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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愁·智慧女性》语汇新解——欲望之美
今年4月，国家统计局公布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达25278万人，比上年增长4.4%。其中，离开家乡、外出就业的农民工15863万人，比上年增长3.4%。
这样一个常被忽视的群体，随其人数的猛增，影响力也在慢慢滋长。很多之前隐晦的冲突泛上水面，其中就包括性问题。无可否认的是，性，不仅是一种身体需要，更涉及到一个人的存在感、自尊感。农民工的性压抑现状，已带来、并将继续带来更多个体和社会困境。性权利属于人的基本权利，如果它无法顺利实现，必造成心灵的扭曲、生命的破碎、人格的分裂。个体的碎裂，也将影响世界的构成。
性权利包含的内容，远不是一个身体权能诠释的，它包括性自由权、性自主权、性平等权、性健康权。所以，一个美好的生命，更应尊重身体每一个健康的欲望，唯有如此，它的各个方面才会和谐一致，有着整全的美。这种完整，将助人实现自我，健全、积极、成熟、功能完善。当所有个体内部解冻、打通、释放，便能汇集成丰美的生命之河，滋润世界每一处枯竭的角落、每一片被遮蔽的空间。
2012年7月11日，接受采访时，女工李美姗仍和丈夫在无锡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他们的受伤，缘于宿舍管理人员怀疑两人在宿舍里干了“那种事”，双方从而发生冲突。厂里要安全，员工要“性福”，其间暴露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宿舍新规：异性滞留不得超过一小时
2010年6月，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的李美姗高考落榜后，来到江苏省无锡市某工厂打工。
工厂宿舍楼有三层，李美姗和一个老乡被分在二楼，宿舍内八个人都是安徽妹。让李美姗郁闷的是，常能看到同厂男工在楼道里进出。后来别人告诉她，一二楼住的是女工，一共一百七十六人，男工住三楼，共六十七人。男工搬进来后，女工们觉得很不方便。
考虑到女工感受，厂里在进入女工宿舍的楼道口安了铁门，没有女工带领，不给男工进入。
约半个月后，同宿舍的丁婷带了男友来，说他刚从老家过来，没找到地方住，“我们今晚就住宿舍了，你们能不能出去住一晚？改天我请大家吃饭。”李美姗她们很理解，都去找隔壁的人合铺。没想到几天后，丁婷的男友又跑了来，当晚也没走。几个姐妹不高兴了，不知是谁，把这事告诉了厂领导。
厂方经过商议，在宿舍楼下竖起了一个公告牌，写的是宿舍管理规定：1.员工宿舍由后勤部统一调配、安排，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换房间；2.进入集体宿舍的员工，必须出示厂牌，并要配合宿管检查；3.未经批准登记，严禁留宿外来人员；4、异性在宿舍滞留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不得同房或做出有损公共道德的事……
这之后，丁婷的男友再也没来过。
工厂生产是流水线，要求速度特别快。李美姗不熟练，每次一掉线，监管就会走过来盯着她，偶尔还会大声警告。一个男工替她解了围，他叫李方学，江苏盐城人。试着交往两个月后，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每次李方学去李美姗宿舍看她，总要被宿管盘问警告一番，所以他们更愿意上班时聊聊天，下班时一起绕着工厂走两圈。
一天吃饭时，李方学突然说：“要不在外面租个房子吧。”李美姗同意了。
2011年10月，两人在和平村找到一个不足30平米的出租屋。进了出租屋才发现，这么小的房子里，中间还挂着一块碎花布帘，帘子那一侧，蜗居着另一对打工情侣。两对血气方刚的情侣，窘迫地开始了四人的同居生活。
以后每个星期六，李美姗和李方学一早醒来，就会对帘子另一头的情侣说：“我们出去转转，大概中午回来。”到了星期天，隔壁情侣也会这样说，回来之前还会打电话。
这种默契持续得并不久，因为李美姗怀孕了。那是2012年2月底，在马山镇医院，李方学高兴坏了，“姗姗，我们结婚吧。你怀孕了，还是住宿舍好点，省得来回跑。”
当天，李美姗就找到厂领导，经过协商，再次住进了宿舍。
