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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蒙古地区有14处辽代佛塔及其遗迹。本文在建筑史分期基础上，概括总结了不同时期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成果及特点。20世纪初由日本学者调查上京南塔和庆州白塔开始，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研究进入了资料积累的基础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第一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基础资料日益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数座辽代佛塔得到维修和勘察，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进入了更加深入地科学研究阶段，前期的研究成果以古建筑勘察测绘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从古建筑和考古学领域，逐渐发展到美术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阶段。
关键词：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
中图分类号码：K247 文献标识码：A
契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重要一支。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国号“契丹”，后称“大辽”，建元“神册”。公元1125年，遼为金所灭。历时219年，传9帝。辽代早期宗教信仰以萨满教为主，至辽代中期，随着疆域逐渐扩大，多民族杂居，受汉人影响，佛教日渐兴盛。辽代崇佛，《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条载：“兴王寺，有白衣观音像。太宗援石晋主中国，自潞州迴，入幽州幸大悲阁，指此像曰：‘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中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兴军必告之，乃符传箭于诸部。”[1]可见自太宗时起，“白衣观音”成为“家神”，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得到契丹皇室认同。由于佛教兴起，辽代疆域内也开始大兴土木，修建佛寺建筑。
一、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概况
（一）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分布
佛塔是佛教的代表性建筑。“塔”为梵文“窣堵波”、“塔婆”之音译，最早是安置佛骨舍利及其相关遗物的建筑。建塔之风起源于印度，阿育王为宣传佛教而广泛建塔。此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建造佛塔的习惯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中国，自佛教传入以来，佛塔始终是佛教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辽代佛塔上承唐五代，下启金元，影响深远。
辽代疆域广阔，为加强统治而实行五京制度。五京分别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辽上京道的东部，中京道的西北部及西京道的北部地区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内蒙古地区分布有14处辽代佛塔及其相关遗迹，其中上京道现存佛塔4座，遗迹1处：为上京南塔、上京北塔、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塔遗迹、庆州白塔、敖汉五十家子塔;中京道发现了5座佛塔和1处佛塔遗迹：有中京大明塔、中京半截塔、塔子沟白塔、武安州塔、松山州塔、武官营子塔（现已不存）;3座属于西京道，为万部华严经塔，西白塔，呼和浩特蟠龙山辽塔。
（二）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基本信息
上京南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南8公里的土龙山上。上京南塔为八角七层密檐式砖塔。1999年修缮，维修后高25.47米。上京南塔东南50米处，发现了一处大型建筑基址。据1972年林东镇塔子沟村发现火葬墓中骨灰匣的墨书“天庆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开悟寺前开龙别贮沙门积行灰衬”[2]推测，上京南塔东南方向的建筑基址可能为辽代开悟寺，上京南塔原位于开悟寺中。但《辽史》中缺少开悟寺的相关记载。根据墨书题记，开悟寺应建于天庆元年（1111），但上京南塔的具体修建时间不详。
上京北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北2公里的山岗上，与南塔相对。上京北塔为六角五层密檐式砖塔，高约15米。经1980、1990年两次维修。1967年林东镇北山砖瓦厂小型火葬墓中发现了一合骨灰匣子，其匣盖墨书“大康八年十月廿日三更宝积寺首坐沙门善忍灰衬匣子”。[3]据匣盖中“宝积寺”三字，推测善忍应为宝积寺中的僧人。辽代佛寺布局，佛塔位于佛寺之内，据此推测上京北塔为宝积寺内的佛塔。宝积寺在《辽史》中也无记载。
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塔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遗址内。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通过对遗迹的发掘和遗物的研究，西山坡为辽代始建的一座寺庙遗址，遗址西侧有三座六角形佛塔建筑基址，塔前有小型建筑基址及广场。[4]
庆州白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辽庆州故城西北部。为七角八层楼阁式砖木混合结构，高73.27米。庆州白塔1988-1992年进行维修。塔内发现的砖刻记铭，记载了该塔由兴宗生母章圣皇太后供奉，于重熙十八年（1049）竣工。根据铭文可知该塔原名“释迦佛舍利塔”，但《辽史》中缺少该塔的记载。塔内发现了大量遗物，如佛像、菩萨像、舍利塔等，具有重要研究价值。[5]
敖汉五十家子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玛尼罕乡五十家子村西的古城城址内。[6]该古城为元代沿用辽代城址，辽代为降圣州，元代为宁昌路。[7]敖汉五十家子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高约34米，初建于辽，后经元、明修补增筑。元代时称“万寿白塔”。项春松称其为“龙化州塔”，并认为其建筑年代在辽末金初。[8]
中京大明塔，又称“感圣寺佛舍利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辽中京遗址内。据大明塔附近发现高出地面的龟首形台基，推测该处原为感圣寺。大明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高80.22米。有记载的修复工作在清咸丰四年（1854）。1983年又重修加固。中京大明塔修建年代，在开泰三年至寿昌四年（1013—1098）之间。[9]
