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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中国草原文学的开拓者、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之誉的著名作家玛拉沁夫，在6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共创作发表有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下部）、中篇小说集《第一道曙光》、短篇小说集《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春的喜歌》《花的草原》以及散文集《远方集》和歌词《敖包相会》《草原晨曲》等，还有电影文学剧本《草原上的人们》《钢城曙光》（电影改名为《草原晨曲》）、《绿色的沙漠》（电影改名为《沙漠的春天》）、《祖国啊，母亲！》和《冰山融化了》等一系列作品。其中，《茫茫的草原》荣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以下简称全国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优秀长篇小说奖，是作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那么，玛拉沁夫究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革命文学道路，《茫茫的草原》这部享誉全国的红色文学经典又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
在党的引导下走上革命路
玛拉沁夫，1930年8月8日出生于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吐默特左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太平镇）黑城子村的一个蒙古族牧民家庭。因家境贫困，他从小受冻挨饿，常随家人到山里采榆钱、挖野菜，或到王爷的地里捡高粱茬子。靠着大哥给王爷当奴仆所挣的微薄收入的供养，他才得以上小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跳级考入哲里木盟开鲁中学。前后勉强读了7年书后，他便中断了学业，于1945年冬参加八路军，后在内蒙古骑兵第十一支队给政委当通讯员。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玛拉沁夫于1946年冬随部队转战在热辽千里雪原上。在艰苦的转战岁月中，他总是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隙时间，在汉族同志的热心帮助下，刻苦学习汉文，学习文化。部队领导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青年，遂于1946年将他选送到内蒙古自治学院深造。同年8月结业后，他调任内蒙古文工团创作员，自此开始从事文艺工作。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古今中外各种文艺作品，并尝试用汉文撰写战地通讯、歌词等，大大提高了文学素养。他后来回忆道：“有一个时期我也曾迷恋过肖洛霍夫、巴乌斯托夫斯基、屠格涅夫和杰克·伦敦。杰克·伦敦的那种粗犷乃至冒险的精神，巴乌斯托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山野、河川、草原、湖泊的风味，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所绘声绘色地刻画的各种各样的人物，以及肖洛霍夫对哥萨克生活富有草原气息的描绘，都曾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1947年，玛拉沁夫有幸在乌兰浩特亲历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后激烈的阶级斗争，并积极投身于当年冬在党领导下所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段火热的生活，为他后来创作《茫茫的草原》积累了不少素材。当时，他还熬夜写出了剧本《选举去》，次日便在街头上演。看到自己写的戏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他深受鼓舞，此后更加热衷于写作。次年8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1948年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举攻克沈阳，玛拉沁夫也随部队进驻该市。他用文艺的形式大力宣传党的政策，积极动员群众投入解放全中国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
因小说处女作而一举成名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玛拉沁夫与人合作创作了多幕剧《团结》，热情讴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各民族的紧密团结。1950年，他调任《内蒙古文艺》杂志编辑。次年，他参加工作组来到美丽富饶的科尔沁草原做群众工作。在与广大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他听说了当地发生的一件激动人心的事件：一位名叫塔姆的蒙古族妇女只身空拳同一个越狱潜逃的反革命分子英勇搏斗，最终在群众的帮助下，将反革命分子抓获归案。他有感于这个故事生动有趣，遂萌生了将它写成小说的念头。此后，他便一边工作，一边深入搜集、挖掘有关素材，然后经过精心构思、反复修改，将其写成了万余字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这篇小说很快被《人民文学》1952年1月号以首篇刊发，受到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普遍好评。这是他的小说处女作。著名诗人臧克家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可喜的收获》的文章，对该小说给予充分肯定：“故事性强，生活气息、内蒙的风色到处扑人，文字富有一种朴素的美，许多比喻也用得妙……”1952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生活简评》一文，称赞《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是“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好作品。该小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1952年文艺评奖文学一等奖，后来还被翻译成日、英、法等多国文字，流传海外。
