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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7日6时，叶廷芳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一时间有关叶先生去世的消息扑面而来，让人感到震惊、悲痛、哀伤与沉默。互联网和朋友圈可以看到许多纪念叶先生的文章，譬如“痛别叶廷芳”“独臂翻译家逝世”“叶廷芳：‘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逝世”“浙江衢州籍翻译家叶廷芳去世”“译介卡夫卡‘第一人’：叶廷芳”，“译介卡夫卡到中国的翻译家叶廷芳去世”，等等。在学术圈之外许多普通人也知道叶先生，他带头在两会上提出“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他提议保存圆明园“废墟之美”，他提议国家大剧院应该设计成如今这个样貌。然而，在我看来，叶廷芳先生最主要的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最大的贡献还是将卡夫卡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他对卡夫卡的研究和推广，以及对现代审美意识的推崇和倡导，对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观念创新，乃至文艺创作和实践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叶廷芳，1936年生于浙江衢江区峡川镇一户普通农民家庭。此时在地球的另一边，生活在欧洲城市布拉格的，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卡夫卡已经去世12年了。叶先生怎么可以想到自己的一生将会与这位犹太作家有着纠缠不尽的关联呢？这里有祸福相依、机缘巧合，也有大势之所趋、时代之必然。
卡夫卡与叶廷芳的隐秘关联，我们还是从叶廷芳的童年说起吧。1945年，叶廷芳9岁时左臂不慎摔坏。由于乡间医疗条件缺乏，郎中误诊，叶廷芳永远失去了左臂。作为未来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没有了一只胳膊还能做什么？还能做好什么？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或许就只有拼命读书了。在与父亲奋力抗争之后，他的父亲也只好让他读书了。于是，命运的阴差阳错反倒成全了叶廷芳：因为缺一只胳膊，反正当不好农民了，所以只好安心读书，拼命学习，而这其实又正是他内心深处最渴望的;设若他胳膊健全，或者他就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早早当上农民，成家立业了，而这反倒又是他内心深深抗拒的。因为身体残疾，他反倒获得了更多学习的机会;因为不得已的选择，又培养了他坚强的意志和毅力，而这种坚强意志和毅力终将伴随他一生。叶廷芳先生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永远“不服输”的意志，那种与命运抗争到底的意志，便深深地埋藏在他幼小的心灵之中。叶先生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命运这东西是个祸与福的悖论：它打击你，又成全你，条件是：你不服输！”命运的乖戾和悖谬使叶廷芳日后很快就可以从卡夫卡那里产生共鸣，而不服输的意志又使叶廷芳深切地体会到卡夫卡内心深处的那种“不可摧毁之物”的精神。
1956年，叶廷芳在经过一番挫折之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他选择了北大西语系的德语专业。1964年叶廷芳从北京大学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时，具体工作就是编辑刊物《现代文艺理论译丛》。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卡夫卡在西方影响巨大，随后他在西方的外文杂志上看到了一些关于卡夫卡的评论。当年轻的叶廷芳了解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民主德国和苏联都开始研究起卡夫卡时，他感到备受鼓舞和鼓励。20世纪70年代，叶廷芳逛旧书店，买到一些卡夫卡的作品，于是便开始慢慢研读起来。
叶廷芳此前在北京大学当老师时教的是海涅。1976年后，叶先生原想继续研究海涅的，但感觉研究海涅不如研究卡夫卡和迪伦马特新鲜刺激，于是，他主动放下海涅转而开始研究卡夫卡。这次学术研究的转向极富有现代意义。1979年，叶廷芳撰写了《卡夫卡和他的作品》一文，此文加上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一起发表在同年复刊的《世界文学》杂志上，立时引起巨大反响。《卡夫卡和他的作品》署名丁方、施文。该文应该是国内第一篇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评介卡夫卡的文章，文章作者当时没有署真名。其实，丁方就是叶廷芳先生。《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分为四个部分：“生平简介”“主要作品”“孤独的人和陌生的世界”“艺术特点”，其目的旨在“就卡夫卡的生平和主要作品作一初步的介绍”。文章对卡夫卡的评介似乎只是放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卡夫卡不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因此我们不能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他，他“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挖掘尺度’，在艺术上他也扩大了艺术表现的可能性”。卡夫卡属于那种不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他比以往的那种传统现实主义更富有创新和开拓意义。“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有这样持久的生命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真实性。真实性这里不仅指作者观察生活的精确、角度的独特和研究的认真，还在于作者体验和感受生活的真实。”现实并不等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并不就是真实。
