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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至1979年,我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工作将近8年,了解并经历了很多事情。虽然已过去30年,但很多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现将我所知道的关于中国和南斯拉夫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写出来。
中南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
中南两党两国的关系,从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受到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的影响,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
1976年,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访问前,接到中国人大代表团人员名单后,南斯拉夫总统典礼局局长约我到他的办公室,当时我是大使馆的政务参赞,他对我说:“你在南斯拉夫工作时间很长,了解情况。我们把你看作好朋友,希望你坦率告诉我,如果你是我们的负责官员,准备怎样接待中国人大代表团,使代表团感到满意呢?”我看局长是诚恳征求意见,想使代表团访南达到良好的效果。于是,我也以诚恳坦率的态度向局长表示说:“这次中国人大代表团访南,对促进中南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是一次很重要的访问。”
在那个时期,我国出访代表团到非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介绍党的职务。我方开始提供给南方的资料是:赛福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廖承志是全国人大常委。我觉得介绍的情况比较简单,似未引起南方足够的重视,根据我所知道的有关情况作了补充介绍,而且有意突出介绍赛和廖二人的党的职务。我先介绍:赛福鼎副委员长是国家的副元首。在那个时期,中国没有国家主席或副主席的设置,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就是国家的副元首。他同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新疆军区第一政委,是著名的少数民族领袖。廖承志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顾问,是周恩来总理在外事方面的得力助手。然后,我强调,如果方便,安排铁托总统会见代表团最为重要。其他的安排可以“客随主便”。说到这里,局长马上表示说:“我懂了,我懂了,非常感谢你!”
我知道南斯拉夫是在十分艰苦的四年反法西斯战争中走过来的,对于老革命非常敬重和钦佩,尤其敬佩中国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事后看来,我所作的上述情况介绍引起了南方的重视。南方原先告诉大使馆,南联邦议会副主席将到机场迎接代表团,可是,那天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是议会主席等。并且南方安排铁托总统亲切会见代表团,又安排南二号人物卡德尔等进行会见。南方对人大代表团非常重视,高规格接待,使访问圆满成功。
代表团访问结束后,双方都感到非常满意。更重要的是代表团的访问起到了“引桥作用”,为铁托总统1977年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搭上了“桥”。当时中南两党的关系仍处于中断状态。使馆党委认为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借助人大代表团访南的机会推动中南两党关系恢复正常。因此,我们向代表团领导提出了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建议。
代表团访问结束后,我和商务参赞任小轩随同代表团乘专机回国述职。我在飞机上继续同代表团交换意见,对恢复中南两国关系正常化取得共识。飞机到达乌鲁木齐后,新疆自治区政府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欢迎赛福鼎一行访南胜利归来。我也有幸应邀出席。赛福鼎副委员长还安排我们观看了新疆民族歌舞团演出的精彩节目,参观了著名的风景区天池,以及草原上一排排白色的毡房,其中居住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等。牧民们拿出他们自己制作的奶茶和点心招待我们。他们的热情和美味食品以及美丽的山水草原风光,成群的牛、马、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离开新疆时,我还买了新疆特有的无核大葡萄干。
