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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环江毛南族饮食文化为例，探究近二十年河池地区饮食文化变迁，从人类学视野下观察现代性背景内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饮食文化变迁的特点。
关键词：民族饮食；毛南族；现代性
我国自古以来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物产丰饶，《汉书·郦食其传》，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中国的饮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断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张光直认为：“到达一个文化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1]人类看似平常的一日三餐进食行为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文化密码，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同一文化中也存在饮食风格变量，同一文化中的个体有各自的口味和食物偏好。正是饮食的这种无限可变性，赋予了它在理解人类文化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毛南族饮食文化概述
毛南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毛南族总人口的83%族人聚居在河池市环江县境内，该县西部的下南、中南、上南（简称三南）是毛南族的大聚居区。[2]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环江县内毛南族人数为61919人，与1982年31600余人相比增幅近半，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文化背景构成了河池地区独特的饮食文化，呈现以壮、汉为主，融合其他少数民族饮食习俗的文化格局。80年代后伴着交通飞速发展的顺风，许多毛南族人因通婚、工作等迁去外地，其他各地的毛南族均与当地壮、汉、苗、瑶等族杂居，交往密切，相互发生了民族间的自然融合。关于毛南族的记载始于宋人范成大《岭外代答》对“三南”的居民的记载，毛南族虽地处闭塞山乡，但与周围民族历来交往频繁。十九世纪末，当时的毛南族成年男子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毛南族语言，但对外都会讲壮话，甚至不少人还能使用汉语。
（一）毛南族传统饮食习惯
平原地区毛南族以黏米为主要食粮，在峒场的则多以玉米、红薯为等杂粮为主，只有在过年与送礼时才食用糯米。肉食方面，一般吃猪、牛、鸡、鸭等，尤喜吃牛肉和鸭肉，不禁狗肉但也不流行吃狗肉。其中毛南菜牛远近闻名，距今已有五百年养殖历史。牛在毛南族人心中十分重要，其宗教信仰中最重要的三界公的传说、祭祀都与牛有很深的渊源。毛南族嗜好吃酸，在吃鸭时，喜欢将鸭肝、鸭胗、鸭肠、姜片、椿芽等食物分别焯熟后，用韭菜将其捆绑成一把，再将生的鸭血用醋浸成黑色后作为蘸料进行食用，名为“鸭把”。
和壮、汉等民族一样，毛南族也以豆腐圆作为节日的食品和待客的名菜。民间认为，吃豆腐圆寓意团结和睦，若以豆腐圆待客，意为视客为上宾，客人会很高兴，主人也感到体面。毛南族人杀鸡时，放鸡血到盛有糯米的碟子上，待血和米凝结成块，即放入鸡汤内煮熟，成为风味小吃“鸡血糕”。切片后给老人和小孩吃，又软又香又甜，是一种尊老爱幼的食俗。毛南族杀年猪，用猪肠灌猪血、糯米或糯米粉，制成血肠，酬送亲友或自食，为过年食品之一。
（二）毛南族饮食选择影响因素
1.环江地理环境对饮食选择的影响
物质生产在一开始是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广阔的毛南山区山峦重叠，两山之间夹持这大小不等的平地，平摊的地方被饮水灌溉，为“半石山区”。贫瘠的山区，素有“九分石头一分图，十年九旱穷山沟”之说，俗称“峒场”，也成“石山区”。因缺水源，主要种植玉米及红薯、小米、黄豆等山地作物，耕地分散。解放后，农田生产工具得到普遍改进，使用牛犁或新式步犁，与脚踏犁并用，生产力有所提高。虽然如此，但仍受山区条件所限，产量不高。
2.毛南族生产方式、生计方式对饮食选择的影响
毛南地区传统生计以农业为主，平地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山地以种红薯、玉米为主，此外还有棉花、烟叶、黄豆、小米、小麦、南瓜等，土特产有毛南菜牛等。