叶先生研究卡夫卡似乎是命中注定的，然而又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甚至可以说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叶先生关注卡夫卡、翻译卡夫卡、研究卡夫卡，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卡夫卡研究的开路之人。当然，说叶廷芳是中国翻译和研究卡夫卡的“第一人”，还是有点“言过其实”。早在1966年，作家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李文俊后来回忆道：“我是通过读英国诗人奥登的作品，接近卡夫卡，了解了他的重要性。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我发现有许多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独特的东西，值得介绍过来，帮助扩大同行们的眼界。可当时中国的情况不允许公开出版他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于是根据我的建议，出了他那本‘黄皮书’。”另外，中国台湾对卡夫卡的译介和研究比大陆要早20年，20世纪50年代末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等就在他们主办的《现代文学》杂志上介绍卡夫卡，1960年出了一期《卡夫卡特辑》。当时卡夫卡是隨同萨特、加缪和存在主义一起进入中国台湾的，但台湾的卡夫卡研究并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
1986年，叶廷芳的《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该书论述了卡夫卡与布莱希特两位德语作家。这应该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论述卡夫卡的著作，虽然只有半部是研究卡夫卡的。叶先生认为，卡夫卡与布莱希特的美学思想中有着共同的因素，即现代特征。“不管文学史家将对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何评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们是人类审美意识向新的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和表达者，他们在艺术探索上的努力和业绩影响着一个时代。”而在这两位作家中，该书对卡夫卡的论述在前，无疑又是重中之重。不过至1987年，叶先生还在文章中写道：“迄今我国还没有一本有分量的研究卡夫卡的专著出版，这方面要取得进展，还须作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在叶先生自己看来，《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还算不上一部有分量的研究卡夫卡的专著。 1988年叶廷芳编辑了《论卡夫卡》一书，该书“汇集了七十年来外国学者各个时期写的有关卡夫卡的参考资料”，它对于中国的卡夫卡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本书对于喜爱和研究卡夫卡的读者而言，是案头必备书，是必须时常翻阅和研读的。而在此期间叶廷芳先生已经发表了大量研究卡夫卡的论文。1993年叶先生出版了一部传记《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1995年又出版了一部论及卡夫卡的著作《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此时叶先生还主编了多种卡夫卡作品集，如《卡夫卡散文集》《卡夫卡随笔集》《卡夫卡文学书简》《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等。1996年叶廷芳主编的十卷本《卡夫卡全集》是我国卡夫卡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的标志。2015年叶廷芳又在此基础上主编了九卷本《卡夫卡全集》（插图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至2021年5月已印刷4次。2015年5月30日，新版《卡夫卡全集》联合读书会在百万庄图书大厦举行，叶廷芳先生做了主旨发言，笔者现场进行了讲读和对谈，当日热烈的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多年来，叶先生“从民族心理学、历史文化学、现代伦理学、生命哲学和悲剧美学等多种角度，窥察了构成卡夫卡人格整体的各个部分”。他对卡夫卡的艺术表现的总体风貌做了精准的概括和归纳，体现了叶廷芳对卡夫卡的深切体悟和精微洞察：“荒诞框架下的细节真实;图像式象征与寓言、譬喻;梦境记录式的奇幻;石破天惊的怪异;啼笑皆非的悖谬;不尚浮华的简朴……”这些均是后人研究卡夫卡的基础和出发点。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正意义上的“卡夫卡在中国”是从叶廷芳对卡夫卡的翻译、评价和研究开始的。概而言之，叶廷芳先生的研究之路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卡夫卡研究的萌生、发展并走向成熟之路。可以说，没有叶先生的开创性劳动，中国的卡夫卡研究是不可想象的。
