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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作为魏晋时期重要的玄学家，其“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对魏晋玄学思潮演变和整个社会风尚的形成都有着重要影响。“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命题反映嵇康对虚伪名教的束缚的反对和对个性解放的提倡，主张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本性发展。但实际上，嵇康并不是反对一切道德和名教，而是主张通过“任自然”来获取心灵的回归，超越当下而回归古时顺应自然和人之性情的名教。
嵇康作为魏晋时期的名士，由于时代和环境的突变，生命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内在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他提出并践行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思想，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当时不合理的虚伪束缚做出了反抗，而且认识到了人的个性发展的重要性，形成了独特的处世哲学。同时，嵇康还站在思想的高度之上对于人世间进行了全面且仔细的观察，将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为人处世结合在了一起，落实到实践中，将那种任情自然、超脱放达的处世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直至今时今日亦吸引人去探究。
一、“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的形成
名教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汉，它是以“正名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是旧时为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对人们思想行为而设置的一整套规范。
到了魏晋时期，儒学所奠定的稳固根基有了动摇的趋势，人们口中的名教被统治集团利用，成为统治者扩大自身权力、追名逐利、稳固统治的一种思想工具。彼时，大厦倾塌，绝大多数士人处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状态表现出巨大的惶恐与迷茫，他们对于世间存在多年的儒家思想产生了质疑。这种黎民倒悬的世界很显然无法以一己之力挽回，于是士人们开始探寻重建价值观之路。道家所推崇的自然、逍遥、独善其身的思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给惶恐迷茫的知识分子一定的慰藉，也正因如此，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逐渐盛行，混合了儒道两家的玄学也始于此。
生活在魏晋时期的嵇康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认识到了人的个性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人各有自然之性，而这种自然之性理应在所谓的“洪荒之世”得到最好的保持。嵇康针对张辽叔的《自然好学论》而撰的这篇《难自然好学论》，展现了他對自然的体认与追求，揭示出嵇康对庄子的“逍遥”和“齐物”说推崇备至的原因，这种对自然的追求使得他常把“自然”发挥到放任而逍遥的境界。嵇康认为，所谓自然应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是一种原生态，它不可分割，人们应该顺应自然而不应该以强力去改变自然。当时的名教与此文中所述的“学”一样，都是“非自然”的，是一种抑制式的约束，因而在嵇康看来理应去抑制而让自然流露。
魏晋时期，尚自然之玄风大盛，嵇康于他的《释私论》中提出的“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便应运而生。他在《释私论》中明确地表达了君子应该做到“心不存乎矜尚”，做到“情不系于所欲”，不论世事如何都应“心无措乎是非”，如此才能够做到“越名教而任自然”，并做到“审贵贱而通物情”，达到“行不违乎道”的境界。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的含义
嵇康提出的“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其意思并非简简单单地破除名教所确立的是非标准，亦不是许多人乍一看以为的“反对名教”。实际上，可以结合嵇康生平及其众多言论，人们可以得出，所谓的“越名任心”也好，“是非无措”也罢，都并非意味着“越名教而任自然”等同于反对名教。
事实上，从嵇康的《家诫》中不难看出，嵇康其实是一个执着于仁义礼法之人，一生都在追求至善，有着强烈的是非观，对忠孝仁义等道德范畴有着基本的坚守。如此看来，嵇康仿佛是一个骨子里仍坚持着名教的人。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实践上来看，“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是指嵇康完全站在了名教的对立面，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对此间名教的重视和坚守，才会有对当时名教的失望，才会有由巨大的失望带来的激烈的反抗，才会有他在《难自然好学论》中用古时对比今朝说到的“古之王者”如何表现……在提到“古之王者”之时，嵇康内心深处流露出对古时名教的向往，而他对当下虚伪名教极为失望。由此可以看出，嵇康支持的是古时的名教，而反对的是当时的名教。对嵇康来说，名教所涵括的忠孝仁义等此类道德上的规范本身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地方，因此与其说是嵇康的思想是推崇自然而反名教，是阐述自然与名教的对立，倒不如说其表现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他反对的是他所处时代的名教那些虚伪的行动表现而并非名教本身，并希望遵循古有且与自然相合的名教。
