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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00年前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学说的理论体系，开启了中国先进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之门。不仅如此，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所表达的对马克思学说的独立探索精神和理性的认知态度、待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发展和现实环境的关系的注重，已经孕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
关键词：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15-0000-00
今年（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100周年。
100年前的1919年9月和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卷第六号上分两期发表了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这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分子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
1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国一些书刊上。但是，当时中国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人（如梁启超、朱执信等）寥寥无几。马克思主义真正为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并在中国传播开来，则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后。即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
在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之前，中国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近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已告终结。感受着国内政治的动荡与昏暗，目睹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列强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丑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曾经抱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理想开始动摇。于是，各种以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制度面目出现的西方社会思想竟相交锋，开创了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正当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地球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清新气息吹到了古老中国的上空。于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以俄为师”，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追求。而在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是当之无愧的先驱。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称赞十月革命的胜利，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 。在李大钊的带动下，《新青年》杂志开始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1918年，是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世界各地举行了纪念活动。翌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它在很大程度上促动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即发表于这场论战之末[4]。而刊载该文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则是李大钊做为轮值主编，为追念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特意刊发了7篇论述马克思学说之文章的“马克思研究号”。
2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主要内容
因《新青年》篇幅所限，长达26000余字、以两期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包括文章的第一至第七部分，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观点：
其一，介绍了马克思学说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指出当时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而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
李大钊认为，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有三大经济学派别，它们分别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及人道主义经济学。他分析指出：“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個人主义以起了。”而“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5]
其二，初步分析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体系，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划分为三个部分。并把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即阶级斗争理论）比作串联起这三个理论部分的“一条金线”。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而且，“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6]
其三，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学说。
李大钊吸收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研究成果。通过介绍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的基本观点，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生产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7]
关于马克思的阶级竞争学说，李大钊做了这样的分析：“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8]他引用《共产党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论断，阐述了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普遍存在：“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9]
其四，表明了作者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态度。 李大釗认为：“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氏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生于十八世纪以前，也不产生于今日，而独产生于马氏时代呢？因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他创立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一个时代一个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10]。这里，李大钊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的学说具有“特别的发见”，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将马克思的学说看作就超越时空的教条，一成不变的“整个拿来”。他主张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必须关注时代环境的变化。他指出：“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11]
文章的下篇包括第八到第十一部分。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李大钊用简要而通俗的语言，对《资本论》作了系统介绍，较为准确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商品的价值、资本的增值，平均利润、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等概念。例如，关于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的观点，李大钊指出，每种商品价值的大小和分量“全依劳工的分量而异”；而关于工人的工资——“工银”实质上是劳动力的价值的观点，文章说“工人的工力”一经买卖，便成为了资本家掌握的资本。“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虽然这些表述与现今的定义有所差别，但其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的。
李大钊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归结为两大要义：“余工余值说”和“资本集中说”。
关于“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文章的表述是：马克思把资本家的资本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即资本家付给劳工的工资，不变资本指生产工具。只有可变资本才能创造“余值”。资本家用工资的形式购买了工人的劳动，但所谓工资，实际上只是支付了工人劳动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食品”。工人在工资之外所发生的劳动就是“余工”，余工所生产的产品、创造的价值，就是“余值”。而“余值”“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李大钊指出：“余工余值”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所在。
关于“资本集中说”，文章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资本越来越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但同时，“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12] 。所以，无产阶级终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由此，李大钊遵循马克思的论断，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3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价值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思想启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部著作的开山意义是无可替代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学说的理论体系，为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初步的理论范本。
五四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的主流。当时，各种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社会思想，都被当成社会主义介绍到中国来。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曾一度成为多数激进青年的信仰和追求。而在此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系统研究和全面推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意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改造社会的最有力的理论工具。他们最终从对其他主义的信奉中摆脱出来，投入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可以说，正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开启了中国先进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之门。
与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同时发表的其他文章相比，《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表现出更为突出的理性精神和思想深度。李大钊在文中不仅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学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理性地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态度。有研究者认为李大钊诠释马克思学说“完全因袭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观点”，此说言过其实。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人生信念的李大钊，一直以来有自己的立言原则。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充分展现了五四时代反对奴性主义的理性精神。文章标题即已表明，所述者，乃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观点，甚至还提出了一些批评的看法。 当然，由于当时不具备充分接触和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条件，有些批评未必准确。但文章在理解马克思学说时保持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探索精神和理性的认知态度，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文中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主张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必须关注时代发展与现实环境的变化，不能完全教条地照搬照抄，这无疑是正确的，甚至已经孕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
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先导，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传播，直接促发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此之后，在党的98年的奋斗史上，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总结历史，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回望百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并不断实现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而作为这一光辉历程的最重要的源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无疑有其永久的历史价值。
注释
①李继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探——兼谈《新青年》第6卷各号的出版时间[J].唐山学院学报，2017，30（2）：33-39.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1471.
③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17.
④朱志敏.李大钊传[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262-269.
⑤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76.
⑥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76-177.
⑦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85-186.
⑧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87.
⑨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88.
⑩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94-195.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95.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10-211.
