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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1964级、1965级中国政府派往各国的留学生，根据国内的统一部署陆续回到北京。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相聚在北京友谊宾馆。当时组织上对我们的一些具体安排都是在周总理过问下，由具体工作部门作出的。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难忘教诲，历历在目。特别是他那次启动教育工作的尝试，总是令我难以忘怀。
果断排险 扭转危局
1967年1月18日，中国教育部、外交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外国学习的留学生全体回国，参加国内的“文化大革命”。2月1日下午2时，我们第一批留法归国生乘坐的国际列车准时开进北京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前往车站迎接，并亲切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表示热烈欢迎。
随后，我们被北京航空学院派来的大轿车接到院里安置。据说，许多大学都曾表态乐于接受我们。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的各派群众组织派性严重，都想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压倒对方。北京航空学院捷足先登。当天晚上学校没有安排活动，我们睡了个好觉，消除了多日旅途的疲劳。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们发现整个校园的气氛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昨天进校时满校园的大标语、大字报全部变了样。原来欢迎我们的大标语不见了，全部变为批判我们的标语和大字报。记得有这么几条：“反修反修，越反越修！”“反修战士，修正主义苗子！”“留学制度，修正主义温床！”等等。该校的一个群众组织还贴出“海报”，勒令我们晚上参加他们在校礼堂组织的辩论会。
我们都感到莫明其妙，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告诉我们，是我们西装革履惹祸了。在国内，这些服装太不合时宜了。我们才恍然大悟。像陈毅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迎接我们时，都身穿棉大衣，头戴棉帽，从远处望去像是一个进城的老农民。那时最流行的服饰是一身军装绿或布料学生装，对西装革履的着装造反群众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有人还偷偷地对我们说，造反派没有给你们用剪刀剪烂就算是很客气了。
晚上，我们准时到了辩论会场。大会发言时政治“帽子”满天飞，而且不容我们申辩和解释，整个会场乱哄哄的，就像是一群没教养的人在吵架一样。后来，造反派分成几个人或几十个人一拨围着我们一个人搞“攻坚”。辩论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这样的辩论会在当时算是比较文明的了。因为在激烈的“口水”战中没有发生武斗。但是如果在这里继续住下去，就会有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就像许多大学里曾经发生过的武斗事件一样。
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当即指示教育部派车把我们接到北京友谊宾馆安置。到宾馆后，周总理特意命令从海军仓库里调来一批棉布冬装，发给我们每人一套。从此，海淀区中关村一带多了穿海军蓝衣服的青年群体。当地一些不了解实情的群众，有的把我们当做归国华侨，更多的人把我们当做日本青年访华团的人。
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奉命回国的留学生陆续来到友谊宾馆。在外界看来，我们似乎从国外的“天堂”又走进了国内“天堂”。其实不然，我们不是外宾，这里也没拿我们当客人。组织上让我们住在这里，主要还是出于对我们的安全考虑，减少同外界人员接触的机会，避免不必要的纠葛和麻烦。
我们居住在友谊宾馆北院的东楼和南楼，之前这里接待过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我们进来之前，这里的工作人员重新打扫了一遍，房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房间里没有床，我们睡在厚厚的地毯上，小房间住五六个人，大房间住十几个人。我们的生活费享受大学里最高助学金标准，每月每人19元，其中伙食费12元，月票（半价）4元，剩下的作为零用钱。
谆谆教诲情深意长
我们住进友谊宾馆之后，马上面临的是如何参加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于国内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到了这里，原来的组织系统一下子乱了套。干什么，怎么干，全靠自己独立思考后作出选择。当时的流行说法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在大家对前途感到迷惘的关键时刻，周总理及时对我们如何参加运动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大意是，我们可以到一些大学里看看，要多看多思考，不要表态；大字报可以写，只限于在宾馆内部张贴（即友谊宾馆北楼会议室），不要上街；搞大批判，要跟着中央走，中央没表态的不能乱批，乱批会打乱中央的部署。由于周总理的这些指示无法按组织系统传达，主要靠同学之间相互传递，难免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基本精神不会错。由此可见，周总理对我们这些留学生关怀备至。
