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二○一五年五月十八日，《朝日新闻》第一版报道：十七日川崎市两栋“简易宿舍”（廉租房）发生火灾，烧死十一人。死者身份相同，几十年前的日本农民工，依靠低保的孤老。
“简易宿舍”多为违法搭建。建筑法规定只能盖二层的木屋被加盖了第三层，由此“实现”廉价租金，颇受孤老们的欢迎。事后市政府调查，该市“简易宿舍”半数以上都是违法搭建。同年十一月十七日《朝日新闻》再次报道，在市政府检查出的二十四栋违法建筑中仅有三栋“问题得到解决”，申请迁出“简易宿舍”的六百二十八人中仅有六十八人获得批准。至少有一百二十五人仍然居住在第三层。
我想起的是大约二十五年前的一件往事。在一对一的场合，一位日本学生突然问我，老师，知道（东京的）山谷地区吗？当看到我一脸茫然后，他又问，知道南千住车站吗？我点头后，大牌银行职员的他说，大学生的时候，去那里做过volunteer。那时汉语尚无“志愿者”一词，他不得不再次解释，新年前和其他志愿者去煮粥煮面，送给年迈无助的“劳动者”。以后我才知道密布廉租房的地区所在多有，山谷和大阪的釜崎最著名，川崎市一档是小巫。
几十年过去了，事态没有多少变化。
不过，总有少数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士，想探寻社会背面的究竟。比如手上的这本 《核电站劳工》（原名：《原发劳动者》，以下略称《劳工》）。
三十三岁的女作者寺尾纱穗尖锐地指出，仍在持续的反对核能与拥护核能的论战中，两者有一个相同点，几乎没有人听取核电站第一线劳工的感受，了解第一线劳工的实况究竟如何（第13页）。询问被认为与基层民众互动较多的地方议会中的日共议员，听到的回答也是，与核电站劳工没有联系（第4页） 。
寺尾申明，这本书聚焦的是平时在核电站干活的人们，“不是从作为社会（问题），而是从作为劳动现场的核企角度 ， 反思核电”（ 33页） 。
寺尾是作曲家、歌手和散文作者，也是幼儿母亲。她历时四年，辗转多地，完成了不满十万字的小书。其中至少六位（两位化名）核电站劳工有详细的采访手记。读者由此知晓了种种惊人的事实。
比如层层转包制度。多重转包已经为法律明令禁止，但仍然是企业运作的现实，或者说，在日本尤为突出的现实。那些名满天下的车企、电企都是长年的践行者。在最繁重最危险的第一线，长年劳作的，基本是无任何保险的临时工。《劳工》中多位劳工的证言表明，核企的转包何止一二次、三四次，六七次都不稀奇。获得转包的中小企业和打短工者，在大型垄断电企前，成为任意宰割的羔羊。转包过程劳工报酬的“克扣抽成”甚至不再是最严重的问题。比如，一旦发现员工受到核辐射超标，这名员工就会被送到另一家垄断电企（按，日本的电企按地区设立），这样，超标数额便被归零，重新开始测算。再如，发生工伤事故时，承包公司首先考虑不要搞坏与转包电企的关系，为避免政府监管部门调查，通常采取隐瞒不报、与劳工私了的做法。而没有任何工伤和医疗保险的临时工们，只能忍耐。为了完成苛刻的指标，劳工们常常关掉核辐射报警器而连续作业，而且有病通常并不配合医生治疗，因为被确诊有病，就会请你走人。最终为这一切买单的总是弱势劳工。
有正义感的律师如《劳工》提到的三浦直子律师，帮助采访对象之一的劳工大川争取到了失业补助。但是，前来咨询的劳工几无。因为打官司也就意味着自断打工之路。书中叹道，本该获得法律援助的劳工们退缩了，或为谋生疲于奔命而无暇求助（196页）。
再比如神秘的外国劳工。书中引用多位劳工的表述指出，二○一一年“三一一”核电站事故后，有大批神秘的外国劳工，而且是白种人，被集体带入核辐射超标的作业现场，从事打捞丢弃物品、清除污染水的危险作业。有劳工看见“白人们”手握船票。有日本劳工听说“白人们”收入极高，月收入在数百万日元。有日本劳工在福岛以外的核电站也见过“白人们”。但是，“白人们”与日本劳工完全隔离，匆匆来去。日本劳工能证实的只是，“白人们”不在职工名单之列，受到的核辐射量也不在统计数据之内。不过，从无知名媒体对此做过追究，也不见任何官方机构、垄断电企对此做过说明。