如此，“越名教”应是超越、不拘泥于名教的意思。嵇康生活的魏晋时期的名教之虚伪导致道德观念的教条化与形式化，以至于名教成为统治手段和某种高于一切的工具，失去了本应有的纯粹之意，更是失去了古时名教给人的精神支撑与激励力量。于是，嵇康作为真正心系名教之人，必然会对彼时现行的所谓名教予以强烈的否定和批判，从而提出为名教所不容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命题。他试图通过这种批判，通过这种不臣服的桀骜来恢复名教本应该在生活伦理和社会时代中发挥的道德作用。因此，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并非等同于排斥名教，而是超越当下的名教，以寻求得通向心之所向的高尚道德之路。
而“任自然”，主要应是任情之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即超越世俗名教而任情自然，使得自我与个性得到释放乃至张扬，摆脱现实功利的束缚，以把目光投射至超功利，注重精神的自由，不困于心，不困于烦琐世情，以简驭繁，崇本息末，重建人的心灵世界和理想人格。
三、“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影响下的处世哲学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影响魏晋时期士人处世哲学的主要表现是士人的任情率真和任诞放达。其在嵇康自身的人格建立和处世哲学方面亦有重要影响，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阐明的“七不堪”和“二不可”，就是他任情放达之性情的一种表露与呈现。这般看来，很显然，他厌弃俗务，淡泊宦情，追求随性自然，唯愿自由自在地过优游闲适的生活。
嵇康的这般高洁人格一向为人们所推崇。他喜好平静安适的闲居生活，弹琴饮酒，读书作文，与好友谈玄论道、闲话人生，他的生活并不如那个时代一般混乱而波澜四起，仿佛生活中并没有许多值得特别为之记述的大事。然而，一旦遇上人生志节方面的重大问题，他却真的守志不移，始终如一，从不曾改变自己的初衷。哪怕是在司马集团篡逆滥杀之时，彼时竹林中人如王戎、山涛等人都违背其本心，转而投向司马集团，就连同样任诞不羁的阮籍也不得不出仕。唯有嵇康矢志不移，仍然坚定地不与司马集团合作，哪怕是司马氏请他出来做官，抑或是故友山涛推荐他任职，他都予以拒绝，坚决隐居不出。可当友人吕安遭到诬陷时，嵇康又坚定地出来为其辩护，全然置生死于度外，哪怕自己会遭遇不幸亦丝毫不悔。他在即将遭受刑罚时，仍然能够视影弹琴，神气自若，从容赴死，表现出坚毅、高绝的人格，为人们称道不已。山涛称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恰恰是道出了他品格中的高亮正直与独立孤傲。
“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除了影响士人处世使得他们像嵇康一样展现出任情率真与任诞放达的独特个性之外，另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尚自然与尚超脱，此点是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观念作为依归从而变作现实的人生取向，追求高雅的修养与超然物外的心境，淡泊宦情，情趣高雅超逸，这样看来，此番思想更是具有直接的实践性品格，促进了人之真性和理想人格的构建。
（中国计量大学）
作者简介：陶佳宁（1999-），女，浙江温州人，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嵇康作为魏晋时期的名士，由于时代和环境的突变，生命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内在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他提出并践行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思想，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当时不合理的虚伪束缚做出了反抗，而且认识到了人的个性发展的重要性，形成了独特的处世哲学。同时，嵇康还站在思想的高度之上对于人世间进行了全面且仔细的观察，将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为人处世结合在了一起，落实到实践中，将那种任情自然、超脱放达的处世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直至今时今日亦吸引人去探究。
一、“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的形成
名教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汉，它是以“正名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是旧时为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对人们思想行为而设置的一整套规范。
到了魏晋时期，儒学所奠定的稳固根基有了动摇的趋势，人们口中的名教被统治集团利用，成为统治者扩大自身权力、追名逐利、稳固统治的一种思想工具。彼时，大厦倾塌，绝大多数士人处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状态表现出巨大的惶恐与迷茫，他们对于世间存在多年的儒家思想产生了质疑。这种黎民倒悬的世界很显然无法以一己之力挽回，于是士人们开始探寻重建价值观之路。道家所推崇的自然、逍遥、独善其身的思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给惶恐迷茫的知识分子一定的慰藉，也正因如此，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逐渐盛行，混合了儒道两家的玄学也始于此。