3月，李美姗跟着李方学坐上了去盐城的汽车，领取了结婚证。
宿舍亲热被打，城里虽大却安不下我们的婚床
李美姗已不适合在流水线上工作，被调到财务部，负责对一些文件的审核、统计。换岗后，夫妻俩白天见面的时间少了。每天下班后，李方学都要去李美姗宿舍待上一段时间，每次分别都依依不舍。
搬回宿舍后，两人很少能在一起亲热。瞅着一次机会，由于担心被突然赶回的室友撞见，他们也只能草草了事。
7月9日中午，室友相约去厂外小饭店加餐，李美姗借口身体不适没去，打电话叫李方学赶紧过来。李方学对宿舍管理员周琪说：李美姗身体不好，想在宿舍多陪她一会儿。
周琪40岁，来自河南农村，由于工伤，腿脚有点不利索，脾气也不好。李方学好说歹说，周琪就是不同意。“只允许一个小时。”“规定是死的，就不能通融一下？”“不行！”周琪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
李方学匆忙进了女工宿舍，和妻子搂到一起，亲热起来。可毕竟这是大白天，李美姗放不开。推推搡搡中，过去了近一个小时。两人刚入戏，门外响起敲门声，只听周琪喊：“怎么还不走！”
李方学拉开门，“你这人太不懂人情，我还有点事，等下再走。”周琪也没多说，转身走了。李方学和妻子就躺在床上说悄悄话。
没多久，周琪又来敲门，还闯进房间，指着李方学说：“快出去，领导检查到了我不好做人！”“我老婆不舒服，我等下走。”“哪里看到她不舒服了？我就看到你们睡在一起了，真急了就去外面开房间。”
“周大姐，我马上就叫他走。”李美姗说着就去推李方学。“李美姗啊，我看你平时也斯斯文文的，大白天的就在宿舍等不及了，尽干些伤风败俗的事，你这是给单位丢脸！”
“没偷没抢的，给单位丢什么脸了？我今天就不走了，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李方学指着周琪说。周琪立刻打电话给男宿管宋浩：“喂，2楼208室，有个男的闹事，你带几个人过来看看。”
宋浩马上赶了过来，还带了三个保安，保安手里都拿着橡胶棒。到了宿舍，他们一句话没问，就去推李方学。“仗着人多欺负人？”李方学反推了下宋浩。“李美姗，你老公不走，不就是想干乌七八糟的事吗？”周琪在一旁添油加醋。 “再说我抽你！”李方学气不过骂道。周琪冲上去，抬手就往李方学脸上抓去。李方学想推开她，结果撞到了宋浩。混乱中，几个人扭打到了一起，一个保安吃了亏，拿起橡胶棒就砸。李美姗吓哭了，冲过去抱着宋浩哭喊：“别打了。”宋浩一使劲，把抱他的人往后一推。李美姗一个踉跄，腰撞到了铁床的立杆上，当场晕了过去。
宋浩回头一看，吓了一跳，拉着保安和周琪离开了现场。李方学则忍着疼痛，打电话报了警。
警察到了现场，120救护车也把李方学夫妇送去了医院。经检查，李方学右臂、鼻梁骨骨折，身上大面积软组织受伤。李美姗头部和腰部受伤，腹中三个半月的胎儿也流产了。
女工宿舍一下沸腾起来。7月12日，她们派出代表，要求厂方就男女工合住一栋楼给个说法，辞退打人的保安和宿管，取消“异性滞留不超过一小时”的规定。李美姗则要求保安和宿管当面道歉，厂方给予相应赔偿。
经协商，厂方将周琪调离后勤部门，下到仓库当看守员，支付了李美姗夫妇的全部医疗费，两人住院期间工资照发。
厂长助理周小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李美姗事件给了他们很大警醒，女工绝大部分来自外地，年龄以22岁至35岁居多，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正处于生理成熟期，有生理需求是很正常的，他们以前对女工关心不够，以后会加以考虑，比如多招夫妻工，建夫妻房之类。
8月1日，笔者再次联系李美姗，李美姗说这事对她影响很大，孩子没了，全厂人都知道了她的“丑事”，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伤害，厂方却对赔偿一事只字不提，她已经委托律师，准备起诉。
本刊观察·专家观点
专家支持/王学富（南京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所长）
性压抑，不仅仅是身体的压抑
管理者与打工者眼中不同的“人”。
本文讲述的案例，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个人需求与单位管理需要之间的冲突。从单位角度来看，或许还会有委屈：宿舍管理，是为了更大范围地保护女工们的人格尊严权、人身安全，我们也是以人为本啊。