中京半截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辽中京遗址外西南角。因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大地震而倒塌损毁，故称半截塔。[10]台基呈八角形，地表上保存有第一层塔身和其上的三级台阶。因塔中发现 “清宁三年（1057）”字样的青砖而确认为辽代佛塔。1984年曾进行加固维修。 塔子沟白塔，又名静安寺佛牙舍利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美丽河镇大营子村北的孤峰山上，山下有辽代静安寺遗址，现已在原址上复建了静安寺。静安寺后山坡有辽代耶律昌允及其夫人兰陵郡夫人萧氏合葬墓。静安寺塔为八角七层密檐塔[11]，残高约 14 米，直径 6 米，基座每面边长 2.45 米，由塔座、塔身、三层密檐、塔顶组成，塔顶以上部分不存。据《耶律昌允妻兰陵郡夫人萧氏墓志》，并结合《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推断静安寺建于咸雍六年至大安七年（1070—1091）之间。[12]该塔于1996 年确立为第三批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敖汉武安州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丰收乡白塔子村附近，武安州故城内。为密檐式八角空心砖塔，塔顶及塔刹部分缺失。[13]塔北侧发现了一处建筑基址，且在地表发现了大量建筑构件，推测为寺庙遗址。《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中京道武安州条记载：“武安州，觀察。唐沃州地。太祖俘汉民居木叶山下，因建城以迁之，号杏埚新城”， [14]项春松称其为杏埚新城舍利塔。[15]
松山州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郊区西部的松山州故城城外。城址东距赤峰市区35公里。城址外西北部的山坡上分布塔基、建筑台基各一处。塔基座在龟形土台上，大部分被破坏。地表散布大量砖塔构件。[16]据出土建筑构件等遗物推测，该处遗址应为辽代寺院，经金、元两代后逐渐废弃。
武官营子塔（现已不存），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武官营子村。1954年7月，宁城县武官营子村北后山乱砖中发现了一座用石板砌筑的石函，并出土了石殿模型、铁器、铜器、银器、瓷器等。热河省博物馆（今河北省博物馆前身）曾进行调查，认为该石函应为辽代佛塔下所藏。石函背面墨书“前乡贡进士社文□邑□三□妻李一民□□家女郭文谏千人邑□元是白州府郭家寨生重熙十四年阴五月九日造□”。[17]据墨书中的“重熙十四年”推测，石函上方辽代佛塔的修建年代应晚于重熙十四年（1045）。
万部华严经塔，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该塔是辽西京丰州城一寺院内的佛塔，如今寺院建筑已经不见，地表只留一塔。万部华严经塔为八角七层楼阁式，高61.45米，可能为藏经所建。其建造年代应在兴宗时期（1016-1035）。[18]金、元、明、清对该塔都有增补修筑，历代文人墨客登临挥墨，因而塔内留有女真文、契丹文、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等题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西白塔，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北5公里。古城城址因洪水冲击，保存状况不佳。城址南门外发现了一处砖构古塔残基，残高约15米。城内发现的各类遗物的年代大多为辽金时期。塔基附近发现的宽边兽面纹瓦当与城址中发现的瓦当一致，据此推测该塔原为辽代修筑。[19]
呼和浩特蟠龙山辽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东北部的大青山中。塔砖为常见的辽代沟纹砖。基座部分与辽代丰州万部华严经塔极相似，推测为辽代建筑。[20]
二、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调查与研究历程
根据研究测量手段和学科参与等特点，辽代佛塔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的调查，较早对辽代佛塔进行研究的是鸟居龙藏，其后许多日本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辽代佛塔。其中，关野贞对辽代佛塔的研究比较全面透彻，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阶段，中国学者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开展研究，以资料积累为主。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这一阶段是辽代佛塔研究的科学调查阶段。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辽代佛塔，研究方向也逐渐向多学科领域发展。
（一）第一阶段：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的调查
中国辽代佛塔的调查研究，始于日本学者。20世纪初期，日本派遣大量学者抵达中国进行考察研究。日本考古学者和建筑学者纷纷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踏查记录，辽代佛塔也在其中。当时曾到达中国研究辽代建筑的学者，有鸟居龙藏、常盘大定、伊东忠太、关野贞、竹鸟卓一、村田治郎、神尾式春等人。
鸟居龙藏是从考古学角度对满洲辽西东蒙古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及辽宁西部地区）的古遗迹进行调查研究。鸟居龙藏对上京南塔和庆州白塔的描述分别为 “稍完全只有一座”以及“辽之行宫，有一完全砖塔。因涂白色，故一名白塔子”。[21]鸟居龙藏认为上京南塔发现的大日如来像和天人象，证明了密教在辽代时已经传入了蒙古地区。他以上京南塔发现的有羽翼天人像与中国本土没有羽翼的天人像对比论证，认为上京南塔的天人像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的影响，说明辽代已经有了西方文化的渗入。鸟居龙藏是较早将考古学与古建筑学结合在一起研究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日本学者。他的研究开启了日本学者研究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之先河。
鸟居龙藏以外的学者有常盘大定、关野贞、村田治郎、神尾式春、野上俊静、竹岛卓一、河野清晃等。常盘大定是著名宗教学家，对中国佛教颇有研究。关野贞是研究辽代佛塔比较全面的建筑学者，他曾经到达过内蒙古赤峰地区进行调查并且拍摄大量图片，为其后期研究中国辽金建筑积累了丰富资料。常盘大定与关野贞二人合著的《中国佛教史迹》[22]和《中国文化史迹》[23]对中国佛教研究与古建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村田治郎在其著作《辽代佛塔概说》中列举了庆州白塔、万部华严经塔、上京南塔、中京大明塔、中京半截塔以及辽宁、北京、河北等地区的辽代佛塔，并且从多个方面对辽代佛塔进行归纳论述。[24]神尾式春在《契丹佛教文化史考》中对辽五京的佛寺和契丹塔、喇嘛塔、纯汉式塔进行了考证探讨。[25]竹岛卓一的《辽金时代的建筑与其佛像》[26]和河野清晃的“印度中国朝鲜的佛塔种类”[27]都对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有所涉及。
