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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韩日世界杯结束之后，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南勇对记者说：中国队已尽力了，作为一个足球人，比赛永远不会结束，因为球迷们还在等着中国队的下一届世界杯，我不能站住。
8年后，中国没能等到下一届世界杯，却等来了南勇倒下的消息——2010年1月15日，南勇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此时距他上任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刚好一周年。上任之初，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说，“假、赌、黑是中国足球的毒瘤，必须彻底根除。”
最终，这位足坛掌门人没能铲除毒瘤，却成为现行体制下的一名囚徒——公诉书显示，从1998年到2009年5月，南勇共涉嫌17项指控，总金额为148.9962万元，其中现金119万余元，实物合计29万余元中，包括手表、酒、保健品和加油卡等。
“历史选择了我，责任就由我来担”
4月25日，连续放晴多日的铁岭下起大雨，气温骤降十度。
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侧门旁，几个警察无精打采地拉着警戒线，试图把早早来到法院门口的全国各地近百名记者隔离出去——这一天的上午8点30分，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在这里开庭受审。
糟糕的天气让拉警戒线的警察变得不耐烦，他们对试图接近法院门口的记者说：谁愿意来这里，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互相理解一下！此前两天，本刊记者试图向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旁听，未获准。
少数“球迷”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拿到了旁听证，在经过严格的身份审核后，在众多记者的围观中，走了进去。
与谢亚龙在丹东受审时不同，铁岭中院的门口没有武警站岗，连押解南勇的警车也无任何车辆开道。8点05分，戴着手烤、身着红色囚服的南勇走下警车，在两名警察的架护下，低着头，快速进入法庭。
近距离观察到他的人说，南勇有些紧张，脸上的肌肉都快僵硬了。“除了名字没变，已经看不出被抓之前的长相，像大病一场，都脱相了。”
这次庭审一直持续到18点30分左右，未当庭宣判。
一位获准进入法庭旁听的当地球迷告诉本刊记者，庭审过程中，南勇对检方的17项指控始终没有提出明确的异议，只是不承认那是犯罪行为。“他的状态不算很差，但不怎么说话，都是有问才有答，大多数时间都是他的律师在说。”
庭审结束前，作最后的陈述，南勇对某些证人的证词，感到委屈和心寒，他表示，不想再去过多追究这种情义上的事情，他只是希望，法院能够根据事实依法判决。同时，他也表示，足球是体育职业化失败的实验品，足球职业化的条件不是很成熟。
“在这种体制下，衍生出了很多的潜规则，让我们都深陷其中。我负责足球工作后，该做的工作都做了，但没有做好，球迷不满意、领导也不满意。所有的人都不满意，出了这个问题，我又在这个位置上，既然历史选择了我，责任就由我来担。”最后，南勇突然提高声音说，“我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案件，让中国足球体制内的一些怪现象发生改变，促进中国足球尽快与国际接轨。”
获准旁听的球迷说，在听完南勇的陈述后，他觉得整个法庭内顿时被一种悲凉的情绪所笼罩，他差一点就哭了。“南勇觉得朋友做了伪证，在他落难时，朋友还要落井下石，且他是一个对足球有功的人，但足球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罪过却要由他来承担，大家的情感一下子就被感染了。”
商人白川
南勇是微笑着走出法庭的，这个细节被许多媒体捕捉到。未获准进入庭审现场的南勇大姐南芬（化名）说，上一次见到他这样的微笑还是在两年半前。庭审结束后，她和另外几名亲属获得了和南勇见面的机会。
2009年末，时任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南勇回到老家延吉。此时，中国足坛已经刮起打黑风暴。外界盛传，作为中国足协最高指挥官，南勇不可能置身事外——被捕后，在看守所接受采访时，南勇说，他当时已经想到了自己被捕的可能性。
