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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路三号，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时光，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上世纪60年代，它是共青团中央机关所在地。这个大院很有些气派。有一座相当宏伟的办公楼和漂亮的大礼堂，另有一栋别墅式小楼，门口有花坛假山；大院有若干宿舍楼，还有一个灯光篮球场和单双杠等体育设施。有意思的是，记得有两座宿舍楼顶部四角有疑似日本军帽式的装饰物——据说原来这里曾经是日本宪兵司令部。60年代，有一本连环画叫《昨天》，曾经描绘这个大院大门口的样子。大院外是一座大约一公里长的小花园，叫作正义路，其北端连接长安街，南端连接东交民巷。附近居民和使馆官员及其家属常在这里休息娱乐。
一
我是上小学才被父母接回到这个大院里（此前一直住在保姆赵阿姨家）。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都来过机关大院。有一张一群女共青团代表给毛主席点烟的照片，就是在大礼堂开团代会时，中国青年报记者刘洪克授意女代表所做出的“杰作”。
听老爹说，小时候，有一次，赵阿姨抱我在篮球场看篮球比赛，身边过来了一位首长，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个娃儿好乖喲，让爷爷抱抱。”于是抱着我看篮球赛。老爹说，那天到大院来的首长是邓小平和陈毅。不知那天摄影记者的叔叔阿姨怎么不在场，要不然留下一张照片就好了。
二
为了免除家长的后顾之忧，机关成立了少年之家。少年之家配有几名专职辅导老师，主任叫鲁珊；此外还专门配备一个小食堂。上一年级后，中午和晚上两顿饭，我和同学们去少年之家食堂吃饭。
那时城市粮食供应仍然紧张，少年之家食堂吃的主食是黑面饼子，粗糙难以下咽。记得食堂外楼房夹道处有一口朝上的雨水管道，里面净是孩子丢的一块一块的黑面饼。老师发现后严厉批评，后来就不敢丢了。
胡耀邦书记的警卫小李叔叔，那时到食堂帮厨（也许是下放），正在闹情绪，他在窗口卖饭，我打了一碗稀粥，他顺手将粥碗向前一推，碗里的粥溢出烫到我的手腕，我疼得大哭起来，吓得他赶紧跑出来，抓着我手腕一通吹气，又急忙带我上医务室上药。有道是“不打不成交”，从此后，他老远一见到我，就操着湖北口音喊：“小丁品，小丁品！”
三
少年之家上课之余，大家都特别喜欢小人书。特别是哪个同学从家里买了一两本新的小人书带到少年之家，大家会排队借着看，几乎人人都能绘声绘色地讲上一段。而且，大家都喜欢照着小人书里的画面学画画。
革命故事小人书里的人物故事，对孩子们影响很大。有的孩子自制“八路”和“新四军”布臂章等佩戴在胳膊上。但其中反面人物形象也给孩子们留下深刻印象，多被拿来“活学活用”。诸如同学中的绰号“谢老转”“何大拿”（《烈火金刚》）、 “四和尚”（《粮食》）、“韩老六”（《暴风骤雨》）、“老郭婶子”（《槐树庄》），等等。几十年后，当年的小伙伴们重逢，最先叫出的就是这些绰号。
小人书里的历史人物和故事里的文言文，同样对伙伴们影响很大，不少孩子满口“之乎者也”。记得上三四年级的王小文，绰号叫“王乃文”。据说有的高年级的同学还自制灯笼，上书一个大大的“巡”字，提在手里满大院乱转。
记得三年级同学秦宪不知怎么想起自制“良民证”，在低年级同学中派发，还要求随身携带，随时要检查。有一次，秦宪抓住一个小孩，问道：“汝是何人？”小孩答：“我是何仁。”秦宪当场晕菜！又抓住一小孩，问：“叫什么名字？”小孩回答：“贾明。”秦宪大怒：“八嘎！皇军问你的真名字！”
