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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决定推出关于中国的固定栏目，称这是自1942年推出“美国”固定栏目后第一次如此行事。谈及原因，《经济学人》不讳言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并拥有令美国“心烦意乱”（unsettling）的军事实力。
自中国2010年初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被一些机构与学者预言将于若干年后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世界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中国如何看待自己的新角色，作为一个老话题就被赋予了新的急迫性，而欧美债务危机的加深与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风景这边独好”相映衬，更为此话题增添了热度。
相较于此前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简单二元叙述模式，国际舆论现在对中国的发展走势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感。
“崩溃论”自无多大市场，中国是否一定是“威胁”，他们表现出一些犹疑：中国是否能够驾驭现代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张力，或简言之中国是否能过民主关，会否诉诸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以凝聚人心，中国是否能过市场关，会否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等等。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知识界也出现了类似的摇摆。以前面对“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威胁论”，中国的主流论述基本不会有太多困扰：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一个更富强的中国对世界而言是机遇而非威胁。
势易时移，与国际舆论的犹疑相对应，中国知识界如今也表露出一些不确定感：还要不要韬光养晦，在伸张自身利益时可不可以更强势一些，等等。大象难以躲在树后跳舞，时至今日，韬光养晦是更让外界安心，还是加重外界猜疑，亦为待定之题。但选择强势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似乎更为不可承受之重。
与此同时，美国宣布战略重心东移，以及南海争端相关国家若明若暗的“挟美制华”之意，再加上“阿拉伯之春”冲击波，更让中国知识界感到困扰与焦虑。
事实上，值此大变局之际，中国知识界尤其需要与时俱进。概言之，应以政治文明建设为重心，超越韬光养晦与强势外交的二元论述架构与工具理性主义范畴，以对普世价值观的积极认同与吸纳，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有生命力部分的翻新与改造，来构建关于国家发展目标的新主流论述，从而主动回应进而打消外界对于中国发展走势的疑虑，为中国的发展营造更有利的条件——现在欧美等国的智库尚未有确定结论，一旦他们认定中国将走上一条国家资本主义加民族主义的道路，则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将大为险恶——以努力开创国际历史上和平崛起之先例，成就与全球文明范式相契合而非格的“中国模式”。
在此论述构建过程中，无论汲汲于防范西方渗透，抑或发扬与威权政治相配套的狭隘儒家主义，都是亡羊歧路。诚如新儒家代表杜维明所言，中国不是向西方学得太多，而是学得远远不够。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儒家文化行之弗远，重要的是和东亚文化乃至于世界的对话。
这一政治文明论述的构建，亦非仅为打消外界的疑虑。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延伸。近年来诸多事实表明，如果不能主动构建一个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积极论述，占据舆论制高点，等于将话语权拱手让与民族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从而导致更大混乱。
发展依然是硬道理，但若不辅之以政治文明建设的论述，终难免“为发展而发展”之訾。我曰“不争论”，他曰“要争论”，似乎亟亟于“分蛋糕”者比辛辛苦苦“做蛋糕”者更理直气壮。
万千生民既不能为福利而问责，亦无法为自由而限权，长此以往，贫者不能安身，富者不能安心，民粹与威权相互裹挟，则“拉美式陷阱”为时不远矣。
时下人们论及改革动力匮乏，习惯于以改革进入深水区、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加大为说辞。
事实上，在改革挥别帕累托阶段，社会的分层与利益集团化是题中应有之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弈。在一个有着政治文明的健全社会，利益集团间的博弈公开、透明、可预期。
在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种种博弈恰能构成推进改革前行的种种动力，在各利益集团的最大利益公约数的基础上顺利深化改革，跨越民主关与市场化，将国家资本主义与民族民粹主义的选项抛诸脑后。
说易行难，然说为行先。
若连主流政治文明论述都付之阙如，则不可能走得太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意识形态化，但也不能没有意识形态。如波兰改革先行者米奇尼克所言，“还有比面包更可贵的”，人们还需要自由和尊重。一个有理想和价值观的大国，才有可能表现卓越。