回到北京后,我向外交部领导汇报工作,其中着重谈了使馆党委对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建议。在离开北京返回南斯拉夫之前,廖承志约我到东四十二条他的住宅会见。他对我说:“人大访南代表团和使馆党委关于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意见是一致的。回来后,人大访南代表团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把使馆党委关于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建议写在报告中了。现在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你回到大使馆后,要继续推动这项工作。”我回到大使馆后,把廖承志对我说的话向使馆党委作了汇报。大家听了感到很高兴,认为恢复中南两党关系有希望,大家都应本着这个精神积极开展工作。
铁托总统访华
1977年8月30日到9月8日,铁托为推动中南关系向前发展,不顾85岁高龄,乘专机到中国进行访问。
国内有关部门在研究接待铁托总统访华方案时,认为国际问题和中南两国经贸、科技、文化等双边合作关系都比较好办,唯独中南两党关系问题最为敏感和棘手。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飚和副部长李一氓向中央提出建议:可以同南共接触,不要把门关死;也可以和南共建立党的关系,并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提出这一建议,是很勇敢、有远见的。华国锋主席主持中央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有人建议:在中南两党关系问题上,可以开一点门。也有的说:可以开边门。小平同志刚恢复工作不久。他高瞻远嘱,勇于打破禁区,认为中南关系是个战略问题,在党的关系上,不要缩手缩脚,要“开门”,而且要开“正门”,不是开“后门”、“边门”,要主动称呼铁托为“同志”。叶剑英也主张恢复中南两党的关系。华国锋主席接着说:“我们要开‘正门’、开‘大门’、开‘天安门’。”于是,会议决议把参加欢迎铁托总统仪式的人数由原定的4000人增加到1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铁托总统站在敞篷车上,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他兴奋不已。
中南两党最高领导人进行会谈时,小平同志对铁托说:“过去我们两家吵架,主要是我们方面不对,但也不能说你们讲的、做的都正确。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一切向前看,你同意不同意?”铁托和多兰茨低语了几句后,说道:“十分高兴听到中方对两党关系的意见,赞同邓小平同志向前看的思想。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对南中两国的关系,而且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华国锋主席接着又说:“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我们过去吵过架,党的联系中断了,现在要恢复党的关系,有一个转弯子的问题,需要一些时间,但这个时间不必很长。”因此,当时两党恢复关系并没有立即见报。
中南两党关系解冻,铁托未曾预料到,对此他十分高兴。离开北京到达杭州的当晚,铁托和多兰茨及随行人员一起饮酒,高唱当年南斯拉夫游击队歌曲,直到深夜,还兴奋不眠。他向我方接待人员提出要看《甲午风云》电影。看完之后,他激动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征服中国。”
这次铁托访华,两国领导人会晤,消除了两国间存在的重大误会,确定恢复中南两党关系,不言而喻,摘掉了强加在铁托头上多年的修正主义大帽子。在铁托访华期间,李先念副总理全程陪同,并到上海、杭州和新疆等地进行参观访问,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款待。9月9日,铁托访华圆满结束,乘专机回到贝尔格莱德。我以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身份到机场迎接他,南方特意把我安排在迎接铁托的南领导人中间,而其他国家的使节是按到任时间先后排队迎接铁托。当铁托走下飞机,走到我面前同我握手时,我对他说:“祝贺您访华取得巨大成果。”铁托高兴地对我说:“你也将会在南斯拉夫看到这一成果。”当时,贝尔格莱德60万市民夹道欢迎他访华成功归来。铁托发表讲话说:“这次访问十分满意!在中国受到的欢迎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中国对南斯拉夫的友谊是以一种独一无二,的确是壮观的方式表示出来的,非语言所能形容。这是一次伟大的经历,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1977年11月29日是南斯拉夫的国庆日,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名义向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致电祝贺,由此表明中南两党已经有了正常关系。1978年3月,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率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南。