日本学者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日后国内外学者开展辽代佛塔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是，受技术水平的制约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学者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调查研究并不全面。 （二）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中国学者为主，主要为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基础性工作，依然处于资料积累阶段。古建筑方面，有关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专题性研究不多。在考古学方面，有学者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进行简单调查记录。
古建筑学方面，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中指出，“处于繁丽时期的辽代佛塔开始在外部模仿木构建筑”。[28]他以应县木塔为北宗辽式佛塔代表，没有具体列举出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实例，只是论述了热河地区（今河北省的承德地区、内蒙的赤峰地区、通辽部分地区、辽宁的朝阳、阜新、葫芦岛市建昌县地区）辽代佛塔的特点为材料所限导致出檐较浅。
刘敦桢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将楼阁式的砖石塔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塔身砖构，外围木构;第二种类型为全塔砖（石）砌造;第三种类型为砖（石）砌造，仿木构塔。辽庆州白塔为第二种类型的代表，即“塔全部用砖或石砌造，但塔的外形完全模仿楼阁式木塔”。 [29]他认为辽金密檐式佛塔是在唐末五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延续至明代。
20世纪50—60年代，考古学者对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的研究，以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记录和报告为主。汪宇平的“几年来的内蒙古文物工作”一文中提及当时发现的一些辽代佛教遗迹，其中，辽代佛塔有巴林左旗上京城内的南塔和北塔;巴林右旗的白塔子;喀喇沁旗的塔子沟;宁城县大名城的大塔和小塔;呼和浩特市白塔村白塔以及土默特旗蟠龙山的残塔等。[30]该篇文章列举了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各种遗迹与各类遗物，对辽代佛塔的描述不多。朱希元在“呼和浩特市的两座塔”一文中，对万部华严经塔的地理位置、建筑形制及特点、修建年代等进行了归纳总结与考证。[31]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在1959—1960年对辽中京城址开展考古勘探和发掘，初步了解了辽中京城内各类建筑的分布以及功能。
（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辽代佛塔的研究从前期的资料积累阶段进入了科学调查阶段。首先，辽代佛塔的保护和修葺工作普遍集中在这一时期，测绘结果准确，勘察数据详细。其次，这一阶段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基础资料日益丰富，推动了辽代佛塔综合研究的发展。这一阶段，无论从考古学方面，还是古建筑学方面，辽代佛塔的研究成果与前一时期相比，成果丰硕。
在古建筑方面，罗哲文的《中国古塔》一书，从塔寺布局和古塔类型两方面的论述，分别列举了庆州白塔和万部华严经塔及中京大明塔。“庆州白塔等辽金时期佛塔在塔寺布局虽然变化不大，但是其地位与宋代以前的佛塔相比仍然是下降的”。[32]他指出，可以通过万部华严经塔等砖石结构的楼阁式塔的形象来参考早期楼阁式木塔的形象。辽代密檐式佛塔与前代佛塔有三点不同，分别为塔内不能登临;塔下出现须弥座;塔檐出现了仿木结构。内蒙古地区的中京大明塔是这三点变化的代表。罗哲文在其另一著作——《中国名塔大观》中，从地理位置、修建历史、建筑结构特点、塔身装饰以及塔内遗物遗迹等方面，介绍了万部华严经塔、中京大明塔和半截塔、庆州白塔。[33]
张驭寰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名塔》一书中，介绍了52座中国古塔，其中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只有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一例，对万部华严经塔的建筑形制、结构、塔身装饰等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34]其另一著作《中国塔》中，从基座、塔身、塔门、塔檐斗栱、塔身装饰、塔刹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辽代佛塔的特点，万部华严经塔和上京南塔为一层基座的代表;敖汉武安州塔是塔身第一、第二层檐做斗拱的代表;庆州白塔和万部华严经塔是每层檐都做斗栱的代表。[35]
姜怀英等学者在“辽中京塔的年代及其结构”中，介绍了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辽中京遗址内的三座辽金时期的佛塔，即大明塔、小塔和半截塔。对属于辽代建筑的大明塔和半截塔的建筑形制、结构和装饰艺术及建造年代进行分析说明，总结了辽代佛塔建筑的特点。[36]张汉君在“辽万部华严经塔建筑构造及结构规制初探”中，从万部华严经塔的构造形制、结构和设计构思三个方面进行剖析，认为万部华严经塔不仅具有同时代辽代佛塔的特点，又具有独特的风格和特征。[37]在“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营造历史及其建筑构制”一文中，对庆州白塔的营造历史和建筑基本形制和建筑构制特征进行了讨论。[38]张汉君和张晓东在“释迎佛舍利塔历次修葺概述”对庆州白塔各层塔门券壁、铜镜及塔刹铸铜覆钵体表面和刻于塔表造像壁面和外檐铺作等部位的近三十余条题记、题刻进行了研究，探讨庆州白塔的修葺情况。[39]二人又在“辽代万部华严经塔砖构斗栱——兼探辽代仿木砖构斗栱构制的时代特征”一文中介绍了万部华严经塔砖构斗栱的形制、各部分名称及规格进行了说明，并将万部华严经塔的砖构斗拱与其他辽代楼阁式砖塔的砖构斗拱进行比较研究，总结了辽代砖塔斗拱的时代特征。[40]
考古学方面，项春松的《辽代历史与考古》一书中介绍了辽代宗教和建筑，特别是列举了五京范围内的辽代佛塔62座。其中位于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有9座，详细介绍了其中5座，分别为庆州白塔、万部华严经塔、中京大明塔、敖汉武安州塔和上京南塔。[41]
张郁在“呼和浩特西白塔古城”中，對西白塔古城的位置、城内外建筑及遗物进行了说明，认为西白塔古城为辽代云内州治所柔服县城。[42]张松柏、任学军在“辽金松山州遗址调查”中，对赤峰市西部的松山州故城附近发现的塔基进行了介绍。他们结合地方志及早期日本学者的记录，认为塔基与建筑台基为辽代寺院遗址，金、元两代废弃。[43]内蒙古考古研究所于1986-1987年对辽中京大塔基座覆土进行发掘，1991年发表了“辽中京大塔基座覆土发掘简报”，对塔基的巨大丘状堆积的形成原因和时间、护土砖墙的作用及形成、基座西侧扩出部分与基座是否同时建筑、基座与塔身是否同时建筑等四个问题进行了解答。[44]“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对辽中京城内各建筑遗址的分布、皇城和汉城的形制、佛寺建筑的特点进行了详细介绍。[45]邵国田的“辽代武安州城址调查”，将早年的研究调查成果加以总结发表，简要提及了武安州白塔的地理位置和建筑形制，主要对武安州城址的发现和考证以及这一城址的研究价值进行研究。[46]邱瑞中在“辽庆州白塔佛教文物安置规矩与建塔缘起考”中，认为庆州白塔的建造，源于章圣太后祈求祛病免灾，同时企盼如来的护佑，使其魂灵不受仁德皇后、萧促卜、萧匹敌等五十余臣子冤魂之搅扰。[47]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多。在古建筑学方面，出现了针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专题性研究，测量手段与研究方法也更加系统规范。中京大明塔、庆州白塔、万部华严经塔等发现较早的佛塔，研究成果丰硕。在考古学方面，松山州塔、武安州塔、西白塔等关注较少的辽代佛塔也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四）第四阶段：21世纪以后
