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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柳宗元一生热心教育，虽多次被贬，仍不改初心。天即自然的唯物论；培养“济世安民”君子的教育目的；五经为本，辅以诸子百家的学习内容；经权结合的道德实践原则；顺天致性的自然主义教育法；交以为师的师道主张。这些无不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对后世起到了積极的影响，成为宝贵的教育思想遗产。
关键词：柳宗元；唯物主义；教育思想
柳宗元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和进步倾向的政治理论家。贞元九年他考中进士，十四年考中博学鸿词。先后任集贤殿正字、京兆府蓝田蔚、监察御史里行、礼部员外郎等。在长安时，柳宗元已开始教育活动，曾参加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过着十年拘囚式的生活。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文以明道的文学思想。元和十年改任柳州刺史，他把教育活动扩展到岭南地区，主持修复了文庙和州学，还修复了大云寺，促使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政绩辉煌，受到人们的拥戴。
一、哲学思想
柳宗元继承荀子以来天即自然的唯物论，以唯物主义观点阐明自己对天的看法。针对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主赏罚这个唯心观点，提出了唯物主义见解。他认为天和地都是自然物，同果瓜草木一样的性质，只是体积较大而已。因此，在《天说》中他说：“天地大果瓜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既然天地、果瓜、草木都是自然物，那天又怎么能主宰赏罚呢？由此他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有人以为天能赏功罚祸是谬误，是不可信的。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对天的看法问题，历来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天有意志说， 一种是天即自然说。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唯心论与唯物论思想的一个分水岭。韩愈主张天有意志、能赏罚；柳宗元则相反，主张天即自然、无赏罚的意志和功能，且深入探讨了宇宙天地的形成问题，阐明宇宙天地并非由神创造出来的。由此可知柳宗元哲学思想的进步性及其唯物主义的观点。
二、教育思想
（一）论君子
儒家学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所要造就的人才，一般称为“君子”。可是，对于“君子” 的界说各有自己的见解。柳宗元是这样要求“君子”的：“伊尹以生人为己任，管仲舋浴以伯济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为道，舍是无以为大者也”。在这里，他认为“君子”要像伊尹、管仲、孔子一样，有爱民济世之志向和行动。“生人之意”的政治原则体现子造就人才的思想中。他又说：“君子学以植其志，信以笃其道。”可见“君子”不是天生的，不是靠身份品级得来，而是经过后天学习而成的，培养高尚志趣、笃信力行伟大理想的人。因此，作为“君子”就必须“周乎志”、“周乎艺”，如果志艺两方面都完备了，那么“君子不患矣”。他的原话是：“周乎志者， 穷跪不能变其操；周乎艺者，屈抑不能贬其名。其或处心定气，居斯二者，虽有穷屈之患，则君子不患矣。”他又要求：“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处，以独善其身也。”这是对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到兼善天下”的继承，不论出或处，都能合乎道。君子是人格高尚的人，内外兼修，内可以守其道，外可以行其道。为国家所用，就出而施行其道，不能得到使用，就居家修养以完善其身。君子以行道为职志，虽成为国家官吏，但应认识到官吏是人民的公仆，而不能颠倒主仆，奴役人们。
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所说的“君子”不像正统儒家学者经常讲的“忠君、孝亲”这一套陈辞滥调，而是着重于具有“生人之意”的志向，目的在于“济世安民”，在于符合“公之大者”的政治需要。他同韩愈思想歧异的地方，这里也是一个鲜明的表现。
（二）论学习内容
“君子”的使命是“行道”，当显达时就要把自己的抱负和本领贡献出来，以利于“济世安民”。柳宗元认为，“取道之原” 需要有所本或有所准绳。究竟以什么为本呢？他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即从《书》质朴的文字可以学习直接反映社会问题的实质，从《诗》的内容无邪可以学习认识人们恒常的性情，从《礼》规定行为合宜可以学习行动的适当，从《春秋》的褒贬决断学习判断是非的能力，从《易》讲事物变化学习考察事物的发展变化。此外，为了“行道”需要而做文章，还须从《谷梁》中学习磨砺文章的气势，从《孟子》《荀子》中学习文章条理畅达，从《庄子》《老子》中学习文思畅想多端，从《史记》中学习文字的典雅纯洁。[ ]借以“旁推交通”，使文章能准确地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总之，要想在道德、学问、文章各方面有所进益，就必须以五经为本，辅之以诸子百家之言。由此可知，柳宗元指出的学习内容和范围，虽然以五经为主，但并不局限于儒经， 这是个特点。其次，柳宗元主张学习百家时，要独立思考，敢于怀疑批判，不要盲目信古崇古，对文化遗产应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例如，他非常喜欢《国语》，认为《国语》的写作很有特点，富有文采，但其中也有不少怪诞之事及迷信的观点，所以应分别给与肯定和否定，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博采众长、益于世用的要求。