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十分严谨，这主要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他在对归国留学生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作出指示后，仍然关注着住在友谊宾馆里的同学们。2月16日，陈毅副总理受周总理的委托，在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并作了长达7个多小时不间断的报告。陈毅始终站着讲，而且没有稿子。从晚上9时开始，直至次日清晨才结束。就在陈毅接见同学们的当天，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党政军工作负责人碰头会，陈毅与其他老同志一起同“四人帮”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现实的严酷斗争使他对国家的前途非常忧虑，也使他对青年一代寄予了厚望。他的讲话率直真诚，殷情切切，旗帜鲜明，落地有声，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政治上的无比关怀。他讲话的基本内容是：干革命，要讲政策；要顾全大局，团结绝大多数人；要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等。他说：“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决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他还结合自己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坦诚地谈了对当时“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不同见解。
周总理的指示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完全是出于对我们的爱护和关心，只是形式和风格不同罢了。可是，在当时能够真正完全理解他们良苦用心的人并不多。社会上的一些人把我们看做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千方百计插手进来。少数年轻学生抵挡不住各种政治上的诱惑和压力，很快卷进了社会上的运动。
按照“归口管理”的原则，归国留学生划给了外交部。在外交部，两派群众组织斗争的核心是对待陈毅的态度问题，一派要打，一派要保。1967年初，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形势下，要打的一派占了上风。归国留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赞成打倒陈毅的，尤其是我们年龄大几岁的学生，甚至反对对陈毅的不恭态度。这些人自然成了清一色的“保守派”、“逍遥派”。
1967年下半年，在王力、戚本禹等人的煽动下，北京外事口的一些群众组织制造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特别是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严肃批评。同学们认清了那些自称“文化大革命”旗手们的“庐山真面目”，并同他们在行动上划清了界限。从此，归国留学生队伍中重新出现了风平浪静局面，友谊宾馆里同学之间的真正关爱和友谊多起来。
在那无所适从的日子里，同学们忙着做两件事：一件是坚持自学外语；另一件是抽空谈恋爱。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和生理发展规律，同学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政治上的紧张气氛，无法阻止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和权利。为了追求轻松、温馨的生活，一些人坠入了爱河。有些同学选择的目标在同学之间，进进出出，双双对对，令人羡慕不已。有些虽然不在同学之间，但绝大多数寻觅的目标也是在国内同期的大学生中。正所谓“登高远望，极目苍凉，正切秋水伊人之想”。可能当初谁也没有想到，在无所作为的日子里，许多人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在一段时间里，友谊宾馆及其周围地带，成了最具青春活力的地方。
不畏艰难 启动教育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大批各方面的人才。然而，当时的现实是，教育工作已经停办两年，且社会上的一些人还在起劲地鼓吹“读书无用”论，批判走“白专道路”等。周恩来总理面对这种局面，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决心重新启动教育工作。他权衡各种因素后，选择了友谊宾馆里的归国留学生，准备再次派出国学习。
周总理在征得毛泽东主席同意后，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周密安排。1967年12月17日，他不顾一天的劳累，晚上于中南海小礼堂会见准备派出去的留学生。同学们按照通知要求，事先来到会见处静坐等候。当周总理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起立，热烈鼓掌和高呼口号。周总理慈祥地举起双手，示意大家坐下。
周总理首先向陪同的有关负责人询问了准备工作情况。然后话锋一转，面向同学们问道：“你们手中有没有毛主席未发表的著作？”同学们的回答各不相同，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周总理说：“有的话一定要尽快上交。”他接着说：“毛主席是领袖，他说的话是真理。而我不同，我是做具体工作的，说的话多，难免有错误。”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你们这一代人真幸福，从小就有毛主席四卷著作，可以少走不少弯路。不像我们，我们年轻时在黑暗中摸索，就像在隧道中前行，一点亮光都看不到。”周总理的这些话，是针对社会上一些人擅自出版、印刷、甚至伪造毛泽东著作，以及对毛泽东思想持不严肃态度的现象讲的。周总理热爱毛主席、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榜样作用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周总理接着询问了留学生们在国外时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当问到留法学生时，他显得格外有兴趣。