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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后，11000多名奥赛选手陆续离开里约热内卢，有些带着金牌回国，其他的则背着未达预期的包袱。尽管他们取得的成绩不同，但大多数人回到家时，都会遇到同样让他们惊讶的事情：感到生活突然变得平凡了。
这种急转而下的情绪低落，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可能形成“后奥运抑郁症”──或借用体育心理学家、密歇根大学竞赛表现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斯科特·高曼的说法：“恢复失调。”
“设想一下，在奥运会前，你每天都像过山车一样骑着自行车训练，无比快速，无比兴奋地冲刺，”高曼说，“这种每小时90或100英里的急行在奥运会比赛结束的那一秒戛然而止……（运动员）精疲力尽。那是对他们身心的一个巨大冲击。当该说的该做的都完结之后，他们生理上已被消耗殆尽，心理上也是。”
高曼表示，那种感觉与我们经历人生大事──例如结婚、生孩子或新作出版──之后所感到的失落感并没有太大不同。但在奥林匹克运动员群体中，有些人会感到自己陷入无法自拔的失落中──最终罹致临床上的抑郁症。
1982年的一份针对捷克奥运会运动员的研究显示，从奥运回归正常生活时，每10个运动员中有8个出现药物滥用或精神问题。美国奥运选手的情况似乎积极一些：1997年针对来自各运动项目的57名运动员的研究中，有40%在退役后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多个研究发现，退役后的运动员酗酒、吸毒或抑郁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大众平均水平。
以密歇根出生的游泳运动员艾莉森·施密特为例。她在2012伦敦奥运会赢得五块奖牌，其中三块是金牌，并刷新了一项世界纪录，但在这之后，她陷进一个她无法挣脱的深渊。施密特不知道自己为何忧郁沮丧──尤其是考虑到她获得了非凡的成功──但她意识到自己需要心理辅导。作出这一决定并不容易：“抑郁症”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是一个不体面的词语。
“我不想暴露自己的软弱，”她在底特律接受第4频道采访时说，“我不想求人帮助，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我不能靠自己熬过去……有这么一种症状，他们管它叫‘后奥运忧郁’，我想我有一点这种症状，还一直让自己孤立无援、孤立无援。”
施密特在里约奥运摘得两面奖牌，一金一银。在出征里约前，她向《赫芬顿邮报》详细描述了运动员的思维方式：“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我们能排除万难，我们什么目标都能达到，人们总是对我们说别求助于人。到最后，我们不再需要教练来帮我们做到完美，不再需要任何人来帮我们做到完美。”
施密特的情况绝非孤例。她在美国国家队的队友迈克尔·菲尔普斯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赢得八块金牌后也经历了情绪化的低沉期，他沉沦于酒精与大麻，甚至一度徘徊在自杀的边缘。“我走了些错误的弯路，发现自己处在你无法想象的黑暗之处，”他在里约奥运开幕数日前告诉NBC电视台。他说他在2012伦敦奥运前几乎没怎么训练，不过在2014年醉驾出事后，他就进行了康复治疗，并得以重燃对竞技游泳的热情。
马克·施皮茨是“1970年代的菲尔普斯”，他在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上赢得七面奖牌，并刷新七项世界纪录，也许他在第七场比赛前对ABC电视台说的话最能说明问题，它暴露了一个运动员的内心挣扎：“我知道我在每次大赛前都说我不想再游了，但这一次，我是认真的。如果比赛六场赢六场，我就是个英雄。如果比赛七场只赢了六场，那我就是狗熊。”
当然，施皮茨赢下了最后那场比赛。之后他退役了，年仅22岁。之后多年他试图在泳池外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他制定了修读牙科医学的计划后又放弃了。他尝试过进演艺圈，然后又开始做房地产生意。到42岁那年，他发现自己仍然对奥运比赛抱有渴望，想卷土重来，却未能赢得参赛资格。
卡洛琳·茜尔比是体育心理学家和前花样滑冰选手，当过14年的职业运动员，进了美国国家队。“有些运动员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感觉自己‘名不副实’，是个‘骗子’。”她说，“他们认识到，眨眼间结果就可能大不相同……他们的成就被瞬间偶象化，这可能导致强烈和持续的忧虑，因为会担心自己不像别人甚至自己所想像的那么出色，从而被抛弃、被批评、被判出局。”
那么，奥林匹克选手有什么办法避免“后奥运危机”呢？临床体育心理医生克里斯丁·凯姆从事竞赛表现咨询业务，根据她的说法，关键在于一个运动员要对在其体育竞技领域外构建自我有所准备。