行文至此，该说说我的卡夫卡研究之路了，这与叶廷芳先生也是密不可分的。是卡夫卡，不仅让我有幸结识叶先生，并有过一些深谈和深交，这是我人生和学术之路上的巨大财富;是叶廷芳，让我坚定了研究卡夫卡之路，从此一路前往，不再踌躇。在认识叶先生之前我已经研读了叶先生的诸多著述。1993年我在《湘潭大学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卡住了吗？——论卡夫卡》，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研究卡夫卡的论文。但这以后我并没有继续深入地研究卡夫卡，直到2000年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刘象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卡夫卡世界的那扇大门才又向我微微开启。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做什么？我自然又一次想到卡夫卡，但当时卡夫卡并不是我的首选。我在几个选题上来回思考推敲，难以定夺：是艾略特、乔伊斯，还是卡夫卡？在难以抉择之时，我想必须去求助于叶廷芳先生了。
那应该是2001年春天的某一天，那一天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叶先生肯定了我的论文选题，他后来在我的《卡夫卡研究》“序一”中写道：“（20世纪）90年代末，当曾艳兵这新一代中年人崛起的时候，学术环境宽松多了，物质条件包括经费来源和资料来源也明显改善了，这使新一代学人有可能在深度上超越我们，体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事物发展规律。”有了叶先生的首肯，我的卡夫卡研究自然有了信心和勇气，自此以后也就开启了我长达20余年的卡夫卡研究。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没有叶先生的肯定，我可能就放弃了有关卡夫卡的选题，转而选择其他选题，那么，我的学术之路，乃至人生之路恐怕就是另一番风景了。在叶廷芳先生看来，卡夫卡属于那种改变了世界，至少是改变了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世界的伟大作家。他当然也应该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世界所有喜爱卡夫卡的读者。任何人，只要愿意、乐意都可以研究卡夫卡。他们既可以通过德语文献研究卡夫卡，也可以通过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当然还有中文研究卡夫卡。不同的卡夫卡研究丰富了卡夫卡的多样性，拓展了卡夫卡的深刻性，证实了卡夫卡的普遍性。“卡夫卡不是把写作当作当作家的阶梯，而是内心表达的手段。所以他的作品都不是凭写作的技巧或虚构故事的才能一挥而就，而是让生命的火焰锻造出来的。”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自然不能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成为少数一些人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对象。作为国内研究卡夫卡的著名专家，叶先生并没有将卡夫卡及其研究據为己有，为他人研究卡夫卡设置障碍，而是欢迎并鼓励所有卡夫卡研究者，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提醒他们的研究局限，并愿意与所有的卡夫卡研究者交心做朋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这种开阔的胸怀必定像大海一样辽阔浩荡。
2003年，叶廷芳先生为我的博士论文撰写了评议书，除了充分肯定之外，也提出了可以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地方，并提出了一些质疑。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道：“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里与叶先生有过许多次的长时间交谈，请教了叶先生许多问题。叶先生家在劲松西口的那间小小的客厅，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叶先生的著述，以及生平经历都成了我理解、认识和接近卡夫卡的巨大财富。叶先生一直鼓励和支持我研究卡夫卡，这对我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和信任，并成了我研究卡夫卡的动力和决心。”这一点在叶先生去世之后，将变得更加重要、尤为珍贵。
叶先生曾如此评价卡夫卡：“任何时代都有这样两类人，一类是跟着时代走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类是以自己的实践改变时代的，卡夫卡就属于后者。前面说过，卡夫卡不是掌握了现成的理论才开始写作的，而是写出他的‘不规范’的作品后而导致其改变时代的。这就是说，他的作品不仅改变了现代人的话语方式，而且改变了现代人的书写艺术。”叶廷芳像卡夫卡一样，无疑也属于后者。他对于卡夫卡的翻译和研究，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卡夫卡，乃至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的看法，甚至帮助许多中国读者和作家改变了对文学和世界的看法。2013年，叶先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领了个国家科研基金项目“卡夫卡的美学思想”，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却被耽误了……这个‘缪斯’还在半路上，能否追求到，还要看阎王爷宽限我多少年。”叶先生匆匆离去了，阎王爷宽限他老人家的时间并不很多。他的卡夫卡研究并没有完成，就像卡夫卡的长篇小说都没有完成一样，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是叶先生所说的“缺憾之美”吧。然而，叶先生开创的事业我们可以接着去做，当然，对于研究卡夫卡的这项事业而言，我们恐怕只能尽心尽力而已，真正的完成恐怕永远也不可能。
