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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服人。”在访谈的过程中，一个帮派老大对汪建华唠叨着，翻来覆去地说。这是他混迹江湖多年的心得——有口碑，讲信誉，底下人服你，自然生意也就越做越大。
尽管已过去两年，汪建华还清楚记得当初跟“大哥”会面的情形。2013年，汪建华在珠三角开始了对农民工与帮派的研究。即使作为清华大学资历比较老的博士生，面对这个题材，他也曾一筹莫展。
但他知道，那些隐而不宣的组织如同蛛网一般密布在整个城市。
五袋长者 阿田是汪建华见到的第一个帮派头目。他对这个陌生的博士生保持警惕，沉默无语，只是一个劲地喝茶，直到汪建华开始聊起麻将。
阿田隶属于一家四川商会，这是混出头的四川老板牵头成立的，有专门聘请的法律顾问和拿固定工资的专职人员。同乡的人来打工，缴纳一定会费，就能享受到商会的庇护——维权、找工、办证、讨债、伤病救治等。
从小乡镇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怯怯地进入大城市里，却被霓虹车流晃晕了眼。同乡会、行业商会、甚至犯罪团伙，只要是能给予庇护和归属感的，都能吸引那些初至陌生城市的年轻人。
帮派规模大了，层级增多，头目们甚至认不全组里的成员。汪建华曾在深圳遇上个小头头，他把自己所在的帮派比成丐帮，最高等的是“九袋长老”，他自己能算个“五袋”级别。“我有事啊，带百把号人出去。我一说上，打，他冲上去，其实都不认识。”
手下马仔负责上场打架，帮派大哥负责做生意，给手下弟兄们提供生计。若是生意失败，穷困潦倒，兄弟自然也就跟着散了。
阿田曾经帮同乡的老板们讨债，方式简单粗暴，却也只是吓唬，没动过手。他说，讨债很难，欠债的人嘴硬，第一次都没人有把握能收到钱，“但大家互相口气都硬的，你说不给，这件事情就搞大，我来就是给你表明身份，我来是做什么的。你可以去查，我有没有能力做掉你。那你说，我拿十万可以不要嘛。不行！再拿二十万喝茶。”
若是生意上发生摩擦，双方就会纠结手下弟兄“摆场子”，市场价一人一次200多块。双方集结对峙，却默契地避免暴力事件，以免招来警察或斗殴丢命。双方都心知肚明，这不过是壮壮声势：“老板叫你来，是为着赚钱。老板把我叫过来要债，也是为了钱。大家都有老板，协商一下，不要把路堵死了，都是为了钱嘛。”
完成论文后，汪建华来到中国的大西北，那里的帮会行事规则与南方极为相似。一个老大是外乡来的，个头矮小，身体壮实，有一双大得与身体不协调的拳头，他的地盘就是靠这双拳头打出来的。
如今，他带着自己的弟兄干讨债的生意，利润率是20%-30%，来钱快，风险高。“我不是黑社会，就是一个讨债的。”他对汪建华强调着。
此人曾带着小弟帮人追几十万的债，提前一天用挖掘机挖好了大坑，第二天把人绑了过来。欠债的人一看，脚软了，立刻把自己藏钱的地方供了出来。欠债人不知道，其实追债的人手里也捏了一把汗：“要是到时候真把他埋了，埋出问题了该怎么办？”
风险不仅来自于欠债人背后的势力，还来自于法律法规。尽力“洗白”自己的头目们对法律界线很敏感，能用法律手段解决的事情就用法律手段；如果不能，即使是犯罪，手段也得尽量看起来“符合法律”。
明秩序与暗秩序 汪建华调查的第一站是东莞，这个年轻城市77.28%的人是外来客，只有少数人拥有本地户籍。开始时，他需要一个把他带进那个世界的引路人。有人建议他，可以找找警察。
