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0摘 要：苏轼与李清照同为宋朝词坛上的明星人物，在中国词作史上，苏轼开创了一条“自成一家”的创作道路，李清照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别是一家”的创作风格，所以本文就对苏轼与李清照的创作异同来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苏轼；李清照；宋词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1
“词”这种文体自五代十国时期兴起以来，始终不能与处于文学巅峰的诗歌相提并论，难以获得主流文人群体对其地位的认可，被视作“小道”。此时，“词”更多的是一种诗人的个人文字娱乐、情绪表达，写成之后也大都不作收录发表，这从“词”的别称“诗馀”也可见一斑。“词”的地位真正得以确立，逐步与“诗”并驾齐驱，甚至超越“诗”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性文体，与宋代诸多杰出词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词人便是苏轼和李清照，虽然之前的柳永也曾倾尽一生投身“词”的创作，也留下了诸多传世佳作，然而由于其并未触及影响“词”地位的根本性，所以也没有从根本上起到提升“词”文学地位的作用。
五代时期，“词”之所以不能登上文坛巅峰，我认为与中国文学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具体说来：首先，虽然早在春秋时期，中国文学便出现了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和以楚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但两种风格的区别仅在于表达形式和艺术思想追求，在创作原则上仍共同恪守着文以载道、文以言志，“诗”虽然在形式上追求一定的格律音韵，但直到晚唐之前，主流诗歌大都仍是记事言志为主，这种传统直接导致了宋词出现后，这种不重记事、不重言志，更重个人情绪表达的文体会被主流文学视为靡靡之音，难登大雅之堂，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意识流小说出现的初期也曾出现过；其次，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中，文化创作更加关注的是社会国家命运以及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宏观主题，缺少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以及对个体情绪的关注，所以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唐时代，文学主流主题也是这种宏观性主题，如气势恢宏的汉赋、表达个人主张的唐诗；而在佛道比较繁荣的时期，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才能有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诸如《世说新语》、《兰亭集序》等等，这也导致了“词”这种注重个体表达的文体在初期难以得到重视；最后，“词”初期的困境与词自身的特点是有关的，其实在我看来，文体也可以有性别之分，假设我们把诗这类注重言志的文体视为男性文学，词这种温婉细腻的文体看作女性文学的话，也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在男权时代，“词”难以得到应有的地位。
柳永走的仍是一条传统的词作道路，没有触及到以上那些影响“词”地位的本质性因素，为“词”争取文学地位的重任自然落在了柳永之后的宋代词人肩上，苏轼“自成一家”，其词风与李清照“别是一家”宋词创作的共同价值便在于使词真正成为与“诗”并肩甚至超越“诗”的文学形式。只是他们所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词”作振兴之路。
我把苏轼“自成一家”的宋词词风的这条宋词振兴之路概括为宋词创作的“男性化”道路。说苏轼走了一条“词”的男性化道路主要是因为苏轼提出诗词一体的主张。他首先在理论层面破除诗尊词卑的观念，认为诗词虽在外在形式上有所差别，但具有相同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词同样可以不拘泥于传统的个人情绪表达，同样可以实现文艺言志、文以载道的追求。在创作之中，苏轼一改过去词坛的温婉秀丽之风，首创豪放派词作，使词坛为之一振。例如他的《沁园春 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就以“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悠游卒岁，且斗尊前。”这样豪迈的词句展现了自己意气风发、壮志在心、无所畏惧的少年英姿；这样的词作即使以诗歌的标准来看也实现了言志载道的艺术追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中豪情满怀的猎场画面描写，再如《定风波》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笑且徐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旷达与洒脱。苏轼以其自身丰富的学识，儒释道并蓄的个人精神，为词坛注入了一阵强劲但不失洒脱的“雄风”，此后“词”再也不是那种只属于女子闺思或文艺青年无痛呻吟的艺术，得以与“诗”并肩挺立。
李清照“别是一家”的创作道路我概括为高扬词的女性柔情与坚强之美。相比苏轼将词像诗的靠拢，我认为李清照选择了一条更为勇敢的道路。李清照直接提出词具有诗所不具备的独特艺术魅力。词作为一种抒情文体，相比诗歌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更独特的要求。词就是词，词的魅力来自于自身，而不需要借助于向诗的靠拢，并且，李清照认为词不仅不能向诗靠拢，还要保持自身独有的文体特性，展示自己的独特之美。李清照的这种道路在我看来是天时与人和的综合结果。天时方面，“词”经过北宋诸多大家的肯定和发展，无论是豪放派的苏轼还是婉约派的周邦彦、晏殊，人们已经看到词区别于诗所独有的艺术魅力，李清照只不过是及时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其次，李清照的词是自身生命与文学的结合，她的词不只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柔情，更让我们看到了女性柔情之下的坚韧。面对爱情的挫折，国破家亡的命运，李清照虽无力逆转，也心有伤悲，但是却不曾放弃，这种柔情下的坚韧是男性文学所不具备的，甚至比男性文学更具有精神的震撼力。越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孤独与痛苦，越让我们看到这位在命运大潮捉弄之下的女性坚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王玉宝. 学者的人间情怀——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冷”与“热”[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2009（01）.