“感觉有些不对劲，或许要出事，我觉得不论是谁，都应该付出代价，这对中国足球今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彼时的南勇，并没有把这种忧虑告诉家人，家人也未从他的外表和言谈举止，察觉到他有什么变化。而且，当家人为这些传闻向他求证时，他还安慰他们说：没事，我跟这些人没有关联。
这是南勇上任足球中心主任后，为数不多的回老家。南芬说，南勇回家后，跟家人有说有笑的，他回北京时，还跟家人说，以后要多抽时间回家看看，毕竟老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如以前。
南勇是出了名的孝子，因为工作忙，很少回老家，总觉得亏欠80高龄的老父亲。因此，每次回家，他或多或少会带一些礼物，送给父亲。这其中，就包括白川2005年送给他的一块劳力士蚝式机械男表。
比利时籍华人白川，与南勇相识于2002年韩日世界杯之后，时任国足主教练米卢下课，为中国在世界杯的失利埋单。此后，由南勇担任男足选帅组团长，在世界范围内物色合适的男足主教练。
作为阿里汉的经纪人，白川通过中间人将阿里汉的个人资料递给南勇，向中国足协推荐阿里汉担任国家队主教练。在随后的两次考察会谈中，南勇让时任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副总经理董铮通过白川联系，和阿里汉接头。
当年12月，中国足协与阿里漢在北京昆仑饭店正式签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会后，白川为感谢南勇，送给他4000美元。
此次选帅的暗箱操作，在南勇从老家回京不久，被人以公开信的方式曝光于网络——在南勇被捕前一个月，网上先后出现两封举报南勇涉嫌受贿的公开信，其中一封就提到了选帅事件。
阿里汉在执掌国家队期间并无大的建树，但这并不影响白川与南勇结下友谊。白川是个商人，他需要中国这个超级大市场，而南勇是中国足协掌门人，同时又是中超公司董事长，两人一拍即合。
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西门子移动宣布退出中超联赛冠名，中超不得不选择新的合作伙伴，否则只能裸奔。这是继百事可乐、飞利浦退出之后，中国足球第三次面临主冠名资本撤退的危机。
2006年初，在中超联赛“裸奔”一年后，南勇以中超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只身一人飞赴欧洲，与白川商谈中超联赛的冠名赞助事宜。白川向南勇推荐了爱福克斯公司，不久，他们签署了爱福克斯、白川、中超公司的三方框架协议。而白川作为中超公司的全权代理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
就在南勇回国向足协汇报寻求赞助情况时，此事被媒体曝光，并质疑里面存在腐败问题。当时南勇的回应是：“我可以以我的党性担保，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我辞职。”随后，风波暂息。
然而，爱福克斯并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将6000万冠名款汇入中超公司，即使是在两年后，也只汇入了白川扣掉代理费后的600万。在时任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的授意下，2008年底，中超公司把爱福克斯和白川告上法庭。
中超公司赢了官司，却再也追不回剩余的五千多万余款——在此之前，爱福克斯的代理公司ACE和白川的BCD公司早已破产。2009年1月14日，谢亚龙离任，南勇接替其出任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此事便不了了之。
中超联赛冠名风波后，白川打起了德国世界杯门票的主意。
本刊独家调查得知，当年4月，白川找到南勇，希望他帮忙购买官方价格的世界杯球票。南勇应承下来后，找到时任中国足协外事部主任王彬，让外事部帮忙安排。具体是如何操作的，王彬称已经想不起来。
事成之后，白川为了感谢南勇的帮忙，在北京市二体校体育馆外，向他送了5000欧元。
被撤销的证据
南勇大姐南芬觉得，南勇之所以带着微笑走出法庭，那是他真正把心放下了。而让他放下心的原因是，在法庭上，检方主动撤诉了两项对他受贿指控的主要证据。在此之前，南勇很纠结。
律师第一次会见南勇时，他就向律师诉说自己很冤。他觉得，被检方列入受贿清单的部分金额，算不上受贿，顶多只能算作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还有部分所收礼物他已记不清，包括证人说的也不是很明白，查证起来比较难。
律师表示，南勇的纠结是有道理的，她在经过各方面的调查后，可以证明部分受贿金额根本不存在。“我拿到的证据，跟检方出示的证据是刚好矛盾的。”一审结束之后，南勇主要辩护律师孙晓洋说。
