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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的人天生聪慧，从小就显露出绘画的才能，长大成为艺术家乃顺理成章的事。我没有这么幸运，首先，起步就恨晚，我在初小读的是私塾，念的是古文，至于绘画，在高中阶段仍没太多的自觉，进入美院考场，才第一回看到石膏像，故一而再地落榜，第三年才被正式录取。大约对自己的资质缺乏自信吧，在美院我并不开心，也不努力，却用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读书和抄写读书笔记。毕业时却异常地想当一名艺术批评家，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与思维，别的方面都不行。我把这话告诉了我的主课老师郭绍纲，郭说：“正因为中国的油画不行，所以才要更多的人去为其努力。”我后悔当时没把这话听进去。再说，即使听进去了也没有条件让我专门去画油画。我被毫不留情地分配到海南岛的一个剧团里画舞台布景。作为我的恩师如果换一种方式告诉我：“不同的思维与见解在我们这块天底下是不允许存在的，有了它就会有危险！”我也许会得救，可惜他那时刚从苏联留学回来，对国内的行情也是不十分明白的。
结果当然不妙，文革一到，我就被关进了牛棚，因为我讲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个人见解，被指控为“反对伟大领袖”而成了阶下囚。终于告别剧团，告别绘画，告别一切的幻想，发落到一个林场去当伐木工。后又因副统帅的一个号令，山上要挖战壕，所有牛鬼蛇神一律不准再上山。这样，我就改为喂猪和放牛了。哪知道工种一换，筋骨轻松了许多，原本被紧张和劳累改造得不再想事的头脑重又活動起来，有一件事使我越想越感到可怕。
那时我还很年轻，却总感到活得太久，心里想：伟大领袖和副统帅之类都已年逾古稀了，一旦驾崩我仍活着，不再有人安排我去伐木、养猪和放牛了，我该怎么办？眼看根正苗红的人掌管天下，坐享一切，我靠什么过日子？寻思再三想不出别的法子，便又绕回到当初“砸烂狗头”的那一刻。想起我在大学好歹也学了几年油画，尽管被定为“资产阶级教育下的产物”被砸得稀巴烂还踏上一只脚，画也烧了，工具也毁了，却正如那位伟大领袖所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谁让我活得这么久呢？
一种“逼上梁山”的心理驱使我采取行动，我把当时随身携带如护身符的语录本从小布袋中取出来，换上一个自制的小画箱，乘掏粪间歇和放牛的机会进行作业。我有意将牛赶得远远的，趁牛吃草的时候躲入小树丛中偷偷画起了小风景。
二
渐渐地，上头的政策似乎有了变化，人员在逐个地调离，管理也日益松懈，劳动之余做什么也无人过问了，日趋稀少的人劳动起来也成了走过场。一种下意识在告诉我：这一切都与那位副统帅的自我坠毁有关。这个坠毁让我感到一丝快意，仿佛送来一种希望，我隐隐地觉得：气候会要变了。原本不肯努力、不很热心画画的我，一下子变得心急起来。“得尽快抓紧时机！”一个声音总在背后催促，于是我不由分说地拿起画笔早也画，晚也画，见什么画什么。发誓要画得比专业画家更专，要画得比职业画家更多。中午也不肯休息，努力把劳动时观察到的场景背下来，在下午出工之前画下来。这时候，长期体力劳动锻炼出的体质帮了我的大忙，我心想：他人把我当牛当马当奴隶，何不自己也把自己当牛马当奴隶？再苦再累也得忍着熬着……
三
我在美院的第一位色彩老师是水彩画家王肇民先生。当年油画系学生上色彩课先从水彩画入手。王先生为人质朴，性格刚直，十分勤奋，他的许多观点和见解明显与众不同，令人觉得新奇，却又非常在理。比如，他认为在艺术学习上不能图乖巧，不要走捷径，宁可走弯路。理由是乖巧的东西不耐看；而走弯路比走捷径见识得更多更广，艺术是讲阅历的；他主张学画要学做人，教画要教修养。艺术最终以修养取胜，艺术家要以修养为本。这些思想都深深印入了我的内心，长久地影响着我。郭绍纲是位“德艺双馨”的师长，他心地善良，待人诚恳，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无论人品还是画品都独具魅力，堪称学生的楷模。在我最艰难的岁月，他仍不断以书信激励我奋发进取，免于沉沦。在那是非颠倒、生死不能自主的年代，多亏了两位长者兼老师为我做出榜样。我总在想，哪怕我天生愚顽，不能为国立志，不能为油画事业争光，至少，在求生存这条路上，他们给了我挣扎的力量。