从此，玛拉沁夫声名鹊起。1952年，他调任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特邀编剧，与人合作将自己的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草原上的人们》，然后由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拍摄成黑白故事片。影片公映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荣获1949～1955年国家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故事片三等奖。1952年8月，玛拉沁夫被选送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为文学讲习所）研究生班深造，在丁玲、艾青、田间、赵树理、康濯等著名作家的精心指导下，进行了系统的创作培训、学习。对于这段生活，玛拉沁夫后来充满深情地回忆道：“他们的亲切指导与帮助，对我树立正确的创作观，打开艺术视野和提高观察生活的能力与艺术表现能力，有极大的教益。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和很好的条件，接触古今中外的整个文学领域。上述这一切，成为我后来能够在文学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基础。”
《茫茫的草原》上部历经荣辱
多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后的那段激情岁月总是萦绕在玛拉沁夫的心头，令他难以释怀。1952年，他决定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反映内蒙古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自治斗争伟大胜利的光辉历程。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写作实习期间，他开始加紧酝酿、构思。1954年春，玛拉沁夫从北京返回故乡，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创作室主任，旋即到察哈尔草原挂职体验生活，被任命为中共察哈尔盟明太旗旗委常委、宣传部长。期间，他深入采访了大量牧民，广泛收集创作素材，在进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开始动笔写作。同年末，他被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全国作协）会员，成为该协会第一批少数民族会员。从此，他开始了专业文学创作生涯。 玛拉沁夫于1956年11月出任全国作协内蒙古分会常务副主席，兼《草原》文学月刊主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笔耕不辍，创作完成了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该作品首先发表于《内蒙古文艺》1956年9～12期，1957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时，更名为《茫茫的草原》，并于当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文艺评奖文学一等奖。
从1958年起，玛拉沁夫积极深入基层，先到锡林郭勒盟下辖的一个旗担任旗委宣传部部长，后任包头市文联副主席，不久又主动要求调到包头钢铁厂白云鄂博铁矿，任主矿车间党总支书记。期间，他佳作迭出，应邀与人合写的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电影剧本《钢城曙光》，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联合改编拍摄成故事片《草原晨曲》后，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影片隆重推出；创作短篇小说20余篇，后结集为《花的草原》出版发行。同时，他还致力于扶持、建立包头的文学队伍，帮助创办了包头市文艺刊物《钢城火花》（后发展为《鹿鸣》）。他躬身体验生活，潜心笔耕创作，讴歌祖国建设，大力培养文化青年的壮举，被人民艺术家老舍誉称为“文坛千里马”。
1959年秋，当玛拉沁夫在北京西山八大处长安寺（文联作家招待所）一鼓作气写完了《茫茫的草原》下部，正准备向出版社交稿时，却被一份急电召回内蒙古自治区，参加“反右倾”运动和随后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运动。玛拉沁夫在发表于《民族文学》1988年第3期的《我和〈茫茫的草原〉》一文中回忆道：“从那以后，《茫茫的草原》就作为具有人性论、阶级调和及修正主义倾向的作品而受到批判，时间长达一年多！当时我抱着极其真诚的态度，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按当时自己所能接受的程度，在1962年把上部重改了一遍，次年……以精美的装饰重印出版。不少评论家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对这个修改本给予热情的评价。日子又好过了。但好景不长，随之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茫茫的草原》重遭厄运，被打成‘鼓吹民族分裂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我则被派去搞‘四清’，‘以观后效’，等候处理。”
