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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随着“百家讲坛”节目声名鹊起，他不仅在中央电视台讲历史，还出了不少书。就在“易中天热”席卷全国之际，某些历史学家和批评家有话要说了，如要警惕史学商业化，为了迎合大众，把严肃史学变为“时尚史学”，纯属标新立异；易中天把《三国演义》作为标靶，没有注意把握历史和文学的区别，没有尊重《三国演义》的文学性等等。
这种现象在每一部历史剧播出时也会发生，一点都不奇怪。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以战国时期列国保存下来的书籍为依据的，其中有些人物传记几乎原文照录旧籍，而一些细节的描写简直就是创作。《史记》尚且如此，后世“史书”中的戏说成分有多大便可想而知了。现代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将史书当小说看，将小说当史书看。”因此，对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电视、讲座就没必要太苛求了。
中国史书，体裁众多、历史悠久，是一份丰厚的史学遗产。史书体裁，并非单纯的史书编纂形式和方法，而往往凝聚着史学家丰富的思想认识，经过史家之手完成的，必然带有作者很深的思想痕迹。然而史书是附属于统治阶级这些特定场合的人写的，必然有美化当代统治阶级的需要，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一些不利于统治阶级的事件和细节是不允许记载的，于是有的就做了更改，有的必要时还得销毁。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日本政府改写教科书等不就是当时社会典型的实例吗?
可是历史在发展，讲历史的人也在变化，所以不同人嘴里讲出来的历史是不一样的，事实也许一样，但是带上了不同的情感，差别就很大了。这也很好理解，时光流逝，斯人已逝，没人说得清楚历史上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事实，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说出来也不一样。假如汉武帝有点文才的话，他写的《史记》肯定在内容上先和司马老先生版的有差别，而且这个差别应该还不小。所以，历史虽然已经盖了棺，还没有定论，也没办法定论，于是历史就成了一个俊美的姑娘，任人装扮。
正因为人们不太知道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于是，有了另一种学问，那就是文学中的历史文学。文学本来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带有一定的虚构成分，现实主义文学就可以带虚构，没人说得清楚的历史变成了文学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就像鬼好画老虎不好画那样，现在写历史文学，说历史文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反正不管弄成什么样都不至于错的太离谱，就算有点小错也没关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真正的文学作品是作家用心灵的雨露乃至血汗浇灌出的花朵，但这朵花并不遵循自然界荣枯绽谢的规律。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时尚如何嬗变，经受过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都能给社会借鉴，给世人警醒。在这个虚构的小说世界里，文人们把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完全寄托在小说的人物身上。这些作品它们是读者解读社会的放大镜和望远镜。读者常能借助放大镜下形形色色人物形象的投影，观照出无奇不有的花花世界。也能凭借望远镜对视力的延伸，在历史与现实的经纬里，窥见作品深藏的意蕴。
以前看过一本讲二战中石油开采的小说《亚当之子》，记得书后的评论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当历史和文学发生冲突的时候，做牺牲的往往都是历史。很简单，小说写得好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至于历史，被小小的篡改或者加点虚构的话，除非是吃历史这碗饭的学者，咱老百姓是不太会看得出来的。
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到狱中探访好友，另一位不相识的先生也来看望同一牢房里的友人，在监狱里，两位自由人亲眼目睹了两个狱中人打架的始末。探访结束后，两位自由人对狱中发生的事件却做了完全不同的描述。历史学家想，连我们刚刚自己亲眼所见的事件都会有如此不同的说法，更何况发生在久远时代的历史事件呢?于是，历史学家将自己写的所有史书付之一炬，并发誓从此不看史书。这位历史学家的行为固然有些偏颇，但正确地对待史书和文学艺术的辩证关系，到文学艺术作品中去探寻历史的轨迹，给作家、艺术家一定的历史地位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种现象在每一部历史剧播出时也会发生，一点都不奇怪。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以战国时期列国保存下来的书籍为依据的，其中有些人物传记几乎原文照录旧籍，而一些细节的描写简直就是创作。《史记》尚且如此，后世“史书”中的戏说成分有多大便可想而知了。现代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将史书当小说看，将小说当史书看。”因此，对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电视、讲座就没必要太苛求了。
中国史书，体裁众多、历史悠久，是一份丰厚的史学遗产。史书体裁，并非单纯的史书编纂形式和方法，而往往凝聚着史学家丰富的思想认识，经过史家之手完成的，必然带有作者很深的思想痕迹。然而史书是附属于统治阶级这些特定场合的人写的，必然有美化当代统治阶级的需要，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一些不利于统治阶级的事件和细节是不允许记载的，于是有的就做了更改，有的必要时还得销毁。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日本政府改写教科书等不就是当时社会典型的实例吗?
可是历史在发展，讲历史的人也在变化，所以不同人嘴里讲出来的历史是不一样的，事实也许一样，但是带上了不同的情感，差别就很大了。这也很好理解，时光流逝，斯人已逝，没人说得清楚历史上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事实，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说出来也不一样。假如汉武帝有点文才的话，他写的《史记》肯定在内容上先和司马老先生版的有差别，而且这个差别应该还不小。所以，历史虽然已经盖了棺，还没有定论，也没办法定论，于是历史就成了一个俊美的姑娘，任人装扮。
正因为人们不太知道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于是，有了另一种学问，那就是文学中的历史文学。文学本来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带有一定的虚构成分，现实主义文学就可以带虚构，没人说得清楚的历史变成了文学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就像鬼好画老虎不好画那样，现在写历史文学，说历史文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反正不管弄成什么样都不至于错的太离谱，就算有点小错也没关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真正的文学作品是作家用心灵的雨露乃至血汗浇灌出的花朵，但这朵花并不遵循自然界荣枯绽谢的规律。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时尚如何嬗变，经受过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都能给社会借鉴，给世人警醒。在这个虚构的小说世界里，文人们把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完全寄托在小说的人物身上。这些作品它们是读者解读社会的放大镜和望远镜。读者常能借助放大镜下形形色色人物形象的投影，观照出无奇不有的花花世界。也能凭借望远镜对视力的延伸，在历史与现实的经纬里，窥见作品深藏的意蕴。
以前看过一本讲二战中石油开采的小说《亚当之子》，记得书后的评论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当历史和文学发生冲突的时候，做牺牲的往往都是历史。很简单，小说写得好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至于历史，被小小的篡改或者加点虚构的话，除非是吃历史这碗饭的学者，咱老百姓是不太会看得出来的。
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到狱中探访好友，另一位不相识的先生也来看望同一牢房里的友人，在监狱里，两位自由人亲眼目睹了两个狱中人打架的始末。探访结束后，两位自由人对狱中发生的事件却做了完全不同的描述。历史学家想，连我们刚刚自己亲眼所见的事件都会有如此不同的说法，更何况发生在久远时代的历史事件呢?于是，历史学家将自己写的所有史书付之一炬，并发誓从此不看史书。这位历史学家的行为固然有些偏颇，但正确地对待史书和文学艺术的辩证关系，到文学艺术作品中去探寻历史的轨迹，给作家、艺术家一定的历史地位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