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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科学家喜欢做思考试验，譬如，设想：假如重力的物理作用并非我们在现实中所感受的那样，那对宇宙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使用物理学的方法可以推测出结果，譬如，如果重力更为轻弱的话，星系就会分散，而如果更强的话，星系则会收缩等等。笔者认为，这样一种思考方式也同样有益于历史学。
譬如，让我们设想，假如一个社会有选举制度，但却缺乏任期的概念，后果将会如何？使用历史学的方法可以进行一下推测。任期本来应该是很基本的行政制衡措施。官职没有任期，也就等于是说，一个从政的人一旦被选举或委任以后，就能终身任用。假如官员平庸或其行为腐败，那么，在他去世以前，都将无法使他免职从而改革行政（当然可以试图劝诫他，但因为无法对其实施强制性的要求，因此该官员自行改过的可能性并不大）。同时，即使有更适合于此官职的人才，他也无法取代已经占据这位置的现任官员。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任期制度的话，对官员自身也就没有制衡了。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即使有选举制，在没有同时设立任期制的情况下，最终仍会形成广泛的贪污或者腐败现象。
让我们再一次设想，假如一个社会虽然有选举制度，但是却缺乏官员与职能（即私与公）的区别，那么后果将会如何？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早已重视了这一区分，称之为“形名”。《韩非子》中对此的理解即极为简明：“上以名举之,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名”就是官职的名称和任务，而“形”是指官员的表现。将二者进行区分，其实意义颇深，因为在根本上它也牵涉到分权制衡的问题，“分权”的基础原则恰恰在于官与职的区别。没有这种辨别，根本无法分权。无法分权也就意味着无法制衡。因此，在发达的社会中，职能必定附属于官位，即国家，是与官员的社会身份无关的。所谓“法制”的意义不外于这个道理。由于职能附属于国家，于是官员就不能轻易地将公与私相混淆。即使官员使用权力谋求私人利益，因为职能附属于官位而不属于他自身，所以，国家仍可免去他的这一职位。《慎子》中所说“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即是此意。相反，假如这一区别不存在，那么法权必定归属私人的身份或私人的特权。因而，只有两种可能：法权要么附属于国家，要么附属于私人。在后一种的政治情势之下，一旦官员使用自己的特权谋求私人利益，国家则无从加以约束。后果也就必然是贪污盛行、行政效率低下，最终会引发民众的愤恨情绪而导致社会不稳定。
让我们再一次设想，假如一个社会有选举制度，但是同时却缺乏举贤任能（即平等主义）的措施，那么后果将会如何？平等主义的基本道理早在《墨子》里就已经说明：“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显然“贤”即“有才能之人”，而举贤任能与平等主义是同一个道理。假如这一措施得不到实行呢？唐代的柳宗元曾对封建制度进行批判，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圣人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
他的意思是，封建制度会催生拥有特权而昏庸的官员，同时有资质的人才却时常无法加官晋级。众所周知，宋代政府已经实行了举贤任能的政策，但是，在十九世纪以前，欧洲各国仍然一直维持世袭政权的制度，因此，任人唯亲既合法而又普遍，结果便是，即使国家建立了议会之类的制度，议员的资格仍是依赖于血统，而不是基于学问。十七世纪晚期，来自于此种文化背景的传教士勒康特（Louis LeComte）曾经写了多封信件给国内要人，阐释中国的政治制度。在陈述举贤任能的道理之后，他也进行了一次思考试验，设想假如欧洲人像中国人一样执行举贤任能的政策的可能后果：
我们（欧洲人）当然也应该处罚每一位犯法的（做官的）人；可是（以我们来看），容忍一位忽略任务的满大人是合乎常情的，（因为他虽然）缺乏知识或缺乏勤奋，他太温和，或太严厉，但是他的家人可能投资所有家产来获得此地位。如果除去他的任务，将毁坏他的家族。
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推知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
一、举贤任能（平等主义）的道理是十分陌生的概念。
二、他们无从理解官与职的辨别。
三、人治（家庭的财产）胜于法制（国家的公议）。
关于官与职的辨别，最有意思的就是“满大人”（mandarin）这个词。既然勒康特是在讨论欧洲的政府行政，为什么他要使用“满大人”来代指欧洲的官员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根本没有可以被免职的官员的概念，当然也就没有相应的词语来指明这样的东西，因此，勒康特只得借用指代中国官员的词语，以之来表明他所设想的那种可以被免职的官员。
