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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之于世，这就是开启新中国科技腾飞历程的“863”计划。
“863”计划是怎样出台的？其中饱含着科技工作者与国家领导人怎样的奉献与求索、使命与担当？
全球科技狂飙下的
中国怎么办
1986年3月5日，82岁高龄的邓小平久久凝视着案头一份题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術发展的建议》的建议书。
建议书由“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执笔，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联合签名。
建议书所附亲笔信如是说：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关注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
邓小平，这位早在1978年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高屋建瓴论断的老人，显然再一次被建议书及信中提到的严峻国内外形势所触动。
信中提到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于1983年。当时在白宫总统椅上刚刚坐满三年的里根，为改善美国在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的守势，强力推动了该项计划的出台，其实质是以军备发展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进而抢占战略制高点。
美国这个极富野心的大动作一出笼，立即在全世界掀起了狂澜。当时的苏联和东欧集团迅速制订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与之针锋相对；日本也暗中拨响小算盘，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基本政策”；西欧17国联合签订了“尤里卡计划”，提出建立“技术欧洲”的口号。还有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制订了相应的政策规划，如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韩国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南斯拉夫也提出了“联邦科技发展战略”……
而此时的中国科技界，却悄无声息。奋起是必然，但构想在哪里？
1986年初，国防科工委召开国防科技计划会议，就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以及中国如何应对这一轮新的科技挑战展开了讨论。
这类会议，王大珩此前参加过许多次。在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这个问题上，专家学者们始终存在很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也应该搞高科技。理由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发展的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另一种意见则截然不同：中国的国力，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不如先搞短期见效的项目，等美国搞出来以后，中国也发展了，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利用美国的科技成果了。
四位科学家
“走后门”上书邓小平
因为意见无法统一，每一次都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方案，所以每参加一次会议，王大珩心中都会平添几分焦灼。
与王大珩一样焦灼于共和国科技前途的，还有同为“两弹一星”元勋的陈芳允。在一次会议结束后的寒冷夜晚，陈芳允来到中科院的宿舍楼，敲响了王大珩家的门。
两人经过长谈之后，达成了共识：中国不能再沉寂下去了！目前面临的是一个关乎国家兴废的历史挑战，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在新的世纪能否站稳脚跟。
如何促成高层决策，启动中国的高科技进程？王大珩激动地说：“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吧！”
1986年2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王大珩拿起了笔。经过反复修改，一个多月后，一份《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终于完成。建议书主要提出了这样几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高科技发展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不能置身事外。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要有紧迫感，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难以再起。
鉴于我国的经济情况，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强调储备与带动性。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要能在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
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通过实践，培养人才，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做好准备。
在对建议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后，四位科学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为了让建议书尽快进入领导人视线，王大珩等人没有通过正式渠道一级一级往上呈报，而是走了生平难得的一个“后门”：请邓小平的女婿，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作的张宏，将信直接呈交给了邓小平同志。
科学的春天
许多年后，谁都无法准确描述邓小平看到这份建议书后的心情，但可以合理推测的是，这位有着大智慧、大远见、大气魄的世纪伟人当时一定思虑良多。大约是在3月5日的深夜，他拿起笔，作了如下批示：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3月8日，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建议信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牵头组织讨论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
邓小平的重视与果断决策让科技界欢欣鼓舞。人们意识到，一个科学的春天马上就要降临了。但国内外同样出于一腔爱国热忱、持保守意见者也不少。一位在海外进修的学者还专门写信回来，深表忧虑与关切：“中国现在要搞高科技，我担心会遭到骑虎难下的结局……”
担忧不是没有来由的。毕竟高科技就是高投资，而高投资却不能保证高回报。
经费问题，无疑是最棘手的问题。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国务委员张劲夫在约谈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后，终于问到了这个最关键又最敏感的问题。
沉默了许久后，王淦昌才艰难地说了一句：“能省就省吧。我看，一年能给2个亿就行。”
尽管他们都心知肚明，用2亿元去发展高科技，实在杯水车薪，但一想到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再多也难于启齿了。
此时的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邓小平和中央批的专款竟是100个亿！而中国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约2000亿元。
为了把经费风险减小到最低限度，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7次会议，组织124位专家分成12个小组，进行了反复的探讨与论证。最后，通过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纲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提笔，在纸端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立即组织实施。”
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扩大会议，批准了《纲要》，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科技计划。
1986年11月18日，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之于世。中国宏伟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就这样坚定地开始实施了。因为四位科学家上书的时间和邓小平指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所以该计划简称“863”计划。
该计划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来开始高科技的攀登，1996年又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对此，首任国家“863”计划联合办公室主任马俊如解释说：“领域的选择是从战略角度出发的，要突出前瞻性、先进性和带动性，必须为21世纪着想。”在计划执行时，邓小平又提出了“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
1988年8月，与“863”计划相衔接的“火炬”计划，即《高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开始实施，其目的是促进高新技术研究成果的商品化，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1991年4月，邓小平为“863”计划和“火炬”计划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有人说，“863”计划无疑是共和国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之一。不仅因为其规模弘大，更重要的是，它冲破了中国科研课题“实验室循环”的怪圈，迅速实现了产业化。
当年邓小平的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数年间，已成为“863”计划最鲜明的特征之一。科技成果的大量转化，让“高科技”这个概念如同阳光、空气和水，渗透进了每一个寻常百姓的家庭生活。（王炜荐自《党史信息报》 原标题为《“863”计划：改变中国的科技战略》）