在东莞，按照本地人口数配置的警力少得可怜，一个人口几十万的社区里，警察只有六七个，治安员成了老板们最常见到的“执法者”。若是有人新开一家店，多少会“给些好处”，再不济，也会请他们吃顿饭——他们成了汪建华最好的引导者。
治安员阿华曾在帮派里混过，虽然已经“金盆洗手”，却保持着原先的装束——戴墨镜，骑着摩托车。大多数时候，他带着汪建华走街串巷，和帮派头目们聊天喝茶。
他深谙黑白两道之间的规矩：“你要开个酒店洗浴城，得先把派出所领导伺候好，把工商、消防什么的都搞好，剩下的就是你想平稳做生意的。一旦有人闹事， 喝醉酒在那里打起来了。报警麻烦，人家客人一看，哎呀警察又来了。那怎么办呢，你要有一套明的秩序，一定还要有一套暗的秩序。”
在论文中，汪建华引用了阿华的这段话，并加上了自己的注解：“政府提供明的秩序，黑社会提供暗的秩序，两者形成了共生共存的复杂生态圈。但是黑白之间如何划界，是长期博弈的结果，任何一方越界，可能都没好果子吃。”
比如，东莞的一名治安员曾在街上被人拍了一砖头，之后只要背后有点动静都会立刻回头看看。“他们治安队员有权力，但也要低调，他也怕砖头乱飞啊。都靠做人，你做人好，我吃饭喝酒就请你。”
相应的，帮派也得摸清政府的底线，什么生意可以在台面上做，不同地区的尺度是不一样的。
即使小心翼翼地避开法律边界，必要时还能与警察把酒言欢，但在黑社会头目们的心里，白道依旧是站在对立面的。
汪建华曾遇到一个热情的小头目，他觉得眼前的学生仔“很嫩”，便传授起自己“江湖经验”：“你去监狱里，跟那些人说你是打了警察进来的，他们特别推崇这种人，一定会愿意跟你聊的。”说完，他哈哈一笑，坐着小弟的车离开了。
洗白 不止一个帮派头目都曾“纠正”过汪建华：“我不是黑社会。”理由很简单：我不偷，不抢，未曾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自己是遵纪守法，勤劳致富。
“什么是白社会，什么是黑社会？”坐在自家赌档门前，从山东老家来深圳打拼的小头目阿光反问汪建华，他透过墨镜打量着这个满脸学生气的博士，开始自问自答起来：“戴上墨镜就是黑社会，摘下墨镜就是白社会，关键取决于你怎么看。”
在弱肉强食的珠三角，即使是经营一家小赌档，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汪建华曾听一位“洗白”的头目讲起过，除了要打点好官府衙门，还得找人撑腰平事——来惹事的，捣蛋出老千的，欠钱不还的，各色人等都要摆平。
而搅黄一门生意，手段也很简单：时常找人去店里喝酒，找茬，引来警察，警察来多了，客人就不敢来了。“罩得住，你就开，罩不住，你就别在这里开。”老板的人脉与资源往往决定了他能在哪个地段，哪个行业，做多大的生意。
据汪建华观察，早些年来珠三角闯荡的外乡人，或是为生计所迫，或是被老乡带着，卷进了帮派世界。无论初衷如何，他们都有着明确的“职业规划”：给别人当马仔，收保护费或是讨债，攒点钱，然后开家店，多半是KTV、酒楼之类的服务业，从此淡出江湖，再不过问帮派事务。
不管是经验丰富的警察，还是老江湖，都承认时代已变——对年轻一代而言，混帮会不过是枯燥重复的工厂工作的替代品。大部分年轻人，并没有上一代那般明晰的“职业规划”。
然而，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逐年攀升，到2013年，26894万农民工中46.6%是未过35岁的年轻人。对他们而言，同乡会依旧是寻求归属感的重要组织。年轻人寻欢作乐时，尤其当他们沾染了毒品，依然很容易被卷入帮派之中。