问题关键在于，在管理者与打工者心目中，“人”的概念不一致。管理者往往把“人”看作是群体，笼统地考虑整体打工者。
实际上，更多情况下，打工者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他们重视的是个人的地位、利益、价值、尊严。粗线条地将人划归为某一类，不是对人真正的关怀。管理者应该，且必须首要关注个体的需要。对个体的尊重，才是集体主义精神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被连根拔起的空虚寂寞冷
李美姗的遭遇只是沧海一粟，打工者个体的性需求被忽略，由来已久。其性压抑现状背后存在着很深的社会问题。
离开乡村，农民工失去了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的缔结，漂浮于城市边缘的缝隙，他们连落脚的位置都找不到，满足基本性需求的空间都没有，谈尊重个体生命便是极大的奢望。
2005年重庆的一项调查显示：21%的男性农民工选择“找小姐”来释放性压抑，18%性压抑时“整夜睡不着觉”，25%通过“看黄色录像”、“讲黄色笑话”或“性幻想”满足性要求，5%选择“强忍”……19%的女性农民工通过拼命干活，来发泄性压抑，21%“自我解决”……
导致性压抑的原因很多。最现实的就是经济收入有限，没条件恋爱、结婚；其次是男女比例失调，缺乏找对象的渠道（建筑业、加工制造业往往男性打工者占绝大多数，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以女性打工者为主）；频繁流动，无法建构恋情（六成人在两个及以上城市务过工，八成换过工作）；工作繁忙，没闲暇约会（21%的情侣一年到头很难见到）……
性不仅仅属于身体范畴，它蕴含着对情感的渴求，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每个正常人都期待着在这样的关系中被尊重、被喜爱。性压抑，剥夺了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会影响人的完整性，让人丧失整全的生活。由此，甚至会消弱人的自我感、存在感。这也是农民工倍感伤痛的缘由。
个体生活的松散、失范，还会造成社会的松散、失范。性压抑的背后，是一个个焦躁不幸的人，以及一个个伤痛的婚姻与家庭。这些会导致人口危机，制约社会生产力，影响社会稳定。
一旦找不到合适渠道排解痛苦，农民工还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带来新问题。
例如，部分农民工没有形成良好的自我认同，陷入“我想要什么”“我能得到什么”的矛盾中，情感混乱。去年年底，爆出东莞地区工厂性别失调，导致“一夫多妻”现象就是一个典型。
女工们为了爱与性，遭受着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采用安全有效避孕方式的仅占22%，许多人多次怀孕、堕胎）。更严重的是，不恰当的性满足还容易导致性病、艾滋病的传播，甚至涉及性犯罪。
施与受，缺少体谅的帮助会伤人
给予，是体谅他的感受。
如今，很多人在谈平等，也努力要给农民工一些帮助。遗憾的是，不平等不只是物质的缺乏，更是一种精神的匮乏。人的自我意识、平等意识是很难在朝夕间培养起来的，特别如李美姗这样的农民工。他们长期遭受着剥夺、歧视，已经习惯忍辱退缩、被忽略、被转嫁负担。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南京的一些机构、单位开设了免费心理援助热线，其中不乏有专为农民工设立的热线，而打来电话的农民工寥寥。当内心觉得“我不配”时，农民工在都市生活中的形象，就是拘谨的、紧缩的。
而这种“我不配”的感觉是环境强加于他们的。正如今年7月，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宴请一百五十二位农民工，感谢他们在北京暴雨中英勇救人时所说，“我很难受，怎么我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顿饭，就跑来这么多媒体报道？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公民，无论我们之间是友情是摩擦，都是这个社会正常的一部分。”