21世纪以来，学界关注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关注逐渐增多。相关研究领域也从古建筑学、考古学向美术学、宗教学等学科拓展。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在古建筑学方面的研究更加详细深入。考古学依据辽代佛塔及各种佛教遗物复原辽代社会，探讨辽人的宗教信仰。辽代佛塔的造像艺术、浮雕艺术、装饰风格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
2002年4月—2003年10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宁城县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对辽中京半截塔台基覆土及地宫进行考古发掘。2005年发表了“辽中京半截塔台基覆土及地宫发掘简报”，分析了台基覆土的地层堆积情况，认为半截塔因地震形成。通过地宫和堆积内的遗物确认半截塔的建造时代为辽代。[48]董新林的“辽上京城址的发现和研究述论”，简要概括了辽上京南塔和北塔的发现历史。[49]计连成在“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中，介绍了该塔的历次修筑、塔的外观以及塔身装饰，并对塔刹出土文物情况进行了说明。[50]
陈术石等的“武安州塔的形制及建筑年代考”，对武安州塔的形制特征和建筑年代进行了探讨，指出武安州塔内部为圣宗时期修建的八角空心塔，外部为辽代末期扩建的外包砌塔。至辽末金初，在辽代包砌三层的基础上， 继续上砌四至十三层塔。[51]其“内蒙古宁城大明塔建造年代考”一文，亦通过建筑特征与修建年代两方面进行探讨，认为中京大明塔的建造年代在辽统和四年（986）之后的圣宗时期（986-1012）。高度评价大明塔“开创了辽代八角形密檐塔经典造型之先河，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辽金佛塔的独特风格，影响深远，意义重大”。[52]其“宁城大明塔的佛像”一文，以大明塔塔身装饰为研究对象，认为大明塔塔身八佛、八灵塔的整体构图以及一佛二菩萨、二飞天的雕刻组合对后世影响巨大，乃至成为佛塔装饰的范式。[53]
董新林等的“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介绍了辽上京考古新发现，对西山坡发现的建筑基址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说明，认为西山坡为辽代始建的佛教寺院遗址，具有重大研究价值。[54]佟强等在“静安寺塔和静安寺”一文中，不仅从古建筑角度对静安寺塔的形制特征加以说明，更是利用石刻资料等遗物，对静安寺的宗教内涵进行了探讨。认为静安寺塔的建造年代在咸雍六年至大安七年（1070—1091）之间。静安寺塔是传统辽地密檐与覆钵式塔结合的祖型，其塔身以菩萨为装饰题材布局，为后世建塔开创了先河。静安寺的佛教信仰是以由释迦信仰发展起来的过去七佛为主祀，融入了密宗五方佛的信仰内容，同时包括了密宗、净土宗及华严宗的信仰内涵。[55]李悦在“从赤峰地区辽代佛塔看辽代佛像的造像艺术”一文中，列举了赤峰地区的7座辽代佛塔：武安州塔、上京南塔、上京北塔、中京大明塔、庆州白塔、中京半截塔及静安寺塔，并对上述7座佛塔的造像艺术进行了探讨。[56]
2010年以后，以辽代佛塔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越来越多，这些文章大多以庆州白塔、中京大明塔和万部华严经塔为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包括古建筑学、美术史和考古学等等。张晓东博士论文“辽代砖塔建筑形制初步研究”，对辽代仿木结构砖塔的建筑形制进行研究，通过对现存辽代砖塔的勘查测绘、实地调查，总结了辽代砖塔的类型，并对其进行分区和分期研究，归纳辽代砖塔区域特征。[57]。谷赟的博士论文“辽塔研究”，从美术史角度探讨辽代佛塔，对中国境内辽代砖塔的佛塔塑像、瘗埋制度及信仰问题进行了探讨。[58]贾洋的硕士论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万部华严经塔建筑形制研究”，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万部华严经塔进行研究。[59]蔡新雨的硕士论文“辽中京半截塔形制探索研究”，从建筑形制层面对半截塔的残缺部分进行研究。[60]宋沁的硕士论文“赤峰市敖汉武安州塔原貌的数字化复原研究”，利用三维激光扫描和无人机倾斜摄影的数据对武安州塔进行复原研究。[61]张小杨的硕士论文“辽塔考述及相关问题研究”，通过搜集各类历史文献，总结了全国范围内170余座辽塔，探讨了辽塔的营建历史，并对其进行考古学分类。[62]
这一阶段，随着考古工作开展，辽上京西山坡佛塔遗迹得以发现，静安寺原址的复原工作也已完成。科学技术手段对复原与保护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学与考古学，美术史、宗教学将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纳入研究对象之中。
三、小结
內蒙古地区现存辽代佛塔12座，佛塔遗址2处。研究成果较多且细致的为庆州白塔、中京大明塔和万部华严经塔，国内外学者对上述三座塔的建筑形制、结构特点及出土文物等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这三座塔为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建筑的代表。
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最早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进行研究，上京南塔和庆州白塔为其研究重点。但日本学者对内蒙古地区其他的辽代佛塔研究较少。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者以早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继续研究辽代佛塔。这一阶段，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相关工作，大多通过测绘勘察和考古发掘积累资料。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对辽代佛塔的研究进入了科学调查阶段，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逐渐得到重视。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维修工作大多集中在这一阶段。佛塔的测绘数据细致准确。专著类书籍开始详细介绍内蒙古地区重要的辽代佛塔，专门研究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文章逐渐增多。进入21世纪以后，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成果更加丰硕。美术、宗教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增多，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得到了更加全面细致地研究。 辽承唐制，辽代佛塔继承了唐五代以来的建筑风格，且对后世的佛塔建筑有着重要影响。《辽史·地理志》对辽代寺院和佛塔的记载并不详尽，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辽代佛塔及相关遗迹，为弥补《辽史》中的不足和纠正其中的错误起着重要作用。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在风沙侵蚀和天灾人祸中屹立千年尚存，不仅展现了辽代匠人高超精湛的建筑技巧，同时也为今人研究辽代佛教及辽代建筑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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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嘉懿（1997-），汉族，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辽代史。