铁托总统访华,还有一个小插曲,颇能反映他的性格特点。当时铁托到中国进行访问,随行人员名单中却没有夫人约婉卡的名字,这引起国内的关注,外交部发专电向大使馆询问。约婉卡是一名医生,比铁托年龄小很多。在反法西斯的战争年代,约婉卡参加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在战斗中铁托与约婉卡由战友结为夫妻。从此,二人形影不离。铁托在国内进行考察或出国进行访问,约婉卡都陪同一起活动,她尽心尽责照顾铁托的一切生活,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接电后,我即前往南外交部,拜会负责铁托访华同中国驻南大使馆进行联系的官员,我向他询问:“铁托总统访华随行人员中没有夫人约婉卡的名字,是否漏掉了?”这位官员向我解释道:“考虑到中国的习惯,华国锋主席的夫人不会出面参加接待外宾的活动。因此,铁托总统这次到中国就不带夫人了。”当时我也未多加思考,如实将情况报告给国内。
但是在铁托访华返回南之后的一次活动中,南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对我谈道:“你曾询问铁托总统到中国访问为何不带夫人,现在可以把真情告诉你,约婉卡是南斯拉夫的‘江青’。我们发现她串通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些高层官员策划铁托身后的人事安排等问题。铁托总统发现他们搞阴谋活动后,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把他们都软禁起来,不许他们出面参加任何活动。所以她不能随铁托总统到中国进行访问。”1980年5月4日,铁托病逝后,才允许她参加一次铁托的送葬活动。铁托能够做到一旦发现问题,果断处理自己的战友和爱妻,实属不易。
华国锋主席访南
1978年8月21—28日,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应铁托邀请回访南斯拉夫。主要随行人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紫阳,外交部长黄华等。华国锋一行到达贝尔格莱德的第二天,由铁托总统陪同华国锋检阅仪仗队,接受40万市民的夹道欢迎,欢迎队伍载歌载舞,场面非常热烈。当晚铁托主持盛大宴会,欢迎华国锋主席一行。在华国锋主席访南结束的前一天,在南领导人的避暑胜地——布里俄尼岛为华国锋主席举行盛大的晚宴,86岁的铁托亲自驾汽车到宾馆接华国锋主席赴宴,使所有看到此情景的人都感到惊讶和感动。华国锋主席和铁托总统亲切交谈。在谈到国际交往问题时,华国锋主席说:“您是老一代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您认为在国际交往方面,主要的经验是什么?”铁托表示:“在两国关系处于友好时期,要考虑到有一天可能会变坏;在两国关系处于不好的时期,要想到有朝一日可能变好起来。”国际上所发生的许多事情,证明铁托辩证的思想观点和处理问题的主张是正确的。访南结束时,两国签订了《中南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长期协定》、《建立中南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
华国锋主席访南时,有几个小插曲,在这里我也一并记录下来。
华国锋主席访南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国华、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刘华、处长唐龙彬到南斯拉夫打前站,与南方一起安排参观的城市和项目,并考察华国锋主席的住处。我作为中国驻南大使馆临时代办全程陪同一起安排和考察。南对华国锋主席来访非常重视,让南外交部和内务部官员安排,我们欲举行便宴答谢他们。武国华副主任向我提出:“借大使馆两瓶茅台酒招待客人。”我笑着说:“我们答谢南方官员用酒,是工作需要,不是私人用,不必还。”可是,当武国华陪同华国锋主席访南时,他还是带来两瓶茅台酒,还给了大使馆。此事虽小,但在那个时代,中国各级官员如此清廉,使我不能忘怀。华国锋主席是山西人,他在宴会上吃西餐不太习惯。于是晚上厨师给他准备了小米粥、烤馒头片和一碟小菜,送到他的住处。他的厨师住在使馆。为了安全和卫生,并使他们的饭菜与使馆的饭菜分开,我特意安排去买了一个小冰箱,专为他们使用。那时,使馆买任何东西都要事先做计划,得到批准才能办。因为时间紧,这次没请示就办了,结果我为此挨了批评,作了检查。
在那个年代,从国家领导人到随行工作人员,出国一律都给20美元的出访零用费。由于代表团出访时间安排得很紧,没有时间逛商店购物。而且这点钱,到商店买不了什么东西。为此,我们很伤脑筋。有一次看电影《林家铺子》,影片中描写商店老板为方便逃难的群众,把脸盆、肥皂、牙膏、毛巾放在一起,一份一份地卖。我们受到启发,把折叠伞、圆珠笔、打火机等放在一起,20美元一份给大家。这些商品很受欢迎,因为那时国内这些东西还比较少。
1977年铁托访华和1978年华国锋主席访南,两国最高领导人进行成功的互访,诚恳会谈,消除了两国间存在多年的误会,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两党关系,摘掉了铁托头上戴了多年的修正主义等大帽子,使中南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南两国关系进入到一个新时期。