“你获得的成绩并不是你的全部。”凯姆说。她陪伴一名女性运动员客户到了里约，这名运动员在2012年因毫厘之差未获参赛资格，之后4年在凯姆的帮助下，历经体力与精神的煎熬，终于来到里约。“你必须把你的个体与成绩区别开来。这是你所做的，是你所享受的──它是一份礼物，享受这过程，享受这一刻……如果你能夺到奖牌，那太棒了，但要放眼奖牌之外，放眼比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员更远大的人生目标。”
凯姆说，拟定长期计划有助运动员免于陷入临床抑郁症。“刚开始，有时间不花在训练上会让你觉得奇怪，但你要意识到一个支撑起你个人的完整系统的重要性。你可以忙忙别的，去旅游，去做些和你的竞技项目没什么生理关联的事。”
柔道运动员塔拉杰·威廉姆斯成长于纽约市，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其中第二次是他23岁参加的北京奥运会。他在与队友拉迪·弗格森合写的一篇博客“后奥运精神失调：奔向金牌之路的阴暗一面”里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们写道，与经历过的奥运会“超级英雄状态”相比，回家后的生活显得“令人厌恶的平淡”，“平凡生活和站在奥林匹克巅峰上看世界有很大的不同”。威廉姆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不久就退役了，希望能在运动生涯实现自我价值。
密歇根大学体育心理学家高曼博士也认为，当运动员过分看重他们的体育成就，他们便可能迷失对自我的认识，并发现要分离开两者是很困难的，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能的。换言之，说“我是个游泳选手”比说“我曾经是个游泳选手”要容易得多。
“我需要提醒运动员，他们拥有的技能和人格特征，那些推动和驱使他们在体育竞技中如此优秀的素质，是可转化的，”高曼说，“如果他们发现了他们热爱的其他事物，那么他们可以把所有那些激情和职业道德、勇气、创造力及适应能力转化到他们下一阶段的兴趣里去。”
凯姆持有相似的看法。“如果你打算转向别的事物，应该总是有一样事物你可转向。你应该总是有一个未来的目标，哪怕只是安排一次旅行出游。因为，断然中止某习惯，很容易让你陷入滑坡。”
威廉姆斯的探索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因为他靠完成学业和投身金融服务生意而拓展出一个新的身份。他借古希腊首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短跑冠军科勒布斯之名，给自己的公司起名为“科勒布斯财富管理”。当被问到他对那些准备参加东京奥运的运动员有何建议时，他毫不犹豫地给出回答：
“作好比赛之外的规划。”
这种急转而下的情绪低落，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可能形成“后奥运抑郁症”──或借用体育心理学家、密歇根大学竞赛表现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斯科特·高曼的说法：“恢复失调。”
“设想一下，在奥运会前，你每天都像过山车一样骑着自行车训练，无比快速，无比兴奋地冲刺，”高曼说，“这种每小时90或100英里的急行在奥运会比赛结束的那一秒戛然而止……（运动员）精疲力尽。那是对他们身心的一个巨大冲击。当该说的该做的都完结之后，他们生理上已被消耗殆尽，心理上也是。”
高曼表示，那种感觉与我们经历人生大事──例如结婚、生孩子或新作出版──之后所感到的失落感并没有太大不同。但在奥林匹克运动员群体中，有些人会感到自己陷入无法自拔的失落中──最终罹致临床上的抑郁症。
1982年的一份针对捷克奥运会运动员的研究显示，从奥运回归正常生活时，每10个运动员中有8个出现药物滥用或精神问题。美国奥运选手的情况似乎积极一些：1997年针对来自各运动项目的57名运动员的研究中，有40%在退役后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多个研究发现，退役后的运动员酗酒、吸毒或抑郁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大众平均水平。
“只要输一场，我就是狗熊”
以密歇根出生的游泳运动员艾莉森·施密特为例。她在2012伦敦奥运会赢得五块奖牌，其中三块是金牌，并刷新了一项世界纪录，但在这之后，她陷进一个她无法挣脱的深渊。施密特不知道自己为何忧郁沮丧──尤其是考虑到她获得了非凡的成功──但她意识到自己需要心理辅导。作出这一决定并不容易：“抑郁症”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是一个不体面的词语。
“我不想暴露自己的软弱，”她在底特律接受第4频道采访时说，“我不想求人帮助，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我不能靠自己熬过去……有这么一种症状，他们管它叫‘后奥运忧郁’，我想我有一点这种症状，还一直让自己孤立无援、孤立无援。”