崔永元想强调的应是：我们更该给予农民工尊重、温情，而不是一些单纯物质上、形式上的支持。
同理，农民工性压抑困境我们喊了那么多年，而真正站在他们角度去体谅、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又有多少人？
两个有意思的例子，一是2007年11月，珠海一家旅馆打出“性福之家”的牌子，以10元超低价，为农民工和探亲配偶提供住宿。虽经过媒体大肆宣传，但在很多农民工的眼里，它是遥远的消息，是无法相信的选择。舍不得花这笔“低价”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内心，城市的冷漠并没有因此改观，在周围人鄙薄的眼神中，他们仍旧卑微谨慎地活着。
另一个例子，是今年七夕节，郑州市十二名大学生在宾馆订房，为农民工夫妻搭“鹊桥”。而经过广泛宣传，也只有十五位农民工报名。
热情帮助却换来冷淡回应，不能说是帮助的一方努力不够，也不能说是受助的一方不买账。只能说，这种帮助思路出了问题，它仍然是从城里人的角度出发——农民工缺乏性生活，那么就帮他们提供相应条件好了。
尊重，是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
这种把性满足话题单独抽离出来，去宣传帮助的做法，客观来说，可能带来另一种不公平，可能会置农民工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要看到，他们不仅仅是生物性的存在，更是一个整体的、有身体需求也有精神需求的人。要看到，性压抑的解决，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满足，而是一个长期的幸福感受。
这不是简单的“施”与“受”的关系，不是按自己的想法去“慰问弱势群体”，而是要尊重一个人，尊重他全部感受，尊重他的文化、道德背景的问题。
疏通农民工的性压抑问题，首先要解决的，不是为他们开一间夫妻房，发放几只避孕套，搞几场文娱活动，做做心理知识辅导，协助他们提高道德修养，而是要彻底化解城市人的偏见，给予农民工尊重和平等，给予他们应该享受的社会保障，给予他们在这个城市应该有的位置。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
今年4月，国家统计局公布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达25278万人，比上年增长4.4%。其中，离开家乡、外出就业的农民工15863万人，比上年增长3.4%。
这样一个常被忽视的群体，随其人数的猛增，影响力也在慢慢滋长。很多之前隐晦的冲突泛上水面，其中就包括性问题。无可否认的是，性，不仅是一种身体需要，更涉及到一个人的存在感、自尊感。农民工的性压抑现状，已带来、并将继续带来更多个体和社会困境。性权利属于人的基本权利，如果它无法顺利实现，必造成心灵的扭曲、生命的破碎、人格的分裂。个体的碎裂，也将影响世界的构成。
性权利包含的内容，远不是一个身体权能诠释的，它包括性自由权、性自主权、性平等权、性健康权。所以，一个美好的生命，更应尊重身体每一个健康的欲望，唯有如此，它的各个方面才会和谐一致，有着整全的美。这种完整，将助人实现自我，健全、积极、成熟、功能完善。当所有个体内部解冻、打通、释放，便能汇集成丰美的生命之河，滋润世界每一处枯竭的角落、每一片被遮蔽的空间。
2012年7月11日，接受采访时，女工李美姗仍和丈夫在无锡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他们的受伤，缘于宿舍管理人员怀疑两人在宿舍里干了“那种事”，双方从而发生冲突。厂里要安全，员工要“性福”，其间暴露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宿舍新规：异性滞留不得超过一小时
2010年6月，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的李美姗高考落榜后，来到江苏省无锡市某工厂打工。
工厂宿舍楼有三层，李美姗和一个老乡被分在二楼，宿舍内八个人都是安徽妹。让李美姗郁闷的是，常能看到同厂男工在楼道里进出。后来别人告诉她，一二楼住的是女工，一共一百七十六人，男工住三楼，共六十七人。男工搬进来后，女工们觉得很不方便。