关键词：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
中图分类号码：K247 文献标识码：A
契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重要一支。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国号“契丹”，后称“大辽”，建元“神册”。公元1125年，遼为金所灭。历时219年，传9帝。辽代早期宗教信仰以萨满教为主，至辽代中期，随着疆域逐渐扩大，多民族杂居，受汉人影响，佛教日渐兴盛。辽代崇佛，《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条载：“兴王寺，有白衣观音像。太宗援石晋主中国，自潞州迴，入幽州幸大悲阁，指此像曰：‘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中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兴军必告之，乃符传箭于诸部。”[1]可见自太宗时起，“白衣观音”成为“家神”，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得到契丹皇室认同。由于佛教兴起，辽代疆域内也开始大兴土木，修建佛寺建筑。
一、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概况
（一）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分布
佛塔是佛教的代表性建筑。“塔”为梵文“窣堵波”、“塔婆”之音译，最早是安置佛骨舍利及其相关遗物的建筑。建塔之风起源于印度，阿育王为宣传佛教而广泛建塔。此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建造佛塔的习惯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中国，自佛教传入以来，佛塔始终是佛教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辽代佛塔上承唐五代，下启金元，影响深远。
辽代疆域广阔，为加强统治而实行五京制度。五京分别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辽上京道的东部，中京道的西北部及西京道的北部地区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内蒙古地区分布有14处辽代佛塔及其相关遗迹，其中上京道现存佛塔4座，遗迹1处：为上京南塔、上京北塔、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塔遗迹、庆州白塔、敖汉五十家子塔;中京道发现了5座佛塔和1处佛塔遗迹：有中京大明塔、中京半截塔、塔子沟白塔、武安州塔、松山州塔、武官营子塔（现已不存）;3座属于西京道，为万部华严经塔，西白塔，呼和浩特蟠龙山辽塔。
（二）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基本信息
上京南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南8公里的土龙山上。上京南塔为八角七层密檐式砖塔。1999年修缮，维修后高25.47米。上京南塔东南50米处，发现了一处大型建筑基址。据1972年林东镇塔子沟村发现火葬墓中骨灰匣的墨书“天庆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开悟寺前开龙别贮沙门积行灰衬”[2]推测，上京南塔东南方向的建筑基址可能为辽代开悟寺，上京南塔原位于开悟寺中。但《辽史》中缺少开悟寺的相关记载。根据墨书题记，开悟寺应建于天庆元年（1111），但上京南塔的具体修建时间不详。
上京北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北2公里的山岗上，与南塔相对。上京北塔为六角五层密檐式砖塔，高约15米。经1980、1990年两次维修。1967年林东镇北山砖瓦厂小型火葬墓中发现了一合骨灰匣子，其匣盖墨书“大康八年十月廿日三更宝积寺首坐沙门善忍灰衬匣子”。[3]据匣盖中“宝积寺”三字，推测善忍应为宝积寺中的僧人。辽代佛寺布局，佛塔位于佛寺之内，据此推测上京北塔为宝积寺内的佛塔。宝积寺在《辽史》中也无记载。
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塔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遗址内。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通过对遗迹的发掘和遗物的研究，西山坡为辽代始建的一座寺庙遗址，遗址西侧有三座六角形佛塔建筑基址，塔前有小型建筑基址及广场。[4]
庆州白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辽庆州故城西北部。为七角八层楼阁式砖木混合结构，高73.27米。庆州白塔1988-1992年进行维修。塔内发现的砖刻记铭，记载了该塔由兴宗生母章圣皇太后供奉，于重熙十八年（1049）竣工。根据铭文可知该塔原名“释迦佛舍利塔”，但《辽史》中缺少该塔的记载。塔内发现了大量遗物，如佛像、菩萨像、舍利塔等，具有重要研究价值。[5]
敖汉五十家子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玛尼罕乡五十家子村西的古城城址内。[6]该古城为元代沿用辽代城址，辽代为降圣州，元代为宁昌路。[7]敖汉五十家子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高约34米，初建于辽，后经元、明修补增筑。元代时称“万寿白塔”。项春松称其为“龙化州塔”，并认为其建筑年代在辽末金初。[8]
中京大明塔，又称“感圣寺佛舍利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辽中京遗址内。据大明塔附近发现高出地面的龟首形台基，推测该处原为感圣寺。大明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高80.22米。有记载的修复工作在清咸丰四年（1854）。1983年又重修加固。中京大明塔修建年代，在开泰三年至寿昌四年（1013—1098）之间。[9]
中京半截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辽中京遗址外西南角。因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大地震而倒塌损毁，故称半截塔。[10]台基呈八角形，地表上保存有第一层塔身和其上的三级台阶。因塔中发现 “清宁三年（1057）”字样的青砖而确认为辽代佛塔。1984年曾进行加固维修。 塔子沟白塔，又名静安寺佛牙舍利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美丽河镇大营子村北的孤峰山上，山下有辽代静安寺遗址，现已在原址上复建了静安寺。静安寺后山坡有辽代耶律昌允及其夫人兰陵郡夫人萧氏合葬墓。静安寺塔为八角七层密檐塔[11]，残高约 14 米，直径 6 米，基座每面边长 2.45 米，由塔座、塔身、三层密檐、塔顶组成，塔顶以上部分不存。据《耶律昌允妻兰陵郡夫人萧氏墓志》，并结合《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推断静安寺建于咸雍六年至大安七年（1070—1091）之间。[12]该塔于1996 年确立为第三批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敖汉武安州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丰收乡白塔子村附近，武安州故城内。为密檐式八角空心砖塔，塔顶及塔刹部分缺失。[13]塔北侧发现了一处建筑基址，且在地表发现了大量建筑构件，推测为寺庙遗址。《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中京道武安州条记载：“武安州，觀察。唐沃州地。太祖俘汉民居木叶山下，因建城以迁之，号杏埚新城”， [14]项春松称其为杏埚新城舍利塔。[15]