两国交往日益增多起来。中国一度想借鉴南斯拉夫的模式进行改革。各种考察团蜂拥而至,经我同南方联系的中国访南代表团就很多,我记得的代表团主要负责人有: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启立、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外贸部部长李强、财政部部长张劲夫、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姜圣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王世泰、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等。
很多代表团参观了贝尔格莱德郊区的“贝卡贝”企业。这是一种农、工、商三位一体一条龙服务的商业企业。该企业自己种植小麦,加工成各种面制品;有畜牧场,加工成各种奶制品;有自己的运输队,将各种成品运到贝尔格莱德市自己开设的商店和商业点,直接销售给市民。随同华国锋主席访南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参观该企业后,曾在四川创办了类似的企业进行试点。其他的省市也进行了试办。
上述三个重要代表团的互访,和一些重要代表团的访南,都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安排的。我们遵照国内指示负责与南方具体商议、安排。虽然是30年前的事情,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仿佛是昨天的事情。回忆起当年工作的过程,我感到高兴和欣慰。
正当两国两党关系向前发展的时候,1980年5月4日,88岁高龄的铁托病逝。华国锋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联名发唁电,对铁托做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南斯拉夫的国界。”5月6日,华国锋主席率团参加铁托葬礼。参加铁托葬礼的有来自121个国家的208个代表团,可见铁托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大。
如果问我在南斯拉夫生活和工作将近8年时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第一,“先坐冷板凳,后坐热板凳”。在那个时期,外交人员常用“冷热板凳”来形容两国间的关系好坏。我是在两国关系冷淡时期赴任,在热烈友好时期的1979年奉调回国。第二,外交人员在第一线工作,要认真观察、研究形势的发展变化,实事求是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大胆提出看法和建议。
(责任编辑汪文庆)
中南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
中南两党两国的关系,从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受到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的影响,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
1976年,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访问前,接到中国人大代表团人员名单后,南斯拉夫总统典礼局局长约我到他的办公室,当时我是大使馆的政务参赞,他对我说:“你在南斯拉夫工作时间很长,了解情况。我们把你看作好朋友,希望你坦率告诉我,如果你是我们的负责官员,准备怎样接待中国人大代表团,使代表团感到满意呢?”我看局长是诚恳征求意见,想使代表团访南达到良好的效果。于是,我也以诚恳坦率的态度向局长表示说:“这次中国人大代表团访南,对促进中南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是一次很重要的访问。”
在那个时期,我国出访代表团到非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介绍党的职务。我方开始提供给南方的资料是:赛福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廖承志是全国人大常委。我觉得介绍的情况比较简单,似未引起南方足够的重视,根据我所知道的有关情况作了补充介绍,而且有意突出介绍赛和廖二人的党的职务。我先介绍:赛福鼎副委员长是国家的副元首。在那个时期,中国没有国家主席或副主席的设置,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就是国家的副元首。他同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新疆军区第一政委,是著名的少数民族领袖。廖承志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顾问,是周恩来总理在外事方面的得力助手。然后,我强调,如果方便,安排铁托总统会见代表团最为重要。其他的安排可以“客随主便”。说到这里,局长马上表示说:“我懂了,我懂了,非常感谢你!”