四
三四年级，同学中成立“学雷锋小组”，利用空闲时间做好事。我们所在一号宿舍楼的几个同学，每天傍晚拿出家里的扫把和簸箕去打扫楼道卫生，然后再用脸盆泼洒清水。后来本楼全体同学几乎都加入进来了，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受到家长们尤其那些小脚老太太们的夸奖。
助人为乐做好事，我和同班的崔松盯上了本楼低年级一位女同学李某的父亲——一位解放军军官。只要我俩发现她父亲进了楼门，立即跑过去帮着提包什么的，特别热情。把他送到家，就央求着要看一看、摸一摸他的手枪，那可是把真家伙！
那时，干部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老爹在中国青年杂志干编辑。记得有个周末，姐姐（保姆赵阿姨家上高中的女儿）带了一群女同学来我家玩，老爹与她们亲切交谈，回答她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我则对她们佩戴的红色团徽更感兴趣。
中央提出机关干部不脱离劳动。于是每周四，跟大人们一起乘机关大轿车去西山农场劳动，是件很开心的事。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大人和孩子们围一圈，坐在地上掰棒子，大人教孩子们认识什么是“白马牙”“金皇后”。
大院里有几位“芳邻”很讨孩子们的欢心，如从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选拔来团中央的干部，如康维信、王瑞等。其中，康维信和我家同住一号楼二层，他是一位“快乐的单身汉”，晚饭后，他端着脸盆去公共洗漱间，总是一路“引吭高歌”，走廊两侧住户里的孩子闻声即大叫“康叔叔！”跑出来，簇拥着到他的单身宿舍去做客，听他讲故事之类。
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通讯员刘增平也是个“孩子王”。他常骑着崭新的“长江750”草绿色挎斗摩托飞驰着出入大院，很是威风。冬天他穿皮衣皮裤，开到车库门口下车开大门嫌麻烦，就喊附近玩耍的孩子给拉开大门，然后允许孩子爬上车座进库，过一把“车瘾”。于是经常有几个孩子在车库门口玩，等着他。此外，这位复员军人教刺杀投弹、玩单双杠也是一把好手，孩子们自然喜欢跟在他屁股后边转。
五
那时的家长们都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基本无暇顾及孩子。由于缺乏家长约束的缘故，大院的孩子格外淘气。
少年之家有一栋二层小楼，还有几栋平房相连。课余，有的同学竟从二层小楼的窗户翻到平房顶上去玩。有一次，同班同学朱力经竟从房上掉下来，摔得双膝流血，疼得泪流满面。 为防止出事，几位老师没少操心。有一次，几个同学又翻窗跑到房顶上玩，鲁珊老师发现后也从窗户翻出，跳到房顶上来追，吓得几个孩子乖乖束手就擒。
机关有一个公共洗澡堂，大人们去洗澡，往门口墙壁上的小木箱孔里丢5分钱即可。谁知有一绰号“猴三儿”的孩子及其同伙，将木箱锁撬开，将里面大把钢镚据为己有——去买冰棍吃。以后被人发现，告知“猴三儿”的家长，据说乃父“堂审”，喝令老大老二用扫把将其“臭揍”了一顿。
办公大楼地下库房里，存放着各地收缴来的三青团徽章。据说“猴三儿”伙同几个捣蛋鬼跑到地下室去玩，居然偷出若干徽章，并将其佩戴在胸前，大摇大摆地在大院里走，被大人发现后“捉拿归案”。