考虑到女工感受，厂里在进入女工宿舍的楼道口安了铁门，没有女工带领，不给男工进入。
约半个月后，同宿舍的丁婷带了男友来，说他刚从老家过来，没找到地方住，“我们今晚就住宿舍了，你们能不能出去住一晚？改天我请大家吃饭。”李美姗她们很理解，都去找隔壁的人合铺。没想到几天后，丁婷的男友又跑了来，当晚也没走。几个姐妹不高兴了，不知是谁，把这事告诉了厂领导。
厂方经过商议，在宿舍楼下竖起了一个公告牌，写的是宿舍管理规定：1.员工宿舍由后勤部统一调配、安排，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换房间；2.进入集体宿舍的员工，必须出示厂牌，并要配合宿管检查；3.未经批准登记，严禁留宿外来人员；4、异性在宿舍滞留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不得同房或做出有损公共道德的事……
这之后，丁婷的男友再也没来过。
工厂生产是流水线，要求速度特别快。李美姗不熟练，每次一掉线，监管就会走过来盯着她，偶尔还会大声警告。一个男工替她解了围，他叫李方学，江苏盐城人。试着交往两个月后，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每次李方学去李美姗宿舍看她，总要被宿管盘问警告一番，所以他们更愿意上班时聊聊天，下班时一起绕着工厂走两圈。
一天吃饭时，李方学突然说：“要不在外面租个房子吧。”李美姗同意了。
2011年10月，两人在和平村找到一个不足30平米的出租屋。进了出租屋才发现，这么小的房子里，中间还挂着一块碎花布帘，帘子那一侧，蜗居着另一对打工情侣。两对血气方刚的情侣，窘迫地开始了四人的同居生活。
以后每个星期六，李美姗和李方学一早醒来，就会对帘子另一头的情侣说：“我们出去转转，大概中午回来。”到了星期天，隔壁情侣也会这样说，回来之前还会打电话。
这种默契持续得并不久，因为李美姗怀孕了。那是2012年2月底，在马山镇医院，李方学高兴坏了，“姗姗，我们结婚吧。你怀孕了，还是住宿舍好点，省得来回跑。”
当天，李美姗就找到厂领导，经过协商，再次住进了宿舍。
3月，李美姗跟着李方学坐上了去盐城的汽车，领取了结婚证。
宿舍亲热被打，城里虽大却安不下我们的婚床
李美姗已不适合在流水线上工作，被调到财务部，负责对一些文件的审核、统计。换岗后，夫妻俩白天见面的时间少了。每天下班后，李方学都要去李美姗宿舍待上一段时间，每次分别都依依不舍。
搬回宿舍后，两人很少能在一起亲热。瞅着一次机会，由于担心被突然赶回的室友撞见，他们也只能草草了事。
7月9日中午，室友相约去厂外小饭店加餐，李美姗借口身体不适没去，打电话叫李方学赶紧过来。李方学对宿舍管理员周琪说：李美姗身体不好，想在宿舍多陪她一会儿。
周琪40岁，来自河南农村，由于工伤，腿脚有点不利索，脾气也不好。李方学好说歹说，周琪就是不同意。“只允许一个小时。”“规定是死的，就不能通融一下？”“不行！”周琪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
李方学匆忙进了女工宿舍，和妻子搂到一起，亲热起来。可毕竟这是大白天，李美姗放不开。推推搡搡中，过去了近一个小时。两人刚入戏，门外响起敲门声，只听周琪喊：“怎么还不走！”
李方学拉开门，“你这人太不懂人情，我还有点事，等下再走。”周琪也没多说，转身走了。李方学和妻子就躺在床上说悄悄话。
没多久，周琪又来敲门，还闯进房间，指着李方学说：“快出去，领导检查到了我不好做人！”“我老婆不舒服，我等下走。”“哪里看到她不舒服了？我就看到你们睡在一起了，真急了就去外面开房间。”
“周大姐，我马上就叫他走。”李美姗说着就去推李方学。“李美姗啊，我看你平时也斯斯文文的，大白天的就在宿舍等不及了，尽干些伤风败俗的事，你这是给单位丢脸！”
“没偷没抢的，给单位丢什么脸了？我今天就不走了，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李方学指着周琪说。周琪立刻打电话给男宿管宋浩：“喂，2楼208室，有个男的闹事，你带几个人过来看看。”
宋浩马上赶了过来，还带了三个保安，保安手里都拿着橡胶棒。到了宿舍，他们一句话没问，就去推李方学。“仗着人多欺负人？”李方学反推了下宋浩。“李美姗，你老公不走，不就是想干乌七八糟的事吗？”周琪在一旁添油加醋。 “再说我抽你！”李方学气不过骂道。周琪冲上去，抬手就往李方学脸上抓去。李方学想推开她，结果撞到了宋浩。混乱中，几个人扭打到了一起，一个保安吃了亏，拿起橡胶棒就砸。李美姗吓哭了，冲过去抱着宋浩哭喊：“别打了。”宋浩一使劲，把抱他的人往后一推。李美姗一个踉跄，腰撞到了铁床的立杆上，当场晕了过去。