（三）论教育与道德修养方法
1、经权需结合
柳宗元认为行道处事的方法，必须“知经”、“知权”，做到二者配合。他在《断刑论下》中讨论了这个问题：“经也者，常也， 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经”就是原则性，“权”就是灵活性。道德实践要遵守一定的原则，否则就谈不上道德，但实践中遇到具体情况时也要求有一定的灵活性。单纯坚守原则就会陷于拘泥，过于强调灵活就会违反原则。因此如果把原则性和灵活性两项分离开来，就会造成或此或彼的两种偏向，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分寸适当的行为。 柳宗元深刻阐明经与权、仁与智的互相依存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补充的必要性。这个方法论具有丰富的辩证观点，不但在个人修养上适用，而且在教育工作上也是适用的。
2、顺天致性
柳宗元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考察世界，认为万物都有其自身生长发展的规律，顺应规律就能正常生长发展，违反规律就会妨碍生长发展，人的成长发展也是如此。
柳宗元认为，教育儿童的根本方法是“不害其长”，不要妨害其自然的生长发展。在《种树郭集驼传》中，借种树为喻集中说明了这个意思。郭真驼善于种树，驰名长安。他所种的树，“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慕仿伺，莫能如也”。究竟种树有什么诀窍呢？郭豪驼答曰：“非能使木寿且孽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这就是说，按照树的生长规律办事，“不害其长”，便能够使树“硕茂”、“早实”、“蕃殖”。如果“爱之太恩，扰之太勤，旦视而暮抚”，甚或“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这样，“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 ]
在这里，柳宗元表达了他的“养人术”主张，要按自然规律教育学生，即“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既不能残害儿童的生长发展，也不能骄生惯养，过分溺爱。柳宗元这个主张和封建教育的棍棒纪律或思想禁锢是对立的，与其“天即自然”的哲学思想是息息相关的。
（四）论师道
1、师道不可废
魏晋时期，儒学衰落，玄学佛學兴起，师道不被重视，这种风气一直流传至唐，韩愈为破除这种风气，作《师说》。柳宗元支持韩愈的主要观点，他利用种种机会表明要扭转不良社会风气的态度，先后写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师友箴》等多篇文章，进行提倡师道的宣传，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普以下，人益不丰师，有则滩笑之以为找人。”在《师友箴》中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他在《送易师杨君序》中说“世之学易者，率不能穷究师说，木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离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诉冒混乱，人罕由而通焉。”
2、交以为师
他重视师道，主张学者应从师学习，必然形成一种师生关系，所以不以师为非，不以弟子为罪。他自己也认为有责任为师，凡找他请教的，都给以实际的指点，从来不拒绝学者的要求。但他把教师看得很崇高，条件很严格，需具有道德和学问，才足以为人师。
柳宗元认为自己是一个贬官之人，本是经常遭到政敌的污蔑、造谣，如再公开招徒讲学，建立师生关系，会更加遭到政敌的攻击。因此，他不愿公开建立师生关系。但他觉得既主张师道而尽师之责，又不接受师之名，名与实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他提出“交以为师”的观点，要求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既能两全，又有两利，既能体现对师生关系的辩证思想，也含有民主平等因素。
综上所述，柳宗元的教育思想是唐代儒学重振中独具慧眼的理论成果，同单纯从儒经或孔孟道统中找理论根据的孔颖达、韩愈教育思想，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柳宗元以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进步倾向的政治思想为本，提出了自己对培养人才、学习内容范围和师道的新见解，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有其卓越的地位。
但是，柳宗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人物，在教育思想中尽管有其朴素唯物主义、辩证观点和民主性的一面，不能否认的是他也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另一面。例如“济世安民”的人才观，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产物，而谈到学习内容，仍然局限于封建官吏的统治知识和修养方面，没有谈到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但不论怎样，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是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的。
