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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八大强调，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要深度融合、形成互动、协调发展，走“四化同步”之路。2013年两会后，李克强总理指出，要把“四化协调”发展和城镇化这个最大内需潜力逐步释放出来。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应该采取哪些对策使城镇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同步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四化同步”？就这一系列的问题，贵州大学洪名勇教授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27次年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刊记者以访谈的形式整理刊发，以飨广大读者。
记者：洪教授：请您谈谈，什么是城镇化，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洪名勇：好的。从理论上讲，城镇化是指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城市社会化大生产转化的过程。工业化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步的动态过程，是一种具有突破性的社会生产力的变革过程{1}。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犹如同胞兄弟，同生同长，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关系。
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一方面，与农业生产相比，工业生产是一种更为集中的经济活动，因此，工业化的过程就是经济活动的集聚过程，这个集聚过程必然引起人口的集中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相对集中。当人口和生产要素以及经济活动在一定区位的集中达到一定规模和程度时，就会形成城镇。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城镇规模会不断扩大，促进城镇化的进程，并且形成对金融、交通、信息、商店、餐饮、文化、娱乐等产业服务的需求，从而推进城镇第三产业的兴起和繁荣。另一方面，城镇又以其配套的基础设施、快速的信息传递、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良好的技术、通信等服务，为工业企业创造外部经济环境，降低工业经济运行的成本，加速工业化进程{2}。城市化成本的外部成本效应增强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工业竞争力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呈现出二次型的特征：城市化水平在一定范围内时，工业竞争力随着城市化的水平提高而增大；当城市化水平超过一定高度后，工业竞争力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减少。
各国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由诺瑟姆1975年总结为城市化发展曲线，即S型曲线。世界城市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城市化水平小于30%，此时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10%以后城市化水平才略微加快。第二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30%，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城市化水平达到70%才会逐渐稳定下来。第三阶段城市化水平大于70%。此时社会经济发展渐趋成熟，城市人口保持平稳{3}。
记者：如您所说，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成正比，或者说城镇化和工业化总能协调发展呢？
洪名勇：城镇化和工业化并不总是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在发展中的关系究竟如何，我想结合世界不同国家的实践来谈。通过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我们可以将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归纳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经济发展水平高、城镇化水平大于75%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5万美元，城市化水平大于75个百分点，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瑞典、英国、德国等。工业仍然是国家经济的重要产业，但其占国民经济的份额远远小于服务占国民经济的份额，并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服务占国民经济的份额不断提高。当城市化处于75%以上水平的时候，城市化水平保持稳定，服务业继续增长，其占GDP的比重也继续提高。而工业占GDP的比重逐步降低到30%以下，工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也相应有所下降。就美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来讲。从历史上看，美国现代经济发端于1834—1843年。从产业选择上看，美国现代经济发展选择的是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的路径，即优先发展棉纺织工业。消费品等轻工业的发展，带动了重工业的发展。1860年后，美国经济进入重工业化时代，钢铁产量及煤的开采量急剧增加，机器制造业得到极大发展；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一系列新兴工业如石油工业、汽车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炼铝工业等工业行业快速发展，至19世纪末，美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工业空间布局来看，美国走的是一条将工业布局于城市的发展道路。据统计，1954年美国城市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78%，工业集中布局于城市的结果，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集中。美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790年仅为3.3%，1800年上升为16.1%，1900年再上升为40%，192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196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70%{4}。
第二种，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城镇化水平低于75%的国家。从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城镇化和工业发展的关系看，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城市化水平处于59%～70%之间，包括日本、意大利、希腊等。工业占GDP的比重在20%～30%之间，工业在经济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工业化增长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推动工业经济增长，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种，拉美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但其城镇化水平较高。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不到8000美元，城市化水平很高，远远大于日本等发达国家，接近或者达到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水平，城镇化水平大于75%，如巴西为83.6%、智利为87.3%、阿根廷为89.9%、墨西哥为75.7% 等。工业占GDP比重在26%～74%，工业发展水平高低不一。在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拉美国家城市化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上就快速城市化，2006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人均GDP为4785美元，城市化水平高达78%。与高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6608美元）一样{5}。 第四种，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包括中国、泰国、印尼、越南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镇化水平较低，工业发展有一定基础，服务业或者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从总体上看，城市化和工业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即在工业化初、中期，城市化水平不高，城市化水平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提高，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程度呈正的相关性。在工业化中、后期，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增加，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占GDP的比重趋于下降，但城市化水平并没有随工业化水平下降而下降，相反，城镇化水平仍然逐步提高，城市化与工业化呈现负相关的特征。概括来讲，在工业化初、中期，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从而促进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中国、泰国、印尼、越南、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属于这种情况{6}。