[2]彭晓芸. 寻找知识分子丢失了的人格力量——访《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作者林贤治[J]. 新文学史料. 2009（03）.
[3]钱志熙. 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05）.
关键词：苏轼；李清照；宋词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1
“词”这种文体自五代十国时期兴起以来，始终不能与处于文学巅峰的诗歌相提并论，难以获得主流文人群体对其地位的认可，被视作“小道”。此时，“词”更多的是一种诗人的个人文字娱乐、情绪表达，写成之后也大都不作收录发表，这从“词”的别称“诗馀”也可见一斑。“词”的地位真正得以确立，逐步与“诗”并驾齐驱，甚至超越“诗”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性文体，与宋代诸多杰出词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词人便是苏轼和李清照，虽然之前的柳永也曾倾尽一生投身“词”的创作，也留下了诸多传世佳作，然而由于其并未触及影响“词”地位的根本性，所以也没有从根本上起到提升“词”文学地位的作用。
五代时期，“词”之所以不能登上文坛巅峰，我认为与中国文学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具体说来：首先，虽然早在春秋时期，中国文学便出现了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和以楚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但两种风格的区别仅在于表达形式和艺术思想追求，在创作原则上仍共同恪守着文以载道、文以言志，“诗”虽然在形式上追求一定的格律音韵，但直到晚唐之前，主流诗歌大都仍是记事言志为主，这种传统直接导致了宋词出现后，这种不重记事、不重言志，更重个人情绪表达的文体会被主流文学视为靡靡之音，难登大雅之堂，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意识流小说出现的初期也曾出现过；其次，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中，文化创作更加关注的是社会国家命运以及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宏观主题，缺少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以及对个体情绪的关注，所以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唐时代，文学主流主题也是这种宏观性主题，如气势恢宏的汉赋、表达个人主张的唐诗；而在佛道比较繁荣的时期，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才能有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诸如《世说新语》、《兰亭集序》等等，这也导致了“词”这种注重个体表达的文体在初期难以得到重视；最后，“词”初期的困境与词自身的特点是有关的，其实在我看来，文体也可以有性别之分，假设我们把诗这类注重言志的文体视为男性文学，词这种温婉细腻的文体看作女性文学的话，也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在男权时代，“词”难以得到应有的地位。
柳永走的仍是一条传统的词作道路，没有触及到以上那些影响“词”地位的本质性因素，为“词”争取文学地位的重任自然落在了柳永之后的宋代词人肩上，苏轼“自成一家”，其词风与李清照“别是一家”宋词创作的共同价值便在于使词真正成为与“诗”并肩甚至超越“诗”的文学形式。只是他们所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词”作振兴之路。
我把苏轼“自成一家”的宋词词风的这条宋词振兴之路概括为宋词创作的“男性化”道路。说苏轼走了一条“词”的男性化道路主要是因为苏轼提出诗词一体的主张。他首先在理论层面破除诗尊词卑的观念，认为诗词虽在外在形式上有所差别，但具有相同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词同样可以不拘泥于传统的个人情绪表达，同样可以实现文艺言志、文以载道的追求。在创作之中，苏轼一改过去词坛的温婉秀丽之风，首创豪放派词作，使词坛为之一振。例如他的《沁园春 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就以“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悠游卒岁，且斗尊前。”这样豪迈的词句展现了自己意气风发、壮志在心、无所畏惧的少年英姿；这样的词作即使以诗歌的标准来看也实现了言志载道的艺术追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中豪情满怀的猎场画面描写，再如《定风波》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笑且徐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旷达与洒脱。苏轼以其自身丰富的学识，儒释道并蓄的个人精神，为词坛注入了一阵强劲但不失洒脱的“雄风”，此后“词”再也不是那种只属于女子闺思或文艺青年无痛呻吟的艺术，得以与“诗”并肩挺立。
李清照“别是一家”的创作道路我概括为高扬词的女性柔情与坚强之美。相比苏轼将词像诗的靠拢，我认为李清照选择了一条更为勇敢的道路。李清照直接提出词具有诗所不具备的独特艺术魅力。词作为一种抒情文体，相比诗歌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更独特的要求。词就是词，词的魅力来自于自身，而不需要借助于向诗的靠拢，并且，李清照认为词不仅不能向诗靠拢，还要保持自身独有的文体特性，展示自己的独特之美。李清照的这种道路在我看来是天时与人和的综合结果。天时方面，“词”经过北宋诸多大家的肯定和发展，无论是豪放派的苏轼还是婉约派的周邦彦、晏殊，人们已经看到词区别于诗所独有的艺术魅力，李清照只不过是及时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其次，李清照的词是自身生命与文学的结合，她的词不只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柔情，更让我们看到了女性柔情之下的坚韧。面对爱情的挫折，国破家亡的命运，李清照虽无力逆转，也心有伤悲，但是却不曾放弃，这种柔情下的坚韧是男性文学所不具备的，甚至比男性文学更具有精神的震撼力。越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孤独与痛苦，越让我们看到这位在命运大潮捉弄之下的女性坚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王玉宝. 学者的人间情怀——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冷”与“热”[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2009（01）.
[2]彭晓芸. 寻找知识分子丢失了的人格力量——访《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作者林贤治[J]. 新文学史料. 2009（03）.
[3]钱志熙. 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