作者简介：范书林（1962—），男，汉族，山东济南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党建、毛泽东思想研究。
关键词：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15-0000-00
今年（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100周年。
100年前的1919年9月和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卷第六号上分两期发表了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这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分子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
1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国一些书刊上。但是，当时中国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人（如梁启超、朱执信等）寥寥无几。马克思主义真正为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并在中国传播开来，则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后。即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
在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之前，中国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近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已告终结。感受着国内政治的动荡与昏暗，目睹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列强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丑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曾经抱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理想开始动摇。于是，各种以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制度面目出现的西方社会思想竟相交锋，开创了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正当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地球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清新气息吹到了古老中国的上空。于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以俄为师”，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追求。而在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是当之无愧的先驱。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称赞十月革命的胜利，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 。在李大钊的带动下，《新青年》杂志开始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1918年，是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世界各地举行了纪念活动。翌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它在很大程度上促动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即发表于这场论战之末[4]。而刊载该文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则是李大钊做为轮值主编，为追念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特意刊发了7篇论述马克思学说之文章的“马克思研究号”。
2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主要内容
因《新青年》篇幅所限，长达26000余字、以两期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包括文章的第一至第七部分，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观点：
其一，介绍了马克思学说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指出当时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而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
李大钊认为，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有三大经济学派别，它们分别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及人道主义经济学。他分析指出：“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個人主义以起了。”而“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5]
其二，初步分析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体系，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划分为三个部分。并把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即阶级斗争理论）比作串联起这三个理论部分的“一条金线”。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而且，“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6]
其三，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学说。
李大钊吸收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研究成果。通过介绍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的基本观点，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生产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7]
关于马克思的阶级竞争学说，李大钊做了这样的分析：“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8]他引用《共产党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论断，阐述了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普遍存在：“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9]
其四，表明了作者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态度。 李大釗认为：“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氏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生于十八世纪以前，也不产生于今日，而独产生于马氏时代呢？因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他创立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一个时代一个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10]。这里，李大钊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的学说具有“特别的发见”，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将马克思的学说看作就超越时空的教条，一成不变的“整个拿来”。他主张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必须关注时代环境的变化。他指出：“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11]
文章的下篇包括第八到第十一部分。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李大钊用简要而通俗的语言，对《资本论》作了系统介绍，较为准确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商品的价值、资本的增值，平均利润、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等概念。例如，关于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的观点，李大钊指出，每种商品价值的大小和分量“全依劳工的分量而异”；而关于工人的工资——“工银”实质上是劳动力的价值的观点，文章说“工人的工力”一经买卖，便成为了资本家掌握的资本。“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虽然这些表述与现今的定义有所差别，但其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的。
李大钊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归结为两大要义：“余工余值说”和“资本集中说”。
关于“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文章的表述是：马克思把资本家的资本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即资本家付给劳工的工资，不变资本指生产工具。只有可变资本才能创造“余值”。资本家用工资的形式购买了工人的劳动，但所谓工资，实际上只是支付了工人劳动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食品”。工人在工资之外所发生的劳动就是“余工”，余工所生产的产品、创造的价值，就是“余值”。而“余值”“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李大钊指出：“余工余值”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所在。
关于“资本集中说”，文章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资本越来越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但同时，“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12] 。所以，无产阶级终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由此，李大钊遵循马克思的论断，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3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价值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思想启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部著作的开山意义是无可替代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学说的理论体系，为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初步的理论范本。
五四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的主流。当时，各种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社会思想，都被当成社会主义介绍到中国来。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曾一度成为多数激进青年的信仰和追求。而在此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系统研究和全面推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意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改造社会的最有力的理论工具。他们最终从对其他主义的信奉中摆脱出来，投入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可以说，正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开启了中国先进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之门。
与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同时发表的其他文章相比，《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表现出更为突出的理性精神和思想深度。李大钊在文中不仅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学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理性地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态度。有研究者认为李大钊诠释马克思学说“完全因袭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观点”，此说言过其实。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人生信念的李大钊，一直以来有自己的立言原则。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充分展现了五四时代反对奴性主义的理性精神。文章标题即已表明，所述者，乃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观点，甚至还提出了一些批评的看法。 当然，由于当时不具备充分接触和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条件，有些批评未必准确。但文章在理解马克思学说时保持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探索精神和理性的认知态度，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文中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主张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必须关注时代发展与现实环境的变化，不能完全教条地照搬照抄，这无疑是正确的，甚至已经孕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
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先导，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传播，直接促发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此之后，在党的98年的奋斗史上，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总结历史，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回望百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并不断实现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而作为这一光辉历程的最重要的源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无疑有其永久的历史价值。
注释
①李继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探——兼谈《新青年》第6卷各号的出版时间[J].唐山学院学报，2017，30（2）：33-39.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1471.
③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17.
④朱志敏.李大钊传[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262-269.
⑤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76.
⑥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76-177.
⑦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85-186.
⑧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87.
⑨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88.
⑩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94-195.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95.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10-211.
作者简介：范书林（1962—），男，汉族，山东济南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党建、毛泽东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