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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小学语文教师如何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著名语文教育专家、苏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主编张庆先生，以自己的成长经历、切身体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样本”。
1957年，我从徐州师范学校毕业，满怀信心地走上了教学岗位。学校领导分配我代小学高年级的语文课。第一周还算平安无事，到了第二周，班里的几个调皮生便“蠢蠢欲动”。我虽然大声呵斥，也无济于事。课堂纪律一乱，我的心也乱了，教学失去章法，在师范学校学的《教育学》《心理学》原则、方法到这时也全然派不上用场。
面对这种局面，我没有气馁。我向老教师虚心求教，请他们介绍管理班级的经验。同时，我还向老教师学习教学经验。每教一课书前，我先听老教师的课，然后再上自己班的课。我认真地阅读了原苏联教育家谢彼托娃的《小学阅读教学法》，用以指导我的教学实践。就这样，我边学边教，班级管理和语文教学才渐渐地走上了轨道。
通过一年多的教育教学实践，我深深地体会到，光有书本知识不行，还得有实践的历练。《教育学》《心理学》上讲的一些教学原则、方法，只有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才能体会得深刻。记得叶老说过，“谁也不能说学过了就够了，谁都必须随时随刻力求长进，永不停止。所以，你们虽然是师范出身，还得继续地学，跟不曾学过师范的一样”。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新教师来说，这番话真是金玉良言。
1960年初，我被调到教师进修学校，负责语文教材研究班的工作，任务是帮助小学老师钻研教材备好课。我当时只有两年半的教龄，语文教学刚刚入门，哪有资格去辅导别人呢?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应承下来。
打铁先得本身硬。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先锻炼自己钻研教材的本领。拿来一篇课文，我先不看“教参”，而是一遍一遍地钻研，遇有重点词语便反复体会、玩味，并用红笔在字里行间圈圈点点，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下自己的体会、认识。待到课文吃得比较透了，就练习分段、归纳段意、总结中心思想。到这时，我再打开“教参”来看，比较一下“教参”上的看法与我的看法有哪些不同，谁说得更有道理。从这段钻研教材中我体会到：要备好课，就要反复地朗读课文；若是名篇佳作，还要熟读成诵。
后来，由于中师进修班语文师资缺乏，学校领导又让我担任中师语文教学的任务。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我只是个中师生，要我教中师的课程，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记得当时我教的第一课书就是韩愈的《师说》。韩愈的这篇名著我在学校里没有学过。怎么办呢?我用的是蚂蚁啃骨头的笨法。桌上左边放《辞海》，中间放课本，右边放笔记。我一句一句地啃，碰到拿不准的文言词语就查《辞海》，弄懂一句翻译一句。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把这篇课文啃完。啃完了就念，就背，直到背得滚瓜烂熟再去教。就这样，我居然把这课书讲下来了，而且学员们反映还不错。
我想，这课书是应付下来了，以后的任务还很艰巨，要挑重担还得炼就铁肩膀，必须进修中文系的课程，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于是，我双管齐下，同时参加了两项在职进修：一是徐州师范学院举办的夜大学中文系，一是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举办的中文专科函授班。夜大学每周三个晚上上课，我是风雨无阻，从不缺课。其余晚上和星期天则用来看书、做作业。我坚持进修了五年，终于在1964年修完了全部课程，取得了本科毕业文凭。
寒暑假，老师们都回家了，我就一个人留在学校里清清静静地读书。记得当时我曾读过一篇介绍文言文“过关”的经验文章，文章上说，阅读文言文，关键不在于古汉语语法，而在于掌握足够的文言词汇。为了突破“词汇关”，我找来一本没有标点和注释的《史记》来读，凡是不认识的字或意思拿不准的文言词就查工具书，并把词语解释写在笔记本上，基本读懂了再断句。如有疑难，就找注释本来看看。就这样啃了一个暑假，终于通读了《史记》，光词语解释就记满了三大本。
徐州师范学校有位老教师，在古典文学上造诣颇深。他讲课从来不看课本，拿几支粉笔就上讲台，可以边讲边背，滔滔不绝。我们几个青年教师都很佩服他，就拜他为师。每周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天下午听他讲《春秋左氏传》和《文心雕龙》。听讲回来，我就把老师讲过的部分翻译成白话文。一年下来，译稿就积了厚厚的一大叠。
作为语文教师还要有一笔漂亮的字，而我在师范读书时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字写得不像样子。为了补上这一课，我便结合抄书练习写字。在听课前，我在纸下衬着作文格，一笔不苟地抄写老师要讲的古文，抄一行空三行。这样做一是为了预习，二是便于边听边记，三是为了练字，可谓“一石三鸟”。