我知道南斯拉夫是在十分艰苦的四年反法西斯战争中走过来的,对于老革命非常敬重和钦佩,尤其敬佩中国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事后看来,我所作的上述情况介绍引起了南方的重视。南方原先告诉大使馆,南联邦议会副主席将到机场迎接代表团,可是,那天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是议会主席等。并且南方安排铁托总统亲切会见代表团,又安排南二号人物卡德尔等进行会见。南方对人大代表团非常重视,高规格接待,使访问圆满成功。
代表团访问结束后,双方都感到非常满意。更重要的是代表团的访问起到了“引桥作用”,为铁托总统1977年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搭上了“桥”。当时中南两党的关系仍处于中断状态。使馆党委认为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借助人大代表团访南的机会推动中南两党关系恢复正常。因此,我们向代表团领导提出了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建议。
代表团访问结束后,我和商务参赞任小轩随同代表团乘专机回国述职。我在飞机上继续同代表团交换意见,对恢复中南两国关系正常化取得共识。飞机到达乌鲁木齐后,新疆自治区政府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欢迎赛福鼎一行访南胜利归来。我也有幸应邀出席。赛福鼎副委员长还安排我们观看了新疆民族歌舞团演出的精彩节目,参观了著名的风景区天池,以及草原上一排排白色的毡房,其中居住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等。牧民们拿出他们自己制作的奶茶和点心招待我们。他们的热情和美味食品以及美丽的山水草原风光,成群的牛、马、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离开新疆时,我还买了新疆特有的无核大葡萄干。
回到北京后,我向外交部领导汇报工作,其中着重谈了使馆党委对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建议。在离开北京返回南斯拉夫之前,廖承志约我到东四十二条他的住宅会见。他对我说:“人大访南代表团和使馆党委关于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意见是一致的。回来后,人大访南代表团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把使馆党委关于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建议写在报告中了。现在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你回到大使馆后,要继续推动这项工作。”我回到大使馆后,把廖承志对我说的话向使馆党委作了汇报。大家听了感到很高兴,认为恢复中南两党关系有希望,大家都应本着这个精神积极开展工作。
铁托总统访华
1977年8月30日到9月8日,铁托为推动中南关系向前发展,不顾85岁高龄,乘专机到中国进行访问。
国内有关部门在研究接待铁托总统访华方案时,认为国际问题和中南两国经贸、科技、文化等双边合作关系都比较好办,唯独中南两党关系问题最为敏感和棘手。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飚和副部长李一氓向中央提出建议:可以同南共接触,不要把门关死;也可以和南共建立党的关系,并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提出这一建议,是很勇敢、有远见的。华国锋主席主持中央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有人建议:在中南两党关系问题上,可以开一点门。也有的说:可以开边门。小平同志刚恢复工作不久。他高瞻远嘱,勇于打破禁区,认为中南关系是个战略问题,在党的关系上,不要缩手缩脚,要“开门”,而且要开“正门”,不是开“后门”、“边门”,要主动称呼铁托为“同志”。叶剑英也主张恢复中南两党的关系。华国锋主席接着说:“我们要开‘正门’、开‘大门’、开‘天安门’。”于是,会议决议把参加欢迎铁托总统仪式的人数由原定的4000人增加到1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铁托总统站在敞篷车上,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他兴奋不已。
中南两党最高领导人进行会谈时,小平同志对铁托说:“过去我们两家吵架,主要是我们方面不对,但也不能说你们讲的、做的都正确。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一切向前看,你同意不同意?”铁托和多兰茨低语了几句后,说道:“十分高兴听到中方对两党关系的意见,赞同邓小平同志向前看的思想。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对南中两国的关系,而且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华国锋主席接着又说:“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我们过去吵过架,党的联系中断了,现在要恢复党的关系,有一个转弯子的问题,需要一些时间,但这个时间不必很长。”因此,当时两党恢复关系并没有立即见报。