2021年10月3日凌晨改定于天津
叶廷芳，1936年生于浙江衢江区峡川镇一户普通农民家庭。此时在地球的另一边，生活在欧洲城市布拉格的，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卡夫卡已经去世12年了。叶先生怎么可以想到自己的一生将会与这位犹太作家有着纠缠不尽的关联呢？这里有祸福相依、机缘巧合，也有大势之所趋、时代之必然。
卡夫卡与叶廷芳的隐秘关联，我们还是从叶廷芳的童年说起吧。1945年，叶廷芳9岁时左臂不慎摔坏。由于乡间医疗条件缺乏，郎中误诊，叶廷芳永远失去了左臂。作为未来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没有了一只胳膊还能做什么？还能做好什么？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或许就只有拼命读书了。在与父亲奋力抗争之后，他的父亲也只好让他读书了。于是，命运的阴差阳错反倒成全了叶廷芳：因为缺一只胳膊，反正当不好农民了，所以只好安心读书，拼命学习，而这其实又正是他内心深处最渴望的;设若他胳膊健全，或者他就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早早当上农民，成家立业了，而这反倒又是他内心深深抗拒的。因为身体残疾，他反倒获得了更多学习的机会;因为不得已的选择，又培养了他坚强的意志和毅力，而这种坚强意志和毅力终将伴随他一生。叶廷芳先生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永远“不服输”的意志，那种与命运抗争到底的意志，便深深地埋藏在他幼小的心灵之中。叶先生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命运这东西是个祸与福的悖论：它打击你，又成全你，条件是：你不服输！”命运的乖戾和悖谬使叶廷芳日后很快就可以从卡夫卡那里产生共鸣，而不服输的意志又使叶廷芳深切地体会到卡夫卡内心深处的那种“不可摧毁之物”的精神。
1956年，叶廷芳在经过一番挫折之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他选择了北大西语系的德语专业。1964年叶廷芳从北京大学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时，具体工作就是编辑刊物《现代文艺理论译丛》。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卡夫卡在西方影响巨大，随后他在西方的外文杂志上看到了一些关于卡夫卡的评论。当年轻的叶廷芳了解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民主德国和苏联都开始研究起卡夫卡时，他感到备受鼓舞和鼓励。20世纪70年代，叶廷芳逛旧书店，买到一些卡夫卡的作品，于是便开始慢慢研读起来。
叶廷芳此前在北京大学当老师时教的是海涅。1976年后，叶先生原想继续研究海涅的，但感觉研究海涅不如研究卡夫卡和迪伦马特新鲜刺激，于是，他主动放下海涅转而开始研究卡夫卡。这次学术研究的转向极富有现代意义。1979年，叶廷芳撰写了《卡夫卡和他的作品》一文，此文加上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一起发表在同年复刊的《世界文学》杂志上，立时引起巨大反响。《卡夫卡和他的作品》署名丁方、施文。该文应该是国内第一篇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评介卡夫卡的文章，文章作者当时没有署真名。其实，丁方就是叶廷芳先生。《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分为四个部分：“生平简介”“主要作品”“孤独的人和陌生的世界”“艺术特点”，其目的旨在“就卡夫卡的生平和主要作品作一初步的介绍”。文章对卡夫卡的评介似乎只是放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卡夫卡不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因此我们不能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他，他“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挖掘尺度’，在艺术上他也扩大了艺术表现的可能性”。卡夫卡属于那种不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他比以往的那种传统现实主义更富有创新和开拓意义。“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有这样持久的生命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真实性。真实性这里不仅指作者观察生活的精确、角度的独特和研究的认真，还在于作者体验和感受生活的真实。”现实并不等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并不就是真实。