另外，限于题材等原因《劳工》没有涉及，而少数民间媒体揭露在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暴力团（黑社会）成了垄断电企求之不得的存在。代为招工，发放报酬。既满足对众多劳动力的急需，又可规避危急情况下违反劳动法的追究。按日计酬即可，其他一概不管。这些从四面八方招募来的成千上万的人们，都是没有任何组织支援的失业者、打工者、负债者，甚至流浪汉，面对较高的薪酬，至少维持半年以上的“安稳”工作，生存需要驱使他们招之即来，当然，没有也无暇考虑何时被挥之即去。在暴力团的软（报酬）硬（暴力）两手前，劳动者们无可选择。而且在经济下行的日本，招工并不困难，来到福岛事故现场的，除了釜崎等传统的临时工聚集区，还有远自冲绳的失业者，空前而又紧迫的核电站大事故处理能够推进，正是由于众多的打工者支撑（铃木智彦：《暴力团与核事故》，文艺春秋出版社二○一一年版）。而劳工人数、由来、健康状况的变化和黑社会势力的存在，独立新闻人获得的只能是断断续续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与《劳工》一书的信息一样惊人，一样珍贵。
对中国读者而言，也许会注意到作者的经历。都立大学中文本科专业，东京大学硕士毕业，书中至少有两处与专业背景有关：一、在述及核电劳工境遇时，作者引用了鲁迅的名言：吃人（26页）。二、采访对象之一的弓场嘲笑作者的标准汉语是“乡巴佬”的方言。而作者听出弓场的汉语却是“中国南方方言”。一问才知，弓场的职场里有很多来自东南亚的打工者。作者辛辣地写道：在日本，围绕英语教育的议论甚嚣尘上，岂不知弓场的职场早已与国际接轨了，只不过使用的不是英语。
《劳工》一书从微观层次揭开了今日世界—自然是底层世界的一个侧面。与大数据、国际化的许多宏论似乎没有交会的世界。其实，只要稍加关心，《劳工》中言及的外国劳工的惨状，并非个例。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路透社发自日本的深度报道称：富士重工的汽车在美国畅销，而走进该公司和配套厂商云集的群马县太田市，看到了外国劳工支撑生产第一线的现实。都是没有雇用保险的短工，甚至包括申请难民身份，禁止打工的尼泊尔和孟加拉国人。每小时工资四百零九日元（约合二十五元人民币）至八百一十七日元（约合五十元人民币），数以百计的中国研修生名义上为学习生产技能而来，实为一般打工者。每周工作五十小时，小时工资八百一十七日元。而且宿舍管理人警告研修生，谁对外讲出这里的情况，就“全员解雇”。最新的例子是二○一六年四月，日本国会正在审议改订“外国人研修制度”，日本律师联合会批评这一行动是无视基本人权，并请来一位中国女研修生现身说法。她控诉说，自己在缝纫工厂打工，一年休息日仅有八天，月收入不到五万日元。
《劳工》一书的叙述是从容的。作者如实记录了采访对象对于核能爱恨交织的思绪，也这样自问，如果自己身处东京电力正式员工的位置，会憎恨上司的违法行为，会放弃正式员工的优厚待遇吗？如果身居可以要求回扣的设计师地位，能够拒绝此种诱惑吗？作者写道：能否不把劳工的遭遇视为“他人之事”，而暂时看成“我们的事”？如果这样说是脱离现实，那么，“至少倾听一下劳工的声音，为他们改变现状的努力做点事”（200页）。作者主持的支援劳工个人演唱会迄今已经坚持六年之久。
《劳工》刊行后，除了二○一五年七月十二日《朝日新闻》书评栏发过一篇简短的采访外，对于书中揭露的种种事实，再无大牌媒体关注，更无政府的反应。读者可以佩服作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但是，这个社会对真正病疴的普遍冷漠，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