后来机关周末舞会被取消，周末去礼堂二层看电影，就成了周末的主要娱乐活动。记得男孩子在电影场里还不安分，用自制小弹弓向舞台上的屏幕发射用牛皮纸或画报纸叠的“纸弹”，欣赏在光束中飞来飞去的“流星”。“纸弹”打光了，竟到舞台上的银幕下“匍匐前进”，回收满地的纸弹，有时还会哄抢起来。行政处的职工上来，一人屁股上踢一脚，小孩子们才一哄而散。
有的电影不让小孩子进去看。常常是一位大红方脸盘、绰号叫“马大哈”的职工把门收票，态度很凶。孩子们就故意气他，学前苏联电影《攻克柏林》中苏军战士跳转圈舞的样子在礼堂门口蹦，高唱：“来来来，来来来！特大的腮帮子呀马大哈的脑袋！”
过节的快活事莫过于“十一”看礼花焰火。晚饭后，孩子们争先来到办公大楼乘坐仅有的一部电梯。这部电梯平时不运行，所以电梯一开动，孩子们就会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到了七楼顶层平台，可以眺望天安门和长安街夜景。7点整，礼炮齐鸣，礼花在天安门上空绽放，还有无数小降落伞带着闪闪的红黄绿灯，徐徐从天而降。孩子们就欢呼着跑下楼去，四处去抢降落伞，有时不免与附近居民的孩子发生冲突。
六
大院的孩子放学后常和公安部的同学走东交民巷，男孩子们经常打群架。有一次，双方互相追逐到小花园，不知谁从公安部大院里放出一条狼狗，吓得我方孩子四散奔逃。我逃向路旁的花丛，那狼狗从我身边跑过，径直追上前边一小孩，用长嘴在那孩子后背一捣，小孩前扑倒地大哭，狼狗掉头屁颠颠地跑了回去。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记得上一年级时，我下课后留下做值日、打扫卫生之类，放学是一个人走，走到六国饭店转角处，有两个高年级（可能是三四年级的）学生见我朝团中央机关方向走，即从小花园过来，喝令我“站住！”问我“投降不投降？”我连声说“投降！”他俩转而和气了许多，问我：“你们机关今晚放什么电影？”原来这二位大约是想混进团中央大院看电影的。
大概是1963年或1964年，北京闹蝗灾，小花园飞来大批蚂蚱，这下孩子们可来了劲，到处抓蚂蚱。不知是谁的主意，居然带着大批的“战利品”跑到宿舍楼的公共厨房里炸蚂蚱吃。蚂蚱下锅前要掐头、去掉翅膀和腔肠部分，但由于抓得很多，大家都迫不及待，有的蚂蚱就整个被丢到锅里去了，其中有的居然又振翅飞出来或蹬跳出来，再被孩子们捉住丢回锅里去。一群孩子在厨房里闹腾，少不了要遭到厨房里老太太们的驱逐——还记得邻居范小松姥姥的无锡话：“啊哟，吧（不）大（得）了喽！” 不过蚂蚱的胸脯和大腿肉真是特别香，至今想起来还流口水。
七
几十年后聚会，大家总还要提起团中央幼儿园。据大院一位发小的回忆文章，大意是新中国成立，团中央刚刚组建，任弼时、冯文彬、廖承志等书记处领导开会，时有孩子冒冒失失闯进去，叫着要找爸爸，弄得书记们哭笑不得。于是建立机关幼儿园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团中央幼儿园园长苏哲阿姨是一位战争时期的老革命，进城后她不贪图官位，仍然钟情于幼儿教育，把幼儿园真是办得有声有色。有两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62年，记得我的老弟上团中央幼儿园不久（我当年上的是培新幼儿园），幼儿园的阿姨对我妈说：“你家老二能一连吃几个包子！好像在家饿着了似的。”老妈笑道：“那说明幼儿园食堂的包子太好吃了！”
每周末和周一早晨，有机关大轿车接送孩子。记得每次老弟下车后欢天喜地回家，身上和穿的衣服上都有一股香皂味，身上还挎了一个小布包，里面放着一个老师自己裁纸做的小本子，上面详细写着老弟在幼儿园的表现，优缺点，需要和家长交流的情况，还有老弟本周完成的图画和手工作品。回忆起来，我所上的培新幼儿园是北京著名的幼儿园，许多著名民主人士的子孙，还有前苏联大使馆的子女，但周末回家可没有如此精彩的故事！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