同样的概念，在中国，却是很久以来即已不足为奇。以上所提到的政治措施，包括任期、分权、举贤任能等等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道理，譬如《管子》中云：
明主者,明于术数而不可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查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
“术数”是附属于国家的行政措施；“贵臣不得蔽贱”就是举贤任能的道理，也即平等主义；“竟内明辨”是指官职分明，因此官员“不相逾越”。然而，这些措施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制度的实践均相违背。怪不得勒康特在进行了思考试验之后，不禁推测：
在欧洲的诸侯领土，这种政府措施（即免职平庸的官员）将会产生怨恨与内讧；在中国如此进行，却无任何的丝毫骚乱，只要是为了公益，而不是出自私人的愤恨。
当然，不能否定，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欧洲人已经有了“议会”的制度，即所谓的“共和国”的政治形式。今天，颇多人以为，近代早期的西方共和国就是民主制度的起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彼时所谓的共和国并不像我们现在的民主性的共和国。孟德斯鸠的崇拜者卡塔纽（Count de Cattaneo）在《法律的来源、力量和真实精神》（The Source, the Strength, and the True Spirit of the Laws，1753)中无意识地揭示了当时共和国的真实含义： “贵族统治果然可以视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好政体，特别是当它建立在英明的威尼斯（共和国）基础之上。最古老的共和国可以说没有一个比得上它（即威尼斯共和国）。”显然,卡塔纽以为,他的读者都认同，“贵族统治”与“共和国”在根本上如出一辙。当时的“共和国”虽然有议会，但议会只是代表贵族或寡头财团的利益，与老百姓无关。因为在政权中任职的资格依靠于出身，于是，议会的代表以及其他施政的官员经常缺乏从事政务的资格。难怪在一七七○年富兰克林的朋友瑞纳神父指出，在当时的欧洲，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领域，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都缺乏资格施政：
在欧洲的所有国家，有某一个阶层的人，无论他们的道德品质如何，从幼年开始就注定比他人优越。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毕恭毕敬地对待，并且从幼年起就浸淫在绝对权威的意念中……这个带给我们无数的平庸大臣、无知的地方长官和糟糕的将军的制度，在中国并不存在，在那里，贵族地位并不能够通过继承的权利而世代相传。
从这段文字中恰恰可以见出，即使瑞纳也尚未体会到，中国的官员并不是贵族。不过，他还是明白到，在原则上，当时的中国官员大致是经过科举制度而得以为官，而不是靠出身就任官位的。
到现在为止，提倡西方民主的人一般都以为，选举就是民主的同义语。当然，在某些情况下，选举确实是一种颇有效的制衡。不过，我们的思考试验揭示了，选举只是现代民主的特点之一。即使有选举制度，如果缺乏举贤任能的规范、任期的原则以及官与职的区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民主”仍不可能落实。不过，通过勒康特所进行的思考试验，可以见出，近代早期的欧洲虽然有议会，偶尔也会举行有局限性的选举，但还是完全缺乏这一套行政措施以及有关的基本原则（法制、平等主义等等）。换句话说，现代民主的演变原本是错综复杂的事情。据此，现代性的民主乃是西方文化精神之体现一说，便很难维持。
那么，为什么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大家都将选举与民主混为一谈呢？笔者在《读书》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克拉克（Kenneth Clark）坚持山水画的特点为定点透视法的说法。对这一论点加以逆读之后则发现，它原来只是一种西方优越论的诡辩而已，因为“山水画”作为历史现象，绝对不能限于定点透视法的领域。克拉克之所以重视定点透视法，乃是因为其为西方独特的方法。 选举制度同样的也是欧洲所特有的传统，因此，也就难怪十九世纪时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要将“民主”限于选举制度的领域，而忽视了有关行政措施的国际来源。
实际上，所有发达的社会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系统。从某种角度看，民主只不过是适应治理国家的一系列根本挑战的一种办法。 要追求公平和稳定的社会，就更是必须促进专业的、赢得民众信任的行政，并压制贪污的行为。大概，如果民众能够亲自参与施政，则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就会提高。举贤任能的政策是让公民参与施政的一个办法，选举制度也是——各有所长。因此，当代知识分子在对未来进行思考的时候，大可不必担忧“那是西方的概念！”也不用得意于“这是中国的传统！”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尚无惧于使用各种传统的概念或措施，当代人更有何忧？