拿到起诉书，南勇更加痛苦。他觉得，检方把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算作行贿，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有时候，他也想，既然他是足协最高掌门人，就应该接受相关指控，因此他甚至考虑不去辩解。
“把事实说出来有用吗？还不是他们想定什么罪就定什么罪？”南芬这么理解法律对南勇的审判。
经过多次会见，直到开庭前，南勇才和律师达成一致意见——律师据理力争，将事实呈现在法官和公众面前，南勇则表示不会再有异议，对起诉书的相关指控个人不再辩解，服从法庭判罚。
对于律师的辩护到底有多少效果，南勇心里没有底。因此，南勇在进入法庭前的紧张，很容易理解。而他的“委屈”是，收受山东鲁能董罡30万元和帮助沈阳海狮保级收受章健40万元。
本刊独家获得的检方材料显示，在一场山东鲁能主场对日本某足球队的比赛当中，时任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董罡找到陆俊，希望能帮助协调一下国际裁判。当时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韩国裁判李济勇。
后来，董罡从俱乐部下属的泰山发展有限公司工程中，以给员工发生活费的名义，套出30万元人民币。2005年3月，董罡在办公室内把这些钱送给南勇。庭审中，检方主动撤销此项指控。
“虽然我调查到这些钱根本不存在，但检方主动撤销，我们也很意外。”一审结束后 ，孙晓洋律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同样被检方主动撤销的受贿指控主要证据还有沈阳海狮保级一项。
本刊获得的检方资料显示，1999年，沈阳海狮为了在当年甲A比赛中保级，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许晓敏在和该俱乐部当时负责人章健商议后，决定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参政议政部部长隋路找南勇，与吉林敖东队沟通。
随后，隋路找到南勇，希望在接下来沈阳海狮队和吉林敖东队的比赛中，吉林敖东队能放水，让沈阳海狮队保住现有的联赛级别。当年底，南勇给时任吉林省延边州州委常委、副州长李洁思打电话，让他帮忙和吉林敖东队沟通。
李洁思找到时任延边州体育局局长崔光仑，让他来具体处理此事。崔光仑把此事交代给了时任延边州体育局体育总会办公室主任全明镐，让他找到球队的主教练沟通，确保此事办妥。
全明镐将此事告诉吉林敖东队主教练高珲，高珲心领神会，在当年的比赛中，他尽量多安排年轻球员上场，从而让沈阳海狮赢比赛保级成功。后许晓敏和章健陆续送给南勇40万元。其中的一个饭局，还是前足球运动员高峰和高峰时任女友那英埋单。
在事后的调查中，华晨金客足球俱乐部所有财会账簿和会计凭证经公安部“206”专案组和检察机关多方查找无法找到。以上证人的一些证词，在一审法庭上，也同样被检方主动撤销。
“不排除这些人是在某种压力下，向检方做了伪证。因为我们调查拿到的证据表明南勇并没有收到这些钱。”一审结束后，孙晓洋律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人生的选择
带着微笑，南勇踏上警车。警车呼啸着驶出法院，消失在雨幕中。不知此时的南勇是否会想起，当初他执着要选择体育时，家人对他的劝阻。“如果听了我们的话，你们今天就不会看到他在法庭上受审。”南芬说。
1962年6月，南勇出生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的一个革命家庭。其父南兴烈，是一名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解放后曾担任延吉县委书记。“文革”中，南兴烈被红卫兵关进牛棚，南勇仅5岁，和奶奶相依为命。
南兴烈70年代初复出。“那几年，我父经常更换工作地点，我就只好到处搬家，转学都转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南勇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样的经历让南勇更想早日出人头地。10岁时，因为体工队的伙食好，且受到各级政府重视，他便选择图们市业余体校练习速滑。仅仅3年后，南勇便打破延边州少年速滑纪录，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明星。
其实，南勇这次的选择，遭到了家里大多数人的反对。他姐姐南芬说，当时家里人都劝他，好好学点文化，做个像父亲一样的干部。但南勇毅然去了体校。
直到1980年，南勇才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这一年，他决定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遗憾的是，他最终只考上沈阳体育学院，再次跟体育挂钩，入读该校体育运动系。
4年后，南勇大学毕业。
