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张伯苓“土货化”办学方针的实践，为中国近代教育应遵循的方向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指引。它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今天，我们如何做到在积极促进高教育国际化的同时，又有效地防止完全西化具有启发作用。
关键词：张伯苓；土货化；办学方针
作者简介：赖婷（1982-），女，广东汕头人，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广东 汕头 515063）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02-0015-02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字伯苓。他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辟者，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他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探索出适合南开大学的办学方针，即“土货化”办学方针。“土货化” 办学方针的实践，为中国近代教育如何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又做到结合中国的国情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例。
一、张伯苓“土货化”办学方针的实践
张伯苓的”土货化”办学方针主要体现在其对南开大学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上。
1.学科建设
1929年11月按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的规定，把文、理、商三科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并且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增设了与民族工业发展有密切联系的院系。1930年8月南开大学成立电机工程系以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人才。南开电机工程系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学生既学专门学科知识，又兼学管理能力。1931年，学校“应时势之急需”，为培养“洽合中国环境”的化工实用人才和谋求“中国化学工业之发达及其自给”，筹设化学工程学系，由张克忠负责规划一切。”[1]1932年正式成立化学工程学系。
而对于文科，张伯苓则认为，在中国急需有实践能力的人才时，不能引导更多的人为学习与研究耗尽终生，因而对文科偏重于经济、应用政治、财政等科系的建设，以培养“文以治国”最缺乏的人才。
2.课程设置
在“土货化”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南开大学对课程设置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使课程设置方面更加注重中国现实问题和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南开大学一方面开设了“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社会学”、“乡村建设概论”等关于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课程和由政治系教授共同讲授“读书指导”、英文系全体教授讲授“西洋文学当代人物”、化学系全体教授讲授“化学问题之研究”等追踪国际学术发展的课程。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学生的实际能力，还开设了应用性的课程。例如文科各系开设“公文程式”、“新闻习作”、“讲演术”等课程、商科先后增设“办公室管理”、“应用心理学”、“售货学及广告学”、“人事管理”、“工商实际问题”等课程，并组织学生到各大银行实习，调查天津商业贸易等。此外南开大学还开辟第二课堂即“社会观察课”。通过开设这种课程以密切学生与社会的联系，达到克服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生活弊端的目的。
文科主要是课程设置避免过细的专业化。要求一般基础课对于任何专业学生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专业课。例如，政治系在“第一年与文学院其他系相同，有国文、英文、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三者之一）、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体育、军事训练（女生为救护课）。第一学年科目：政治概论、经济学原理，”[2]第二年学习各专业学生共同学习政治学的基本课程，即英文、读书指导、选习二学程、体育、军事训练，第三、四学年科目根据各学院规定政治学划分的各种科目。
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开大学还设立了一门“社会视察”课。学生调查了天津各种机关单位100多个，足迹遍布工商、文教、新闻、司法、军政各界乃至贫民区，全面接触社会，这种“活的教育”为南开大学所独创，它改变了学生平日除书本知识外，不了解社会真实情况的缺点，培养有实践能力的人才，使求学与实际生活更加贴切。
3.科学研究
张伯苓认为，“土货化”必须从学术独立入手。[3]他认为，“中国大学若不努力于研究事业，中国学术永无土货化之时期。正如商界欲从国货代洋货，则不能不提倡制造也。”[4]为了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南开大学设立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等专门研究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设立有助于扭转当时中国学术研究处处依赖和模仿西方国家，不从中国实际出发、不为中国社会实际服务的状况。
东北研究会主要是通过调查、讲演等方法，了解日本国情及其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情况，收集整理研究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工作。还在南开大学设立“东北画厅”，对学生进行生动形象的爱国教育。当时的东北研究会由于研究日本和东北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经济研究所以了解中国经济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实况，发展学术，解决经济问题为主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项就是中国经济状况和华北地区特别是天津的经济问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要进行以下工作：收集、编纂、分析华北地区的经济与金融统计数字，深入农村进行农村经济研究，积极协助开展乡村平民教育运动，并通过实地的调查和研究，编写出大量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教材。还出版年刊《南开指数》，它成为了解旧中国的重要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料。
应用化学研究所，是张伯苓推进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一种探索。它从成立之初就指出其目的在“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上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其出品之质量，稗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5]应用化学研究所始终坚持“教育与科研并重”、“研究与生产并重”，注重实干。它主要面向我国工商业实际，着重研究解决工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该研究所下设三部，其中化学部专门负责化学分析和鉴定各种工商物品；制造部以先进的科学方法制造当时中国实业界所需之物品；咨询部用来解答各界关于化学工业上的困难问题。应用化学研究所为当时国产轻工业制品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他们不但接收京津等地厂家委托研究的项目，而且还接收远至包头、昆明厂家委托研究的项目。由于他们按合同规定准时提供研究样品，传授有关技术，因而深受厂家欢迎和称赞。
经过以上改革后，南开大学开始走上切合中国实际的办学道路。这也为南开大学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奠定了基础。