譬如，让我们设想，假如一个社会有选举制度，但却缺乏任期的概念，后果将会如何？使用历史学的方法可以进行一下推测。任期本来应该是很基本的行政制衡措施。官职没有任期，也就等于是说，一个从政的人一旦被选举或委任以后，就能终身任用。假如官员平庸或其行为腐败，那么，在他去世以前，都将无法使他免职从而改革行政（当然可以试图劝诫他，但因为无法对其实施强制性的要求，因此该官员自行改过的可能性并不大）。同时，即使有更适合于此官职的人才，他也无法取代已经占据这位置的现任官员。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任期制度的话，对官员自身也就没有制衡了。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即使有选举制，在没有同时设立任期制的情况下，最终仍会形成广泛的贪污或者腐败现象。
让我们再一次设想，假如一个社会虽然有选举制度，但是却缺乏官员与职能（即私与公）的区别，那么后果将会如何？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早已重视了这一区分，称之为“形名”。《韩非子》中对此的理解即极为简明：“上以名举之,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名”就是官职的名称和任务，而“形”是指官员的表现。将二者进行区分，其实意义颇深，因为在根本上它也牵涉到分权制衡的问题，“分权”的基础原则恰恰在于官与职的区别。没有这种辨别，根本无法分权。无法分权也就意味着无法制衡。因此，在发达的社会中，职能必定附属于官位，即国家，是与官员的社会身份无关的。所谓“法制”的意义不外于这个道理。由于职能附属于国家，于是官员就不能轻易地将公与私相混淆。即使官员使用权力谋求私人利益，因为职能附属于官位而不属于他自身，所以，国家仍可免去他的这一职位。《慎子》中所说“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即是此意。相反，假如这一区别不存在，那么法权必定归属私人的身份或私人的特权。因而，只有两种可能：法权要么附属于国家，要么附属于私人。在后一种的政治情势之下，一旦官员使用自己的特权谋求私人利益，国家则无从加以约束。后果也就必然是贪污盛行、行政效率低下，最终会引发民众的愤恨情绪而导致社会不稳定。
让我们再一次设想，假如一个社会有选举制度，但是同时却缺乏举贤任能（即平等主义）的措施，那么后果将会如何？平等主义的基本道理早在《墨子》里就已经说明：“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显然“贤”即“有才能之人”，而举贤任能与平等主义是同一个道理。假如这一措施得不到实行呢？唐代的柳宗元曾对封建制度进行批判，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圣人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
他的意思是，封建制度会催生拥有特权而昏庸的官员，同时有资质的人才却时常无法加官晋级。众所周知，宋代政府已经实行了举贤任能的政策，但是，在十九世纪以前，欧洲各国仍然一直维持世袭政权的制度，因此，任人唯亲既合法而又普遍，结果便是，即使国家建立了议会之类的制度，议员的资格仍是依赖于血统，而不是基于学问。十七世纪晚期，来自于此种文化背景的传教士勒康特（Louis LeComte）曾经写了多封信件给国内要人，阐释中国的政治制度。在陈述举贤任能的道理之后，他也进行了一次思考试验，设想假如欧洲人像中国人一样执行举贤任能的政策的可能后果：
我们（欧洲人）当然也应该处罚每一位犯法的（做官的）人；可是（以我们来看），容忍一位忽略任务的满大人是合乎常情的，（因为他虽然）缺乏知识或缺乏勤奋，他太温和，或太严厉，但是他的家人可能投资所有家产来获得此地位。如果除去他的任务，将毁坏他的家族。
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推知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
一、举贤任能（平等主义）的道理是十分陌生的概念。
二、他们无从理解官与职的辨别。
三、人治（家庭的财产）胜于法制（国家的公议）。
关于官与职的辨别，最有意思的就是“满大人”（mandarin）这个词。既然勒康特是在讨论欧洲的政府行政，为什么他要使用“满大人”来代指欧洲的官员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根本没有可以被免职的官员的概念，当然也就没有相应的词语来指明这样的东西，因此，勒康特只得借用指代中国官员的词语，以之来表明他所设想的那种可以被免职的官员。
同样的概念，在中国，却是很久以来即已不足为奇。以上所提到的政治措施，包括任期、分权、举贤任能等等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道理，譬如《管子》中云：
明主者,明于术数而不可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查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
