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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烟，本名胡俊杰，女，山东龙口人。鲁迅文学院第27届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散文选刊》《青年文学》等。曾获冰心散文奖。
多寿与损寿
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年），董玄宰58岁。三月修禊日，气候温良，初春的阳光柔和地洒在画案上，空气里没有一缕尘埃。宇宙归于宁静。董玄宰心思澄明，端坐许久。他想起了一些人。想起与之交好的李贽、王锡爵、公安三袁……昔日的同好、禅悦故交，此时，都已经故去了。袁宗道放弃内丹修炼转而禅悦“乐”生，却在40岁就离世了。他的弟弟袁宏道虽然有才华，但也是沉迷于酒色，只活了42岁。这些身边人身边事，无疑是一种警惕。再看看自己，多年来，在党朋之争激烈的扭曲时代里如履薄冰，不轻易得罪同僚，为的还不是“永葆性命之期”！人，只有健康地活着，才能享受到眼前这一切：阳光、暖风、春和景明，还有官位财富。想到这里，董其昌提笔展纸，以谦谨的行楷，写《养生论卷》。每一笔，都是对长寿的祈祷。
董其昌是个内心无比强大的人，这世间的事，似乎没有他不能摆平的。他的祖上虽然是官僚出身，但到了父辈时期，家道已经败落。董其昌自17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三次乡试落选，自负的“狂生”心情很是郁结。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專注于修习禅学，重新振奋精神，32岁由禅宗语录悟得文章宗趣，从此考试一再告捷。他总结的八股文写作“九字诀”，成了科考的范本。
纵观他的从政生涯，生存环境都极其险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与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随时有可能被株连。但董其昌每次深陷危难，或托病回乡，或左右逢源，总能化险为夷。并且在71岁高龄，做到礼部尚书二品官位。
强者，就是能为自己命运掌舵的人。似乎，所有的境遇，他都能跃其上而成其主。而唯有面对死亡，他没有把握了。谈到死亡，他如临深渊。他只能尽量避开，让自己活得淡然，活得理性，生怕失了神志而不幸枉死。他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来探讨“生”的奥妙。
董其昌对养生念兹在兹。作为书画家的董其昌，看到黄公望的画里跃动着明亮的生机。这种生机，不是将山水在平面上重新鲜活起来那么简单，而是一种生命的内力，透过笔墨呈现出来。这正是他最为痴迷的东西。黄公望活了82岁，其长寿堪称董其昌的偶像。董其昌对黄公望作品的临摹更加迫切而立体。
时光回到万历丙申（1596年），42岁的董其昌得到《富春山居图》，当山水长卷在面前徐徐展开的时候，他惊呼——吾师乎，吾师乎！每次展阅《富春山居图》，董玄宰心脾俱畅。一日观瞻，便是享一日清福。
他分析说，黄公望在富春江一带隐居，以烟云为供，吸收了天地真气，并能寄乐于画，所以才有这样的灵秀和隽永啊。继而又总结出：“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画里有生机，作者因而长寿。反之，像仇英那样，谨慎刻画，太过劳心，所以损了寿命。
由此，赵孟頫也尝遭董其昌诟病，原因很简单，他虽然画得好，但也才活了60多岁，可见是“为造物役”的弱者。继而，在董氏总结的“南北宗”理论中，作为“元人冠冕”的赵孟頫，未能跻身“元四家”行列。
虽然如此，但赵孟頫还是常常被董其昌拿来当镜子照——如今，我的水平超过了赵孟頫吗？当然，他对比的是两方面，一是官职，二是画艺。他在笔记里说：“《图画谱》载尚书能画者，宋时有燕肃，元有高克恭，在本朝余与鼎足。若宋迪、赵孟頫，则宰相中煊赫有名者。”他的野心，古人今人，统统要超越。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能够跟他相提并论的，历史上只有赵孟頫一人而已。