关键词：柳宗元；唯物主义；教育思想
柳宗元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和进步倾向的政治理论家。贞元九年他考中进士，十四年考中博学鸿词。先后任集贤殿正字、京兆府蓝田蔚、监察御史里行、礼部员外郎等。在长安时，柳宗元已开始教育活动，曾参加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过着十年拘囚式的生活。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文以明道的文学思想。元和十年改任柳州刺史，他把教育活动扩展到岭南地区，主持修复了文庙和州学，还修复了大云寺，促使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政绩辉煌，受到人们的拥戴。
一、哲学思想
柳宗元继承荀子以来天即自然的唯物论，以唯物主义观点阐明自己对天的看法。针对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主赏罚这个唯心观点，提出了唯物主义见解。他认为天和地都是自然物，同果瓜草木一样的性质，只是体积较大而已。因此，在《天说》中他说：“天地大果瓜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既然天地、果瓜、草木都是自然物，那天又怎么能主宰赏罚呢？由此他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有人以为天能赏功罚祸是谬误，是不可信的。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对天的看法问题，历来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天有意志说， 一种是天即自然说。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唯心论与唯物论思想的一个分水岭。韩愈主张天有意志、能赏罚；柳宗元则相反，主张天即自然、无赏罚的意志和功能，且深入探讨了宇宙天地的形成问题，阐明宇宙天地并非由神创造出来的。由此可知柳宗元哲学思想的进步性及其唯物主义的观点。
二、教育思想
（一）论君子
儒家学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所要造就的人才，一般称为“君子”。可是，对于“君子” 的界说各有自己的见解。柳宗元是这样要求“君子”的：“伊尹以生人为己任，管仲舋浴以伯济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为道，舍是无以为大者也”。在这里，他认为“君子”要像伊尹、管仲、孔子一样，有爱民济世之志向和行动。“生人之意”的政治原则体现子造就人才的思想中。他又说：“君子学以植其志，信以笃其道。”可见“君子”不是天生的，不是靠身份品级得来，而是经过后天学习而成的，培养高尚志趣、笃信力行伟大理想的人。因此，作为“君子”就必须“周乎志”、“周乎艺”，如果志艺两方面都完备了，那么“君子不患矣”。他的原话是：“周乎志者， 穷跪不能变其操；周乎艺者，屈抑不能贬其名。其或处心定气，居斯二者，虽有穷屈之患，则君子不患矣。”他又要求：“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处，以独善其身也。”这是对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到兼善天下”的继承，不论出或处，都能合乎道。君子是人格高尚的人，内外兼修，内可以守其道，外可以行其道。为国家所用，就出而施行其道，不能得到使用，就居家修养以完善其身。君子以行道为职志，虽成为国家官吏，但应认识到官吏是人民的公仆，而不能颠倒主仆，奴役人们。
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所说的“君子”不像正统儒家学者经常讲的“忠君、孝亲”这一套陈辞滥调，而是着重于具有“生人之意”的志向，目的在于“济世安民”，在于符合“公之大者”的政治需要。他同韩愈思想歧异的地方，这里也是一个鲜明的表现。
（二）论学习内容
“君子”的使命是“行道”，当显达时就要把自己的抱负和本领贡献出来，以利于“济世安民”。柳宗元认为，“取道之原” 需要有所本或有所准绳。究竟以什么为本呢？他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即从《书》质朴的文字可以学习直接反映社会问题的实质，从《诗》的内容无邪可以学习认识人们恒常的性情，从《礼》规定行为合宜可以学习行动的适当，从《春秋》的褒贬决断学习判断是非的能力，从《易》讲事物变化学习考察事物的发展变化。此外，为了“行道”需要而做文章，还须从《谷梁》中学习磨砺文章的气势，从《孟子》《荀子》中学习文章条理畅达，从《庄子》《老子》中学习文思畅想多端，从《史记》中学习文字的典雅纯洁。[ ]借以“旁推交通”，使文章能准确地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总之，要想在道德、学问、文章各方面有所进益，就必须以五经为本，辅之以诸子百家之言。由此可知，柳宗元指出的学习内容和范围，虽然以五经为主，但并不局限于儒经， 这是个特点。其次，柳宗元主张学习百家时，要独立思考，敢于怀疑批判，不要盲目信古崇古，对文化遗产应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例如，他非常喜欢《国语》，认为《国语》的写作很有特点，富有文采，但其中也有不少怪诞之事及迷信的观点，所以应分别给与肯定和否定，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博采众长、益于世用的要求。