坚持业余进修，要善于合理地使用与支配时间。我的方法是：大块的时间用来读书、写文章，零星的时间背诗词或记忆一些东西。凡需要记忆的东西，我就抄在卡片上随身携带。每当开会前、候车时，我就拿出卡片默诵、记忆。《唐诗三百首》，我就是利用上下班走在路上的时间背会的。头天晚上，我先读鉴赏文章，把要背的诗句弄懂，然后再把诗抄在卡片上装在衣袋里。上下班边走边背，如有遗忘就把卡片拿出来看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读的书渐多，知识面渐广，教学功底也渐厚实，因而教起书来再不像过去那样捉襟见肘，基本上能胜任并从中获得愉快。
1962年、1978年我曾两度调进市教研室，前后共担任小学语文教研员23年。教研员头上没有“乌纱”，手中没有“大印”，不能靠权力指挥别人。教研员开展工作凭的是知识功底和教学水平。人家觉得你说得对，对他有帮助，就听你的；人家觉得你说得不对，对他没有帮助，完全可以不买你的账。这就逼着我努力读书，努力工作，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我在教研工作实践中，摸索出一个“三结合”的好方法，就是把调查研究、撰写教学论文与有重点地学习教育教学理论结合起来。当我确定了某个研究专题后，就深入教学第一线作调查，再将得到的原始材料输送进大脑这个“加工厂”。经过大脑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便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与此同时，我再配合研究专题有重点地读一些书。如我调查阅读教学的现状，就选学《教育心理学》中有关阅读心理的章节、《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的有关条目以及《阅读学概念》中的有关部分。这样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可以相互启发，相互印证，印象深，效果好。我认为，围绕研究专题来读书，对于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人来说，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叶圣陶说得好，“写下来是个很有效的办法，叫你非想清楚不可，这是大有价值的习惯，好处说不尽。因此，谁都应该通过经常写些东西的办法，养成这种习惯。”众所周知，教学研究工作是一个创造性很强的工作，作为教研员应当具有创造性思维品质。经常写稿，有利于锻炼创造性思维，这是因为写出的稿子必须有新意，而有新意就意味着在教学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我称写稿为“思维体操”。既是“体操”，就得经常做。我给自己压担子，定指标，规定每月写四篇稿子。我从1982年开始这样做，至今已坚持了十年，撰写发表了近300篇文章。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十年笔耕不辍，使我养成了勤于动脑、独立思考的习惯，这对于我创造性地搞好教研工作大有裨益。
(本文原载《小学教学》，1994年第5期)
1957年，我从徐州师范学校毕业，满怀信心地走上了教学岗位。学校领导分配我代小学高年级的语文课。第一周还算平安无事，到了第二周，班里的几个调皮生便“蠢蠢欲动”。我虽然大声呵斥，也无济于事。课堂纪律一乱，我的心也乱了，教学失去章法，在师范学校学的《教育学》《心理学》原则、方法到这时也全然派不上用场。
面对这种局面，我没有气馁。我向老教师虚心求教，请他们介绍管理班级的经验。同时，我还向老教师学习教学经验。每教一课书前，我先听老教师的课，然后再上自己班的课。我认真地阅读了原苏联教育家谢彼托娃的《小学阅读教学法》，用以指导我的教学实践。就这样，我边学边教，班级管理和语文教学才渐渐地走上了轨道。
通过一年多的教育教学实践，我深深地体会到，光有书本知识不行，还得有实践的历练。《教育学》《心理学》上讲的一些教学原则、方法，只有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才能体会得深刻。记得叶老说过，“谁也不能说学过了就够了，谁都必须随时随刻力求长进，永不停止。所以，你们虽然是师范出身，还得继续地学，跟不曾学过师范的一样”。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新教师来说，这番话真是金玉良言。
1960年初，我被调到教师进修学校，负责语文教材研究班的工作，任务是帮助小学老师钻研教材备好课。我当时只有两年半的教龄，语文教学刚刚入门，哪有资格去辅导别人呢?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应承下来。
打铁先得本身硬。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先锻炼自己钻研教材的本领。拿来一篇课文，我先不看“教参”，而是一遍一遍地钻研，遇有重点词语便反复体会、玩味，并用红笔在字里行间圈圈点点，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下自己的体会、认识。待到课文吃得比较透了，就练习分段、归纳段意、总结中心思想。到这时，我再打开“教参”来看，比较一下“教参”上的看法与我的看法有哪些不同，谁说得更有道理。从这段钻研教材中我体会到：要备好课，就要反复地朗读课文；若是名篇佳作，还要熟读成诵。