他问一个留法同学在法国吃些什么,在哪个学校学习等。由于这个同学非常紧张，一连回答了三个“吃牛奶、面包”。周总理风趣地说：“光吃牛奶、面包怎么行！”为了缓和紧张气氛，他和这位同学说起了法语。他问：“吃CROISSANT吗？”这是法国人早餐时吃的新月形小面包，在中国叫羊角（或牛角）面包。这位同学回答：“吃过。”气氛一下子缓和了很多。周总理又问：“是在SORBONNE上学吗？”这位同学回答：“不是。”周总理讲的这个学校中文叫“索邦大学”，现在是巴黎大学的分校。由于我们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业，所以未能进入该校学习。交谈结束后，周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大意是：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努力学习和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将来更好地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要学习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用人类的先进文化丰富自己；要认真执行外交政策，用自己的良好表现影响周围的外国朋友等。最后，周总理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回到友谊宾馆后，大家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每个同学一扫往日的抑郁心情又对前途充满了希望。
后来，事情出现了意外。有关部门多次与派往国联系，但未获得对方的同意。原因是这些同学提前回国，未履行原先达成的协议，对方持不谅解态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特别关照，尤其是周总理那种高瞻远瞩、顾全大局、无私无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68年8月，上级决定让归国留学生提前毕业，和北京其他院校的学生们一起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两年后开始陆续分配工作，大多数同学被分配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少数人被分配到了部队、学校、工厂和农村。最差的是那些父母尚未获得“解放”的同学，他们被分配到了边远地区。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迅速发展的外事工作，再次把培养大批外语人才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72年，中国政府选调36 名留学生分别赴法国和英国学习。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外派留学人员。1973年7月，国务院批准恢复接受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事宜，并对部分学生提供奖学金。同时，经周总理批准，中国向国外派出相应数量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同外国交流留学生工作开始逐步走上正轨。
（责任编辑 谢文雄）
果断排险 扭转危局
1967年1月18日，中国教育部、外交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外国学习的留学生全体回国，参加国内的“文化大革命”。2月1日下午2时，我们第一批留法归国生乘坐的国际列车准时开进北京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前往车站迎接，并亲切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表示热烈欢迎。
随后，我们被北京航空学院派来的大轿车接到院里安置。据说，许多大学都曾表态乐于接受我们。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的各派群众组织派性严重，都想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压倒对方。北京航空学院捷足先登。当天晚上学校没有安排活动，我们睡了个好觉，消除了多日旅途的疲劳。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们发现整个校园的气氛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昨天进校时满校园的大标语、大字报全部变了样。原来欢迎我们的大标语不见了，全部变为批判我们的标语和大字报。记得有这么几条：“反修反修，越反越修！”“反修战士，修正主义苗子！”“留学制度，修正主义温床！”等等。该校的一个群众组织还贴出“海报”，勒令我们晚上参加他们在校礼堂组织的辩论会。
我们都感到莫明其妙，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告诉我们，是我们西装革履惹祸了。在国内，这些服装太不合时宜了。我们才恍然大悟。像陈毅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迎接我们时，都身穿棉大衣，头戴棉帽，从远处望去像是一个进城的老农民。那时最流行的服饰是一身军装绿或布料学生装，对西装革履的着装造反群众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有人还偷偷地对我们说，造反派没有给你们用剪刀剪烂就算是很客气了。
晚上，我们准时到了辩论会场。大会发言时政治“帽子”满天飞，而且不容我们申辩和解释，整个会场乱哄哄的，就像是一群没教养的人在吵架一样。后来，造反派分成几个人或几十个人一拨围着我们一个人搞“攻坚”。辩论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这样的辩论会在当时算是比较文明的了。因为在激烈的“口水”战中没有发生武斗。但是如果在这里继续住下去，就会有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就像许多大学里曾经发生过的武斗事件一样。
