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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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东方学家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以1866年巴拉第《中国的穆斯林》刊行为肇始标志.巴拉第与其他欧洲东方学家研究中国伊斯兰教,重视维护本国在华利益.1910年以后在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影响下,重视宣教的英美传教士取代欧洲东方学家,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主力.东方学家与传教士所代表的“殖民”与“宣教”,构成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两种主要类型.同时,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分期基本参照中国历史而非参照西方历史,说明主客之间存在辩证关系,西方无法将中国研究完全“物化”.西方的中国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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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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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东方学家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以1866年巴拉第《中国的穆斯林》刊行为肇始标志.巴拉第与其他欧洲东方学家研究中国伊斯兰教,重视维护本国在华利益.1910年以后在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影响下,重视宣教的英美传教士取代欧洲东方学家,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主力.东方学家与传教士所代表的“殖民”与“宣教”,构成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两种主要类型.同时,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分期基本参照中国历史而非参照西方历史,说明主客之间存在辩证关系,西方无法将中国研究完全“物化”.西方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从开始就带有东方学烙印,批评该学术传统的关键在于重新理解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反思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目的 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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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坛经》版本讨论中,德清勘校本《坛经》长期未得到关注.以数种新见《坛经》刊本为依据,文章明确了德清勘校本在明清时期有曹溪本、真朴重梓本、海幢寺本、鼎湖本等重要刊本,并经如皋刻经处最终定型为没有序跋的“曹溪原本”.根据《重刻法宝坛经凡例》,可以肯定德清勘校本原本署“门人法海编集”,节目有“品”字,经文称“惠能”而不是“能”或“慧能”,神会行迹见于“机缘品”而非“顿渐品”等.该刊本清代至今在《坛经》诸本中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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