宇宙在乎手。董其昌笔下的“宇宙”似乎包含一切物质，天、地、山、水、树、石、竹、苇，他将万物运行的气韵、规律握在手中，用以滋养生命。这是谈绘画，又是论养生，且还是生存之道。按照他的理论，一切的前提都是，活着，高质量地活着，并凌驾于万物之上。
浊与清
董其昌对养生有执念。从这一点说，他更像是个俗人。而其知己陈继儒对董其昌的评价却是“视一切功名文字，直黄鹄之笑壤虫而已”，说董其实是相当淡泊的一个人。联想到“民抄董宦”事件，顿觉矛盾重重。
暂把“民抄董宦”搁在一边，说陈继儒。
“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饷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心目间，觉洒洒灵空，面上俗尘，当亦扑去三寸。”《小窗幽记》里，陈继儒为后世文人打造了经典生活的范本。后人遥想陈继儒，心生景仰，觉得他太清净了，清净得与世隔绝，超凡脱俗。陈继儒29岁，当街焚烧了儒生衣冠，绝意科举仕进，做一介逍遥布衣隐居于昆山之南。《明史》描述“继儒通明高迈，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
然而，陈继儒这个人物却是有争议的。他得了隐士之名，却又经常周旋于官绅间，遂为人所诟病。清乾隆间，蒋士铨作传奇《临川梦·隐奸》的出场诗，不少人认为是讽刺陈继儒。全诗是：“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陈继儒是最了解董其昌的人，董连其后事，都委托给陈继儒全权办理，可见交情之深。为了邀请陈继儒来赏画论艺，董其昌特意修筑“来仲楼”。陈继儒也曾撰文描述了一个相当动人的场景——“吾与玄宰并游胶庠中，若宫商相生，水月相赴。”形容二人的默契程度，像两种音律相合，也像水月自然相交那么美。董陈二人有相近的艺术观点，又都对养生术抱有极大的兴趣。在董其昌60寿宴上，陈继儒预言：“公有三无，笔下无疑，眼中无翳，胸中无一点杀机，此三点皆公寿征也。”真是一语说到了董其昌心里。
回到陈继儒对董其昌的评价，“视一切功名文字，直黄鹄之笑壤虫而已”，是否中肯？
多寿与损寿
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年），董玄宰58岁。三月修禊日，气候温良，初春的阳光柔和地洒在画案上，空气里没有一缕尘埃。宇宙归于宁静。董玄宰心思澄明，端坐许久。他想起了一些人。想起与之交好的李贽、王锡爵、公安三袁……昔日的同好、禅悦故交，此时，都已经故去了。袁宗道放弃内丹修炼转而禅悦“乐”生，却在40岁就离世了。他的弟弟袁宏道虽然有才华，但也是沉迷于酒色，只活了42岁。这些身边人身边事，无疑是一种警惕。再看看自己，多年来，在党朋之争激烈的扭曲时代里如履薄冰，不轻易得罪同僚，为的还不是“永葆性命之期”！人，只有健康地活着，才能享受到眼前这一切：阳光、暖风、春和景明，还有官位财富。想到这里，董其昌提笔展纸，以谦谨的行楷，写《养生论卷》。每一笔，都是对长寿的祈祷。
董其昌是个内心无比强大的人，这世间的事，似乎没有他不能摆平的。他的祖上虽然是官僚出身，但到了父辈时期，家道已经败落。董其昌自17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三次乡试落选，自负的“狂生”心情很是郁结。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專注于修习禅学，重新振奋精神，32岁由禅宗语录悟得文章宗趣，从此考试一再告捷。他总结的八股文写作“九字诀”，成了科考的范本。
纵观他的从政生涯，生存环境都极其险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与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随时有可能被株连。但董其昌每次深陷危难，或托病回乡，或左右逢源，总能化险为夷。并且在71岁高龄，做到礼部尚书二品官位。