二、张伯苓“土货化”办学方针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张伯苓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土货化”办学方针，是中国国情与西方教育密切结合而形成的产物。他以自己的实践指明了中国近代教育应遵循的方向。在80年前就能提出这样的办学方针，确实难得可贵。通过了解张伯苓“土货化”办学方针的实践，为我们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今天，做到在积极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同时，又做到防止完全西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
首先，学科建设的“土货化”。当今不少大学在学科建设上，只顾盲目模仿西方发达国家高校的做法，而不考虑本国和本校的实际情况。这种在学科建设上盲目崇洋的做法，不但不利于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而且更不利于为国家培养出适合本国需要的人才。因而，为了有效避免这种情况，我们要依据中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进行学科建设，根据社会需要及时调整学科建设的方向，使学科专业结构同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做到在学科建设上立足本国国情，体现本国的特色和各类学校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可以效仿当时南开大学增设一些与民族工业发展有密切联系的系，以便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适应社会需要，而不至于培养出来的人才白白浪费。
其次，课程建设的“土货化“。当今一些大学过分追求课程设置国际化，盲目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课程。这些国际化的课程往往与中国社会实际相脱离，难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避免课程建设与中国社会实际相脱离，我们在设置课程的时侯就要考虑到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比如说我们可以效仿当时南开大学的做法，在课程设置上，设置一些与本国和本地密切相关的课程，使学生学到一些比较实用的知识。这样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实际能力。我们也可以学习当时南开大学“社会观察课”。通过开设这种课程，密切学生与社会的联系，以便克服当今大学教育脱离实际生活的弊端。
最后，科学研究的“土货化“。设立名副其实的专门研究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机构。近些年来，一些高校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设置了一批专门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机构。但是这些研究机构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在外国能发挥作用的研究机构到了中国反而就不行了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设置研究机构时，只知道照搬外国的那一套过来，在实际开展研究时，没有注意到与本国国情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当今部分大学科学研究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那一套的状况，使现有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能发挥其应有作用。
参考文献：
[1]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61.
[2]王文俊,等.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38.
[3]王文俊,等.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39.
[4]王文俊,等.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358.
[5]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47.
（责任编辑：张中）
关键词：张伯苓；土货化；办学方针
作者简介：赖婷（1982-），女，广东汕头人，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广东 汕头 515063）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02-0015-02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字伯苓。他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辟者，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他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探索出适合南开大学的办学方针，即“土货化”办学方针。“土货化” 办学方针的实践，为中国近代教育如何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又做到结合中国的国情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例。
一、张伯苓“土货化”办学方针的实践
张伯苓的”土货化”办学方针主要体现在其对南开大学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上。
1.学科建设
1929年11月按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的规定，把文、理、商三科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并且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增设了与民族工业发展有密切联系的院系。1930年8月南开大学成立电机工程系以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人才。南开电机工程系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学生既学专门学科知识，又兼学管理能力。1931年，学校“应时势之急需”，为培养“洽合中国环境”的化工实用人才和谋求“中国化学工业之发达及其自给”，筹设化学工程学系，由张克忠负责规划一切。”[1]1932年正式成立化学工程学系。
而对于文科，张伯苓则认为，在中国急需有实践能力的人才时，不能引导更多的人为学习与研究耗尽终生，因而对文科偏重于经济、应用政治、财政等科系的建设，以培养“文以治国”最缺乏的人才。
2.课程设置
在“土货化”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南开大学对课程设置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使课程设置方面更加注重中国现实问题和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南开大学一方面开设了“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社会学”、“乡村建设概论”等关于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课程和由政治系教授共同讲授“读书指导”、英文系全体教授讲授“西洋文学当代人物”、化学系全体教授讲授“化学问题之研究”等追踪国际学术发展的课程。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学生的实际能力，还开设了应用性的课程。例如文科各系开设“公文程式”、“新闻习作”、“讲演术”等课程、商科先后增设“办公室管理”、“应用心理学”、“售货学及广告学”、“人事管理”、“工商实际问题”等课程，并组织学生到各大银行实习，调查天津商业贸易等。此外南开大学还开辟第二课堂即“社会观察课”。通过开设这种课程以密切学生与社会的联系，达到克服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生活弊端的目的。
文科主要是课程设置避免过细的专业化。要求一般基础课对于任何专业学生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专业课。例如，政治系在“第一年与文学院其他系相同，有国文、英文、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三者之一）、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体育、军事训练（女生为救护课）。第一学年科目：政治概论、经济学原理，”[2]第二年学习各专业学生共同学习政治学的基本课程，即英文、读书指导、选习二学程、体育、军事训练，第三、四学年科目根据各学院规定政治学划分的各种科目。