那时候，老师作为最有尊严的职业之一，成了大多数年轻人的首选。家人劝他留在沈阳体育学院任教。当时，如果南勇愿意，凭他在学校的表现，留校任教会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南勇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成熟，而且很愿意和别人打交道。”
但南勇再次做了自己的选择。那一年，国家体委（1998年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到沈阳体育学院选人，南勇被一眼相中。进入国家体委后，他被安排在体委人事司。
1997年，35岁的南勇被正式调入中国足协，担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成为中国足协历史上最年轻的副主席。
入主中国足协之前，南勇同样还有别的选择。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之外，南勇还可选择去同为司局级的其他两个部门，但他最终选择了他喜欢的足球作为职业。“他从小就喜欢足球，他觉得他能给中国足球带来新的改变，我们怎么劝，他也不听。”南芬说。
从此，南勇的命运与足球捆绑在一起，只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改变中国足球，反倒被中国足球击倒，成为一名囚徒。
权力之觞
南勇就职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后，他手中的权力随即被一些人看上。上任一年后，南勇开始“把握不住自己”。
本刊独家获得的检方资料显示，南勇第一次收受贿赂是在1998年某天晚上。当时，山东迪生广告公司负责人张洛迪在济南市某宾馆内向南勇送出人民币1万元。南勇承诺，给予张洛迪在发展足球广告业务上一些关照。
2003年，南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张洛迪成功承办了当年举办的女足邀请赛。
从这件事情开始，南勇迈出了囚徒的第一步——“都是從一些小事开始，稍不注意，就把握不住自己，还是存在侥幸心理，各方面的因素，造成了我今天的结局。”被捕之后，南勇在接受采访时说。
检方资料显示，1999年中秋节前，时任云南红塔足球俱乐部助理教练王立仁和主教练戚务生，向俱乐部总经理秦绍高汇报，希望中国足协派一些对球队有利的裁判，需要10万元人民币去中国足协走关系。
当年9月23日，南勇在北京市顺峰酒店内，收受了王立仁代表云南红塔足球俱乐部送给他的人民币5万元，并承诺在之后的甲B联赛中为该俱乐部球队比赛提供帮助。同时收受贿赂的还有时任足管中心裁判办公室主任张建强。
张建强向检方交代，他有裁判选派职责，并受南勇分管。他知道南勇收受了王立仁的钱后，也接受了王立仁贿赂的3万元人民币。此后，张建强和南勇均表示，有可能的话，对红塔俱乐部比赛能帮忙就帮忙，能关照就关照。
检方资料还显示，1999年，时任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邵克难和党委书记田迪，请示时任山东电力集团纪检书记王林后，邵代表俱乐部上北京找足协活动，让足协在足球联赛中多多关照山东鲁能俱乐部。
随后，邵克难从俱乐部账外的小金库，以给球员发工资、奖金的名义支取了一笔钱，分两次总共向南勇送出人民币20万元。在此次贿赂名单中，张建强同样榜上有名，且收受的数额是南勇的两倍——40万。
张建强向检方交代，在邵克难找上门时，他早就听说南勇和山东鲁能俱乐部的高层关系不错，在往常的工作中，他也能感觉到南勇对山东鲁能的照顾。于是，张建强便收下了邵克难两次送上的总共40万元人民币。就在当年，山东鲁能获得甲A联赛的双冠王。
此后几年，闻声而动的俱乐部纷纷上京请求南勇照顾。
2001年春节前，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和副董事长隋信敏商量后，让时任该俱乐部副总经理林乐丰进京找足协跑关系。不久后，林乐丰到北京中国足协南勇办公室，送给南勇人民币5万元。
原沈阳金德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何兵向检方交代，2005年，他在老足协办公楼南勇的办公室，送给南勇一块浪琴牌手表，南勇表示，以后会对沈阳金德足球俱乐部的建设多多支持……
除“照顾”俱乐部外，南勇还插手男足国家队以及国青队的人事安排。
2001年，通过宋凯介绍，南勇帮助吕锋担任男足国家队副领队。为表示感谢，吕锋在北京请南勇吃饭，并送上一张内有5万元存款的招商银行卡。据律师调查，早在2000年，吕锋就以临时借用人员进入男足国家队工作。
2002年，国青队选主教练，当时分管国青队的朱和元向南勇提供了几个人选，最后经过班子集体讨论，同意由王宝山担任。检方指控南勇从中谋利收取5万元，律师认为没有，是足协主席办公会批准的。