“术数”是附属于国家的行政措施；“贵臣不得蔽贱”就是举贤任能的道理，也即平等主义；“竟内明辨”是指官职分明，因此官员“不相逾越”。然而，这些措施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制度的实践均相违背。怪不得勒康特在进行了思考试验之后，不禁推测：
在欧洲的诸侯领土，这种政府措施（即免职平庸的官员）将会产生怨恨与内讧；在中国如此进行，却无任何的丝毫骚乱，只要是为了公益，而不是出自私人的愤恨。
当然，不能否定，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欧洲人已经有了“议会”的制度，即所谓的“共和国”的政治形式。今天，颇多人以为，近代早期的西方共和国就是民主制度的起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彼时所谓的共和国并不像我们现在的民主性的共和国。孟德斯鸠的崇拜者卡塔纽（Count de Cattaneo）在《法律的来源、力量和真实精神》（The Source, the Strength, and the True Spirit of the Laws，1753)中无意识地揭示了当时共和国的真实含义： “贵族统治果然可以视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好政体，特别是当它建立在英明的威尼斯（共和国）基础之上。最古老的共和国可以说没有一个比得上它（即威尼斯共和国）。”显然,卡塔纽以为,他的读者都认同，“贵族统治”与“共和国”在根本上如出一辙。当时的“共和国”虽然有议会，但议会只是代表贵族或寡头财团的利益，与老百姓无关。因为在政权中任职的资格依靠于出身，于是，议会的代表以及其他施政的官员经常缺乏从事政务的资格。难怪在一七七○年富兰克林的朋友瑞纳神父指出，在当时的欧洲，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领域，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都缺乏资格施政：
在欧洲的所有国家，有某一个阶层的人，无论他们的道德品质如何，从幼年开始就注定比他人优越。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毕恭毕敬地对待，并且从幼年起就浸淫在绝对权威的意念中……这个带给我们无数的平庸大臣、无知的地方长官和糟糕的将军的制度，在中国并不存在，在那里，贵族地位并不能够通过继承的权利而世代相传。
从这段文字中恰恰可以见出，即使瑞纳也尚未体会到，中国的官员并不是贵族。不过，他还是明白到，在原则上，当时的中国官员大致是经过科举制度而得以为官，而不是靠出身就任官位的。
到现在为止，提倡西方民主的人一般都以为，选举就是民主的同义语。当然，在某些情况下，选举确实是一种颇有效的制衡。不过，我们的思考试验揭示了，选举只是现代民主的特点之一。即使有选举制度，如果缺乏举贤任能的规范、任期的原则以及官与职的区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民主”仍不可能落实。不过，通过勒康特所进行的思考试验，可以见出，近代早期的欧洲虽然有议会，偶尔也会举行有局限性的选举，但还是完全缺乏这一套行政措施以及有关的基本原则（法制、平等主义等等）。换句话说，现代民主的演变原本是错综复杂的事情。据此，现代性的民主乃是西方文化精神之体现一说，便很难维持。
那么，为什么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大家都将选举与民主混为一谈呢？笔者在《读书》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克拉克（Kenneth Clark）坚持山水画的特点为定点透视法的说法。对这一论点加以逆读之后则发现，它原来只是一种西方优越论的诡辩而已，因为“山水画”作为历史现象，绝对不能限于定点透视法的领域。克拉克之所以重视定点透视法，乃是因为其为西方独特的方法。 选举制度同样的也是欧洲所特有的传统，因此，也就难怪十九世纪时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要将“民主”限于选举制度的领域，而忽视了有关行政措施的国际来源。
实际上，所有发达的社会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系统。从某种角度看，民主只不过是适应治理国家的一系列根本挑战的一种办法。 要追求公平和稳定的社会，就更是必须促进专业的、赢得民众信任的行政，并压制贪污的行为。大概，如果民众能够亲自参与施政，则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就会提高。举贤任能的政策是让公民参与施政的一个办法，选举制度也是——各有所长。因此，当代知识分子在对未来进行思考的时候，大可不必担忧“那是西方的概念！”也不用得意于“这是中国的传统！”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尚无惧于使用各种传统的概念或措施，当代人更有何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