记者：在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是否协调发展，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洪名勇：从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实践来看，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带动城镇化的同步发展，而是表现为工业化过程中的城镇化偏差。这种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工业化没有带动相应的城镇化过程，即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
我们知道，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实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而促进了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也使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过程明显滞后了，形成乡镇企业发展的非城镇化现象。这一点可以通过一组数据进行分析：农业劳动力比例的下降是农村工业化的标志，而城镇人口比例的上升则是城镇化的标志。因此，两者比重的差异情况反映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情况。工业化与城镇化偏差定义为城镇人口比重与非农农业的比重之差，负值说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同时，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程度可以用偏差的绝对值与非农业劳动力比重之比来度量。
数据显示，从1978年至2009年间，中国城镇化率由17.92%提高到46.59%，上升28.67个百分点，每年城镇化率为0.93个百分点；工业化率由29.47%提高至62.78%，上升33.31个百分点，每年为1.07个百分点。从1978年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协调程度虽然有一定波动，但总体是趋于协调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程度从1978年的39.21%下降至2009年的25.79%，下降13.42个百分点。如果分阶段看，1978-1982年城镇化滞于工业化程度由39.21%下降为33.70%，1982年至1986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由33.70%上升为37.18%，1986年至1991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由37.18%下降为33.15%，1991年至1995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由33.15%上升为39.25%，是改革开放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最大的时期；1995年至2003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由39.25%下降为20.37%，下降程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时期，2003年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有一定程度的扩大。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还可以通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NU）来进行度量，从1950—1980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NU比越来越接近1.2，因此，NU等于1.2也就成为判断一个国家城镇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发展的基本方法{7}。如果用NU来对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程度进行度量，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记者：从您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从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都有所提升，但城镇化发展一直滞后于工业化。您是贵州大学的教授，对贵州的情况比较熟悉，请您结合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谈谈贵州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进程。
洪名勇：首先，我来谈谈贵州的工业化发展程度。工业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及其所处阶段的重要标志。对工业化水平的衡量指标，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用法。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变，并借助多国模型提出了标准模式，即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将不发达经济到成熟的发达经济整个变化过程分为3个阶段6个时期。2009年贵州人均GDP为10309元，按照直接标价法美元兑换人民币6.8311元计算，2009年贵州人均GDP为1509.13美元；有学者用购买力平价对贵州人均GDP进行计算，按照1982年美元进行计算，2005年贵州人均GDP大约为662.3美元{8}。如果按照1982价格水平计算和进行推算，2005年贵州人均GDP为1862.11元，2009年贵州人均GDP为2848.49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按照1982年美元进行计算，2009年贵州人均GDP为1013.13美元。对照钱纳里的人均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表格，贵州大体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其次，从贵州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程度来看，如果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对城镇化水平进行度量的话，由于统计资料存在的问题，使我们没有办法计算更长历史时间的城镇化水平，只有计算2000年后的城镇化水平。从贵州城镇化程度来看，2001年贵州省城镇化率为23.96%，2009年上升至29.9%，上升6.3个百分点，每年上升0.79个百分点；同期工业化由33.84%上升至48.03%，上升14.19个百分点，每年上升1.77个百分点，工业化明显快于城镇化。而同期中国城镇化率由37.66%上升为46.59%，上升8.93个百分点，贵州比全国低2.63个百分点。从2001年至2009年贵州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情况来看，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由29.19个百分点上升为37.75个百分点，与全国差距由4.51个百分点扩大为11.96个百分点，滞后于全国相对程度由18.27%上升为46.37%。
记者：可以看出，贵州的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而且滞后程度在不断上升。那么从贵州的实际情况来看，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 洪名勇：贵州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面临着三大问题。
第一，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过大。201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23倍；2010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142.7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472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4.07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城镇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农村。城镇化意味着更多的农民从农村到城镇，对于年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农民来讲，在每年的流量财富大大少于城镇居民的情况下，其存量财富必然也远远少于城镇居民。同时，从农村到城镇生活还要付出更多的生活成本。以2010年为例，2010年贵州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852.48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达到10058.29元，城镇居民的平均生活成本高于农村居民7205.81元，高出的生活成本是201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2.08倍。低收入水平和高生活成本使多数农民没有办法在城镇长期定居和生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也就有了相应的经济逻辑。
第三，制度障碍加大了农民进入城镇的难度和成本。如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加大了农民子女在城镇上学的成本，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村居民的子女除成绩特别优秀的外，要么很难在城市上学，要么就得找熟人、托关系和交高费才能上学，要么就交高费上私立学校。对于收入本身就低的农民来讲（下转第10页）（上接第7页），制度鸿沟对于本身就比较难以进入城镇的农村居民无疑是雪上加霜。另外，不合理的城乡土地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也制约着农村居民从农村到城镇的迁移。