中南两党关系解冻,铁托未曾预料到,对此他十分高兴。离开北京到达杭州的当晚,铁托和多兰茨及随行人员一起饮酒,高唱当年南斯拉夫游击队歌曲,直到深夜,还兴奋不眠。他向我方接待人员提出要看《甲午风云》电影。看完之后,他激动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征服中国。”
这次铁托访华,两国领导人会晤,消除了两国间存在的重大误会,确定恢复中南两党关系,不言而喻,摘掉了强加在铁托头上多年的修正主义大帽子。在铁托访华期间,李先念副总理全程陪同,并到上海、杭州和新疆等地进行参观访问,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款待。9月9日,铁托访华圆满结束,乘专机回到贝尔格莱德。我以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身份到机场迎接他,南方特意把我安排在迎接铁托的南领导人中间,而其他国家的使节是按到任时间先后排队迎接铁托。当铁托走下飞机,走到我面前同我握手时,我对他说:“祝贺您访华取得巨大成果。”铁托高兴地对我说:“你也将会在南斯拉夫看到这一成果。”当时,贝尔格莱德60万市民夹道欢迎他访华成功归来。铁托发表讲话说:“这次访问十分满意!在中国受到的欢迎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中国对南斯拉夫的友谊是以一种独一无二,的确是壮观的方式表示出来的,非语言所能形容。这是一次伟大的经历,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1977年11月29日是南斯拉夫的国庆日,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名义向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致电祝贺,由此表明中南两党已经有了正常关系。1978年3月,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率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南。
铁托总统访华,还有一个小插曲,颇能反映他的性格特点。当时铁托到中国进行访问,随行人员名单中却没有夫人约婉卡的名字,这引起国内的关注,外交部发专电向大使馆询问。约婉卡是一名医生,比铁托年龄小很多。在反法西斯的战争年代,约婉卡参加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在战斗中铁托与约婉卡由战友结为夫妻。从此,二人形影不离。铁托在国内进行考察或出国进行访问,约婉卡都陪同一起活动,她尽心尽责照顾铁托的一切生活,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接电后,我即前往南外交部,拜会负责铁托访华同中国驻南大使馆进行联系的官员,我向他询问:“铁托总统访华随行人员中没有夫人约婉卡的名字,是否漏掉了?”这位官员向我解释道:“考虑到中国的习惯,华国锋主席的夫人不会出面参加接待外宾的活动。因此,铁托总统这次到中国就不带夫人了。”当时我也未多加思考,如实将情况报告给国内。
但是在铁托访华返回南之后的一次活动中,南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对我谈道:“你曾询问铁托总统到中国访问为何不带夫人,现在可以把真情告诉你,约婉卡是南斯拉夫的‘江青’。我们发现她串通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些高层官员策划铁托身后的人事安排等问题。铁托总统发现他们搞阴谋活动后,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把他们都软禁起来,不许他们出面参加任何活动。所以她不能随铁托总统到中国进行访问。”1980年5月4日,铁托病逝后,才允许她参加一次铁托的送葬活动。铁托能够做到一旦发现问题,果断处理自己的战友和爱妻,实属不易。
华国锋主席访南
1978年8月21—28日,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应铁托邀请回访南斯拉夫。主要随行人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紫阳,外交部长黄华等。华国锋一行到达贝尔格莱德的第二天,由铁托总统陪同华国锋检阅仪仗队,接受40万市民的夹道欢迎,欢迎队伍载歌载舞,场面非常热烈。当晚铁托主持盛大宴会,欢迎华国锋主席一行。在华国锋主席访南结束的前一天,在南领导人的避暑胜地——布里俄尼岛为华国锋主席举行盛大的晚宴,86岁的铁托亲自驾汽车到宾馆接华国锋主席赴宴,使所有看到此情景的人都感到惊讶和感动。华国锋主席和铁托总统亲切交谈。在谈到国际交往问题时,华国锋主席说:“您是老一代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您认为在国际交往方面,主要的经验是什么?”铁托表示:“在两国关系处于友好时期,要考虑到有一天可能会变坏;在两国关系处于不好的时期,要想到有朝一日可能变好起来。”国际上所发生的许多事情,证明铁托辩证的思想观点和处理问题的主张是正确的。访南结束时,两国签订了《中南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长期协定》、《建立中南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