在耕地不多的毛南山区，副业为重要的经济收入，毛南菜牛的饲养销售则成为毛南人主要发展的副业，关于牛的传说、饲养、祭司等则成为毛南人重要的生活内容。民国《思恩县志·经济篇》记载：毛南地方养牛，“有一特别情形，彼牛不放外出，除取草供其食用外，又用饲猪之食料饲之。每只重百斤或百余斤，肥胖似猪。”毛南人饲养菜牛，用粮很少，主要是向草料要肉。饲喂菜牛常用的草料有竹叶草、莎树叶、浓索花、请玉米秆、红薯藤和芭芒苗等。牛肉呈粉红色，一层瘦肉夹着一层肥肉，肉质脆嫩，清甜不腻。不但体内肉、肠、肚脆嫩鲜美，连筋也能炼出油。毛南人在食用牛肉时，将牛肉切好后直接下锅煮，配上毛南人特调的酱料，回味无穷。
3.传统习俗对饮食选择的影响
在毛南传统节日分龙节中，过节的主要内容是祭拜“三界公”，在节日前两天晚上要祭庙，请鬼师在庙前的空地上做法，全乡人都会来围观。祭庙后一天举行“椎牛”，杀牛之后牛的血和内脏由主持的鬼师和主事人来分食，牛肉则拿到市场卖。
在其他节日，如在五月五端午节为“药王”的诞辰，毛南人采摘艾叶、菖蒲、黄江、狗屁藤等煎成一块来分给全家吃，又或用菖蒲叶浸红黄酒，分给全家饮用，寓意一年家人身体健康。毛南人在端午节则没有包粽子、吃粽子的习惯。中秋节在毛南族也是小节，有钱人家买些月饼、包些粽子吃。
二、饮食文化的交流与创新
（一）交流途径与障碍
在封建统治时期，进出山区需要翻山越岭，只能在集市上进行简单的物物交换。虽然毛南族人均习得毛南语、壮语、官话（桂柳话），但与外界交流机会不多且以做生意的男性为主，民众间语言、文化、价值观等差异较大。毛南人被视为落后山民，在外地因讲毛南话而受到当地人的讥讽嘲弄，甚至官府也故意羞辱毛南人，以致于外出的毛南人彼此相见不敢用毛南话交流，也不敢承认自己是毛南族，反映了当时民族隔阂障碍。
（二）饮食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及链接
环江县下南村六圩在解放前六七十年只有五户人，后来随着商贸发展，至解放時已有八十多户人，成为集市——六圩集市。国家的稳定、交通的日益便捷吸引了大量毛南人来这里摆摊，到此交易自己的农村土特产，后公定为每逢周六赶圩，称为“六圩”。每次赶圩月五六千人，节日则万人穿巷，当时吸引了罗城、宜州以至宾阳、湖南、贵州等地的汉、壮商贩。物物交换还给毛南人带来了铁器、茶叶、文具等，同时外地商贩收购本地的猪、牛、棉花、草药等，刺激了毛南山区农副产品的生产。传统的养牛成为重要的商品输出，不少商贩则从外地运来小牛和残牛，供给善于饲养菜牛的毛南人，养肥后运到外地出卖。至此，毛南山区“菜牛之乡”的美誉流传开来。 近二十年来，市场经济下人口流动及迁徙、农产品销售、当地资源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尤其在“村村通公路”的号召下，交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力度的人口流动，毛南人农副产品市场也遇上了百年一遇的契机。工作或婚配到他乡或外来人口的迁入使得毛南族潜移默化的融合了不同文化。市场经济背景下资源整合，毛南山区的旅游资源、矿山资源得到充分的再分配、利用，形成独树一帜的毛南文化，名声在外。毛南族淳朴民风使其得到大众的认同及尊重，良好的民众基础及多方优势资源使毛南文化深入人心。
三、饮食文化变迁特征初探
（一）形成“构建的文化”
族群的融合赋予了个体文化新的意义和机遇，市场运行使不同文化的互动日益频繁。如下南菜牛等原为毛南族特有的食材不仅成为其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市场上也得到民众欢迎而俏销。另一方面，环江为贫困县，政府为拉动经济发展近年来大力进行基础设施管理及建设，恢复及发展毛南族传统盛大节日“分龙节”，规划并开发县域内牛角寨等旅游景区，建设“生态文明”旅游区。毛南族人在进行农产品销售时，此类信息成为其宣传销售的有利推手。这些食物，以及饮食形式，都被赋予了毛南族及其文化的符号意义和象征，并被当地政府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加以推广，因而在市场上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的同时也不断加深对此文化的认同。毛南人饮食文化中，食材的选择多为纯天然的野菜，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畜也使用天然饲料而不是化学肥料，使得毛南人有独特强健的体质，近年来对毛南人体质的医学研究也日渐增多。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人总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社會现实的行动者，其行动方式则要看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理解其行为的，以怎样的方式赋予其行为以意义的。[3]官方、饮食经营者和消费者多方面综合互动的一种结果，有关于毛南族人的故事在现代背景下给毛南族的文化构建了一个新的标签，而其中最重要的过程和原因就是毛南族文化被从当地文化体系中被抽离出来并被重新赋予了民族意义。类似的建构过程同样发生在除毛南族以外的当地少数民族中，共同形成一种全新的“少数民族”文化重新整合融入到以壮汉为主体饮食文化中。