记者：洪教授，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对策解决以上问题，使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同步？
洪名勇：第一，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对农业的资金、科技和人力资本等投入；加强农田水利、农村公路、教育及医疗卫生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公共产品的城乡差距；加强对农业的技术、良种以及小型农机化投入，改造传统农业，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积极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业增收。
第二，政府公共服务重点和投资应进行战略转移，由城市转向农村，奠定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形成的必要条件。
第三，政府应加快完善重要的政策传导机制和政策支撑机制，推动农民增收市场化长效机制的建设。如建立政府鼓励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机制，吸引社会投资向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政府应把可商业化的大项目与有关公共设施的投入捆绑招标，政府配套投入土地整理金、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及信贷担保等优惠，吸引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商的投资积极性，等等{7}。
第四，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实现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出发，继续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货币金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积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减轻农民进入城市定居和乡镇企业进入城市发展的成本，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权益。在农村，重点是要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切实维护农民在30年承包合同期内的土地权益的基础上，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在城市，重点是理顺土地的租、税、费关系，建立和完善城镇土地有偿使用与流转制度，并积极创造条件将住房用土地使用权出让制改为年租制，切实降低城镇住房成本，并以此为基础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满足居民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制度，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8}。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同时，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记者：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是我国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一定会走上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一定会实现“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美好愿景。
非常感谢洪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贵州省软科学基金项目“农村城镇化与提高农民工就业率的制度障碍与对策研究”（黔科合体R字[2010]2004号）]
注释：
{1}朱海玲，曙明.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联动和互动的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13）：112-114
{2}冯海发.农村城镇化发展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27-128
{3}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10）：4-21
{4}冯海发.农村城镇化发展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30-131
{5}段禄峰，张沛.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问题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9（7）：12-17
{6}李旭东.贵州省工业化、经济发展对城市化水平影响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0（6）：119-124
{7}刘泽仁，罗钰，张华.建立成都市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调查分析及对策[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03-107
{8}洪名勇.城乡统筹与协调：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与调整[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9（5）：64-69
（责编：郑钊）
记者：洪教授：请您谈谈，什么是城镇化，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洪名勇：好的。从理论上讲，城镇化是指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城市社会化大生产转化的过程。工业化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步的动态过程，是一种具有突破性的社会生产力的变革过程{1}。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犹如同胞兄弟，同生同长，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关系。
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一方面，与农业生产相比，工业生产是一种更为集中的经济活动，因此，工业化的过程就是经济活动的集聚过程，这个集聚过程必然引起人口的集中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相对集中。当人口和生产要素以及经济活动在一定区位的集中达到一定规模和程度时，就会形成城镇。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城镇规模会不断扩大，促进城镇化的进程，并且形成对金融、交通、信息、商店、餐饮、文化、娱乐等产业服务的需求，从而推进城镇第三产业的兴起和繁荣。另一方面，城镇又以其配套的基础设施、快速的信息传递、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良好的技术、通信等服务，为工业企业创造外部经济环境，降低工业经济运行的成本，加速工业化进程{2}。城市化成本的外部成本效应增强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工业竞争力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呈现出二次型的特征：城市化水平在一定范围内时，工业竞争力随着城市化的水平提高而增大；当城市化水平超过一定高度后，工业竞争力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减少。
各国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由诺瑟姆1975年总结为城市化发展曲线，即S型曲线。世界城市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城市化水平小于30%，此时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10%以后城市化水平才略微加快。第二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30%，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城市化水平达到70%才会逐渐稳定下来。第三阶段城市化水平大于70%。此时社会经济发展渐趋成熟，城市人口保持平稳{3}。
记者：如您所说，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成正比，或者说城镇化和工业化总能协调发展呢？
洪名勇：城镇化和工业化并不总是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在发展中的关系究竟如何，我想结合世界不同国家的实践来谈。通过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我们可以将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归纳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经济发展水平高、城镇化水平大于75%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5万美元，城市化水平大于75个百分点，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瑞典、英国、德国等。工业仍然是国家经济的重要产业，但其占国民经济的份额远远小于服务占国民经济的份额，并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服务占国民经济的份额不断提高。当城市化处于75%以上水平的时候，城市化水平保持稳定，服务业继续增长，其占GDP的比重也继续提高。而工业占GDP的比重逐步降低到30%以下，工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也相应有所下降。就美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来讲。从历史上看，美国现代经济发端于1834—1843年。从产业选择上看，美国现代经济发展选择的是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的路径，即优先发展棉纺织工业。消费品等轻工业的发展，带动了重工业的发展。1860年后，美国经济进入重工业化时代，钢铁产量及煤的开采量急剧增加，机器制造业得到极大发展；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一系列新兴工业如石油工业、汽车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炼铝工业等工业行业快速发展，至19世纪末，美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工业空间布局来看，美国走的是一条将工业布局于城市的发展道路。据统计，1954年美国城市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78%，工业集中布局于城市的结果，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集中。美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790年仅为3.3%，1800年上升为16.1%，1900年再上升为40%，192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196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70%{4}。