上世纪60年代，它是共青团中央机关所在地。这个大院很有些气派。有一座相当宏伟的办公楼和漂亮的大礼堂，另有一栋别墅式小楼，门口有花坛假山；大院有若干宿舍楼，还有一个灯光篮球场和单双杠等体育设施。有意思的是，记得有两座宿舍楼顶部四角有疑似日本军帽式的装饰物——据说原来这里曾经是日本宪兵司令部。60年代，有一本连环画叫《昨天》，曾经描绘这个大院大门口的样子。大院外是一座大约一公里长的小花园，叫作正义路，其北端连接长安街，南端连接东交民巷。附近居民和使馆官员及其家属常在这里休息娱乐。
一
我是上小学才被父母接回到这个大院里（此前一直住在保姆赵阿姨家）。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都来过机关大院。有一张一群女共青团代表给毛主席点烟的照片，就是在大礼堂开团代会时，中国青年报记者刘洪克授意女代表所做出的“杰作”。
听老爹说，小时候，有一次，赵阿姨抱我在篮球场看篮球比赛，身边过来了一位首长，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个娃儿好乖喲，让爷爷抱抱。”于是抱着我看篮球赛。老爹说，那天到大院来的首长是邓小平和陈毅。不知那天摄影记者的叔叔阿姨怎么不在场，要不然留下一张照片就好了。
二
为了免除家长的后顾之忧，机关成立了少年之家。少年之家配有几名专职辅导老师，主任叫鲁珊；此外还专门配备一个小食堂。上一年级后，中午和晚上两顿饭，我和同学们去少年之家食堂吃饭。
那时城市粮食供应仍然紧张，少年之家食堂吃的主食是黑面饼子，粗糙难以下咽。记得食堂外楼房夹道处有一口朝上的雨水管道，里面净是孩子丢的一块一块的黑面饼。老师发现后严厉批评，后来就不敢丢了。
胡耀邦书记的警卫小李叔叔，那时到食堂帮厨（也许是下放），正在闹情绪，他在窗口卖饭，我打了一碗稀粥，他顺手将粥碗向前一推，碗里的粥溢出烫到我的手腕，我疼得大哭起来，吓得他赶紧跑出来，抓着我手腕一通吹气，又急忙带我上医务室上药。有道是“不打不成交”，从此后，他老远一见到我，就操着湖北口音喊：“小丁品，小丁品！”
三
少年之家上课之余，大家都特别喜欢小人书。特别是哪个同学从家里买了一两本新的小人书带到少年之家，大家会排队借着看，几乎人人都能绘声绘色地讲上一段。而且，大家都喜欢照着小人书里的画面学画画。
革命故事小人书里的人物故事，对孩子们影响很大。有的孩子自制“八路”和“新四军”布臂章等佩戴在胳膊上。但其中反面人物形象也给孩子们留下深刻印象，多被拿来“活学活用”。诸如同学中的绰号“谢老转”“何大拿”（《烈火金刚》）、 “四和尚”（《粮食》）、“韩老六”（《暴风骤雨》）、“老郭婶子”（《槐树庄》），等等。几十年后，当年的小伙伴们重逢，最先叫出的就是这些绰号。
小人书里的历史人物和故事里的文言文，同样对伙伴们影响很大，不少孩子满口“之乎者也”。记得上三四年级的王小文，绰号叫“王乃文”。据说有的高年级的同学还自制灯笼，上书一个大大的“巡”字，提在手里满大院乱转。
记得三年级同学秦宪不知怎么想起自制“良民证”，在低年级同学中派发，还要求随身携带，随时要检查。有一次，秦宪抓住一个小孩，问道：“汝是何人？”小孩答：“我是何仁。”秦宪当场晕菜！又抓住一小孩，问：“叫什么名字？”小孩回答：“贾明。”秦宪大怒：“八嘎！皇军问你的真名字！”
四