同战场厮杀一样，最终能加官晋爵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过了吃青春饭的年纪，只好回家务农；或是锒铛入狱，在监牢里耗费青春。留下来的少数人，会努力“洗白”自己，尽量避免违法犯罪的事。
尽管已过去两年，汪建华还清楚记得当初跟“大哥”会面的情形。2013年，汪建华在珠三角开始了对农民工与帮派的研究。即使作为清华大学资历比较老的博士生，面对这个题材，他也曾一筹莫展。
但他知道，那些隐而不宣的组织如同蛛网一般密布在整个城市。
五袋长者 阿田是汪建华见到的第一个帮派头目。他对这个陌生的博士生保持警惕，沉默无语，只是一个劲地喝茶，直到汪建华开始聊起麻将。
阿田隶属于一家四川商会，这是混出头的四川老板牵头成立的，有专门聘请的法律顾问和拿固定工资的专职人员。同乡的人来打工，缴纳一定会费，就能享受到商会的庇护——维权、找工、办证、讨债、伤病救治等。
从小乡镇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怯怯地进入大城市里，却被霓虹车流晃晕了眼。同乡会、行业商会、甚至犯罪团伙，只要是能给予庇护和归属感的，都能吸引那些初至陌生城市的年轻人。
帮派规模大了，层级增多，头目们甚至认不全组里的成员。汪建华曾在深圳遇上个小头头，他把自己所在的帮派比成丐帮，最高等的是“九袋长老”，他自己能算个“五袋”级别。“我有事啊，带百把号人出去。我一说上，打，他冲上去，其实都不认识。”
手下马仔负责上场打架，帮派大哥负责做生意，给手下弟兄们提供生计。若是生意失败，穷困潦倒，兄弟自然也就跟着散了。
阿田曾经帮同乡的老板们讨债，方式简单粗暴，却也只是吓唬，没动过手。他说，讨债很难，欠债的人嘴硬，第一次都没人有把握能收到钱，“但大家互相口气都硬的，你说不给，这件事情就搞大，我来就是给你表明身份，我来是做什么的。你可以去查，我有没有能力做掉你。那你说，我拿十万可以不要嘛。不行！再拿二十万喝茶。”
若是生意上发生摩擦，双方就会纠结手下弟兄“摆场子”，市场价一人一次200多块。双方集结对峙，却默契地避免暴力事件，以免招来警察或斗殴丢命。双方都心知肚明，这不过是壮壮声势：“老板叫你来，是为着赚钱。老板把我叫过来要债，也是为了钱。大家都有老板，协商一下，不要把路堵死了，都是为了钱嘛。”
完成论文后，汪建华来到中国的大西北，那里的帮会行事规则与南方极为相似。一个老大是外乡来的，个头矮小，身体壮实，有一双大得与身体不协调的拳头，他的地盘就是靠这双拳头打出来的。
如今，他带着自己的弟兄干讨债的生意，利润率是20%-30%，来钱快，风险高。“我不是黑社会，就是一个讨债的。”他对汪建华强调着。
此人曾带着小弟帮人追几十万的债，提前一天用挖掘机挖好了大坑，第二天把人绑了过来。欠债的人一看，脚软了，立刻把自己藏钱的地方供了出来。欠债人不知道，其实追债的人手里也捏了一把汗：“要是到时候真把他埋了，埋出问题了该怎么办？”
风险不仅来自于欠债人背后的势力，还来自于法律法规。尽力“洗白”自己的头目们对法律界线很敏感，能用法律手段解决的事情就用法律手段；如果不能，即使是犯罪，手段也得尽量看起来“符合法律”。
明秩序与暗秩序 汪建华调查的第一站是东莞，这个年轻城市77.28%的人是外来客，只有少数人拥有本地户籍。开始时，他需要一个把他带进那个世界的引路人。有人建议他，可以找找警察。
在东莞，按照本地人口数配置的警力少得可怜，一个人口几十万的社区里，警察只有六七个，治安员成了老板们最常见到的“执法者”。若是有人新开一家店，多少会“给些好处”，再不济，也会请他们吃顿饭——他们成了汪建华最好的引导者。
治安员阿华曾在帮派里混过，虽然已经“金盆洗手”，却保持着原先的装束——戴墨镜，骑着摩托车。大多数时候，他带着汪建华走街串巷，和帮派头目们聊天喝茶。