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当即指示教育部派车把我们接到北京友谊宾馆安置。到宾馆后，周总理特意命令从海军仓库里调来一批棉布冬装，发给我们每人一套。从此，海淀区中关村一带多了穿海军蓝衣服的青年群体。当地一些不了解实情的群众，有的把我们当做归国华侨，更多的人把我们当做日本青年访华团的人。
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奉命回国的留学生陆续来到友谊宾馆。在外界看来，我们似乎从国外的“天堂”又走进了国内“天堂”。其实不然，我们不是外宾，这里也没拿我们当客人。组织上让我们住在这里，主要还是出于对我们的安全考虑，减少同外界人员接触的机会，避免不必要的纠葛和麻烦。
我们居住在友谊宾馆北院的东楼和南楼，之前这里接待过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我们进来之前，这里的工作人员重新打扫了一遍，房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房间里没有床，我们睡在厚厚的地毯上，小房间住五六个人，大房间住十几个人。我们的生活费享受大学里最高助学金标准，每月每人19元，其中伙食费12元，月票（半价）4元，剩下的作为零用钱。
谆谆教诲情深意长
我们住进友谊宾馆之后，马上面临的是如何参加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于国内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到了这里，原来的组织系统一下子乱了套。干什么，怎么干，全靠自己独立思考后作出选择。当时的流行说法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在大家对前途感到迷惘的关键时刻，周总理及时对我们如何参加运动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大意是，我们可以到一些大学里看看，要多看多思考，不要表态；大字报可以写，只限于在宾馆内部张贴（即友谊宾馆北楼会议室），不要上街；搞大批判，要跟着中央走，中央没表态的不能乱批，乱批会打乱中央的部署。由于周总理的这些指示无法按组织系统传达，主要靠同学之间相互传递，难免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基本精神不会错。由此可见，周总理对我们这些留学生关怀备至。
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十分严谨，这主要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他在对归国留学生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作出指示后，仍然关注着住在友谊宾馆里的同学们。2月16日，陈毅副总理受周总理的委托，在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并作了长达7个多小时不间断的报告。陈毅始终站着讲，而且没有稿子。从晚上9时开始，直至次日清晨才结束。就在陈毅接见同学们的当天，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党政军工作负责人碰头会，陈毅与其他老同志一起同“四人帮”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现实的严酷斗争使他对国家的前途非常忧虑，也使他对青年一代寄予了厚望。他的讲话率直真诚，殷情切切，旗帜鲜明，落地有声，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政治上的无比关怀。他讲话的基本内容是：干革命，要讲政策；要顾全大局，团结绝大多数人；要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等。他说：“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决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他还结合自己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坦诚地谈了对当时“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不同见解。
周总理的指示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完全是出于对我们的爱护和关心，只是形式和风格不同罢了。可是，在当时能够真正完全理解他们良苦用心的人并不多。社会上的一些人把我们看做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千方百计插手进来。少数年轻学生抵挡不住各种政治上的诱惑和压力，很快卷进了社会上的运动。
按照“归口管理”的原则，归国留学生划给了外交部。在外交部，两派群众组织斗争的核心是对待陈毅的态度问题，一派要打，一派要保。1967年初，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形势下，要打的一派占了上风。归国留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赞成打倒陈毅的，尤其是我们年龄大几岁的学生，甚至反对对陈毅的不恭态度。这些人自然成了清一色的“保守派”、“逍遥派”。
1967年下半年，在王力、戚本禹等人的煽动下，北京外事口的一些群众组织制造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特别是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严肃批评。同学们认清了那些自称“文化大革命”旗手们的“庐山真面目”，并同他们在行动上划清了界限。从此，归国留学生队伍中重新出现了风平浪静局面，友谊宾馆里同学之间的真正关爱和友谊多起来。
