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是理想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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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威副主编

  我有位朋友,是个秉性非常激烈的男性。比如,他常常会在亦真亦假的场合,强烈主张一夫多妻制,并对亚非拉现存的一夫多妻制国家歆羡万分。
  闻者大多一笑了之。我心里想到的是罗尔斯先生那个最为精致的假设状态—无知之幕。
  举个例子,当我们需要讨论决定环卫工人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工资、社会保障以及政治地位时,我们就走进无知之幕,谁也不知道走出来之后自己会是什么社会角色,是政治家、企业家还是环卫工,这时我们就会做出真正公正的决定。走出来之后你可能发现自己就是环卫工,或者环卫工的丈夫、妻子、儿女,当然也可能是跟他不相干的甚至利益对立的人。但在做决定时这一切都是“无知”的,这样,决策者就不会偏私。
  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想当然地认为,如果身处一夫多妻的社会,自己必然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将会“妻妾成群”。他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概率是他将会因此而打光棍,因为即便在当今现存的多配偶制社会,能够承受“一夫多妻”的,也是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包含任何对女性的贬低意味。确立这一认识前提后,再来说明结论:对涉及生存和繁衍的关键性资源不加以强有力的制度性限制,都会造成资源集中,比如财富的分布,同样如此。
  《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论证亚洲(主要是西亚)、非洲以及拉美(如海地)许多国家的内部动荡,原因就在于一夫多妻制。事实上,世界上最为动荡的那一批国家,有相当大比例是一夫多妻制国家。不过,这仍然经不起严肃的推敲,因为当我们建立一个分析模型的时候,这个模型要稳固,就必须考虑所有重要的变量。而《经济学人》站在“文明国家”的立场上,总是忘了他们所在的阵营到处煽风点火对他国社会动荡的强大影响,偏见性地拿掉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变量。
之所以想起他,是因为今天有太多的人总认为破坏现状自己必定获益,对未来只有天真简陋的想象。理想可存,愚蠢当去。

  然而从历史以及逻辑角度说,一夫多妻的确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不人为进行性别选择的条件下,男女比例大致是平衡的。这就意味着一人多妻,对应的就是多人无妻。性资源的不平等,是最根本的不平等,因为对于任何物种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保存生命和繁衍后代。大量的光棍存在,其破坏的冲动是极难遏制的,结果就是动荡与战乱,用战争来消灭多余的男性—战争其实是社会的一种极端的自我调整机制。
  因此,要在一个社会里维持多配偶制,必须有其他非常严苛的制度、刑罚与之相配套,这样的社会更可能不稳定。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对此有清醒认识,比如身处动荡世界的墨子就说:“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
  古代中国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事实上也是一夫多妻制,只不过妾的地位很低。历朝历代,流民都是最头痛的问题,是乱源之所伏,对生产的破坏性力量。内乱频仍,与粮食有关,也与性资源有关。但造反者获得权力之后,他们又延续一夫多妻制。
  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但现实中并未有效落实;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婚姻条例》,禁止纳妾,堵死了钻法律空子的行为,在中國第一次局部性地实现一夫一妻制;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则把一夫一妻制举国推行。
  那位朋友是个普通职工,已娶妻生子,事实上他应该庆幸自己生在一夫一妻制的国家。之所以想起他,是因为今天有太多的人总认为破坏现状自己必定获益,对未来只有天真简陋的想象。理想可存,愚蠢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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