生活在魏晋时期的嵇康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认识到了人的个性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人各有自然之性，而这种自然之性理应在所谓的“洪荒之世”得到最好的保持。嵇康针对张辽叔的《自然好学论》而撰的这篇《难自然好学论》，展现了他對自然的体认与追求，揭示出嵇康对庄子的“逍遥”和“齐物”说推崇备至的原因，这种对自然的追求使得他常把“自然”发挥到放任而逍遥的境界。嵇康认为，所谓自然应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是一种原生态，它不可分割，人们应该顺应自然而不应该以强力去改变自然。当时的名教与此文中所述的“学”一样，都是“非自然”的，是一种抑制式的约束，因而在嵇康看来理应去抑制而让自然流露。
魏晋时期，尚自然之玄风大盛，嵇康于他的《释私论》中提出的“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便应运而生。他在《释私论》中明确地表达了君子应该做到“心不存乎矜尚”，做到“情不系于所欲”，不论世事如何都应“心无措乎是非”，如此才能够做到“越名教而任自然”，并做到“审贵贱而通物情”，达到“行不违乎道”的境界。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的含义
嵇康提出的“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其意思并非简简单单地破除名教所确立的是非标准，亦不是许多人乍一看以为的“反对名教”。实际上，可以结合嵇康生平及其众多言论，人们可以得出，所谓的“越名任心”也好，“是非无措”也罢，都并非意味着“越名教而任自然”等同于反对名教。
事实上，从嵇康的《家诫》中不难看出，嵇康其实是一个执着于仁义礼法之人，一生都在追求至善，有着强烈的是非观，对忠孝仁义等道德范畴有着基本的坚守。如此看来，嵇康仿佛是一个骨子里仍坚持着名教的人。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实践上来看，“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是指嵇康完全站在了名教的对立面，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对此间名教的重视和坚守，才会有对当时名教的失望，才会有由巨大的失望带来的激烈的反抗，才会有他在《难自然好学论》中用古时对比今朝说到的“古之王者”如何表现……在提到“古之王者”之时，嵇康内心深处流露出对古时名教的向往，而他对当下虚伪名教极为失望。由此可以看出，嵇康支持的是古时的名教，而反对的是当时的名教。对嵇康来说，名教所涵括的忠孝仁义等此类道德上的规范本身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地方，因此与其说是嵇康的思想是推崇自然而反名教，是阐述自然与名教的对立，倒不如说其表现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他反对的是他所处时代的名教那些虚伪的行动表现而并非名教本身，并希望遵循古有且与自然相合的名教。
如此，“越名教”应是超越、不拘泥于名教的意思。嵇康生活的魏晋时期的名教之虚伪导致道德观念的教条化与形式化，以至于名教成为统治手段和某种高于一切的工具，失去了本应有的纯粹之意，更是失去了古时名教给人的精神支撑与激励力量。于是，嵇康作为真正心系名教之人，必然会对彼时现行的所谓名教予以强烈的否定和批判，从而提出为名教所不容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命题。他试图通过这种批判，通过这种不臣服的桀骜来恢复名教本应该在生活伦理和社会时代中发挥的道德作用。因此，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并非等同于排斥名教，而是超越当下的名教，以寻求得通向心之所向的高尚道德之路。
而“任自然”，主要应是任情之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即超越世俗名教而任情自然，使得自我与个性得到释放乃至张扬，摆脱现实功利的束缚，以把目光投射至超功利，注重精神的自由，不困于心，不困于烦琐世情，以简驭繁，崇本息末，重建人的心灵世界和理想人格。
三、“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影响下的处世哲学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影响魏晋时期士人处世哲学的主要表现是士人的任情率真和任诞放达。其在嵇康自身的人格建立和处世哲学方面亦有重要影响，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阐明的“七不堪”和“二不可”，就是他任情放达之性情的一种表露与呈现。这般看来，很显然，他厌弃俗务，淡泊宦情，追求随性自然，唯愿自由自在地过优游闲适的生活。
嵇康的这般高洁人格一向为人们所推崇。他喜好平静安适的闲居生活，弹琴饮酒，读书作文，与好友谈玄论道、闲话人生，他的生活并不如那个时代一般混乱而波澜四起，仿佛生活中并没有许多值得特别为之记述的大事。然而，一旦遇上人生志节方面的重大问题，他却真的守志不移，始终如一，从不曾改变自己的初衷。哪怕是在司马集团篡逆滥杀之时，彼时竹林中人如王戎、山涛等人都违背其本心，转而投向司马集团，就连同样任诞不羁的阮籍也不得不出仕。唯有嵇康矢志不移，仍然坚定地不与司马集团合作，哪怕是司马氏请他出来做官，抑或是故友山涛推荐他任职，他都予以拒绝，坚决隐居不出。可当友人吕安遭到诬陷时，嵇康又坚定地出来为其辩护，全然置生死于度外，哪怕自己会遭遇不幸亦丝毫不悔。他在即将遭受刑罚时，仍然能够视影弹琴，神气自若，从容赴死，表现出坚毅、高绝的人格，为人们称道不已。山涛称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恰恰是道出了他品格中的高亮正直与独立孤傲。
“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除了影响士人处世使得他们像嵇康一样展现出任情率真与任诞放达的独特个性之外，另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尚自然与尚超脱，此点是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观念作为依归从而变作现实的人生取向，追求高雅的修养与超然物外的心境，淡泊宦情，情趣高雅超逸，这样看来，此番思想更是具有直接的实践性品格，促进了人之真性和理想人格的构建。
（中国计量大学）
作者简介：陶佳宁（1999-），女，浙江温州人，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