华国锋主席访南时,有几个小插曲,在这里我也一并记录下来。
华国锋主席访南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国华、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刘华、处长唐龙彬到南斯拉夫打前站,与南方一起安排参观的城市和项目,并考察华国锋主席的住处。我作为中国驻南大使馆临时代办全程陪同一起安排和考察。南对华国锋主席来访非常重视,让南外交部和内务部官员安排,我们欲举行便宴答谢他们。武国华副主任向我提出:“借大使馆两瓶茅台酒招待客人。”我笑着说:“我们答谢南方官员用酒,是工作需要,不是私人用,不必还。”可是,当武国华陪同华国锋主席访南时,他还是带来两瓶茅台酒,还给了大使馆。此事虽小,但在那个时代,中国各级官员如此清廉,使我不能忘怀。华国锋主席是山西人,他在宴会上吃西餐不太习惯。于是晚上厨师给他准备了小米粥、烤馒头片和一碟小菜,送到他的住处。他的厨师住在使馆。为了安全和卫生,并使他们的饭菜与使馆的饭菜分开,我特意安排去买了一个小冰箱,专为他们使用。那时,使馆买任何东西都要事先做计划,得到批准才能办。因为时间紧,这次没请示就办了,结果我为此挨了批评,作了检查。
在那个年代,从国家领导人到随行工作人员,出国一律都给20美元的出访零用费。由于代表团出访时间安排得很紧,没有时间逛商店购物。而且这点钱,到商店买不了什么东西。为此,我们很伤脑筋。有一次看电影《林家铺子》,影片中描写商店老板为方便逃难的群众,把脸盆、肥皂、牙膏、毛巾放在一起,一份一份地卖。我们受到启发,把折叠伞、圆珠笔、打火机等放在一起,20美元一份给大家。这些商品很受欢迎,因为那时国内这些东西还比较少。
1977年铁托访华和1978年华国锋主席访南,两国最高领导人进行成功的互访,诚恳会谈,消除了两国间存在多年的误会,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两党关系,摘掉了铁托头上戴了多年的修正主义等大帽子,使中南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南两国关系进入到一个新时期。
两国交往日益增多起来。中国一度想借鉴南斯拉夫的模式进行改革。各种考察团蜂拥而至,经我同南方联系的中国访南代表团就很多,我记得的代表团主要负责人有: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启立、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外贸部部长李强、财政部部长张劲夫、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姜圣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王世泰、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等。
很多代表团参观了贝尔格莱德郊区的“贝卡贝”企业。这是一种农、工、商三位一体一条龙服务的商业企业。该企业自己种植小麦,加工成各种面制品;有畜牧场,加工成各种奶制品;有自己的运输队,将各种成品运到贝尔格莱德市自己开设的商店和商业点,直接销售给市民。随同华国锋主席访南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参观该企业后,曾在四川创办了类似的企业进行试点。其他的省市也进行了试办。
上述三个重要代表团的互访,和一些重要代表团的访南,都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安排的。我们遵照国内指示负责与南方具体商议、安排。虽然是30年前的事情,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仿佛是昨天的事情。回忆起当年工作的过程,我感到高兴和欣慰。
正当两国两党关系向前发展的时候,1980年5月4日,88岁高龄的铁托病逝。华国锋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联名发唁电,对铁托做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南斯拉夫的国界。”5月6日,华国锋主席率团参加铁托葬礼。参加铁托葬礼的有来自121个国家的208个代表团,可见铁托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大。
如果问我在南斯拉夫生活和工作将近8年时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第一,“先坐冷板凳,后坐热板凳”。在那个时期,外交人员常用“冷热板凳”来形容两国间的关系好坏。我是在两国关系冷淡时期赴任,在热烈友好时期的1979年奉调回国。第二,外交人员在第一线工作,要认真观察、研究形势的发展变化,实事求是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大胆提出看法和建议。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