三四年级，同学中成立“学雷锋小组”，利用空闲时间做好事。我们所在一号宿舍楼的几个同学，每天傍晚拿出家里的扫把和簸箕去打扫楼道卫生，然后再用脸盆泼洒清水。后来本楼全体同学几乎都加入进来了，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受到家长们尤其那些小脚老太太们的夸奖。
助人为乐做好事，我和同班的崔松盯上了本楼低年级一位女同学李某的父亲——一位解放军军官。只要我俩发现她父亲进了楼门，立即跑过去帮着提包什么的，特别热情。把他送到家，就央求着要看一看、摸一摸他的手枪，那可是把真家伙！
那时，干部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老爹在中国青年杂志干编辑。记得有个周末，姐姐（保姆赵阿姨家上高中的女儿）带了一群女同学来我家玩，老爹与她们亲切交谈，回答她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我则对她们佩戴的红色团徽更感兴趣。
中央提出机关干部不脱离劳动。于是每周四，跟大人们一起乘机关大轿车去西山农场劳动，是件很开心的事。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大人和孩子们围一圈，坐在地上掰棒子，大人教孩子们认识什么是“白马牙”“金皇后”。
大院里有几位“芳邻”很讨孩子们的欢心，如从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选拔来团中央的干部，如康维信、王瑞等。其中，康维信和我家同住一号楼二层，他是一位“快乐的单身汉”，晚饭后，他端着脸盆去公共洗漱间，总是一路“引吭高歌”，走廊两侧住户里的孩子闻声即大叫“康叔叔！”跑出来，簇拥着到他的单身宿舍去做客，听他讲故事之类。
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通讯员刘增平也是个“孩子王”。他常骑着崭新的“长江750”草绿色挎斗摩托飞驰着出入大院，很是威风。冬天他穿皮衣皮裤，开到车库门口下车开大门嫌麻烦，就喊附近玩耍的孩子给拉开大门，然后允许孩子爬上车座进库，过一把“车瘾”。于是经常有几个孩子在车库门口玩，等着他。此外，这位复员军人教刺杀投弹、玩单双杠也是一把好手，孩子们自然喜欢跟在他屁股后边转。
五
那时的家长们都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基本无暇顾及孩子。由于缺乏家长约束的缘故，大院的孩子格外淘气。
少年之家有一栋二层小楼，还有几栋平房相连。课余，有的同学竟从二层小楼的窗户翻到平房顶上去玩。有一次，同班同学朱力经竟从房上掉下来，摔得双膝流血，疼得泪流满面。 为防止出事，几位老师没少操心。有一次，几个同学又翻窗跑到房顶上玩，鲁珊老师发现后也从窗户翻出，跳到房顶上来追，吓得几个孩子乖乖束手就擒。
机关有一个公共洗澡堂，大人们去洗澡，往门口墙壁上的小木箱孔里丢5分钱即可。谁知有一绰号“猴三儿”的孩子及其同伙，将木箱锁撬开，将里面大把钢镚据为己有——去买冰棍吃。以后被人发现，告知“猴三儿”的家长，据说乃父“堂审”，喝令老大老二用扫把将其“臭揍”了一顿。
办公大楼地下库房里，存放着各地收缴来的三青团徽章。据说“猴三儿”伙同几个捣蛋鬼跑到地下室去玩，居然偷出若干徽章，并将其佩戴在胸前，大摇大摆地在大院里走，被大人发现后“捉拿归案”。
后来机关周末舞会被取消，周末去礼堂二层看电影，就成了周末的主要娱乐活动。记得男孩子在电影场里还不安分，用自制小弹弓向舞台上的屏幕发射用牛皮纸或画报纸叠的“纸弹”，欣赏在光束中飞来飞去的“流星”。“纸弹”打光了，竟到舞台上的银幕下“匍匐前进”，回收满地的纸弹，有时还会哄抢起来。行政处的职工上来，一人屁股上踢一脚，小孩子们才一哄而散。