后来，由于中师进修班语文师资缺乏，学校领导又让我担任中师语文教学的任务。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我只是个中师生，要我教中师的课程，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记得当时我教的第一课书就是韩愈的《师说》。韩愈的这篇名著我在学校里没有学过。怎么办呢?我用的是蚂蚁啃骨头的笨法。桌上左边放《辞海》，中间放课本，右边放笔记。我一句一句地啃，碰到拿不准的文言词语就查《辞海》，弄懂一句翻译一句。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把这篇课文啃完。啃完了就念，就背，直到背得滚瓜烂熟再去教。就这样，我居然把这课书讲下来了，而且学员们反映还不错。
我想，这课书是应付下来了，以后的任务还很艰巨，要挑重担还得炼就铁肩膀，必须进修中文系的课程，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于是，我双管齐下，同时参加了两项在职进修：一是徐州师范学院举办的夜大学中文系，一是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举办的中文专科函授班。夜大学每周三个晚上上课，我是风雨无阻，从不缺课。其余晚上和星期天则用来看书、做作业。我坚持进修了五年，终于在1964年修完了全部课程，取得了本科毕业文凭。
寒暑假，老师们都回家了，我就一个人留在学校里清清静静地读书。记得当时我曾读过一篇介绍文言文“过关”的经验文章，文章上说，阅读文言文，关键不在于古汉语语法，而在于掌握足够的文言词汇。为了突破“词汇关”，我找来一本没有标点和注释的《史记》来读，凡是不认识的字或意思拿不准的文言词就查工具书，并把词语解释写在笔记本上，基本读懂了再断句。如有疑难，就找注释本来看看。就这样啃了一个暑假，终于通读了《史记》，光词语解释就记满了三大本。
徐州师范学校有位老教师，在古典文学上造诣颇深。他讲课从来不看课本，拿几支粉笔就上讲台，可以边讲边背，滔滔不绝。我们几个青年教师都很佩服他，就拜他为师。每周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天下午听他讲《春秋左氏传》和《文心雕龙》。听讲回来，我就把老师讲过的部分翻译成白话文。一年下来，译稿就积了厚厚的一大叠。
作为语文教师还要有一笔漂亮的字，而我在师范读书时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字写得不像样子。为了补上这一课，我便结合抄书练习写字。在听课前，我在纸下衬着作文格，一笔不苟地抄写老师要讲的古文，抄一行空三行。这样做一是为了预习，二是便于边听边记，三是为了练字，可谓“一石三鸟”。
坚持业余进修，要善于合理地使用与支配时间。我的方法是：大块的时间用来读书、写文章，零星的时间背诗词或记忆一些东西。凡需要记忆的东西，我就抄在卡片上随身携带。每当开会前、候车时，我就拿出卡片默诵、记忆。《唐诗三百首》，我就是利用上下班走在路上的时间背会的。头天晚上，我先读鉴赏文章，把要背的诗句弄懂，然后再把诗抄在卡片上装在衣袋里。上下班边走边背，如有遗忘就把卡片拿出来看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读的书渐多，知识面渐广，教学功底也渐厚实，因而教起书来再不像过去那样捉襟见肘，基本上能胜任并从中获得愉快。
1962年、1978年我曾两度调进市教研室，前后共担任小学语文教研员23年。教研员头上没有“乌纱”，手中没有“大印”，不能靠权力指挥别人。教研员开展工作凭的是知识功底和教学水平。人家觉得你说得对，对他有帮助，就听你的；人家觉得你说得不对，对他没有帮助，完全可以不买你的账。这就逼着我努力读书，努力工作，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我在教研工作实践中，摸索出一个“三结合”的好方法，就是把调查研究、撰写教学论文与有重点地学习教育教学理论结合起来。当我确定了某个研究专题后，就深入教学第一线作调查，再将得到的原始材料输送进大脑这个“加工厂”。经过大脑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便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与此同时，我再配合研究专题有重点地读一些书。如我调查阅读教学的现状，就选学《教育心理学》中有关阅读心理的章节、《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的有关条目以及《阅读学概念》中的有关部分。这样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可以相互启发，相互印证，印象深，效果好。我认为，围绕研究专题来读书，对于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人来说，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叶圣陶说得好，“写下来是个很有效的办法，叫你非想清楚不可，这是大有价值的习惯，好处说不尽。因此，谁都应该通过经常写些东西的办法，养成这种习惯。”众所周知，教学研究工作是一个创造性很强的工作，作为教研员应当具有创造性思维品质。经常写稿，有利于锻炼创造性思维，这是因为写出的稿子必须有新意，而有新意就意味着在教学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我称写稿为“思维体操”。既是“体操”，就得经常做。我给自己压担子，定指标，规定每月写四篇稿子。我从1982年开始这样做，至今已坚持了十年，撰写发表了近300篇文章。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十年笔耕不辍，使我养成了勤于动脑、独立思考的习惯，这对于我创造性地搞好教研工作大有裨益。
(本文原载《小学教学》，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