叶先生研究卡夫卡似乎是命中注定的，然而又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甚至可以说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叶先生关注卡夫卡、翻译卡夫卡、研究卡夫卡，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卡夫卡研究的开路之人。当然，说叶廷芳是中国翻译和研究卡夫卡的“第一人”，还是有点“言过其实”。早在1966年，作家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李文俊后来回忆道：“我是通过读英国诗人奥登的作品，接近卡夫卡，了解了他的重要性。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我发现有许多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独特的东西，值得介绍过来，帮助扩大同行们的眼界。可当时中国的情况不允许公开出版他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于是根据我的建议，出了他那本‘黄皮书’。”另外，中国台湾对卡夫卡的译介和研究比大陆要早20年，20世纪50年代末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等就在他们主办的《现代文学》杂志上介绍卡夫卡，1960年出了一期《卡夫卡特辑》。当时卡夫卡是隨同萨特、加缪和存在主义一起进入中国台湾的，但台湾的卡夫卡研究并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
1986年，叶廷芳的《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该书论述了卡夫卡与布莱希特两位德语作家。这应该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论述卡夫卡的著作，虽然只有半部是研究卡夫卡的。叶先生认为，卡夫卡与布莱希特的美学思想中有着共同的因素，即现代特征。“不管文学史家将对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何评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们是人类审美意识向新的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和表达者，他们在艺术探索上的努力和业绩影响着一个时代。”而在这两位作家中，该书对卡夫卡的论述在前，无疑又是重中之重。不过至1987年，叶先生还在文章中写道：“迄今我国还没有一本有分量的研究卡夫卡的专著出版，这方面要取得进展，还须作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在叶先生自己看来，《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还算不上一部有分量的研究卡夫卡的专著。 1988年叶廷芳编辑了《论卡夫卡》一书，该书“汇集了七十年来外国学者各个时期写的有关卡夫卡的参考资料”，它对于中国的卡夫卡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本书对于喜爱和研究卡夫卡的读者而言，是案头必备书，是必须时常翻阅和研读的。而在此期间叶廷芳先生已经发表了大量研究卡夫卡的论文。1993年叶先生出版了一部传记《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1995年又出版了一部论及卡夫卡的著作《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此时叶先生还主编了多种卡夫卡作品集，如《卡夫卡散文集》《卡夫卡随笔集》《卡夫卡文学书简》《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等。1996年叶廷芳主编的十卷本《卡夫卡全集》是我国卡夫卡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的标志。2015年叶廷芳又在此基础上主编了九卷本《卡夫卡全集》（插图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至2021年5月已印刷4次。2015年5月30日，新版《卡夫卡全集》联合读书会在百万庄图书大厦举行，叶廷芳先生做了主旨发言，笔者现场进行了讲读和对谈，当日热烈的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多年来，叶先生“从民族心理学、历史文化学、现代伦理学、生命哲学和悲剧美学等多种角度，窥察了构成卡夫卡人格整体的各个部分”。他对卡夫卡的艺术表现的总体风貌做了精准的概括和归纳，体现了叶廷芳对卡夫卡的深切体悟和精微洞察：“荒诞框架下的细节真实;图像式象征与寓言、譬喻;梦境记录式的奇幻;石破天惊的怪异;啼笑皆非的悖谬;不尚浮华的简朴……”这些均是后人研究卡夫卡的基础和出发点。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正意义上的“卡夫卡在中国”是从叶廷芳对卡夫卡的翻译、评价和研究开始的。概而言之，叶廷芳先生的研究之路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卡夫卡研究的萌生、发展并走向成熟之路。可以说，没有叶先生的开创性劳动，中国的卡夫卡研究是不可想象的。