令人感奋的是，中国的主流知识界业已开始着手从各个层面构建政治文明论述，本期本刊特约撰稿人有关从法治过渡到安定民主制、从宪政税收主义入手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以及在多元文化基础上完成新的“建国任务”等等，都是值得期许的努力方向。
自中国2010年初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被一些机构与学者预言将于若干年后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世界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中国如何看待自己的新角色，作为一个老话题就被赋予了新的急迫性，而欧美债务危机的加深与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风景这边独好”相映衬，更为此话题增添了热度。
相较于此前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简单二元叙述模式，国际舆论现在对中国的发展走势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感。
“崩溃论”自无多大市场，中国是否一定是“威胁”，他们表现出一些犹疑：中国是否能够驾驭现代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张力，或简言之中国是否能过民主关，会否诉诸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以凝聚人心，中国是否能过市场关，会否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等等。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知识界也出现了类似的摇摆。以前面对“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威胁论”，中国的主流论述基本不会有太多困扰：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一个更富强的中国对世界而言是机遇而非威胁。
势易时移，与国际舆论的犹疑相对应，中国知识界如今也表露出一些不确定感：还要不要韬光养晦，在伸张自身利益时可不可以更强势一些，等等。大象难以躲在树后跳舞，时至今日，韬光养晦是更让外界安心，还是加重外界猜疑，亦为待定之题。但选择强势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似乎更为不可承受之重。
与此同时，美国宣布战略重心东移，以及南海争端相关国家若明若暗的“挟美制华”之意，再加上“阿拉伯之春”冲击波，更让中国知识界感到困扰与焦虑。
事实上，值此大变局之际，中国知识界尤其需要与时俱进。概言之，应以政治文明建设为重心，超越韬光养晦与强势外交的二元论述架构与工具理性主义范畴，以对普世价值观的积极认同与吸纳，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有生命力部分的翻新与改造，来构建关于国家发展目标的新主流论述，从而主动回应进而打消外界对于中国发展走势的疑虑，为中国的发展营造更有利的条件——现在欧美等国的智库尚未有确定结论，一旦他们认定中国将走上一条国家资本主义加民族主义的道路，则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将大为险恶——以努力开创国际历史上和平崛起之先例，成就与全球文明范式相契合而非格的“中国模式”。
在此论述构建过程中，无论汲汲于防范西方渗透，抑或发扬与威权政治相配套的狭隘儒家主义，都是亡羊歧路。诚如新儒家代表杜维明所言，中国不是向西方学得太多，而是学得远远不够。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儒家文化行之弗远，重要的是和东亚文化乃至于世界的对话。
这一政治文明论述的构建，亦非仅为打消外界的疑虑。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延伸。近年来诸多事实表明，如果不能主动构建一个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积极论述，占据舆论制高点，等于将话语权拱手让与民族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从而导致更大混乱。
发展依然是硬道理，但若不辅之以政治文明建设的论述，终难免“为发展而发展”之訾。我曰“不争论”，他曰“要争论”，似乎亟亟于“分蛋糕”者比辛辛苦苦“做蛋糕”者更理直气壮。
万千生民既不能为福利而问责，亦无法为自由而限权，长此以往，贫者不能安身，富者不能安心，民粹与威权相互裹挟，则“拉美式陷阱”为时不远矣。
时下人们论及改革动力匮乏，习惯于以改革进入深水区、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加大为说辞。
事实上，在改革挥别帕累托阶段，社会的分层与利益集团化是题中应有之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弈。在一个有着政治文明的健全社会，利益集团间的博弈公开、透明、可预期。
在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种种博弈恰能构成推进改革前行的种种动力，在各利益集团的最大利益公约数的基础上顺利深化改革，跨越民主关与市场化，将国家资本主义与民族民粹主义的选项抛诸脑后。
说易行难，然说为行先。
若连主流政治文明论述都付之阙如，则不可能走得太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意识形态化，但也不能没有意识形态。如波兰改革先行者米奇尼克所言，“还有比面包更可贵的”，人们还需要自由和尊重。一个有理想和价值观的大国，才有可能表现卓越。
令人感奋的是，中国的主流知识界业已开始着手从各个层面构建政治文明论述，本期本刊特约撰稿人有关从法治过渡到安定民主制、从宪政税收主义入手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以及在多元文化基础上完成新的“建国任务”等等，都是值得期许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