在那无所适从的日子里，同学们忙着做两件事：一件是坚持自学外语；另一件是抽空谈恋爱。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和生理发展规律，同学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政治上的紧张气氛，无法阻止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和权利。为了追求轻松、温馨的生活，一些人坠入了爱河。有些同学选择的目标在同学之间，进进出出，双双对对，令人羡慕不已。有些虽然不在同学之间，但绝大多数寻觅的目标也是在国内同期的大学生中。正所谓“登高远望，极目苍凉，正切秋水伊人之想”。可能当初谁也没有想到，在无所作为的日子里，许多人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在一段时间里，友谊宾馆及其周围地带，成了最具青春活力的地方。
不畏艰难 启动教育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大批各方面的人才。然而，当时的现实是，教育工作已经停办两年，且社会上的一些人还在起劲地鼓吹“读书无用”论，批判走“白专道路”等。周恩来总理面对这种局面，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决心重新启动教育工作。他权衡各种因素后，选择了友谊宾馆里的归国留学生，准备再次派出国学习。
周总理在征得毛泽东主席同意后，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周密安排。1967年12月17日，他不顾一天的劳累，晚上于中南海小礼堂会见准备派出去的留学生。同学们按照通知要求，事先来到会见处静坐等候。当周总理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起立，热烈鼓掌和高呼口号。周总理慈祥地举起双手，示意大家坐下。
周总理首先向陪同的有关负责人询问了准备工作情况。然后话锋一转，面向同学们问道：“你们手中有没有毛主席未发表的著作？”同学们的回答各不相同，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周总理说：“有的话一定要尽快上交。”他接着说：“毛主席是领袖，他说的话是真理。而我不同，我是做具体工作的，说的话多，难免有错误。”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你们这一代人真幸福，从小就有毛主席四卷著作，可以少走不少弯路。不像我们，我们年轻时在黑暗中摸索，就像在隧道中前行，一点亮光都看不到。”周总理的这些话，是针对社会上一些人擅自出版、印刷、甚至伪造毛泽东著作，以及对毛泽东思想持不严肃态度的现象讲的。周总理热爱毛主席、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榜样作用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周总理接着询问了留学生们在国外时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当问到留法学生时，他显得格外有兴趣。他问一个留法同学在法国吃些什么,在哪个学校学习等。由于这个同学非常紧张，一连回答了三个“吃牛奶、面包”。周总理风趣地说：“光吃牛奶、面包怎么行！”为了缓和紧张气氛，他和这位同学说起了法语。他问：“吃CROISSANT吗？”这是法国人早餐时吃的新月形小面包，在中国叫羊角（或牛角）面包。这位同学回答：“吃过。”气氛一下子缓和了很多。周总理又问：“是在SORBONNE上学吗？”这位同学回答：“不是。”周总理讲的这个学校中文叫“索邦大学”，现在是巴黎大学的分校。由于我们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业，所以未能进入该校学习。交谈结束后，周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大意是：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努力学习和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将来更好地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要学习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用人类的先进文化丰富自己；要认真执行外交政策，用自己的良好表现影响周围的外国朋友等。最后，周总理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回到友谊宾馆后，大家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每个同学一扫往日的抑郁心情又对前途充满了希望。
后来，事情出现了意外。有关部门多次与派往国联系，但未获得对方的同意。原因是这些同学提前回国，未履行原先达成的协议，对方持不谅解态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特别关照，尤其是周总理那种高瞻远瞩、顾全大局、无私无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68年8月，上级决定让归国留学生提前毕业，和北京其他院校的学生们一起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两年后开始陆续分配工作，大多数同学被分配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少数人被分配到了部队、学校、工厂和农村。最差的是那些父母尚未获得“解放”的同学，他们被分配到了边远地区。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迅速发展的外事工作，再次把培养大批外语人才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72年，中国政府选调36 名留学生分别赴法国和英国学习。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外派留学人员。1973年7月，国务院批准恢复接受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事宜，并对部分学生提供奖学金。同时，经周总理批准，中国向国外派出相应数量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同外国交流留学生工作开始逐步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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