行文至此，该说说我的卡夫卡研究之路了，这与叶廷芳先生也是密不可分的。是卡夫卡，不仅让我有幸结识叶先生，并有过一些深谈和深交，这是我人生和学术之路上的巨大财富;是叶廷芳，让我坚定了研究卡夫卡之路，从此一路前往，不再踌躇。在认识叶先生之前我已经研读了叶先生的诸多著述。1993年我在《湘潭大学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卡住了吗？——论卡夫卡》，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研究卡夫卡的论文。但这以后我并没有继续深入地研究卡夫卡，直到2000年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刘象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卡夫卡世界的那扇大门才又向我微微开启。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做什么？我自然又一次想到卡夫卡，但当时卡夫卡并不是我的首选。我在几个选题上来回思考推敲，难以定夺：是艾略特、乔伊斯，还是卡夫卡？在难以抉择之时，我想必须去求助于叶廷芳先生了。
那应该是2001年春天的某一天，那一天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叶先生肯定了我的论文选题，他后来在我的《卡夫卡研究》“序一”中写道：“（20世纪）90年代末，当曾艳兵这新一代中年人崛起的时候，学术环境宽松多了，物质条件包括经费来源和资料来源也明显改善了，这使新一代学人有可能在深度上超越我们，体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事物发展规律。”有了叶先生的首肯，我的卡夫卡研究自然有了信心和勇气，自此以后也就开启了我长达20余年的卡夫卡研究。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没有叶先生的肯定，我可能就放弃了有关卡夫卡的选题，转而选择其他选题，那么，我的学术之路，乃至人生之路恐怕就是另一番风景了。在叶廷芳先生看来，卡夫卡属于那种改变了世界，至少是改变了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世界的伟大作家。他当然也应该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世界所有喜爱卡夫卡的读者。任何人，只要愿意、乐意都可以研究卡夫卡。他们既可以通过德语文献研究卡夫卡，也可以通过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当然还有中文研究卡夫卡。不同的卡夫卡研究丰富了卡夫卡的多样性，拓展了卡夫卡的深刻性，证实了卡夫卡的普遍性。“卡夫卡不是把写作当作当作家的阶梯，而是内心表达的手段。所以他的作品都不是凭写作的技巧或虚构故事的才能一挥而就，而是让生命的火焰锻造出来的。”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自然不能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成为少数一些人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对象。作为国内研究卡夫卡的著名专家，叶先生并没有将卡夫卡及其研究據为己有，为他人研究卡夫卡设置障碍，而是欢迎并鼓励所有卡夫卡研究者，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提醒他们的研究局限，并愿意与所有的卡夫卡研究者交心做朋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这种开阔的胸怀必定像大海一样辽阔浩荡。
2003年，叶廷芳先生为我的博士论文撰写了评议书，除了充分肯定之外，也提出了可以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地方，并提出了一些质疑。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道：“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里与叶先生有过许多次的长时间交谈，请教了叶先生许多问题。叶先生家在劲松西口的那间小小的客厅，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叶先生的著述，以及生平经历都成了我理解、认识和接近卡夫卡的巨大财富。叶先生一直鼓励和支持我研究卡夫卡，这对我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和信任，并成了我研究卡夫卡的动力和决心。”这一点在叶先生去世之后，将变得更加重要、尤为珍贵。
叶先生曾如此评价卡夫卡：“任何时代都有这样两类人，一类是跟着时代走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类是以自己的实践改变时代的，卡夫卡就属于后者。前面说过，卡夫卡不是掌握了现成的理论才开始写作的，而是写出他的‘不规范’的作品后而导致其改变时代的。这就是说，他的作品不仅改变了现代人的话语方式，而且改变了现代人的书写艺术。”叶廷芳像卡夫卡一样，无疑也属于后者。他对于卡夫卡的翻译和研究，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卡夫卡，乃至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的看法，甚至帮助许多中国读者和作家改变了对文学和世界的看法。2013年，叶先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领了个国家科研基金项目“卡夫卡的美学思想”，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却被耽误了……这个‘缪斯’还在半路上，能否追求到，还要看阎王爷宽限我多少年。”叶先生匆匆离去了，阎王爷宽限他老人家的时间并不很多。他的卡夫卡研究并没有完成，就像卡夫卡的长篇小说都没有完成一样，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是叶先生所说的“缺憾之美”吧。然而，叶先生开创的事业我们可以接着去做，当然，对于研究卡夫卡的这项事业而言，我们恐怕只能尽心尽力而已，真正的完成恐怕永远也不可能。
2021年10月3日凌晨改定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