2010年1月5日，南勇最后一次以足协副主席的身份亮相杭州黄龙体育场。在一场友谊赛中，南勇踢了一会儿后，慢慢走到场边，一屁股坐在跑道上对着随行人员说，“老了，跑不动了。”
10天后，南勇被公安机关带走。这一次，他是真的跑不动了。
8年后，中国没能等到下一届世界杯，却等来了南勇倒下的消息——2010年1月15日，南勇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此时距他上任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刚好一周年。上任之初，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说，“假、赌、黑是中国足球的毒瘤，必须彻底根除。”
最终，这位足坛掌门人没能铲除毒瘤，却成为现行体制下的一名囚徒——公诉书显示，从1998年到2009年5月，南勇共涉嫌17项指控，总金额为148.9962万元，其中现金119万余元，实物合计29万余元中，包括手表、酒、保健品和加油卡等。
“历史选择了我，责任就由我来担”
4月25日，连续放晴多日的铁岭下起大雨，气温骤降十度。
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侧门旁，几个警察无精打采地拉着警戒线，试图把早早来到法院门口的全国各地近百名记者隔离出去——这一天的上午8点30分，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在这里开庭受审。
糟糕的天气让拉警戒线的警察变得不耐烦，他们对试图接近法院门口的记者说：谁愿意来这里，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互相理解一下！此前两天，本刊记者试图向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旁听，未获准。
少数“球迷”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拿到了旁听证，在经过严格的身份审核后，在众多记者的围观中，走了进去。
与谢亚龙在丹东受审时不同，铁岭中院的门口没有武警站岗，连押解南勇的警车也无任何车辆开道。8点05分，戴着手烤、身着红色囚服的南勇走下警车，在两名警察的架护下，低着头，快速进入法庭。
近距离观察到他的人说，南勇有些紧张，脸上的肌肉都快僵硬了。“除了名字没变，已经看不出被抓之前的长相，像大病一场，都脱相了。”
这次庭审一直持续到18点30分左右，未当庭宣判。
一位获准进入法庭旁听的当地球迷告诉本刊记者，庭审过程中，南勇对检方的17项指控始终没有提出明确的异议，只是不承认那是犯罪行为。“他的状态不算很差，但不怎么说话，都是有问才有答，大多数时间都是他的律师在说。”
庭审结束前，作最后的陈述，南勇对某些证人的证词，感到委屈和心寒，他表示，不想再去过多追究这种情义上的事情，他只是希望，法院能够根据事实依法判决。同时，他也表示，足球是体育职业化失败的实验品，足球职业化的条件不是很成熟。
“在这种体制下，衍生出了很多的潜规则，让我们都深陷其中。我负责足球工作后，该做的工作都做了，但没有做好，球迷不满意、领导也不满意。所有的人都不满意，出了这个问题，我又在这个位置上，既然历史选择了我，责任就由我来担。”最后，南勇突然提高声音说，“我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案件，让中国足球体制内的一些怪现象发生改变，促进中国足球尽快与国际接轨。”
获准旁听的球迷说，在听完南勇的陈述后，他觉得整个法庭内顿时被一种悲凉的情绪所笼罩，他差一点就哭了。“南勇觉得朋友做了伪证，在他落难时，朋友还要落井下石，且他是一个对足球有功的人，但足球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罪过却要由他来承担，大家的情感一下子就被感染了。”
商人白川
南勇是微笑着走出法庭的，这个细节被许多媒体捕捉到。未获准进入庭审现场的南勇大姐南芬（化名）说，上一次见到他这样的微笑还是在两年半前。庭审结束后，她和另外几名亲属获得了和南勇见面的机会。
2009年末，时任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南勇回到老家延吉。此时，中国足坛已经刮起打黑风暴。外界盛传，作为中国足协最高指挥官，南勇不可能置身事外——被捕后，在看守所接受采访时，南勇说，他当时已经想到了自己被捕的可能性。
“感觉有些不对劲，或许要出事，我觉得不论是谁，都应该付出代价，这对中国足球今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彼时的南勇，并没有把这种忧虑告诉家人，家人也未从他的外表和言谈举止，察觉到他有什么变化。而且，当家人为这些传闻向他求证时，他还安慰他们说：没事，我跟这些人没有关联。