在“文化大革命”中，《茫茫的草原》上部更是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路线的黑标本”“内蒙古头号叛国文学的代表作”等罪名而受到猛烈批判。玛拉沁夫也被扣上内蒙古文艺界第二号“阶级敌人”“叛国分子”和“乌兰夫、周扬的代理人”等20多项罪名，惨遭批斗、监禁与迫害达数年之久。他家也被多次查抄，藏书、书稿全被抄走，在呼和浩特市中心一个展览馆里举办“玛拉沁夫反党叛国罪行展览”。32万字的《茫茫的草原》下部书稿因而丢失。
即使身处逆境，玛拉沁夫仍以顽强的意志刻苦学习，暗中通读了《资本论》《鲁迅全集》《中国通史》等著作，并写下近20万字的读书笔记，为将来重返文坛进行着文化知识的储备。
获全国民族文学创作大奖
粉碎“四人帮”后，玛拉沁夫得以平反，历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兼党组副书记、全国作协理事、全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以及《民族文学》月刊副主编等职务。虽然公务缠身，但是他精神焕发，以“向每一天挑战”自勉，加倍辛勤地工作着，夜以继日地耕耘着，先后创作了电影剧本《祖国啊，母亲！》、中篇小说《第一道曙光》、短篇小说《活佛的故事》等作品。其中《活佛的故事》荣获1980年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祖国啊，母亲！》荣获1981年第一届全国民族文学评奖电影创作一等奖。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下，玛拉沁夫的创作欲望陡然萌动。关于当时写作的情况，他后来在《我和〈茫茫的草原〉》一文中回忆道：“我提起笔来开始重新写起《茫茫的草原》的下部。这可就难喽。事隔20年了，原稿的基本情节、人物脉络等虽还没有忘记，但是具体的语言表述、细节描绘等实在无从记起。特别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下部，它受着上部的总体制约，还不能完全离开上部另行编制。恢复丢失的旧稿，比写一部新作还难！我苦苦熬了一个春天，终于写完了全书。内蒙古大型文学季刊《奔马》的编辑同志闻讯前来索稿。当时我的自我感觉并不良好，总觉得最后几章写得不理想，但一时又找不出原因何在……我没有敢把全书稿子交出，只将下部的前半部即本书的卷三，交给他们先拿去发表。这是1979年5月的事情。”
当时，一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春潮正在全国勃然兴起。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形势下，玛拉沁夫经过认真反思，“逐渐认识了这部小说最后几章所存在的问题，即，它沿袭50年代小说创作的习惯……按照最初的总体设计，把故事写完了”。“如果说前些年的读者还能宽容我们这种艺术描写习惯的话，那么80年代的读者就不一定继续接受这种模式了”。因此，“我暂时把已经完成的稿子放下不发表，用很长一段时间进行学习和思索，调整自己的艺术观念。与此同时，对作品的最后几章从总体设计上进行根本变革：把那些离开人物命运、离开人物关系而单纯对战斗或战役过程的描写大量删减，并将其全部推到背景位置上去，而把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拉到前台来；用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的发展衬托出生活和历史的进程。只是作品结束了，别的什么都没有结束……这本书的最后10多万字，先后改写过3次”。
经过一番艰难的构思、改写之后，《茫茫的草原》下部面貌一新。它首先被《奔马》1980年创刊号发表，不久由作家出版社出了单行本。此后，该小说全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8年8月出版发行，2005年又被该出版社作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隆重推出。在1990年第四届全国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茫茫的草原》荣获优秀长篇小说奖。
作为玛拉沁夫最重要的代表作和我国“草原文学”流派的扛鼎之作，《茫茫的草原》向为我国业界人士所重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钟、洪子诚、奈树森、赵祖谟和汪景寿5位教授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0年7月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观》一书认为：“这部小说（指《茫茫的草原》上部）共写了20几个人物，除主人公铁木尔外，其他如‘既有牧民妇女的勤劳传统，又有沙漠人民的刻苦能力，既有一个政治工作人员的涵养和原则性，又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幻想’的女政委苏荣，热情善良的莱波尔玛，温柔软弱的斯琴，粗犷豪爽的师长洛卜桑以及反面人物贡郭尔都写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鲜明的民族特色、强烈的抒情性是这部小说显著的艺术特点。小说中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描写和热烈的抒情是和人物的刻画、事件的描写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为后者服务的。”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钟进文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11月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基础教程》一书，也对该小说给予高度评价：“代表作《茫茫的草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部反映蒙古族人民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它“塑造了铁木尔等一系列具有蒙古民族精神特质的典型人物形象。铁木尔的成长道路，体现了蒙古族人民在黑暗的反动统治下的挣扎、斗争以及寻求民族解放的艰难历程。作者以抒情的笔调把环境、自然景物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世界紧密结合起来，显得清新、明朗、质朴，散发着浓郁的草原气息，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浓郁的民族情调、强烈的抒情色彩、鲜明的时代烙印可谓是这部小说的总体艺术特征”。深圳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吕冬梅在发表于《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21期的《〈静静的顿河〉与〈茫茫的草原〉：文化视野中的文本比较研究》一文中，更是将《茫茫的草原》与荣获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文学名著《静静的顿河》相提并论，认为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责任编辑：吴玫）