松山州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郊区西部的松山州故城城外。城址东距赤峰市区35公里。城址外西北部的山坡上分布塔基、建筑台基各一处。塔基座在龟形土台上，大部分被破坏。地表散布大量砖塔构件。[16]据出土建筑构件等遗物推测，该处遗址应为辽代寺院，经金、元两代后逐渐废弃。
武官营子塔（现已不存），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武官营子村。1954年7月，宁城县武官营子村北后山乱砖中发现了一座用石板砌筑的石函，并出土了石殿模型、铁器、铜器、银器、瓷器等。热河省博物馆（今河北省博物馆前身）曾进行调查，认为该石函应为辽代佛塔下所藏。石函背面墨书“前乡贡进士社文□邑□三□妻李一民□□家女郭文谏千人邑□元是白州府郭家寨生重熙十四年阴五月九日造□”。[17]据墨书中的“重熙十四年”推测，石函上方辽代佛塔的修建年代应晚于重熙十四年（1045）。
万部华严经塔，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该塔是辽西京丰州城一寺院内的佛塔，如今寺院建筑已经不见，地表只留一塔。万部华严经塔为八角七层楼阁式，高61.45米，可能为藏经所建。其建造年代应在兴宗时期（1016-1035）。[18]金、元、明、清对该塔都有增补修筑，历代文人墨客登临挥墨，因而塔内留有女真文、契丹文、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等题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西白塔，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北5公里。古城城址因洪水冲击，保存状况不佳。城址南门外发现了一处砖构古塔残基，残高约15米。城内发现的各类遗物的年代大多为辽金时期。塔基附近发现的宽边兽面纹瓦当与城址中发现的瓦当一致，据此推测该塔原为辽代修筑。[19]
呼和浩特蟠龙山辽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东北部的大青山中。塔砖为常见的辽代沟纹砖。基座部分与辽代丰州万部华严经塔极相似，推测为辽代建筑。[20]
二、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调查与研究历程
根据研究测量手段和学科参与等特点，辽代佛塔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的调查，较早对辽代佛塔进行研究的是鸟居龙藏，其后许多日本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辽代佛塔。其中，关野贞对辽代佛塔的研究比较全面透彻，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阶段，中国学者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开展研究，以资料积累为主。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这一阶段是辽代佛塔研究的科学调查阶段。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辽代佛塔，研究方向也逐渐向多学科领域发展。
（一）第一阶段：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的调查
中国辽代佛塔的调查研究，始于日本学者。20世纪初期，日本派遣大量学者抵达中国进行考察研究。日本考古学者和建筑学者纷纷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踏查记录，辽代佛塔也在其中。当时曾到达中国研究辽代建筑的学者，有鸟居龙藏、常盘大定、伊东忠太、关野贞、竹鸟卓一、村田治郎、神尾式春等人。
鸟居龙藏是从考古学角度对满洲辽西东蒙古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及辽宁西部地区）的古遗迹进行调查研究。鸟居龙藏对上京南塔和庆州白塔的描述分别为 “稍完全只有一座”以及“辽之行宫，有一完全砖塔。因涂白色，故一名白塔子”。[21]鸟居龙藏认为上京南塔发现的大日如来像和天人象，证明了密教在辽代时已经传入了蒙古地区。他以上京南塔发现的有羽翼天人像与中国本土没有羽翼的天人像对比论证，认为上京南塔的天人像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的影响，说明辽代已经有了西方文化的渗入。鸟居龙藏是较早将考古学与古建筑学结合在一起研究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日本学者。他的研究开启了日本学者研究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之先河。
鸟居龙藏以外的学者有常盘大定、关野贞、村田治郎、神尾式春、野上俊静、竹岛卓一、河野清晃等。常盘大定是著名宗教学家，对中国佛教颇有研究。关野贞是研究辽代佛塔比较全面的建筑学者，他曾经到达过内蒙古赤峰地区进行调查并且拍摄大量图片，为其后期研究中国辽金建筑积累了丰富资料。常盘大定与关野贞二人合著的《中国佛教史迹》[22]和《中国文化史迹》[23]对中国佛教研究与古建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村田治郎在其著作《辽代佛塔概说》中列举了庆州白塔、万部华严经塔、上京南塔、中京大明塔、中京半截塔以及辽宁、北京、河北等地区的辽代佛塔，并且从多个方面对辽代佛塔进行归纳论述。[24]神尾式春在《契丹佛教文化史考》中对辽五京的佛寺和契丹塔、喇嘛塔、纯汉式塔进行了考证探讨。[25]竹岛卓一的《辽金时代的建筑与其佛像》[26]和河野清晃的“印度中国朝鲜的佛塔种类”[27]都对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有所涉及。
日本学者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日后国内外学者开展辽代佛塔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是，受技术水平的制约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学者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调查研究并不全面。 （二）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中国学者为主，主要为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基础性工作，依然处于资料积累阶段。古建筑方面，有关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专题性研究不多。在考古学方面，有学者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进行简单调查记录。