这是南勇上任足球中心主任后，为数不多的回老家。南芬说，南勇回家后，跟家人有说有笑的，他回北京时，还跟家人说，以后要多抽时间回家看看，毕竟老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如以前。
南勇是出了名的孝子，因为工作忙，很少回老家，总觉得亏欠80高龄的老父亲。因此，每次回家，他或多或少会带一些礼物，送给父亲。这其中，就包括白川2005年送给他的一块劳力士蚝式机械男表。
比利时籍华人白川，与南勇相识于2002年韩日世界杯之后，时任国足主教练米卢下课，为中国在世界杯的失利埋单。此后，由南勇担任男足选帅组团长，在世界范围内物色合适的男足主教练。
作为阿里汉的经纪人，白川通过中间人将阿里汉的个人资料递给南勇，向中国足协推荐阿里汉担任国家队主教练。在随后的两次考察会谈中，南勇让时任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副总经理董铮通过白川联系，和阿里汉接头。
当年12月，中国足协与阿里漢在北京昆仑饭店正式签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会后，白川为感谢南勇，送给他4000美元。
此次选帅的暗箱操作，在南勇从老家回京不久，被人以公开信的方式曝光于网络——在南勇被捕前一个月，网上先后出现两封举报南勇涉嫌受贿的公开信，其中一封就提到了选帅事件。
阿里汉在执掌国家队期间并无大的建树，但这并不影响白川与南勇结下友谊。白川是个商人，他需要中国这个超级大市场，而南勇是中国足协掌门人，同时又是中超公司董事长，两人一拍即合。
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西门子移动宣布退出中超联赛冠名，中超不得不选择新的合作伙伴，否则只能裸奔。这是继百事可乐、飞利浦退出之后，中国足球第三次面临主冠名资本撤退的危机。
2006年初，在中超联赛“裸奔”一年后，南勇以中超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只身一人飞赴欧洲，与白川商谈中超联赛的冠名赞助事宜。白川向南勇推荐了爱福克斯公司，不久，他们签署了爱福克斯、白川、中超公司的三方框架协议。而白川作为中超公司的全权代理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
就在南勇回国向足协汇报寻求赞助情况时，此事被媒体曝光，并质疑里面存在腐败问题。当时南勇的回应是：“我可以以我的党性担保，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我辞职。”随后，风波暂息。
然而，爱福克斯并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将6000万冠名款汇入中超公司，即使是在两年后，也只汇入了白川扣掉代理费后的600万。在时任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的授意下，2008年底，中超公司把爱福克斯和白川告上法庭。
中超公司赢了官司，却再也追不回剩余的五千多万余款——在此之前，爱福克斯的代理公司ACE和白川的BCD公司早已破产。2009年1月14日，谢亚龙离任，南勇接替其出任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此事便不了了之。
中超联赛冠名风波后，白川打起了德国世界杯门票的主意。
本刊独家调查得知，当年4月，白川找到南勇，希望他帮忙购买官方价格的世界杯球票。南勇应承下来后，找到时任中国足协外事部主任王彬，让外事部帮忙安排。具体是如何操作的，王彬称已经想不起来。
事成之后，白川为了感谢南勇的帮忙，在北京市二体校体育馆外，向他送了5000欧元。
被撤销的证据
南勇大姐南芬觉得，南勇之所以带着微笑走出法庭，那是他真正把心放下了。而让他放下心的原因是，在法庭上，检方主动撤诉了两项对他受贿指控的主要证据。在此之前，南勇很纠结。
律师第一次会见南勇时，他就向律师诉说自己很冤。他觉得，被检方列入受贿清单的部分金额，算不上受贿，顶多只能算作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还有部分所收礼物他已记不清，包括证人说的也不是很明白，查证起来比较难。
律师表示，南勇的纠结是有道理的，她在经过各方面的调查后，可以证明部分受贿金额根本不存在。“我拿到的证据，跟检方出示的证据是刚好矛盾的。”一审结束之后，南勇主要辩护律师孙晓洋说。
拿到起诉书，南勇更加痛苦。他觉得，检方把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算作行贿，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有时候，他也想，既然他是足协最高掌门人，就应该接受相关指控，因此他甚至考虑不去辩解。
“把事实说出来有用吗？还不是他们想定什么罪就定什么罪？”南芬这么理解法律对南勇的审判。