（二）受“现代性”影响并形成关于“焦虑”的应对
尽管世界各国饮食文化不同，但对于吃要朝天然、健康方向发展则颇为一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文化也出现“返璞归真”的现象，崇尚绿色、黑色和乡野天然食品，成为未来食品和饮食文化的重要趋势之一。在现代社会“养生保健”等观念的影响下，当地民众认同并趋向“少数民族的食物”更为“原生态”，即生长过程天然、制作手法纯良，远离农药、化肥、及食品添加剂，毛南族淳朴民风使其农产品及饮食文化得到民众的认同及尊重。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发展已经直接威胁到人类本身的生存，它给人的“信任机制”、“本体安体机制”以及“自我认同机制”带来空前的挫折，使生活在现代性语境下的人们濡染在焦虑的煎熬之中，外在于个体的现代性在产生压力的同时也为个体创造了力量延伸的手段与空间。[4]在现代性和汉族、壮族为主体的饮食文化背景下，毛南族饮食文化以其食材的品质开辟了独有的价值领域和空间。现代性的风险给本体带来的不信任感、不安全感在饮食文化中集中体现为人们对喂饲料打农药农产品的不信任、食品加工过程中添加佐料来源安全性的怀疑、食品加工过程中卫生情况及食材处理过程是否清洁卫生等问题的关注。
在选择农产品及饮食方式时，毛南族的饮食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代性给个体带来的焦虑，与全球化背景下的饮食文化不谋而合。毛南族饮食文化与当地汉壮为主体饮食文化的融合，体现毛南族饮食文化在现代性结构塑造下被赋予的新的社会意义，同时也更新、充实了原有的饮食文化结构。
（三）中华多元民族统一格局的进一步巩固
在社会生活中，饮食事象并不总是如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所说的有那么细致严格的区分，而只是一些纷呈多样的复合体，其中往往还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据语言调查资料证明：毛南族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尤与紧邻的黔南水语最为接近，还与桂北的侗语和仫佬语有搬书基本词汇相同，也与壮、布依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从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习俗的相近，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历史渊源，可能都是从古代“百越”中发展而来的。[5]相同的地理环境，相似的历史渊源，使得河池地区饮食文化中呈现出菜品“名称不同、传说内容不同、祭祀方式不同，但菜品及其做法重合”的奇特现象。虽有差异，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类似，民族间文化交流中相互包容交流，近年来出现强烈的文化冲突、对峙逐年减少，在不断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民众理解不同文化产生的背景，了解不同文化的习俗，日益客观地认识我们生活其中的文化以及异文化。饮食文化的变迁反映地区历史性食物的文化选择变化，成为地区族群性饮食的标志，构成一方民众“家乡的味道”。随着时间变迁，这个“味道”源于民族，却不囿于某个民族，流传于河池地区，成为当地代表性的“地方口味”。
参考文献：
[1]张光直.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人类学与历史学的透视[M]//安德森·N·尤金.中国食物.马缨，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49-262.
[2][5]修订编辑委员会编，—修订本.广西仡佬族毛南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5.
[3]M.沃特斯，杨善华等译.现代社会学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4][英]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5.