他深谙黑白两道之间的规矩：“你要开个酒店洗浴城，得先把派出所领导伺候好，把工商、消防什么的都搞好，剩下的就是你想平稳做生意的。一旦有人闹事， 喝醉酒在那里打起来了。报警麻烦，人家客人一看，哎呀警察又来了。那怎么办呢，你要有一套明的秩序，一定还要有一套暗的秩序。”
在论文中，汪建华引用了阿华的这段话，并加上了自己的注解：“政府提供明的秩序，黑社会提供暗的秩序，两者形成了共生共存的复杂生态圈。但是黑白之间如何划界，是长期博弈的结果，任何一方越界，可能都没好果子吃。”
比如，东莞的一名治安员曾在街上被人拍了一砖头，之后只要背后有点动静都会立刻回头看看。“他们治安队员有权力，但也要低调，他也怕砖头乱飞啊。都靠做人，你做人好，我吃饭喝酒就请你。”
相应的，帮派也得摸清政府的底线，什么生意可以在台面上做，不同地区的尺度是不一样的。
即使小心翼翼地避开法律边界，必要时还能与警察把酒言欢，但在黑社会头目们的心里，白道依旧是站在对立面的。
汪建华曾遇到一个热情的小头目，他觉得眼前的学生仔“很嫩”，便传授起自己“江湖经验”：“你去监狱里，跟那些人说你是打了警察进来的，他们特别推崇这种人，一定会愿意跟你聊的。”说完，他哈哈一笑，坐着小弟的车离开了。
洗白 不止一个帮派头目都曾“纠正”过汪建华：“我不是黑社会。”理由很简单：我不偷，不抢，未曾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自己是遵纪守法，勤劳致富。
“什么是白社会，什么是黑社会？”坐在自家赌档门前，从山东老家来深圳打拼的小头目阿光反问汪建华，他透过墨镜打量着这个满脸学生气的博士，开始自问自答起来：“戴上墨镜就是黑社会，摘下墨镜就是白社会，关键取决于你怎么看。”
在弱肉强食的珠三角，即使是经营一家小赌档，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汪建华曾听一位“洗白”的头目讲起过，除了要打点好官府衙门，还得找人撑腰平事——来惹事的，捣蛋出老千的，欠钱不还的，各色人等都要摆平。
而搅黄一门生意，手段也很简单：时常找人去店里喝酒，找茬，引来警察，警察来多了，客人就不敢来了。“罩得住，你就开，罩不住，你就别在这里开。”老板的人脉与资源往往决定了他能在哪个地段，哪个行业，做多大的生意。
据汪建华观察，早些年来珠三角闯荡的外乡人，或是为生计所迫，或是被老乡带着，卷进了帮派世界。无论初衷如何，他们都有着明确的“职业规划”：给别人当马仔，收保护费或是讨债，攒点钱，然后开家店，多半是KTV、酒楼之类的服务业，从此淡出江湖，再不过问帮派事务。
不管是经验丰富的警察，还是老江湖，都承认时代已变——对年轻一代而言，混帮会不过是枯燥重复的工厂工作的替代品。大部分年轻人，并没有上一代那般明晰的“职业规划”。
然而，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逐年攀升，到2013年，26894万农民工中46.6%是未过35岁的年轻人。对他们而言，同乡会依旧是寻求归属感的重要组织。年轻人寻欢作乐时，尤其当他们沾染了毒品，依然很容易被卷入帮派之中。
同战场厮杀一样，最终能加官晋爵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过了吃青春饭的年纪，只好回家务农；或是锒铛入狱，在监牢里耗费青春。留下来的少数人，会努力“洗白”自己，尽量避免违法犯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