宋浩回头一看，吓了一跳，拉着保安和周琪离开了现场。李方学则忍着疼痛，打电话报了警。
警察到了现场，120救护车也把李方学夫妇送去了医院。经检查，李方学右臂、鼻梁骨骨折，身上大面积软组织受伤。李美姗头部和腰部受伤，腹中三个半月的胎儿也流产了。
女工宿舍一下沸腾起来。7月12日，她们派出代表，要求厂方就男女工合住一栋楼给个说法，辞退打人的保安和宿管，取消“异性滞留不超过一小时”的规定。李美姗则要求保安和宿管当面道歉，厂方给予相应赔偿。
经协商，厂方将周琪调离后勤部门，下到仓库当看守员，支付了李美姗夫妇的全部医疗费，两人住院期间工资照发。
厂长助理周小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李美姗事件给了他们很大警醒，女工绝大部分来自外地，年龄以22岁至35岁居多，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正处于生理成熟期，有生理需求是很正常的，他们以前对女工关心不够，以后会加以考虑，比如多招夫妻工，建夫妻房之类。
8月1日，笔者再次联系李美姗，李美姗说这事对她影响很大，孩子没了，全厂人都知道了她的“丑事”，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伤害，厂方却对赔偿一事只字不提，她已经委托律师，准备起诉。
本刊观察·专家观点
专家支持/王学富（南京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所长）
性压抑，不仅仅是身体的压抑
管理者与打工者眼中不同的“人”。
本文讲述的案例，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个人需求与单位管理需要之间的冲突。从单位角度来看，或许还会有委屈：宿舍管理，是为了更大范围地保护女工们的人格尊严权、人身安全，我们也是以人为本啊。
问题关键在于，在管理者与打工者心目中，“人”的概念不一致。管理者往往把“人”看作是群体，笼统地考虑整体打工者。
实际上，更多情况下，打工者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他们重视的是个人的地位、利益、价值、尊严。粗线条地将人划归为某一类，不是对人真正的关怀。管理者应该，且必须首要关注个体的需要。对个体的尊重，才是集体主义精神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被连根拔起的空虚寂寞冷
李美姗的遭遇只是沧海一粟，打工者个体的性需求被忽略，由来已久。其性压抑现状背后存在着很深的社会问题。
离开乡村，农民工失去了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的缔结，漂浮于城市边缘的缝隙，他们连落脚的位置都找不到，满足基本性需求的空间都没有，谈尊重个体生命便是极大的奢望。
2005年重庆的一项调查显示：21%的男性农民工选择“找小姐”来释放性压抑，18%性压抑时“整夜睡不着觉”，25%通过“看黄色录像”、“讲黄色笑话”或“性幻想”满足性要求，5%选择“强忍”……19%的女性农民工通过拼命干活，来发泄性压抑，21%“自我解决”……
导致性压抑的原因很多。最现实的就是经济收入有限，没条件恋爱、结婚；其次是男女比例失调，缺乏找对象的渠道（建筑业、加工制造业往往男性打工者占绝大多数，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以女性打工者为主）；频繁流动，无法建构恋情（六成人在两个及以上城市务过工，八成换过工作）；工作繁忙，没闲暇约会（21%的情侣一年到头很难见到）……
性不仅仅属于身体范畴，它蕴含着对情感的渴求，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每个正常人都期待着在这样的关系中被尊重、被喜爱。性压抑，剥夺了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会影响人的完整性，让人丧失整全的生活。由此，甚至会消弱人的自我感、存在感。这也是农民工倍感伤痛的缘由。