经过多次会见，直到开庭前，南勇才和律师达成一致意见——律师据理力争，将事实呈现在法官和公众面前，南勇则表示不会再有异议，对起诉书的相关指控个人不再辩解，服从法庭判罚。
对于律师的辩护到底有多少效果，南勇心里没有底。因此，南勇在进入法庭前的紧张，很容易理解。而他的“委屈”是，收受山东鲁能董罡30万元和帮助沈阳海狮保级收受章健40万元。
本刊独家获得的检方材料显示，在一场山东鲁能主场对日本某足球队的比赛当中，时任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董罡找到陆俊，希望能帮助协调一下国际裁判。当时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韩国裁判李济勇。
后来，董罡从俱乐部下属的泰山发展有限公司工程中，以给员工发生活费的名义，套出30万元人民币。2005年3月，董罡在办公室内把这些钱送给南勇。庭审中，检方主动撤销此项指控。
“虽然我调查到这些钱根本不存在，但检方主动撤销，我们也很意外。”一审结束后 ，孙晓洋律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同样被检方主动撤销的受贿指控主要证据还有沈阳海狮保级一项。
本刊获得的检方资料显示，1999年，沈阳海狮为了在当年甲A比赛中保级，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许晓敏在和该俱乐部当时负责人章健商议后，决定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参政议政部部长隋路找南勇，与吉林敖东队沟通。
随后，隋路找到南勇，希望在接下来沈阳海狮队和吉林敖东队的比赛中，吉林敖东队能放水，让沈阳海狮队保住现有的联赛级别。当年底，南勇给时任吉林省延边州州委常委、副州长李洁思打电话，让他帮忙和吉林敖东队沟通。
李洁思找到时任延边州体育局局长崔光仑，让他来具体处理此事。崔光仑把此事交代给了时任延边州体育局体育总会办公室主任全明镐，让他找到球队的主教练沟通，确保此事办妥。
全明镐将此事告诉吉林敖东队主教练高珲，高珲心领神会，在当年的比赛中，他尽量多安排年轻球员上场，从而让沈阳海狮赢比赛保级成功。后许晓敏和章健陆续送给南勇40万元。其中的一个饭局，还是前足球运动员高峰和高峰时任女友那英埋单。
在事后的调查中，华晨金客足球俱乐部所有财会账簿和会计凭证经公安部“206”专案组和检察机关多方查找无法找到。以上证人的一些证词，在一审法庭上，也同样被检方主动撤销。
“不排除这些人是在某种压力下，向检方做了伪证。因为我们调查拿到的证据表明南勇并没有收到这些钱。”一审结束后，孙晓洋律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人生的选择
带着微笑，南勇踏上警车。警车呼啸着驶出法院，消失在雨幕中。不知此时的南勇是否会想起，当初他执着要选择体育时，家人对他的劝阻。“如果听了我们的话，你们今天就不会看到他在法庭上受审。”南芬说。
1962年6月，南勇出生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的一个革命家庭。其父南兴烈，是一名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解放后曾担任延吉县委书记。“文革”中，南兴烈被红卫兵关进牛棚，南勇仅5岁，和奶奶相依为命。
南兴烈70年代初复出。“那几年，我父经常更换工作地点，我就只好到处搬家，转学都转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南勇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样的经历让南勇更想早日出人头地。10岁时，因为体工队的伙食好，且受到各级政府重视，他便选择图们市业余体校练习速滑。仅仅3年后，南勇便打破延边州少年速滑纪录，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明星。
其实，南勇这次的选择，遭到了家里大多数人的反对。他姐姐南芬说，当时家里人都劝他，好好学点文化，做个像父亲一样的干部。但南勇毅然去了体校。
直到1980年，南勇才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这一年，他决定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遗憾的是，他最终只考上沈阳体育学院，再次跟体育挂钩，入读该校体育运动系。
4年后，南勇大学毕业。
那时候，老师作为最有尊严的职业之一，成了大多数年轻人的首选。家人劝他留在沈阳体育学院任教。当时，如果南勇愿意，凭他在学校的表现，留校任教会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南勇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成熟，而且很愿意和别人打交道。”