有的电影不让小孩子进去看。常常是一位大红方脸盘、绰号叫“马大哈”的职工把门收票，态度很凶。孩子们就故意气他，学前苏联电影《攻克柏林》中苏军战士跳转圈舞的样子在礼堂门口蹦，高唱：“来来来，来来来！特大的腮帮子呀马大哈的脑袋！”
过节的快活事莫过于“十一”看礼花焰火。晚饭后，孩子们争先来到办公大楼乘坐仅有的一部电梯。这部电梯平时不运行，所以电梯一开动，孩子们就会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到了七楼顶层平台，可以眺望天安门和长安街夜景。7点整，礼炮齐鸣，礼花在天安门上空绽放，还有无数小降落伞带着闪闪的红黄绿灯，徐徐从天而降。孩子们就欢呼着跑下楼去，四处去抢降落伞，有时不免与附近居民的孩子发生冲突。
六
大院的孩子放学后常和公安部的同学走东交民巷，男孩子们经常打群架。有一次，双方互相追逐到小花园，不知谁从公安部大院里放出一条狼狗，吓得我方孩子四散奔逃。我逃向路旁的花丛，那狼狗从我身边跑过，径直追上前边一小孩，用长嘴在那孩子后背一捣，小孩前扑倒地大哭，狼狗掉头屁颠颠地跑了回去。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记得上一年级时，我下课后留下做值日、打扫卫生之类，放学是一个人走，走到六国饭店转角处，有两个高年级（可能是三四年级的）学生见我朝团中央机关方向走，即从小花园过来，喝令我“站住！”问我“投降不投降？”我连声说“投降！”他俩转而和气了许多，问我：“你们机关今晚放什么电影？”原来这二位大约是想混进团中央大院看电影的。
大概是1963年或1964年，北京闹蝗灾，小花园飞来大批蚂蚱，这下孩子们可来了劲，到处抓蚂蚱。不知是谁的主意，居然带着大批的“战利品”跑到宿舍楼的公共厨房里炸蚂蚱吃。蚂蚱下锅前要掐头、去掉翅膀和腔肠部分，但由于抓得很多，大家都迫不及待，有的蚂蚱就整个被丢到锅里去了，其中有的居然又振翅飞出来或蹬跳出来，再被孩子们捉住丢回锅里去。一群孩子在厨房里闹腾，少不了要遭到厨房里老太太们的驱逐——还记得邻居范小松姥姥的无锡话：“啊哟，吧（不）大（得）了喽！” 不过蚂蚱的胸脯和大腿肉真是特别香，至今想起来还流口水。
七
几十年后聚会，大家总还要提起团中央幼儿园。据大院一位发小的回忆文章，大意是新中国成立，团中央刚刚组建，任弼时、冯文彬、廖承志等书记处领导开会，时有孩子冒冒失失闯进去，叫着要找爸爸，弄得书记们哭笑不得。于是建立机关幼儿园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团中央幼儿园园长苏哲阿姨是一位战争时期的老革命，进城后她不贪图官位，仍然钟情于幼儿教育，把幼儿园真是办得有声有色。有两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62年，记得我的老弟上团中央幼儿园不久（我当年上的是培新幼儿园），幼儿园的阿姨对我妈说：“你家老二能一连吃几个包子！好像在家饿着了似的。”老妈笑道：“那说明幼儿园食堂的包子太好吃了！”
每周末和周一早晨，有机关大轿车接送孩子。记得每次老弟下车后欢天喜地回家，身上和穿的衣服上都有一股香皂味，身上还挎了一个小布包，里面放着一个老师自己裁纸做的小本子，上面详细写着老弟在幼儿园的表现，优缺点，需要和家长交流的情况，还有老弟本周完成的图画和手工作品。回忆起来，我所上的培新幼儿园是北京著名的幼儿园，许多著名民主人士的子孙，还有前苏联大使馆的子女，但周末回家可没有如此精彩的故事！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