古建筑学方面，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中指出，“处于繁丽时期的辽代佛塔开始在外部模仿木构建筑”。[28]他以应县木塔为北宗辽式佛塔代表，没有具体列举出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实例，只是论述了热河地区（今河北省的承德地区、内蒙的赤峰地区、通辽部分地区、辽宁的朝阳、阜新、葫芦岛市建昌县地区）辽代佛塔的特点为材料所限导致出檐较浅。
刘敦桢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将楼阁式的砖石塔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塔身砖构，外围木构;第二种类型为全塔砖（石）砌造;第三种类型为砖（石）砌造，仿木构塔。辽庆州白塔为第二种类型的代表，即“塔全部用砖或石砌造，但塔的外形完全模仿楼阁式木塔”。 [29]他认为辽金密檐式佛塔是在唐末五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延续至明代。
20世纪50—60年代，考古学者对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的研究，以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记录和报告为主。汪宇平的“几年来的内蒙古文物工作”一文中提及当时发现的一些辽代佛教遗迹，其中，辽代佛塔有巴林左旗上京城内的南塔和北塔;巴林右旗的白塔子;喀喇沁旗的塔子沟;宁城县大名城的大塔和小塔;呼和浩特市白塔村白塔以及土默特旗蟠龙山的残塔等。[30]该篇文章列举了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各种遗迹与各类遗物，对辽代佛塔的描述不多。朱希元在“呼和浩特市的两座塔”一文中，对万部华严经塔的地理位置、建筑形制及特点、修建年代等进行了归纳总结与考证。[31]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在1959—1960年对辽中京城址开展考古勘探和发掘，初步了解了辽中京城内各类建筑的分布以及功能。
（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辽代佛塔的研究从前期的资料积累阶段进入了科学调查阶段。首先，辽代佛塔的保护和修葺工作普遍集中在这一时期，测绘结果准确，勘察数据详细。其次，这一阶段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基础资料日益丰富，推动了辽代佛塔综合研究的发展。这一阶段，无论从考古学方面，还是古建筑学方面，辽代佛塔的研究成果与前一时期相比，成果丰硕。
在古建筑方面，罗哲文的《中国古塔》一书，从塔寺布局和古塔类型两方面的论述，分别列举了庆州白塔和万部华严经塔及中京大明塔。“庆州白塔等辽金时期佛塔在塔寺布局虽然变化不大，但是其地位与宋代以前的佛塔相比仍然是下降的”。[32]他指出，可以通过万部华严经塔等砖石结构的楼阁式塔的形象来参考早期楼阁式木塔的形象。辽代密檐式佛塔与前代佛塔有三点不同，分别为塔内不能登临;塔下出现须弥座;塔檐出现了仿木结构。内蒙古地区的中京大明塔是这三点变化的代表。罗哲文在其另一著作——《中国名塔大观》中，从地理位置、修建历史、建筑结构特点、塔身装饰以及塔内遗物遗迹等方面，介绍了万部华严经塔、中京大明塔和半截塔、庆州白塔。[33]
张驭寰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名塔》一书中，介绍了52座中国古塔，其中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只有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一例，对万部华严经塔的建筑形制、结构、塔身装饰等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34]其另一著作《中国塔》中，从基座、塔身、塔门、塔檐斗栱、塔身装饰、塔刹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辽代佛塔的特点，万部华严经塔和上京南塔为一层基座的代表;敖汉武安州塔是塔身第一、第二层檐做斗拱的代表;庆州白塔和万部华严经塔是每层檐都做斗栱的代表。[35]
姜怀英等学者在“辽中京塔的年代及其结构”中，介绍了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辽中京遗址内的三座辽金时期的佛塔，即大明塔、小塔和半截塔。对属于辽代建筑的大明塔和半截塔的建筑形制、结构和装饰艺术及建造年代进行分析说明，总结了辽代佛塔建筑的特点。[36]张汉君在“辽万部华严经塔建筑构造及结构规制初探”中，从万部华严经塔的构造形制、结构和设计构思三个方面进行剖析，认为万部华严经塔不仅具有同时代辽代佛塔的特点，又具有独特的风格和特征。[37]在“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营造历史及其建筑构制”一文中，对庆州白塔的营造历史和建筑基本形制和建筑构制特征进行了讨论。[38]张汉君和张晓东在“释迎佛舍利塔历次修葺概述”对庆州白塔各层塔门券壁、铜镜及塔刹铸铜覆钵体表面和刻于塔表造像壁面和外檐铺作等部位的近三十余条题记、题刻进行了研究，探讨庆州白塔的修葺情况。[39]二人又在“辽代万部华严经塔砖构斗栱——兼探辽代仿木砖构斗栱构制的时代特征”一文中介绍了万部华严经塔砖构斗栱的形制、各部分名称及规格进行了说明，并将万部华严经塔的砖构斗拱与其他辽代楼阁式砖塔的砖构斗拱进行比较研究，总结了辽代砖塔斗拱的时代特征。[40]
考古学方面，项春松的《辽代历史与考古》一书中介绍了辽代宗教和建筑，特别是列举了五京范围内的辽代佛塔62座。其中位于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有9座，详细介绍了其中5座，分别为庆州白塔、万部华严经塔、中京大明塔、敖汉武安州塔和上京南塔。[41]
张郁在“呼和浩特西白塔古城”中，對西白塔古城的位置、城内外建筑及遗物进行了说明，认为西白塔古城为辽代云内州治所柔服县城。[42]张松柏、任学军在“辽金松山州遗址调查”中，对赤峰市西部的松山州故城附近发现的塔基进行了介绍。他们结合地方志及早期日本学者的记录，认为塔基与建筑台基为辽代寺院遗址，金、元两代废弃。[43]内蒙古考古研究所于1986-1987年对辽中京大塔基座覆土进行发掘，1991年发表了“辽中京大塔基座覆土发掘简报”，对塔基的巨大丘状堆积的形成原因和时间、护土砖墙的作用及形成、基座西侧扩出部分与基座是否同时建筑、基座与塔身是否同时建筑等四个问题进行了解答。[44]“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对辽中京城内各建筑遗址的分布、皇城和汉城的形制、佛寺建筑的特点进行了详细介绍。[45]邵国田的“辽代武安州城址调查”，将早年的研究调查成果加以总结发表，简要提及了武安州白塔的地理位置和建筑形制，主要对武安州城址的发现和考证以及这一城址的研究价值进行研究。[46]邱瑞中在“辽庆州白塔佛教文物安置规矩与建塔缘起考”中，认为庆州白塔的建造，源于章圣太后祈求祛病免灾，同时企盼如来的护佑，使其魂灵不受仁德皇后、萧促卜、萧匹敌等五十余臣子冤魂之搅扰。[47]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多。在古建筑学方面，出现了针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专题性研究，测量手段与研究方法也更加系统规范。中京大明塔、庆州白塔、万部华严经塔等发现较早的佛塔，研究成果丰硕。在考古学方面，松山州塔、武安州塔、西白塔等关注较少的辽代佛塔也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四）第四阶段：21世纪以后
21世纪以来，学界关注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关注逐渐增多。相关研究领域也从古建筑学、考古学向美术学、宗教学等学科拓展。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在古建筑学方面的研究更加详细深入。考古学依据辽代佛塔及各种佛教遗物复原辽代社会，探讨辽人的宗教信仰。辽代佛塔的造像艺术、浮雕艺术、装饰风格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
