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采用的是起源于诺埃尔—诺依曼（Noelle-Neumann）的方法，向受访者问以下问题“一般来说，您认为社会上大多数可以信任吗？”当受访者回答是“认可”或“一般认可”时被认为是信任的，而回答是“不认可”或“不清楚”时被认为是不信任的。
出于对社会信任度真实性的质疑，笔者按照这个方法也同样进行了一个调查，但是多增加了测试信任度的情境题“如果有陌生人找您借手机，您愿意借给他（她）吗？”然而调查的结果却是：有70.43%的受访者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陌生人可信，却只有30.95%的受访者愿意将手机借给陌生人。通过数据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人们在自己财产可能受到威胁的时候还是不愿意去相信陌生人的。为什么单纯的问题和设置情景之后调查出来的结果就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是否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就不可信呢？
这些疑问可以用社会信任的结构特征来进行解答。我们将信任视为一个立体的概念：从横向上看，信任对象的范围有多大？从纵向上看，信任的程度有多深？从更深层次看，信任的情境是什么？首先，当我们面对不同人的时候，信任程度也会不同。相较陌生人而言，对亲人的信任程度一定会高一些，但这种程度上的差异并不能称为“危机”，而是天性使然。其次，在面对同一个人的时候，在不同情境中，人们对他的信任度也可能有差异。因此，信任度的提高和下降都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我们分清对象，分清情境予以讨论。
综上，不管我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是否真实存在，就我们自身来而言，首先应该做到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为利益所惑。商人不可为金钱利益而置消费者生死而不顾，官员不可为一己私欲而滥用权利欺瞒公众。其次我们应该提倡合理的看待社会信任的认知模式。社会信任度受到威胁的说法是和一些新闻媒体、舆论导向密不可分的。随着通信技术和各种传媒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媒体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媒体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了吸引眼球，一些媒体的都聚焦在冲突、负面事件，无意中导致了一种与事实不符、言过其实的信任氛围。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一些报道有助于我们洞察社会问题的存在，但并不能让我们科学的评估社会信任的状况，还有可能对我们自身的社会信任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大众传媒本身也应该意识到自己对百姓价值观的影响。不仅关注恶性事件的冲突点，还应该加强对后续处理的揭露和报道。不仅敦促事件本身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办法，也让观者知晓恶性事件最终是会得到法律的制裁的。最后信任度的测量方法和手段上还有待改进，“信任危机”和“社会信任”本质上都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因此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度量信任的标尺。结合社会发展和文化差异而设计出一套更加准确的信任测量工具是当务之急。（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黄健。高等教育与社会信任_基于中英调查数据的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12，11期
关键词：中国社会；信任度；测量
“是你教我要对人友善的，友善的结果却是，我好心帮助别人却被拐走关了七年！”这是获得2016年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影片《房间》里面的一个句台词。世界价值观调查在1981年到2014年间对100多个国家进行了六轮调查，结果显示，在这30多年里，世界各国国民对自己所在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呈现出总体下降趋势。“信任危机”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
“社会不信任感”是在人受到欺骗以后，安全感下降所产生的。我国从毒奶粉事件到毒疫苗事件，人民的社会信任正被一次一次的击碎。社会信任度的下降会对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安居造成不容小觑的威胁。网上有一则视频的题目是“我国为何会有那么多的儿童被拐卖？”。拍摄者分别在美国和中国设置一样的情节：一个小孩在路上做迷茫状，而一位成年演员上前跟他搭讪并试图引诱小孩跟他走，对比中美的路人，在看到后是什么反应。让观者吃惊的是，美国的路人在发现小孩很迷茫的情况下都会上前问询，并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不允许任何陌生人带小孩走。而中国的路人则是看到以后都默不作声的走开，没有一个路人主动上前问询或是报警的。这样大的反差让观者看到后有一丝的心寒，这不只是在告诉我们那么多的儿童被拐卖的原因，还反映出了我国公民在别人需要帮助时表现的冷漠。然而社会信任感是公民社会归属感和社会责任心的基石，正是因为对社会的不信任，才造成了人们不愿意去相信陌生人，去帮助陌生人。这些现象都让人对我国的社会信任度感到担忧，然而调查数据反映的情况却与我们的主观判断相反。
世界价值观调查六轮结果显示，中国人与人之间信任水平是64.4%，高出了世界平均水平（25.4%）一倍多。世界价值观各轮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在3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信任度一直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也高于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国家。看到这样的结果，让人质疑这样的数据是怎样得来的？陶普（Lars Torpe）和洛莱（Henrik Lolle）在其研究中提出，相对于泛化的大多数人，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是一个更有效的测量社会信任的指标。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采用的是起源于诺埃尔—诺依曼（Noelle-Neumann）的方法，向受访者问以下问题“一般来说，您认为社会上大多数可以信任吗？”当受访者回答是“认可”或“一般认可”时被认为是信任的，而回答是“不认可”或“不清楚”时被认为是不信任的。
出于对社会信任度真实性的质疑，笔者按照这个方法也同样进行了一个调查，但是多增加了测试信任度的情境题“如果有陌生人找您借手机，您愿意借给他（她）吗？”然而调查的结果却是：有70.43%的受访者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陌生人可信，却只有30.95%的受访者愿意将手机借给陌生人。通过数据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人们在自己财产可能受到威胁的时候还是不愿意去相信陌生人的。为什么单纯的问题和设置情景之后调查出来的结果就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是否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就不可信呢？
这些疑问可以用社会信任的结构特征来进行解答。我们将信任视为一个立体的概念：从横向上看，信任对象的范围有多大？从纵向上看，信任的程度有多深？从更深层次看，信任的情境是什么？首先，当我们面对不同人的时候，信任程度也会不同。相较陌生人而言，对亲人的信任程度一定会高一些，但这种程度上的差异并不能称为“危机”，而是天性使然。其次，在面对同一个人的时候，在不同情境中，人们对他的信任度也可能有差异。因此，信任度的提高和下降都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我们分清对象，分清情境予以讨论。
综上，不管我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是否真实存在，就我们自身来而言，首先应该做到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为利益所惑。商人不可为金钱利益而置消费者生死而不顾，官员不可为一己私欲而滥用权利欺瞒公众。其次我们应该提倡合理的看待社会信任的认知模式。社会信任度受到威胁的说法是和一些新闻媒体、舆论导向密不可分的。随着通信技术和各种传媒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媒体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媒体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了吸引眼球，一些媒体的都聚焦在冲突、负面事件，无意中导致了一种与事实不符、言过其实的信任氛围。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一些报道有助于我们洞察社会问题的存在，但并不能让我们科学的评估社会信任的状况，还有可能对我们自身的社会信任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大众传媒本身也应该意识到自己对百姓价值观的影响。不仅关注恶性事件的冲突点，还应该加强对后续处理的揭露和报道。不仅敦促事件本身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办法，也让观者知晓恶性事件最终是会得到法律的制裁的。最后信任度的测量方法和手段上还有待改进，“信任危机”和“社会信任”本质上都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因此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度量信任的标尺。结合社会发展和文化差异而设计出一套更加准确的信任测量工具是当务之急。（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黄健。高等教育与社会信任_基于中英调查数据的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12，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