“863”计划是怎样出台的？其中饱含着科技工作者与国家领导人怎样的奉献与求索、使命与担当？
全球科技狂飙下的
中国怎么办
1986年3月5日，82岁高龄的邓小平久久凝视着案头一份题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術发展的建议》的建议书。
建议书由“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执笔，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联合签名。
建议书所附亲笔信如是说：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关注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
邓小平，这位早在1978年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高屋建瓴论断的老人，显然再一次被建议书及信中提到的严峻国内外形势所触动。
信中提到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于1983年。当时在白宫总统椅上刚刚坐满三年的里根，为改善美国在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的守势，强力推动了该项计划的出台，其实质是以军备发展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进而抢占战略制高点。
美国这个极富野心的大动作一出笼，立即在全世界掀起了狂澜。当时的苏联和东欧集团迅速制订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与之针锋相对；日本也暗中拨响小算盘，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基本政策”；西欧17国联合签订了“尤里卡计划”，提出建立“技术欧洲”的口号。还有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制订了相应的政策规划，如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韩国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南斯拉夫也提出了“联邦科技发展战略”……
而此时的中国科技界，却悄无声息。奋起是必然，但构想在哪里？
1986年初，国防科工委召开国防科技计划会议，就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以及中国如何应对这一轮新的科技挑战展开了讨论。
这类会议，王大珩此前参加过许多次。在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这个问题上，专家学者们始终存在很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也应该搞高科技。理由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发展的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另一种意见则截然不同：中国的国力，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不如先搞短期见效的项目，等美国搞出来以后，中国也发展了，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利用美国的科技成果了。
四位科学家
“走后门”上书邓小平
因为意见无法统一，每一次都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方案，所以每参加一次会议，王大珩心中都会平添几分焦灼。
与王大珩一样焦灼于共和国科技前途的，还有同为“两弹一星”元勋的陈芳允。在一次会议结束后的寒冷夜晚，陈芳允来到中科院的宿舍楼，敲响了王大珩家的门。
两人经过长谈之后，达成了共识：中国不能再沉寂下去了！目前面临的是一个关乎国家兴废的历史挑战，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在新的世纪能否站稳脚跟。
如何促成高层决策，启动中国的高科技进程？王大珩激动地说：“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吧！”
1986年2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王大珩拿起了笔。经过反复修改，一个多月后，一份《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终于完成。建议书主要提出了这样几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高科技发展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不能置身事外。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要有紧迫感，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难以再起。
鉴于我国的经济情况，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强调储备与带动性。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要能在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
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通过实践，培养人才，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做好准备。
在对建议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后，四位科学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为了让建议书尽快进入领导人视线，王大珩等人没有通过正式渠道一级一级往上呈报，而是走了生平难得的一个“后门”：请邓小平的女婿，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作的张宏，将信直接呈交给了邓小平同志。
科学的春天
许多年后，谁都无法准确描述邓小平看到这份建议书后的心情，但可以合理推测的是，这位有着大智慧、大远见、大气魄的世纪伟人当时一定思虑良多。大约是在3月5日的深夜，他拿起笔，作了如下批示：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3月8日，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建议信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牵头组织讨论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
邓小平的重视与果断决策让科技界欢欣鼓舞。人们意识到，一个科学的春天马上就要降临了。但国内外同样出于一腔爱国热忱、持保守意见者也不少。一位在海外进修的学者还专门写信回来，深表忧虑与关切：“中国现在要搞高科技，我担心会遭到骑虎难下的结局……”
担忧不是没有来由的。毕竟高科技就是高投资，而高投资却不能保证高回报。
经费问题，无疑是最棘手的问题。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国务委员张劲夫在约谈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后，终于问到了这个最关键又最敏感的问题。
沉默了许久后，王淦昌才艰难地说了一句：“能省就省吧。我看，一年能给2个亿就行。”
尽管他们都心知肚明，用2亿元去发展高科技，实在杯水车薪，但一想到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再多也难于启齿了。
此时的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邓小平和中央批的专款竟是100个亿！而中国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约2000亿元。
为了把经费风险减小到最低限度，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7次会议，组织124位专家分成12个小组，进行了反复的探讨与论证。最后，通过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纲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提笔，在纸端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立即组织实施。”
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扩大会议，批准了《纲要》，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科技计划。
1986年11月18日，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之于世。中国宏伟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就这样坚定地开始实施了。因为四位科学家上书的时间和邓小平指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所以该计划简称“863”计划。
该计划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来开始高科技的攀登，1996年又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对此，首任国家“863”计划联合办公室主任马俊如解释说：“领域的选择是从战略角度出发的，要突出前瞻性、先进性和带动性，必须为21世纪着想。”在计划执行时，邓小平又提出了“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
1988年8月，与“863”计划相衔接的“火炬”计划，即《高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开始实施，其目的是促进高新技术研究成果的商品化，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1991年4月，邓小平为“863”计划和“火炬”计划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有人说，“863”计划无疑是共和国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之一。不仅因为其规模弘大，更重要的是，它冲破了中国科研课题“实验室循环”的怪圈，迅速实现了产业化。
当年邓小平的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数年间，已成为“863”计划最鲜明的特征之一。科技成果的大量转化，让“高科技”这个概念如同阳光、空气和水，渗透进了每一个寻常百姓的家庭生活。（王炜荐自《党史信息报》 原标题为《“863”计划：改变中国的科技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