那么，玛拉沁夫究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革命文学道路，《茫茫的草原》这部享誉全国的红色文学经典又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
在党的引导下走上革命路
玛拉沁夫，1930年8月8日出生于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吐默特左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太平镇）黑城子村的一个蒙古族牧民家庭。因家境贫困，他从小受冻挨饿，常随家人到山里采榆钱、挖野菜，或到王爷的地里捡高粱茬子。靠着大哥给王爷当奴仆所挣的微薄收入的供养，他才得以上小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跳级考入哲里木盟开鲁中学。前后勉强读了7年书后，他便中断了学业，于1945年冬参加八路军，后在内蒙古骑兵第十一支队给政委当通讯员。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玛拉沁夫于1946年冬随部队转战在热辽千里雪原上。在艰苦的转战岁月中，他总是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隙时间，在汉族同志的热心帮助下，刻苦学习汉文，学习文化。部队领导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青年，遂于1946年将他选送到内蒙古自治学院深造。同年8月结业后，他调任内蒙古文工团创作员，自此开始从事文艺工作。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古今中外各种文艺作品，并尝试用汉文撰写战地通讯、歌词等，大大提高了文学素养。他后来回忆道：“有一个时期我也曾迷恋过肖洛霍夫、巴乌斯托夫斯基、屠格涅夫和杰克·伦敦。杰克·伦敦的那种粗犷乃至冒险的精神，巴乌斯托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山野、河川、草原、湖泊的风味，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所绘声绘色地刻画的各种各样的人物，以及肖洛霍夫对哥萨克生活富有草原气息的描绘，都曾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1947年，玛拉沁夫有幸在乌兰浩特亲历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后激烈的阶级斗争，并积极投身于当年冬在党领导下所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段火热的生活，为他后来创作《茫茫的草原》积累了不少素材。当时，他还熬夜写出了剧本《选举去》，次日便在街头上演。看到自己写的戏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他深受鼓舞，此后更加热衷于写作。次年8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1948年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举攻克沈阳，玛拉沁夫也随部队进驻该市。他用文艺的形式大力宣传党的政策，积极动员群众投入解放全中国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
因小说处女作而一举成名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玛拉沁夫与人合作创作了多幕剧《团结》，热情讴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各民族的紧密团结。1950年，他调任《内蒙古文艺》杂志编辑。次年，他参加工作组来到美丽富饶的科尔沁草原做群众工作。在与广大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他听说了当地发生的一件激动人心的事件：一位名叫塔姆的蒙古族妇女只身空拳同一个越狱潜逃的反革命分子英勇搏斗，最终在群众的帮助下，将反革命分子抓获归案。他有感于这个故事生动有趣，遂萌生了将它写成小说的念头。此后，他便一边工作，一边深入搜集、挖掘有关素材，然后经过精心构思、反复修改，将其写成了万余字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这篇小说很快被《人民文学》1952年1月号以首篇刊发，受到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普遍好评。这是他的小说处女作。著名诗人臧克家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可喜的收获》的文章，对该小说给予充分肯定：“故事性强，生活气息、内蒙的风色到处扑人，文字富有一种朴素的美，许多比喻也用得妙……”1952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生活简评》一文，称赞《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是“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好作品。该小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1952年文艺评奖文学一等奖，后来还被翻译成日、英、法等多国文字，流传海外。