（《原发劳动者》，寺尾纱穗著，讲谈社新书二○一五年版）
“简易宿舍”多为违法搭建。建筑法规定只能盖二层的木屋被加盖了第三层，由此“实现”廉价租金，颇受孤老们的欢迎。事后市政府调查，该市“简易宿舍”半数以上都是违法搭建。同年十一月十七日《朝日新闻》再次报道，在市政府检查出的二十四栋违法建筑中仅有三栋“问题得到解决”，申请迁出“简易宿舍”的六百二十八人中仅有六十八人获得批准。至少有一百二十五人仍然居住在第三层。
我想起的是大约二十五年前的一件往事。在一对一的场合，一位日本学生突然问我，老师，知道（东京的）山谷地区吗？当看到我一脸茫然后，他又问，知道南千住车站吗？我点头后，大牌银行职员的他说，大学生的时候，去那里做过volunteer。那时汉语尚无“志愿者”一词，他不得不再次解释，新年前和其他志愿者去煮粥煮面，送给年迈无助的“劳动者”。以后我才知道密布廉租房的地区所在多有，山谷和大阪的釜崎最著名，川崎市一档是小巫。
几十年过去了，事态没有多少变化。
不过，总有少数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士，想探寻社会背面的究竟。比如手上的这本 《核电站劳工》（原名：《原发劳动者》，以下略称《劳工》）。
三十三岁的女作者寺尾纱穗尖锐地指出，仍在持续的反对核能与拥护核能的论战中，两者有一个相同点，几乎没有人听取核电站第一线劳工的感受，了解第一线劳工的实况究竟如何（第13页）。询问被认为与基层民众互动较多的地方议会中的日共议员，听到的回答也是，与核电站劳工没有联系（第4页） 。
寺尾申明，这本书聚焦的是平时在核电站干活的人们，“不是从作为社会（问题），而是从作为劳动现场的核企角度 ， 反思核电”（ 33页） 。
寺尾是作曲家、歌手和散文作者，也是幼儿母亲。她历时四年，辗转多地，完成了不满十万字的小书。其中至少六位（两位化名）核电站劳工有详细的采访手记。读者由此知晓了种种惊人的事实。
比如层层转包制度。多重转包已经为法律明令禁止，但仍然是企业运作的现实，或者说，在日本尤为突出的现实。那些名满天下的车企、电企都是长年的践行者。在最繁重最危险的第一线，长年劳作的，基本是无任何保险的临时工。《劳工》中多位劳工的证言表明，核企的转包何止一二次、三四次，六七次都不稀奇。获得转包的中小企业和打短工者，在大型垄断电企前，成为任意宰割的羔羊。转包过程劳工报酬的“克扣抽成”甚至不再是最严重的问题。比如，一旦发现员工受到核辐射超标，这名员工就会被送到另一家垄断电企（按，日本的电企按地区设立），这样，超标数额便被归零，重新开始测算。再如，发生工伤事故时，承包公司首先考虑不要搞坏与转包电企的关系，为避免政府监管部门调查，通常采取隐瞒不报、与劳工私了的做法。而没有任何工伤和医疗保险的临时工们，只能忍耐。为了完成苛刻的指标，劳工们常常关掉核辐射报警器而连续作业，而且有病通常并不配合医生治疗，因为被确诊有病，就会请你走人。最终为这一切买单的总是弱势劳工。
有正义感的律师如《劳工》提到的三浦直子律师，帮助采访对象之一的劳工大川争取到了失业补助。但是，前来咨询的劳工几无。因为打官司也就意味着自断打工之路。书中叹道，本该获得法律援助的劳工们退缩了，或为谋生疲于奔命而无暇求助（196页）。
再比如神秘的外国劳工。书中引用多位劳工的表述指出，二○一一年“三一一”核电站事故后，有大批神秘的外国劳工，而且是白种人，被集体带入核辐射超标的作业现场，从事打捞丢弃物品、清除污染水的危险作业。有劳工看见“白人们”手握船票。有日本劳工听说“白人们”收入极高，月收入在数百万日元。有日本劳工在福岛以外的核电站也见过“白人们”。但是，“白人们”与日本劳工完全隔离，匆匆来去。日本劳工能证实的只是，“白人们”不在职工名单之列，受到的核辐射量也不在统计数据之内。不过，从无知名媒体对此做过追究，也不见任何官方机构、垄断电企对此做过说明。