（三）论教育与道德修养方法
1、经权需结合
柳宗元认为行道处事的方法，必须“知经”、“知权”，做到二者配合。他在《断刑论下》中讨论了这个问题：“经也者，常也， 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经”就是原则性，“权”就是灵活性。道德实践要遵守一定的原则，否则就谈不上道德，但实践中遇到具体情况时也要求有一定的灵活性。单纯坚守原则就会陷于拘泥，过于强调灵活就会违反原则。因此如果把原则性和灵活性两项分离开来，就会造成或此或彼的两种偏向，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分寸适当的行为。 柳宗元深刻阐明经与权、仁与智的互相依存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补充的必要性。这个方法论具有丰富的辩证观点，不但在个人修养上适用，而且在教育工作上也是适用的。
2、顺天致性
柳宗元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考察世界，认为万物都有其自身生长发展的规律，顺应规律就能正常生长发展，违反规律就会妨碍生长发展，人的成长发展也是如此。
柳宗元认为，教育儿童的根本方法是“不害其长”，不要妨害其自然的生长发展。在《种树郭集驼传》中，借种树为喻集中说明了这个意思。郭真驼善于种树，驰名长安。他所种的树，“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慕仿伺，莫能如也”。究竟种树有什么诀窍呢？郭豪驼答曰：“非能使木寿且孽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这就是说，按照树的生长规律办事，“不害其长”，便能够使树“硕茂”、“早实”、“蕃殖”。如果“爱之太恩，扰之太勤，旦视而暮抚”，甚或“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这样，“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 ]
在这里，柳宗元表达了他的“养人术”主张，要按自然规律教育学生，即“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既不能残害儿童的生长发展，也不能骄生惯养，过分溺爱。柳宗元这个主张和封建教育的棍棒纪律或思想禁锢是对立的，与其“天即自然”的哲学思想是息息相关的。
（四）论师道
1、师道不可废
魏晋时期，儒学衰落，玄学佛學兴起，师道不被重视，这种风气一直流传至唐，韩愈为破除这种风气，作《师说》。柳宗元支持韩愈的主要观点，他利用种种机会表明要扭转不良社会风气的态度，先后写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师友箴》等多篇文章，进行提倡师道的宣传，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普以下，人益不丰师，有则滩笑之以为找人。”在《师友箴》中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他在《送易师杨君序》中说“世之学易者，率不能穷究师说，木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离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诉冒混乱，人罕由而通焉。”
2、交以为师
他重视师道，主张学者应从师学习，必然形成一种师生关系，所以不以师为非，不以弟子为罪。他自己也认为有责任为师，凡找他请教的，都给以实际的指点，从来不拒绝学者的要求。但他把教师看得很崇高，条件很严格，需具有道德和学问，才足以为人师。
柳宗元认为自己是一个贬官之人，本是经常遭到政敌的污蔑、造谣，如再公开招徒讲学，建立师生关系，会更加遭到政敌的攻击。因此，他不愿公开建立师生关系。但他觉得既主张师道而尽师之责，又不接受师之名，名与实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他提出“交以为师”的观点，要求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既能两全，又有两利，既能体现对师生关系的辩证思想，也含有民主平等因素。
综上所述，柳宗元的教育思想是唐代儒学重振中独具慧眼的理论成果，同单纯从儒经或孔孟道统中找理论根据的孔颖达、韩愈教育思想，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柳宗元以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进步倾向的政治思想为本，提出了自己对培养人才、学习内容范围和师道的新见解，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有其卓越的地位。
但是，柳宗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人物，在教育思想中尽管有其朴素唯物主义、辩证观点和民主性的一面，不能否认的是他也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另一面。例如“济世安民”的人才观，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产物，而谈到学习内容，仍然局限于封建官吏的统治知识和修养方面，没有谈到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但不论怎样，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是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