从此，玛拉沁夫声名鹊起。1952年，他调任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特邀编剧，与人合作将自己的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草原上的人们》，然后由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拍摄成黑白故事片。影片公映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荣获1949～1955年国家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故事片三等奖。1952年8月，玛拉沁夫被选送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为文学讲习所）研究生班深造，在丁玲、艾青、田间、赵树理、康濯等著名作家的精心指导下，进行了系统的创作培训、学习。对于这段生活，玛拉沁夫后来充满深情地回忆道：“他们的亲切指导与帮助，对我树立正确的创作观，打开艺术视野和提高观察生活的能力与艺术表现能力，有极大的教益。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和很好的条件，接触古今中外的整个文学领域。上述这一切，成为我后来能够在文学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基础。”
《茫茫的草原》上部历经荣辱
多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后的那段激情岁月总是萦绕在玛拉沁夫的心头，令他难以释怀。1952年，他决定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反映内蒙古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自治斗争伟大胜利的光辉历程。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写作实习期间，他开始加紧酝酿、构思。1954年春，玛拉沁夫从北京返回故乡，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创作室主任，旋即到察哈尔草原挂职体验生活，被任命为中共察哈尔盟明太旗旗委常委、宣传部长。期间，他深入采访了大量牧民，广泛收集创作素材，在进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开始动笔写作。同年末，他被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全国作协）会员，成为该协会第一批少数民族会员。从此，他开始了专业文学创作生涯。 玛拉沁夫于1956年11月出任全国作协内蒙古分会常务副主席，兼《草原》文学月刊主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笔耕不辍，创作完成了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该作品首先发表于《内蒙古文艺》1956年9～12期，1957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时，更名为《茫茫的草原》，并于当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文艺评奖文学一等奖。
从1958年起，玛拉沁夫积极深入基层，先到锡林郭勒盟下辖的一个旗担任旗委宣传部部长，后任包头市文联副主席，不久又主动要求调到包头钢铁厂白云鄂博铁矿，任主矿车间党总支书记。期间，他佳作迭出，应邀与人合写的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电影剧本《钢城曙光》，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联合改编拍摄成故事片《草原晨曲》后，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影片隆重推出；创作短篇小说20余篇，后结集为《花的草原》出版发行。同时，他还致力于扶持、建立包头的文学队伍，帮助创办了包头市文艺刊物《钢城火花》（后发展为《鹿鸣》）。他躬身体验生活，潜心笔耕创作，讴歌祖国建设，大力培养文化青年的壮举，被人民艺术家老舍誉称为“文坛千里马”。
1959年秋，当玛拉沁夫在北京西山八大处长安寺（文联作家招待所）一鼓作气写完了《茫茫的草原》下部，正准备向出版社交稿时，却被一份急电召回内蒙古自治区，参加“反右倾”运动和随后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运动。玛拉沁夫在发表于《民族文学》1988年第3期的《我和〈茫茫的草原〉》一文中回忆道：“从那以后，《茫茫的草原》就作为具有人性论、阶级调和及修正主义倾向的作品而受到批判，时间长达一年多！当时我抱着极其真诚的态度，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按当时自己所能接受的程度，在1962年把上部重改了一遍，次年……以精美的装饰重印出版。不少评论家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对这个修改本给予热情的评价。日子又好过了。但好景不长，随之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茫茫的草原》重遭厄运，被打成‘鼓吹民族分裂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我则被派去搞‘四清’，‘以观后效’，等候处理。”
在“文化大革命”中，《茫茫的草原》上部更是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路线的黑标本”“内蒙古头号叛国文学的代表作”等罪名而受到猛烈批判。玛拉沁夫也被扣上内蒙古文艺界第二号“阶级敌人”“叛国分子”和“乌兰夫、周扬的代理人”等20多项罪名，惨遭批斗、监禁与迫害达数年之久。他家也被多次查抄，藏书、书稿全被抄走，在呼和浩特市中心一个展览馆里举办“玛拉沁夫反党叛国罪行展览”。32万字的《茫茫的草原》下部书稿因而丢失。
即使身处逆境，玛拉沁夫仍以顽强的意志刻苦学习，暗中通读了《资本论》《鲁迅全集》《中国通史》等著作，并写下近20万字的读书笔记，为将来重返文坛进行着文化知识的储备。
获全国民族文学创作大奖