第二种，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城镇化水平低于75%的国家。从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城镇化和工业发展的关系看，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城市化水平处于59%～70%之间，包括日本、意大利、希腊等。工业占GDP的比重在20%～30%之间，工业在经济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工业化增长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推动工业经济增长，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种，拉美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但其城镇化水平较高。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不到8000美元，城市化水平很高，远远大于日本等发达国家，接近或者达到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水平，城镇化水平大于75%，如巴西为83.6%、智利为87.3%、阿根廷为89.9%、墨西哥为75.7% 等。工业占GDP比重在26%～74%，工业发展水平高低不一。在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拉美国家城市化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上就快速城市化，2006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人均GDP为4785美元，城市化水平高达78%。与高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6608美元）一样{5}。 第四种，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包括中国、泰国、印尼、越南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镇化水平较低，工业发展有一定基础，服务业或者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从总体上看，城市化和工业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即在工业化初、中期，城市化水平不高，城市化水平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提高，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程度呈正的相关性。在工业化中、后期，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增加，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占GDP的比重趋于下降，但城市化水平并没有随工业化水平下降而下降，相反，城镇化水平仍然逐步提高，城市化与工业化呈现负相关的特征。概括来讲，在工业化初、中期，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从而促进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中国、泰国、印尼、越南、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属于这种情况{6}。
记者：在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是否协调发展，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洪名勇：从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实践来看，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带动城镇化的同步发展，而是表现为工业化过程中的城镇化偏差。这种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工业化没有带动相应的城镇化过程，即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
我们知道，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实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而促进了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也使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过程明显滞后了，形成乡镇企业发展的非城镇化现象。这一点可以通过一组数据进行分析：农业劳动力比例的下降是农村工业化的标志，而城镇人口比例的上升则是城镇化的标志。因此，两者比重的差异情况反映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情况。工业化与城镇化偏差定义为城镇人口比重与非农农业的比重之差，负值说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同时，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程度可以用偏差的绝对值与非农业劳动力比重之比来度量。
数据显示，从1978年至2009年间，中国城镇化率由17.92%提高到46.59%，上升28.67个百分点，每年城镇化率为0.93个百分点；工业化率由29.47%提高至62.78%，上升33.31个百分点，每年为1.07个百分点。从1978年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协调程度虽然有一定波动，但总体是趋于协调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程度从1978年的39.21%下降至2009年的25.79%，下降13.42个百分点。如果分阶段看，1978-1982年城镇化滞于工业化程度由39.21%下降为33.70%，1982年至1986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由33.70%上升为37.18%，1986年至1991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由37.18%下降为33.15%，1991年至1995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由33.15%上升为39.25%，是改革开放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最大的时期；1995年至2003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由39.25%下降为20.37%，下降程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时期，2003年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有一定程度的扩大。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还可以通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NU）来进行度量，从1950—1980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NU比越来越接近1.2，因此，NU等于1.2也就成为判断一个国家城镇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发展的基本方法{7}。如果用NU来对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程度进行度量，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记者：从您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从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都有所提升，但城镇化发展一直滞后于工业化。您是贵州大学的教授，对贵州的情况比较熟悉，请您结合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谈谈贵州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进程。