另外，限于题材等原因《劳工》没有涉及，而少数民间媒体揭露在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暴力团（黑社会）成了垄断电企求之不得的存在。代为招工，发放报酬。既满足对众多劳动力的急需，又可规避危急情况下违反劳动法的追究。按日计酬即可，其他一概不管。这些从四面八方招募来的成千上万的人们，都是没有任何组织支援的失业者、打工者、负债者，甚至流浪汉，面对较高的薪酬，至少维持半年以上的“安稳”工作，生存需要驱使他们招之即来，当然，没有也无暇考虑何时被挥之即去。在暴力团的软（报酬）硬（暴力）两手前，劳动者们无可选择。而且在经济下行的日本，招工并不困难，来到福岛事故现场的，除了釜崎等传统的临时工聚集区，还有远自冲绳的失业者，空前而又紧迫的核电站大事故处理能够推进，正是由于众多的打工者支撑（铃木智彦：《暴力团与核事故》，文艺春秋出版社二○一一年版）。而劳工人数、由来、健康状况的变化和黑社会势力的存在，独立新闻人获得的只能是断断续续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与《劳工》一书的信息一样惊人，一样珍贵。
对中国读者而言，也许会注意到作者的经历。都立大学中文本科专业，东京大学硕士毕业，书中至少有两处与专业背景有关：一、在述及核电劳工境遇时，作者引用了鲁迅的名言：吃人（26页）。二、采访对象之一的弓场嘲笑作者的标准汉语是“乡巴佬”的方言。而作者听出弓场的汉语却是“中国南方方言”。一问才知，弓场的职场里有很多来自东南亚的打工者。作者辛辣地写道：在日本，围绕英语教育的议论甚嚣尘上，岂不知弓场的职场早已与国际接轨了，只不过使用的不是英语。
《劳工》一书从微观层次揭开了今日世界—自然是底层世界的一个侧面。与大数据、国际化的许多宏论似乎没有交会的世界。其实，只要稍加关心，《劳工》中言及的外国劳工的惨状，并非个例。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路透社发自日本的深度报道称：富士重工的汽车在美国畅销，而走进该公司和配套厂商云集的群马县太田市，看到了外国劳工支撑生产第一线的现实。都是没有雇用保险的短工，甚至包括申请难民身份，禁止打工的尼泊尔和孟加拉国人。每小时工资四百零九日元（约合二十五元人民币）至八百一十七日元（约合五十元人民币），数以百计的中国研修生名义上为学习生产技能而来，实为一般打工者。每周工作五十小时，小时工资八百一十七日元。而且宿舍管理人警告研修生，谁对外讲出这里的情况，就“全员解雇”。最新的例子是二○一六年四月，日本国会正在审议改订“外国人研修制度”，日本律师联合会批评这一行动是无视基本人权，并请来一位中国女研修生现身说法。她控诉说，自己在缝纫工厂打工，一年休息日仅有八天，月收入不到五万日元。
《劳工》一书的叙述是从容的。作者如实记录了采访对象对于核能爱恨交织的思绪，也这样自问，如果自己身处东京电力正式员工的位置，会憎恨上司的违法行为，会放弃正式员工的优厚待遇吗？如果身居可以要求回扣的设计师地位，能够拒绝此种诱惑吗？作者写道：能否不把劳工的遭遇视为“他人之事”，而暂时看成“我们的事”？如果这样说是脱离现实，那么，“至少倾听一下劳工的声音，为他们改变现状的努力做点事”（200页）。作者主持的支援劳工个人演唱会迄今已经坚持六年之久。
《劳工》刊行后，除了二○一五年七月十二日《朝日新闻》书评栏发过一篇简短的采访外，对于书中揭露的种种事实，再无大牌媒体关注，更无政府的反应。读者可以佩服作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但是，这个社会对真正病疴的普遍冷漠，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
（《原发劳动者》，寺尾纱穗著，讲谈社新书二○一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