2002年4月—2003年10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宁城县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对辽中京半截塔台基覆土及地宫进行考古发掘。2005年发表了“辽中京半截塔台基覆土及地宫发掘简报”，分析了台基覆土的地层堆积情况，认为半截塔因地震形成。通过地宫和堆积内的遗物确认半截塔的建造时代为辽代。[48]董新林的“辽上京城址的发现和研究述论”，简要概括了辽上京南塔和北塔的发现历史。[49]计连成在“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中，介绍了该塔的历次修筑、塔的外观以及塔身装饰，并对塔刹出土文物情况进行了说明。[50]
陈术石等的“武安州塔的形制及建筑年代考”，对武安州塔的形制特征和建筑年代进行了探讨，指出武安州塔内部为圣宗时期修建的八角空心塔，外部为辽代末期扩建的外包砌塔。至辽末金初，在辽代包砌三层的基础上， 继续上砌四至十三层塔。[51]其“内蒙古宁城大明塔建造年代考”一文，亦通过建筑特征与修建年代两方面进行探讨，认为中京大明塔的建造年代在辽统和四年（986）之后的圣宗时期（986-1012）。高度评价大明塔“开创了辽代八角形密檐塔经典造型之先河，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辽金佛塔的独特风格，影响深远，意义重大”。[52]其“宁城大明塔的佛像”一文，以大明塔塔身装饰为研究对象，认为大明塔塔身八佛、八灵塔的整体构图以及一佛二菩萨、二飞天的雕刻组合对后世影响巨大，乃至成为佛塔装饰的范式。[53]
董新林等的“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介绍了辽上京考古新发现，对西山坡发现的建筑基址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说明，认为西山坡为辽代始建的佛教寺院遗址，具有重大研究价值。[54]佟强等在“静安寺塔和静安寺”一文中，不仅从古建筑角度对静安寺塔的形制特征加以说明，更是利用石刻资料等遗物，对静安寺的宗教内涵进行了探讨。认为静安寺塔的建造年代在咸雍六年至大安七年（1070—1091）之间。静安寺塔是传统辽地密檐与覆钵式塔结合的祖型，其塔身以菩萨为装饰题材布局，为后世建塔开创了先河。静安寺的佛教信仰是以由释迦信仰发展起来的过去七佛为主祀，融入了密宗五方佛的信仰内容，同时包括了密宗、净土宗及华严宗的信仰内涵。[55]李悦在“从赤峰地区辽代佛塔看辽代佛像的造像艺术”一文中，列举了赤峰地区的7座辽代佛塔：武安州塔、上京南塔、上京北塔、中京大明塔、庆州白塔、中京半截塔及静安寺塔，并对上述7座佛塔的造像艺术进行了探讨。[56]
2010年以后，以辽代佛塔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越来越多，这些文章大多以庆州白塔、中京大明塔和万部华严经塔为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包括古建筑学、美术史和考古学等等。张晓东博士论文“辽代砖塔建筑形制初步研究”，对辽代仿木结构砖塔的建筑形制进行研究，通过对现存辽代砖塔的勘查测绘、实地调查，总结了辽代砖塔的类型，并对其进行分区和分期研究，归纳辽代砖塔区域特征。[57]。谷赟的博士论文“辽塔研究”，从美术史角度探讨辽代佛塔，对中国境内辽代砖塔的佛塔塑像、瘗埋制度及信仰问题进行了探讨。[58]贾洋的硕士论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万部华严经塔建筑形制研究”，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万部华严经塔进行研究。[59]蔡新雨的硕士论文“辽中京半截塔形制探索研究”，从建筑形制层面对半截塔的残缺部分进行研究。[60]宋沁的硕士论文“赤峰市敖汉武安州塔原貌的数字化复原研究”，利用三维激光扫描和无人机倾斜摄影的数据对武安州塔进行复原研究。[61]张小杨的硕士论文“辽塔考述及相关问题研究”，通过搜集各类历史文献，总结了全国范围内170余座辽塔，探讨了辽塔的营建历史，并对其进行考古学分类。[62]
这一阶段，随着考古工作开展，辽上京西山坡佛塔遗迹得以发现，静安寺原址的复原工作也已完成。科学技术手段对复原与保护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学与考古学，美术史、宗教学将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纳入研究对象之中。
三、小结
內蒙古地区现存辽代佛塔12座，佛塔遗址2处。研究成果较多且细致的为庆州白塔、中京大明塔和万部华严经塔，国内外学者对上述三座塔的建筑形制、结构特点及出土文物等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这三座塔为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建筑的代表。
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最早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进行研究，上京南塔和庆州白塔为其研究重点。但日本学者对内蒙古地区其他的辽代佛塔研究较少。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者以早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继续研究辽代佛塔。这一阶段，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相关工作，大多通过测绘勘察和考古发掘积累资料。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对辽代佛塔的研究进入了科学调查阶段，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逐渐得到重视。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维修工作大多集中在这一阶段。佛塔的测绘数据细致准确。专著类书籍开始详细介绍内蒙古地区重要的辽代佛塔，专门研究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文章逐渐增多。进入21世纪以后，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成果更加丰硕。美术、宗教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增多，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得到了更加全面细致地研究。 辽承唐制，辽代佛塔继承了唐五代以来的建筑风格，且对后世的佛塔建筑有着重要影响。《辽史·地理志》对辽代寺院和佛塔的记载并不详尽，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辽代佛塔及相关遗迹，为弥补《辽史》中的不足和纠正其中的错误起着重要作用。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在风沙侵蚀和天灾人祸中屹立千年尚存，不仅展现了辽代匠人高超精湛的建筑技巧，同时也为今人研究辽代佛教及辽代建筑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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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嘉懿（1997-），汉族，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辽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