强者，就是能为自己命运掌舵的人。似乎，所有的境遇，他都能跃其上而成其主。而唯有面对死亡，他没有把握了。谈到死亡，他如临深渊。他只能尽量避开，让自己活得淡然，活得理性，生怕失了神志而不幸枉死。他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来探讨“生”的奥妙。
董其昌对养生念兹在兹。作为书画家的董其昌，看到黄公望的画里跃动着明亮的生机。这种生机，不是将山水在平面上重新鲜活起来那么简单，而是一种生命的内力，透过笔墨呈现出来。这正是他最为痴迷的东西。黄公望活了82岁，其长寿堪称董其昌的偶像。董其昌对黄公望作品的临摹更加迫切而立体。
时光回到万历丙申（1596年），42岁的董其昌得到《富春山居图》，当山水长卷在面前徐徐展开的时候，他惊呼——吾师乎，吾师乎！每次展阅《富春山居图》，董玄宰心脾俱畅。一日观瞻，便是享一日清福。
他分析说，黄公望在富春江一带隐居，以烟云为供，吸收了天地真气，并能寄乐于画，所以才有这样的灵秀和隽永啊。继而又总结出：“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画里有生机，作者因而长寿。反之，像仇英那样，谨慎刻画，太过劳心，所以损了寿命。
由此，赵孟頫也尝遭董其昌诟病，原因很简单，他虽然画得好，但也才活了60多岁，可见是“为造物役”的弱者。继而，在董氏总结的“南北宗”理论中，作为“元人冠冕”的赵孟頫，未能跻身“元四家”行列。
虽然如此，但赵孟頫还是常常被董其昌拿来当镜子照——如今，我的水平超过了赵孟頫吗？当然，他对比的是两方面，一是官职，二是画艺。他在笔记里说：“《图画谱》载尚书能画者，宋时有燕肃，元有高克恭，在本朝余与鼎足。若宋迪、赵孟頫，则宰相中煊赫有名者。”他的野心，古人今人，统统要超越。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能够跟他相提并论的，历史上只有赵孟頫一人而已。
宇宙在乎手。董其昌笔下的“宇宙”似乎包含一切物质，天、地、山、水、树、石、竹、苇，他将万物运行的气韵、规律握在手中，用以滋养生命。这是谈绘画，又是论养生，且还是生存之道。按照他的理论，一切的前提都是，活着，高质量地活着，并凌驾于万物之上。
浊与清
董其昌对养生有执念。从这一点说，他更像是个俗人。而其知己陈继儒对董其昌的评价却是“视一切功名文字，直黄鹄之笑壤虫而已”，说董其实是相当淡泊的一个人。联想到“民抄董宦”事件，顿觉矛盾重重。
暂把“民抄董宦”搁在一边，说陈继儒。
“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饷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心目间，觉洒洒灵空，面上俗尘，当亦扑去三寸。”《小窗幽记》里，陈继儒为后世文人打造了经典生活的范本。后人遥想陈继儒，心生景仰，觉得他太清净了，清净得与世隔绝，超凡脱俗。陈继儒29岁，当街焚烧了儒生衣冠，绝意科举仕进，做一介逍遥布衣隐居于昆山之南。《明史》描述“继儒通明高迈，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
然而，陈继儒这个人物却是有争议的。他得了隐士之名，却又经常周旋于官绅间，遂为人所诟病。清乾隆间，蒋士铨作传奇《临川梦·隐奸》的出场诗，不少人认为是讽刺陈继儒。全诗是：“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陈继儒是最了解董其昌的人，董连其后事，都委托给陈继儒全权办理，可见交情之深。为了邀请陈继儒来赏画论艺，董其昌特意修筑“来仲楼”。陈继儒也曾撰文描述了一个相当动人的场景——“吾与玄宰并游胶庠中，若宫商相生，水月相赴。”形容二人的默契程度，像两种音律相合，也像水月自然相交那么美。董陈二人有相近的艺术观点，又都对养生术抱有极大的兴趣。在董其昌60寿宴上，陈继儒预言：“公有三无，笔下无疑，眼中无翳，胸中无一点杀机，此三点皆公寿征也。”真是一语说到了董其昌心里。
回到陈继儒对董其昌的评价，“视一切功名文字，直黄鹄之笑壤虫而已”，是否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