粉碎“四人帮”后，玛拉沁夫得以平反，历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兼党组副书记、全国作协理事、全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以及《民族文学》月刊副主编等职务。虽然公务缠身，但是他精神焕发，以“向每一天挑战”自勉，加倍辛勤地工作着，夜以继日地耕耘着，先后创作了电影剧本《祖国啊，母亲！》、中篇小说《第一道曙光》、短篇小说《活佛的故事》等作品。其中《活佛的故事》荣获1980年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祖国啊，母亲！》荣获1981年第一届全国民族文学评奖电影创作一等奖。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下，玛拉沁夫的创作欲望陡然萌动。关于当时写作的情况，他后来在《我和〈茫茫的草原〉》一文中回忆道：“我提起笔来开始重新写起《茫茫的草原》的下部。这可就难喽。事隔20年了，原稿的基本情节、人物脉络等虽还没有忘记，但是具体的语言表述、细节描绘等实在无从记起。特别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下部，它受着上部的总体制约，还不能完全离开上部另行编制。恢复丢失的旧稿，比写一部新作还难！我苦苦熬了一个春天，终于写完了全书。内蒙古大型文学季刊《奔马》的编辑同志闻讯前来索稿。当时我的自我感觉并不良好，总觉得最后几章写得不理想，但一时又找不出原因何在……我没有敢把全书稿子交出，只将下部的前半部即本书的卷三，交给他们先拿去发表。这是1979年5月的事情。”
当时，一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春潮正在全国勃然兴起。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形势下，玛拉沁夫经过认真反思，“逐渐认识了这部小说最后几章所存在的问题，即，它沿袭50年代小说创作的习惯……按照最初的总体设计，把故事写完了”。“如果说前些年的读者还能宽容我们这种艺术描写习惯的话，那么80年代的读者就不一定继续接受这种模式了”。因此，“我暂时把已经完成的稿子放下不发表，用很长一段时间进行学习和思索，调整自己的艺术观念。与此同时，对作品的最后几章从总体设计上进行根本变革：把那些离开人物命运、离开人物关系而单纯对战斗或战役过程的描写大量删减，并将其全部推到背景位置上去，而把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拉到前台来；用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的发展衬托出生活和历史的进程。只是作品结束了，别的什么都没有结束……这本书的最后10多万字，先后改写过3次”。
经过一番艰难的构思、改写之后，《茫茫的草原》下部面貌一新。它首先被《奔马》1980年创刊号发表，不久由作家出版社出了单行本。此后，该小说全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8年8月出版发行，2005年又被该出版社作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隆重推出。在1990年第四届全国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茫茫的草原》荣获优秀长篇小说奖。
作为玛拉沁夫最重要的代表作和我国“草原文学”流派的扛鼎之作，《茫茫的草原》向为我国业界人士所重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钟、洪子诚、奈树森、赵祖谟和汪景寿5位教授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0年7月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观》一书认为：“这部小说（指《茫茫的草原》上部）共写了20几个人物，除主人公铁木尔外，其他如‘既有牧民妇女的勤劳传统，又有沙漠人民的刻苦能力，既有一个政治工作人员的涵养和原则性，又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幻想’的女政委苏荣，热情善良的莱波尔玛，温柔软弱的斯琴，粗犷豪爽的师长洛卜桑以及反面人物贡郭尔都写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鲜明的民族特色、强烈的抒情性是这部小说显著的艺术特点。小说中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描写和热烈的抒情是和人物的刻画、事件的描写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为后者服务的。”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钟进文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11月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基础教程》一书，也对该小说给予高度评价：“代表作《茫茫的草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部反映蒙古族人民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它“塑造了铁木尔等一系列具有蒙古民族精神特质的典型人物形象。铁木尔的成长道路，体现了蒙古族人民在黑暗的反动统治下的挣扎、斗争以及寻求民族解放的艰难历程。作者以抒情的笔调把环境、自然景物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世界紧密结合起来，显得清新、明朗、质朴，散发着浓郁的草原气息，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浓郁的民族情调、强烈的抒情色彩、鲜明的时代烙印可谓是这部小说的总体艺术特征”。深圳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吕冬梅在发表于《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21期的《〈静静的顿河〉与〈茫茫的草原〉：文化视野中的文本比较研究》一文中，更是将《茫茫的草原》与荣获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文学名著《静静的顿河》相提并论，认为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