有一段时间我硬是逼着自己一天完成一张画，不论多忙多累，都不懈怠。我把每一张画都作为对大自然的特殊色调与人的思想情绪相联系来记录，来研究，写下了大量笔记。正是在这时期，我画了许多写生的夜景，也正是这个时期，锻炼了我观察、记忆、想像的能力。如此的日积月累，我画了数以千计的小画，我称它为“我的扑克牌”。其含义一是因为小，不过巴掌大；二是表示我已把整个生命都搭进去了，把全部的希望都“赌”在它上面了。
四
既然把整个生命和希望都托付给了绘画，就要像对待生命和前程那样来对待绘画这件事了。我开始意识到，只会对景写生画出一张与景物相类似的画来是不足取的；或懂得用绘画的手法服务于自己的思想感情而画出的东西不成章法也是不行的。绘画也是一门科学，有它内在的规律性和传统法则，有必要对绘画本身进行研究，于是我开始对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产生兴趣。
中国传统绘画除所用工具材料独具品格外，在绘画追求上和美学思想上都有它的超凡之处。中国绘画主张“传情造境”和“情景交融”，强调先“情”而后“景”，要求用情感的眼光去看景物，去造景色，景随情出，从而达到借景传情的目的。这就对画家提出了更多的情感要求和想象能力。“山川何寂寞，久看泪沾巾！”“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何等的感人，何等的美丽！这里表达的不只是自然风光，而是艺术家的精神境界；不是固有的客观真实对象，而是画家观念中的图视效果，是诗样的意境。并且要求画家有更高的技术水准，中国画十分强调学习和临摹传统的笔墨技法，掌握表现的方法。这些都让我认识和感受到学习和钻研前人的绘画经验，提高自身修养，让思想和情感都具有更大的跨度才是成为艺术家的重要课题和必备条件，而不是一味地面对所谓“生活源泉”所能完成的。雷诺阿说得好：“一个人是在一张画面前，而不是在一片美景面前立志当艺术家的。”这话正说明了艺术家与前人学识（一张画）及生活（一片美景）三者之间的根本关系。
有人讲：“画家是个收藏者，他把别人的画收集起来，有选择地加以整理，结果自己就从中脱颖而出”。多年来，我一直信奉这一宗旨，经历了一个从写生到逐渐背离写生而步入多方参照的作画历程。我的体会是：绘画，有必要对自然景象做出某种安排并在观念和意义上有所转换，使其成为一种图式，而这个图式是学习和研究前人经验（包括诗文）的结果。它给人们的已经不是自然景象的一个说明，而是一种意识中的感悟和精神上的震撼。
有的人天生聪慧，从小就显露出绘画的才能，长大成为艺术家乃顺理成章的事。我没有这么幸运，首先，起步就恨晚，我在初小读的是私塾，念的是古文，至于绘画，在高中阶段仍没太多的自觉，进入美院考场，才第一回看到石膏像，故一而再地落榜，第三年才被正式录取。大约对自己的资质缺乏自信吧，在美院我并不开心，也不努力，却用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读书和抄写读书笔记。毕业时却异常地想当一名艺术批评家，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与思维，别的方面都不行。我把这话告诉了我的主课老师郭绍纲，郭说：“正因为中国的油画不行，所以才要更多的人去为其努力。”我后悔当时没把这话听进去。再说，即使听进去了也没有条件让我专门去画油画。我被毫不留情地分配到海南岛的一个剧团里画舞台布景。作为我的恩师如果换一种方式告诉我：“不同的思维与见解在我们这块天底下是不允许存在的，有了它就会有危险！”我也许会得救，可惜他那时刚从苏联留学回来，对国内的行情也是不十分明白的。
结果当然不妙，文革一到，我就被关进了牛棚，因为我讲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个人见解，被指控为“反对伟大领袖”而成了阶下囚。终于告别剧团，告别绘画，告别一切的幻想，发落到一个林场去当伐木工。后又因副统帅的一个号令，山上要挖战壕，所有牛鬼蛇神一律不准再上山。这样，我就改为喂猪和放牛了。哪知道工种一换，筋骨轻松了许多，原本被紧张和劳累改造得不再想事的头脑重又活動起来，有一件事使我越想越感到可怕。
那时我还很年轻，却总感到活得太久，心里想：伟大领袖和副统帅之类都已年逾古稀了，一旦驾崩我仍活着，不再有人安排我去伐木、养猪和放牛了，我该怎么办？眼看根正苗红的人掌管天下，坐享一切，我靠什么过日子？寻思再三想不出别的法子，便又绕回到当初“砸烂狗头”的那一刻。想起我在大学好歹也学了几年油画，尽管被定为“资产阶级教育下的产物”被砸得稀巴烂还踏上一只脚，画也烧了，工具也毁了，却正如那位伟大领袖所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谁让我活得这么久呢？