个体生活的松散、失范，还会造成社会的松散、失范。性压抑的背后，是一个个焦躁不幸的人，以及一个个伤痛的婚姻与家庭。这些会导致人口危机，制约社会生产力，影响社会稳定。
一旦找不到合适渠道排解痛苦，农民工还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带来新问题。
例如，部分农民工没有形成良好的自我认同，陷入“我想要什么”“我能得到什么”的矛盾中，情感混乱。去年年底，爆出东莞地区工厂性别失调，导致“一夫多妻”现象就是一个典型。
女工们为了爱与性，遭受着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采用安全有效避孕方式的仅占22%，许多人多次怀孕、堕胎）。更严重的是，不恰当的性满足还容易导致性病、艾滋病的传播，甚至涉及性犯罪。
施与受，缺少体谅的帮助会伤人
给予，是体谅他的感受。
如今，很多人在谈平等，也努力要给农民工一些帮助。遗憾的是，不平等不只是物质的缺乏，更是一种精神的匮乏。人的自我意识、平等意识是很难在朝夕间培养起来的，特别如李美姗这样的农民工。他们长期遭受着剥夺、歧视，已经习惯忍辱退缩、被忽略、被转嫁负担。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南京的一些机构、单位开设了免费心理援助热线，其中不乏有专为农民工设立的热线，而打来电话的农民工寥寥。当内心觉得“我不配”时，农民工在都市生活中的形象，就是拘谨的、紧缩的。
而这种“我不配”的感觉是环境强加于他们的。正如今年7月，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宴请一百五十二位农民工，感谢他们在北京暴雨中英勇救人时所说，“我很难受，怎么我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顿饭，就跑来这么多媒体报道？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公民，无论我们之间是友情是摩擦，都是这个社会正常的一部分。”
崔永元想强调的应是：我们更该给予农民工尊重、温情，而不是一些单纯物质上、形式上的支持。
同理，农民工性压抑困境我们喊了那么多年，而真正站在他们角度去体谅、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又有多少人？
两个有意思的例子，一是2007年11月，珠海一家旅馆打出“性福之家”的牌子，以10元超低价，为农民工和探亲配偶提供住宿。虽经过媒体大肆宣传，但在很多农民工的眼里，它是遥远的消息，是无法相信的选择。舍不得花这笔“低价”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内心，城市的冷漠并没有因此改观，在周围人鄙薄的眼神中，他们仍旧卑微谨慎地活着。
另一个例子，是今年七夕节，郑州市十二名大学生在宾馆订房，为农民工夫妻搭“鹊桥”。而经过广泛宣传，也只有十五位农民工报名。
热情帮助却换来冷淡回应，不能说是帮助的一方努力不够，也不能说是受助的一方不买账。只能说，这种帮助思路出了问题，它仍然是从城里人的角度出发——农民工缺乏性生活，那么就帮他们提供相应条件好了。
尊重，是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
这种把性满足话题单独抽离出来，去宣传帮助的做法，客观来说，可能带来另一种不公平，可能会置农民工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要看到，他们不仅仅是生物性的存在，更是一个整体的、有身体需求也有精神需求的人。要看到，性压抑的解决，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满足，而是一个长期的幸福感受。
这不是简单的“施”与“受”的关系，不是按自己的想法去“慰问弱势群体”，而是要尊重一个人，尊重他全部感受，尊重他的文化、道德背景的问题。
疏通农民工的性压抑问题，首先要解决的，不是为他们开一间夫妻房，发放几只避孕套，搞几场文娱活动，做做心理知识辅导，协助他们提高道德修养，而是要彻底化解城市人的偏见，给予农民工尊重和平等，给予他们应该享受的社会保障，给予他们在这个城市应该有的位置。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