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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体育运动和政治运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可都用了“运动”这个词。其实在英文里面，二者是不容易混淆的。奥运会再一次证明，体育运动是个好东西。那么政治运动呢？
我们对政治运动最熟悉的认知，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如“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上山下乡”、“批林批孔”等，这些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近期《瞭望》杂志刊发《中共开启不搞政治运动靠制度反腐的新路》认为，“在小平同志制度建党大思路的引领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可以说，这种努力深得人心。
但是，高度浓缩的政治概念容易导致人们的简单化理解。邓小平倡导的不搞政治运动，是指执政者不得利用权力资源发动群众，以运动代替、破坏日常的社会秩序和制度。那么，是不是所有社会运动都不好呢？出于对“文革”的余悸，很多人会给出肯定回答。也有极少数人出于对现实某些现象的不满，希望再来一次“文革”。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正是多年来政治运动教化的结果。
梁启超1920年写过一篇《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对政治运动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美：“欧美政治，所以组织日新而基础坚实者，盖凡其政制皆经一度或数度极热烈之国民运动而来……大之如各国之妇女参政运动，小之如美国之禁酒运动。”
学者赵鼎新认为，社会运动（含政治运动）并不必然与社会和谐相冲突，比如选举投票、游行抗议、舆论监督等行动都是社会政治运动。“和谐社会”应是一种动态的和谐。
从“动态和谐”的观念看，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非天生就是坏东西，恰恰相反，它本来是调节社会平衡的好东西，但有可能被用坏。比如在动乱年代，当权者滥用运动，运动便成为社会的灾难。奥运会期间，中国划定游行示威地点，并提供及时的审批和安保服务，就是正视社会运动并进行制度化管理的一种可贵的尝试。
二
北京在奥运会期间划定世界公园等三个地方作为游行示威场所，并规定相关机构接到集会游行示威申请后，应在申请举行日期的两日前将许可或不许可的决定书面通知申请人。逾期不通知的，将视为许可。
这让西方媒体吃惊。路透社称中国作出这个决定“令人惊讶”。后一个规定更出乎它们的意料。《南方都市报》引用一位外国记者的话说，“不回应即视为许可”，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主管机关没有了“拖而不办”的借口。
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因在博客上表示“中华台北队”的名称没问题，被网民狂骂不已，脏话粗话漫天飞舞，她最终无法忍受而关博。我对她说，很多人只是缺乏辩论的训练，不知道该怎样发言，才采取了这种缺乏教养的方式。这也让我想到游行示威，它也是一种需要训练的意见表达方式。平时没有训练，游行的人不知道怎样游，旁观的人也不知道怎样看，突然允许你去，并且有周到的服务，你也可能会不知所措。
其实任何游行示威，本质就是作秀和捣乱，通过破坏社会常态让意见得以强烈表达。权力机构维持秩序，是为了让这种破坏不至于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我们总是认为，不管事情有多糟，能忍就要忍住，可这样往往会使本来和平的抗议演变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反而令事情难以收拾。
媒体刊发了不少赞赏这一政策的文章，大多都是立足于国家形象。《国际先驱论坛报》有文章认为奥运期间出现不同声音是历史常态，应该宽容对待，“唯其如此，才能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展示一个东方礼仪之邦和现代法治国家的风范气度，才是对中国形象、尊严的最大维护”。
这个观点没错。但必须看到，游行示威是宪法赋予的个人权利。如果不把权利意识作为前提，如果日常生活中没有权利意识的训练，游行示威就始终是一件别扭的事情，永远无法理解。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体育运动和政治运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可都用了“运动”这个词。其实在英文里面，二者是不容易混淆的。奥运会再一次证明，体育运动是个好东西。那么政治运动呢？
我们对政治运动最熟悉的认知，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如“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上山下乡”、“批林批孔”等，这些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近期《瞭望》杂志刊发《中共开启不搞政治运动靠制度反腐的新路》认为，“在小平同志制度建党大思路的引领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可以说，这种努力深得人心。
但是，高度浓缩的政治概念容易导致人们的简单化理解。邓小平倡导的不搞政治运动，是指执政者不得利用权力资源发动群众，以运动代替、破坏日常的社会秩序和制度。那么，是不是所有社会运动都不好呢？出于对“文革”的余悸，很多人会给出肯定回答。也有极少数人出于对现实某些现象的不满，希望再来一次“文革”。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正是多年来政治运动教化的结果。
梁启超1920年写过一篇《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对政治运动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美：“欧美政治，所以组织日新而基础坚实者，盖凡其政制皆经一度或数度极热烈之国民运动而来……大之如各国之妇女参政运动，小之如美国之禁酒运动。”
学者赵鼎新认为，社会运动（含政治运动）并不必然与社会和谐相冲突，比如选举投票、游行抗议、舆论监督等行动都是社会政治运动。“和谐社会”应是一种动态的和谐。
从“动态和谐”的观念看，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非天生就是坏东西，恰恰相反，它本来是调节社会平衡的好东西，但有可能被用坏。比如在动乱年代，当权者滥用运动，运动便成为社会的灾难。奥运会期间，中国划定游行示威地点，并提供及时的审批和安保服务，就是正视社会运动并进行制度化管理的一种可贵的尝试。
二
北京在奥运会期间划定世界公园等三个地方作为游行示威场所，并规定相关机构接到集会游行示威申请后，应在申请举行日期的两日前将许可或不许可的决定书面通知申请人。逾期不通知的，将视为许可。
这让西方媒体吃惊。路透社称中国作出这个决定“令人惊讶”。后一个规定更出乎它们的意料。《南方都市报》引用一位外国记者的话说，“不回应即视为许可”，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主管机关没有了“拖而不办”的借口。
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因在博客上表示“中华台北队”的名称没问题，被网民狂骂不已，脏话粗话漫天飞舞，她最终无法忍受而关博。我对她说，很多人只是缺乏辩论的训练，不知道该怎样发言，才采取了这种缺乏教养的方式。这也让我想到游行示威，它也是一种需要训练的意见表达方式。平时没有训练，游行的人不知道怎样游，旁观的人也不知道怎样看，突然允许你去，并且有周到的服务，你也可能会不知所措。
其实任何游行示威，本质就是作秀和捣乱，通过破坏社会常态让意见得以强烈表达。权力机构维持秩序，是为了让这种破坏不至于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我们总是认为，不管事情有多糟，能忍就要忍住，可这样往往会使本来和平的抗议演变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反而令事情难以收拾。
媒体刊发了不少赞赏这一政策的文章，大多都是立足于国家形象。《国际先驱论坛报》有文章认为奥运期间出现不同声音是历史常态，应该宽容对待，“唯其如此，才能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展示一个东方礼仪之邦和现代法治国家的风范气度，才是对中国形象、尊严的最大维护”。
这个观点没错。但必须看到，游行示威是宪法赋予的个人权利。如果不把权利意识作为前提，如果日常生活中没有权利意识的训练，游行示威就始终是一件别扭的事情，永远无法理解。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