一种“逼上梁山”的心理驱使我采取行动，我把当时随身携带如护身符的语录本从小布袋中取出来，换上一个自制的小画箱，乘掏粪间歇和放牛的机会进行作业。我有意将牛赶得远远的，趁牛吃草的时候躲入小树丛中偷偷画起了小风景。
二
渐渐地，上头的政策似乎有了变化，人员在逐个地调离，管理也日益松懈，劳动之余做什么也无人过问了，日趋稀少的人劳动起来也成了走过场。一种下意识在告诉我：这一切都与那位副统帅的自我坠毁有关。这个坠毁让我感到一丝快意，仿佛送来一种希望，我隐隐地觉得：气候会要变了。原本不肯努力、不很热心画画的我，一下子变得心急起来。“得尽快抓紧时机！”一个声音总在背后催促，于是我不由分说地拿起画笔早也画，晚也画，见什么画什么。发誓要画得比专业画家更专，要画得比职业画家更多。中午也不肯休息，努力把劳动时观察到的场景背下来，在下午出工之前画下来。这时候，长期体力劳动锻炼出的体质帮了我的大忙，我心想：他人把我当牛当马当奴隶，何不自己也把自己当牛马当奴隶？再苦再累也得忍着熬着……
三
我在美院的第一位色彩老师是水彩画家王肇民先生。当年油画系学生上色彩课先从水彩画入手。王先生为人质朴，性格刚直，十分勤奋，他的许多观点和见解明显与众不同，令人觉得新奇，却又非常在理。比如，他认为在艺术学习上不能图乖巧，不要走捷径，宁可走弯路。理由是乖巧的东西不耐看；而走弯路比走捷径见识得更多更广，艺术是讲阅历的；他主张学画要学做人，教画要教修养。艺术最终以修养取胜，艺术家要以修养为本。这些思想都深深印入了我的内心，长久地影响着我。郭绍纲是位“德艺双馨”的师长，他心地善良，待人诚恳，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无论人品还是画品都独具魅力，堪称学生的楷模。在我最艰难的岁月，他仍不断以书信激励我奋发进取，免于沉沦。在那是非颠倒、生死不能自主的年代，多亏了两位长者兼老师为我做出榜样。我总在想，哪怕我天生愚顽，不能为国立志，不能为油画事业争光，至少，在求生存这条路上，他们给了我挣扎的力量。
有一段时间我硬是逼着自己一天完成一张画，不论多忙多累，都不懈怠。我把每一张画都作为对大自然的特殊色调与人的思想情绪相联系来记录，来研究，写下了大量笔记。正是在这时期，我画了许多写生的夜景，也正是这个时期，锻炼了我观察、记忆、想像的能力。如此的日积月累，我画了数以千计的小画，我称它为“我的扑克牌”。其含义一是因为小，不过巴掌大；二是表示我已把整个生命都搭进去了，把全部的希望都“赌”在它上面了。
四
既然把整个生命和希望都托付给了绘画，就要像对待生命和前程那样来对待绘画这件事了。我开始意识到，只会对景写生画出一张与景物相类似的画来是不足取的；或懂得用绘画的手法服务于自己的思想感情而画出的东西不成章法也是不行的。绘画也是一门科学，有它内在的规律性和传统法则，有必要对绘画本身进行研究，于是我开始对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产生兴趣。
中国传统绘画除所用工具材料独具品格外，在绘画追求上和美学思想上都有它的超凡之处。中国绘画主张“传情造境”和“情景交融”，强调先“情”而后“景”，要求用情感的眼光去看景物，去造景色，景随情出，从而达到借景传情的目的。这就对画家提出了更多的情感要求和想象能力。“山川何寂寞，久看泪沾巾！”“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何等的感人，何等的美丽！这里表达的不只是自然风光，而是艺术家的精神境界；不是固有的客观真实对象，而是画家观念中的图视效果，是诗样的意境。并且要求画家有更高的技术水准，中国画十分强调学习和临摹传统的笔墨技法，掌握表现的方法。这些都让我认识和感受到学习和钻研前人的绘画经验，提高自身修养，让思想和情感都具有更大的跨度才是成为艺术家的重要课题和必备条件，而不是一味地面对所谓“生活源泉”所能完成的。雷诺阿说得好：“一个人是在一张画面前，而不是在一片美景面前立志当艺术家的。”这话正说明了艺术家与前人学识（一张画）及生活（一片美景）三者之间的根本关系。
有人讲：“画家是个收藏者，他把别人的画收集起来，有选择地加以整理，结果自己就从中脱颖而出”。多年来，我一直信奉这一宗旨，经历了一个从写生到逐渐背离写生而步入多方参照的作画历程。我的体会是：绘画，有必要对自然景象做出某种安排并在观念和意义上有所转换，使其成为一种图式，而这个图式是学习和研究前人经验（包括诗文）的结果。它给人们的已经不是自然景象的一个说明，而是一种意识中的感悟和精神上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