洪名勇：首先，我来谈谈贵州的工业化发展程度。工业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及其所处阶段的重要标志。对工业化水平的衡量指标，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用法。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变，并借助多国模型提出了标准模式，即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将不发达经济到成熟的发达经济整个变化过程分为3个阶段6个时期。2009年贵州人均GDP为10309元，按照直接标价法美元兑换人民币6.8311元计算，2009年贵州人均GDP为1509.13美元；有学者用购买力平价对贵州人均GDP进行计算，按照1982年美元进行计算，2005年贵州人均GDP大约为662.3美元{8}。如果按照1982价格水平计算和进行推算，2005年贵州人均GDP为1862.11元，2009年贵州人均GDP为2848.49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按照1982年美元进行计算，2009年贵州人均GDP为1013.13美元。对照钱纳里的人均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表格，贵州大体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其次，从贵州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程度来看，如果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对城镇化水平进行度量的话，由于统计资料存在的问题，使我们没有办法计算更长历史时间的城镇化水平，只有计算2000年后的城镇化水平。从贵州城镇化程度来看，2001年贵州省城镇化率为23.96%，2009年上升至29.9%，上升6.3个百分点，每年上升0.79个百分点；同期工业化由33.84%上升至48.03%，上升14.19个百分点，每年上升1.77个百分点，工业化明显快于城镇化。而同期中国城镇化率由37.66%上升为46.59%，上升8.93个百分点，贵州比全国低2.63个百分点。从2001年至2009年贵州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情况来看，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程度由29.19个百分点上升为37.75个百分点，与全国差距由4.51个百分点扩大为11.96个百分点，滞后于全国相对程度由18.27%上升为46.37%。
记者：可以看出，贵州的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而且滞后程度在不断上升。那么从贵州的实际情况来看，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 洪名勇：贵州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面临着三大问题。
第一，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过大。201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23倍；2010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142.7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472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4.07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城镇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农村。城镇化意味着更多的农民从农村到城镇，对于年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农民来讲，在每年的流量财富大大少于城镇居民的情况下，其存量财富必然也远远少于城镇居民。同时，从农村到城镇生活还要付出更多的生活成本。以2010年为例，2010年贵州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852.48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达到10058.29元，城镇居民的平均生活成本高于农村居民7205.81元，高出的生活成本是201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2.08倍。低收入水平和高生活成本使多数农民没有办法在城镇长期定居和生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也就有了相应的经济逻辑。
第三，制度障碍加大了农民进入城镇的难度和成本。如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加大了农民子女在城镇上学的成本，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村居民的子女除成绩特别优秀的外，要么很难在城市上学，要么就得找熟人、托关系和交高费才能上学，要么就交高费上私立学校。对于收入本身就低的农民来讲（下转第10页）（上接第7页），制度鸿沟对于本身就比较难以进入城镇的农村居民无疑是雪上加霜。另外，不合理的城乡土地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也制约着农村居民从农村到城镇的迁移。
记者：洪教授，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对策解决以上问题，使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同步？
洪名勇：第一，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对农业的资金、科技和人力资本等投入；加强农田水利、农村公路、教育及医疗卫生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公共产品的城乡差距；加强对农业的技术、良种以及小型农机化投入，改造传统农业，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积极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业增收。
第二，政府公共服务重点和投资应进行战略转移，由城市转向农村，奠定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形成的必要条件。
第三，政府应加快完善重要的政策传导机制和政策支撑机制，推动农民增收市场化长效机制的建设。如建立政府鼓励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机制，吸引社会投资向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政府应把可商业化的大项目与有关公共设施的投入捆绑招标，政府配套投入土地整理金、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及信贷担保等优惠，吸引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商的投资积极性，等等{7}。
第四，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实现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出发，继续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货币金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积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减轻农民进入城市定居和乡镇企业进入城市发展的成本，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权益。在农村，重点是要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切实维护农民在30年承包合同期内的土地权益的基础上，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在城市，重点是理顺土地的租、税、费关系，建立和完善城镇土地有偿使用与流转制度，并积极创造条件将住房用土地使用权出让制改为年租制，切实降低城镇住房成本，并以此为基础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满足居民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制度，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8}。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同时，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记者：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是我国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一定会走上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一定会实现“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美好愿景。
非常感谢洪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贵州省软科学基金项目“农村城镇化与提高农民工就业率的制度障碍与对策研究”（黔科合体R字[2010]2004号）]
注释：
{1}朱海玲，曙明.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联动和互动的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13）：112-114
{2}冯海发.农村城镇化发展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27-128
{3}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10）：4-21
{4}冯海发.农村城镇化发展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30-131
{5}段禄峰，张沛.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问题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9（7）：12-17
{6}李旭东.贵州省工业化、经济发展对城市化水平影响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0（6）：119-124
{7}刘泽仁，罗钰，张华.建立成都市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调查分析及对策[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03-107
{8}洪名勇.城乡统筹与协调：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与调整[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9（5）：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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