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开大学还设立了一门“社会视察”课。学生调查了天津各种机关单位100多个，足迹遍布工商、文教、新闻、司法、军政各界乃至贫民区，全面接触社会，这种“活的教育”为南开大学所独创，它改变了学生平日除书本知识外，不了解社会真实情况的缺点，培养有实践能力的人才，使求学与实际生活更加贴切。
3.科学研究
张伯苓认为，“土货化”必须从学术独立入手。[3]他认为，“中国大学若不努力于研究事业，中国学术永无土货化之时期。正如商界欲从国货代洋货，则不能不提倡制造也。”[4]为了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南开大学设立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等专门研究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设立有助于扭转当时中国学术研究处处依赖和模仿西方国家，不从中国实际出发、不为中国社会实际服务的状况。
东北研究会主要是通过调查、讲演等方法，了解日本国情及其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情况，收集整理研究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工作。还在南开大学设立“东北画厅”，对学生进行生动形象的爱国教育。当时的东北研究会由于研究日本和东北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经济研究所以了解中国经济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实况，发展学术，解决经济问题为主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项就是中国经济状况和华北地区特别是天津的经济问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要进行以下工作：收集、编纂、分析华北地区的经济与金融统计数字，深入农村进行农村经济研究，积极协助开展乡村平民教育运动，并通过实地的调查和研究，编写出大量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教材。还出版年刊《南开指数》，它成为了解旧中国的重要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料。
应用化学研究所，是张伯苓推进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一种探索。它从成立之初就指出其目的在“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上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其出品之质量，稗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5]应用化学研究所始终坚持“教育与科研并重”、“研究与生产并重”，注重实干。它主要面向我国工商业实际，着重研究解决工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该研究所下设三部，其中化学部专门负责化学分析和鉴定各种工商物品；制造部以先进的科学方法制造当时中国实业界所需之物品；咨询部用来解答各界关于化学工业上的困难问题。应用化学研究所为当时国产轻工业制品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他们不但接收京津等地厂家委托研究的项目，而且还接收远至包头、昆明厂家委托研究的项目。由于他们按合同规定准时提供研究样品，传授有关技术，因而深受厂家欢迎和称赞。
经过以上改革后，南开大学开始走上切合中国实际的办学道路。这也为南开大学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奠定了基础。
二、张伯苓“土货化”办学方针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张伯苓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土货化”办学方针，是中国国情与西方教育密切结合而形成的产物。他以自己的实践指明了中国近代教育应遵循的方向。在80年前就能提出这样的办学方针，确实难得可贵。通过了解张伯苓“土货化”办学方针的实践，为我们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今天，做到在积极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同时，又做到防止完全西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
首先，学科建设的“土货化”。当今不少大学在学科建设上，只顾盲目模仿西方发达国家高校的做法，而不考虑本国和本校的实际情况。这种在学科建设上盲目崇洋的做法，不但不利于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而且更不利于为国家培养出适合本国需要的人才。因而，为了有效避免这种情况，我们要依据中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进行学科建设，根据社会需要及时调整学科建设的方向，使学科专业结构同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做到在学科建设上立足本国国情，体现本国的特色和各类学校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可以效仿当时南开大学增设一些与民族工业发展有密切联系的系，以便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适应社会需要，而不至于培养出来的人才白白浪费。
其次，课程建设的“土货化“。当今一些大学过分追求课程设置国际化，盲目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课程。这些国际化的课程往往与中国社会实际相脱离，难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避免课程建设与中国社会实际相脱离，我们在设置课程的时侯就要考虑到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比如说我们可以效仿当时南开大学的做法，在课程设置上，设置一些与本国和本地密切相关的课程，使学生学到一些比较实用的知识。这样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实际能力。我们也可以学习当时南开大学“社会观察课”。通过开设这种课程，密切学生与社会的联系，以便克服当今大学教育脱离实际生活的弊端。
最后，科学研究的“土货化“。设立名副其实的专门研究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机构。近些年来，一些高校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设置了一批专门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机构。但是这些研究机构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在外国能发挥作用的研究机构到了中国反而就不行了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设置研究机构时，只知道照搬外国的那一套过来，在实际开展研究时，没有注意到与本国国情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当今部分大学科学研究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那一套的状况，使现有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能发挥其应有作用。
参考文献：
[1]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61.
[2]王文俊,等.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38.
[3]王文俊,等.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39.
[4]王文俊,等.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358.
[5]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47.
（责任编辑：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