但南勇再次做了自己的选择。那一年，国家体委（1998年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到沈阳体育学院选人，南勇被一眼相中。进入国家体委后，他被安排在体委人事司。
1997年，35岁的南勇被正式调入中国足协，担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成为中国足协历史上最年轻的副主席。
入主中国足协之前，南勇同样还有别的选择。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之外，南勇还可选择去同为司局级的其他两个部门，但他最终选择了他喜欢的足球作为职业。“他从小就喜欢足球，他觉得他能给中国足球带来新的改变，我们怎么劝，他也不听。”南芬说。
从此，南勇的命运与足球捆绑在一起，只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改变中国足球，反倒被中国足球击倒，成为一名囚徒。
权力之觞
南勇就职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后，他手中的权力随即被一些人看上。上任一年后，南勇开始“把握不住自己”。
本刊独家获得的检方资料显示，南勇第一次收受贿赂是在1998年某天晚上。当时，山东迪生广告公司负责人张洛迪在济南市某宾馆内向南勇送出人民币1万元。南勇承诺，给予张洛迪在发展足球广告业务上一些关照。
2003年，南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张洛迪成功承办了当年举办的女足邀请赛。
从这件事情开始，南勇迈出了囚徒的第一步——“都是從一些小事开始，稍不注意，就把握不住自己，还是存在侥幸心理，各方面的因素，造成了我今天的结局。”被捕之后，南勇在接受采访时说。
检方资料显示，1999年中秋节前，时任云南红塔足球俱乐部助理教练王立仁和主教练戚务生，向俱乐部总经理秦绍高汇报，希望中国足协派一些对球队有利的裁判，需要10万元人民币去中国足协走关系。
当年9月23日，南勇在北京市顺峰酒店内，收受了王立仁代表云南红塔足球俱乐部送给他的人民币5万元，并承诺在之后的甲B联赛中为该俱乐部球队比赛提供帮助。同时收受贿赂的还有时任足管中心裁判办公室主任张建强。
张建强向检方交代，他有裁判选派职责，并受南勇分管。他知道南勇收受了王立仁的钱后，也接受了王立仁贿赂的3万元人民币。此后，张建强和南勇均表示，有可能的话，对红塔俱乐部比赛能帮忙就帮忙，能关照就关照。
检方资料还显示，1999年，时任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邵克难和党委书记田迪，请示时任山东电力集团纪检书记王林后，邵代表俱乐部上北京找足协活动，让足协在足球联赛中多多关照山东鲁能俱乐部。
随后，邵克难从俱乐部账外的小金库，以给球员发工资、奖金的名义支取了一笔钱，分两次总共向南勇送出人民币20万元。在此次贿赂名单中，张建强同样榜上有名，且收受的数额是南勇的两倍——40万。
张建强向检方交代，在邵克难找上门时，他早就听说南勇和山东鲁能俱乐部的高层关系不错，在往常的工作中，他也能感觉到南勇对山东鲁能的照顾。于是，张建强便收下了邵克难两次送上的总共40万元人民币。就在当年，山东鲁能获得甲A联赛的双冠王。
此后几年，闻声而动的俱乐部纷纷上京请求南勇照顾。
2001年春节前，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和副董事长隋信敏商量后，让时任该俱乐部副总经理林乐丰进京找足协跑关系。不久后，林乐丰到北京中国足协南勇办公室，送给南勇人民币5万元。
原沈阳金德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何兵向检方交代，2005年，他在老足协办公楼南勇的办公室，送给南勇一块浪琴牌手表，南勇表示，以后会对沈阳金德足球俱乐部的建设多多支持……
除“照顾”俱乐部外，南勇还插手男足国家队以及国青队的人事安排。
2001年，通过宋凯介绍，南勇帮助吕锋担任男足国家队副领队。为表示感谢，吕锋在北京请南勇吃饭，并送上一张内有5万元存款的招商银行卡。据律师调查，早在2000年，吕锋就以临时借用人员进入男足国家队工作。
2002年，国青队选主教练，当时分管国青队的朱和元向南勇提供了几个人选，最后经过班子集体讨论，同意由王宝山担任。检方指控南勇从中谋利收取5万元，律师认为没有，是足协主席办公会批准的。
2010年1月5日，南勇最后一次以足协副主席的身份亮相杭州黄龙体育场。在一场友谊赛中，南勇踢了一会儿后，慢慢走到场边，一屁股坐在跑道上对着随行人员说，“老了，跑不动了。”
10天后，南勇被公安机关带走。这一次，他是真的跑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