施密特在里约奥运摘得两面奖牌，一金一银。在出征里约前，她向《赫芬顿邮报》详细描述了运动员的思维方式：“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我们能排除万难，我们什么目标都能达到，人们总是对我们说别求助于人。到最后，我们不再需要教练来帮我们做到完美，不再需要任何人来帮我们做到完美。”
施密特的情况绝非孤例。她在美国国家队的队友迈克尔·菲尔普斯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赢得八块金牌后也经历了情绪化的低沉期，他沉沦于酒精与大麻，甚至一度徘徊在自杀的边缘。“我走了些错误的弯路，发现自己处在你无法想象的黑暗之处，”他在里约奥运开幕数日前告诉NBC电视台。他说他在2012伦敦奥运前几乎没怎么训练，不过在2014年醉驾出事后，他就进行了康复治疗，并得以重燃对竞技游泳的热情。
马克·施皮茨是“1970年代的菲尔普斯”，他在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上赢得七面奖牌，并刷新七项世界纪录，也许他在第七场比赛前对ABC电视台说的话最能说明问题，它暴露了一个运动员的内心挣扎：“我知道我在每次大赛前都说我不想再游了，但这一次，我是认真的。如果比赛六场赢六场，我就是个英雄。如果比赛七场只赢了六场，那我就是狗熊。”
当然，施皮茨赢下了最后那场比赛。之后他退役了，年仅22岁。之后多年他试图在泳池外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他制定了修读牙科医学的计划后又放弃了。他尝试过进演艺圈，然后又开始做房地产生意。到42岁那年，他发现自己仍然对奥运比赛抱有渴望，想卷土重来，却未能赢得参赛资格。
卡洛琳·茜尔比是体育心理学家和前花样滑冰选手，当过14年的职业运动员，进了美国国家队。“有些运动员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感觉自己‘名不副实’，是个‘骗子’。”她说，“他们认识到，眨眼间结果就可能大不相同……他们的成就被瞬间偶象化，这可能导致强烈和持续的忧虑，因为会担心自己不像别人甚至自己所想像的那么出色，从而被抛弃、被批评、被判出局。”
赛场外的生涯规划
那么，奥林匹克选手有什么办法避免“后奥运危机”呢？临床体育心理医生克里斯丁·凯姆从事竞赛表现咨询业务，根据她的说法，关键在于一个运动员要对在其体育竞技领域外构建自我有所准备。
“你获得的成绩并不是你的全部。”凯姆说。她陪伴一名女性运动员客户到了里约，这名运动员在2012年因毫厘之差未获参赛资格，之后4年在凯姆的帮助下，历经体力与精神的煎熬，终于来到里约。“你必须把你的个体与成绩区别开来。这是你所做的，是你所享受的──它是一份礼物，享受这过程，享受这一刻……如果你能夺到奖牌，那太棒了，但要放眼奖牌之外，放眼比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员更远大的人生目标。”
凯姆说，拟定长期计划有助运动员免于陷入临床抑郁症。“刚开始，有时间不花在训练上会让你觉得奇怪，但你要意识到一个支撑起你个人的完整系统的重要性。你可以忙忙别的，去旅游，去做些和你的竞技项目没什么生理关联的事。”
柔道运动员塔拉杰·威廉姆斯成长于纽约市，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其中第二次是他23岁参加的北京奥运会。他在与队友拉迪·弗格森合写的一篇博客“后奥运精神失调：奔向金牌之路的阴暗一面”里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们写道，与经历过的奥运会“超级英雄状态”相比，回家后的生活显得“令人厌恶的平淡”，“平凡生活和站在奥林匹克巅峰上看世界有很大的不同”。威廉姆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不久就退役了，希望能在运动生涯实现自我价值。
密歇根大学体育心理学家高曼博士也认为，当运动员过分看重他们的体育成就，他们便可能迷失对自我的认识，并发现要分离开两者是很困难的，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能的。换言之，说“我是个游泳选手”比说“我曾经是个游泳选手”要容易得多。
“我需要提醒运动员，他们拥有的技能和人格特征，那些推动和驱使他们在体育竞技中如此优秀的素质，是可转化的，”高曼说，“如果他们发现了他们热爱的其他事物，那么他们可以把所有那些激情和职业道德、勇气、创造力及适应能力转化到他们下一阶段的兴趣里去。”
凯姆持有相似的看法。“如果你打算转向别的事物，应该总是有一样事物你可转向。你应该总是有一个未来的目标，哪怕只是安排一次旅行出游。因为，断然中止某习惯，很容易让你陷入滑坡。”
威廉姆斯的探索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因为他靠完成学业和投身金融服务生意而拓展出一个新的身份。他借古希腊首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短跑冠军科勒布斯之名，给自己的公司起名为“科勒布斯财富管理”。当被问到他对那些准备参加东京奥运的运动员有何建议时，他毫不犹豫地给出回答：
“作好比赛之外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