作者简介：刘麟（1993—），女，汉族，河池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饮食人类学。
陈洋洋（1992—），男，汉族，上海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民俗旅游。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生创新计划“资源县五排河流域苗族木文化研究”（YCSW2016003）。
关键词：民族饮食；毛南族；现代性
我国自古以来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物产丰饶，《汉书·郦食其传》，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中国的饮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断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张光直认为：“到达一个文化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1]人类看似平常的一日三餐进食行为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文化密码，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同一文化中也存在饮食风格变量，同一文化中的个体有各自的口味和食物偏好。正是饮食的这种无限可变性，赋予了它在理解人类文化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毛南族饮食文化概述
毛南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毛南族总人口的83%族人聚居在河池市环江县境内，该县西部的下南、中南、上南（简称三南）是毛南族的大聚居区。[2]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环江县内毛南族人数为61919人，与1982年31600余人相比增幅近半，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文化背景构成了河池地区独特的饮食文化，呈现以壮、汉为主，融合其他少数民族饮食习俗的文化格局。80年代后伴着交通飞速发展的顺风，许多毛南族人因通婚、工作等迁去外地，其他各地的毛南族均与当地壮、汉、苗、瑶等族杂居，交往密切，相互发生了民族间的自然融合。关于毛南族的记载始于宋人范成大《岭外代答》对“三南”的居民的记载，毛南族虽地处闭塞山乡，但与周围民族历来交往频繁。十九世纪末，当时的毛南族成年男子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毛南族语言，但对外都会讲壮话，甚至不少人还能使用汉语。
（一）毛南族传统饮食习惯
平原地区毛南族以黏米为主要食粮，在峒场的则多以玉米、红薯为等杂粮为主，只有在过年与送礼时才食用糯米。肉食方面，一般吃猪、牛、鸡、鸭等，尤喜吃牛肉和鸭肉，不禁狗肉但也不流行吃狗肉。其中毛南菜牛远近闻名，距今已有五百年养殖历史。牛在毛南族人心中十分重要，其宗教信仰中最重要的三界公的传说、祭祀都与牛有很深的渊源。毛南族嗜好吃酸，在吃鸭时，喜欢将鸭肝、鸭胗、鸭肠、姜片、椿芽等食物分别焯熟后，用韭菜将其捆绑成一把，再将生的鸭血用醋浸成黑色后作为蘸料进行食用，名为“鸭把”。
和壮、汉等民族一样，毛南族也以豆腐圆作为节日的食品和待客的名菜。民间认为，吃豆腐圆寓意团结和睦，若以豆腐圆待客，意为视客为上宾，客人会很高兴，主人也感到体面。毛南族人杀鸡时，放鸡血到盛有糯米的碟子上，待血和米凝结成块，即放入鸡汤内煮熟，成为风味小吃“鸡血糕”。切片后给老人和小孩吃，又软又香又甜，是一种尊老爱幼的食俗。毛南族杀年猪，用猪肠灌猪血、糯米或糯米粉，制成血肠，酬送亲友或自食，为过年食品之一。
（二）毛南族饮食选择影响因素
1.环江地理环境对饮食选择的影响
物质生产在一开始是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广阔的毛南山区山峦重叠，两山之间夹持这大小不等的平地，平摊的地方被饮水灌溉，为“半石山区”。贫瘠的山区，素有“九分石头一分图，十年九旱穷山沟”之说，俗称“峒场”，也成“石山区”。因缺水源，主要种植玉米及红薯、小米、黄豆等山地作物，耕地分散。解放后，农田生产工具得到普遍改进，使用牛犁或新式步犁，与脚踏犁并用，生产力有所提高。虽然如此，但仍受山区条件所限，产量不高。
2.毛南族生产方式、生计方式对饮食选择的影响
毛南地区传统生计以农业为主，平地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山地以种红薯、玉米为主，此外还有棉花、烟叶、黄豆、小米、小麦、南瓜等，土特产有毛南菜牛等。
在耕地不多的毛南山区，副业为重要的经济收入，毛南菜牛的饲养销售则成为毛南人主要发展的副业，关于牛的传说、饲养、祭司等则成为毛南人重要的生活内容。民国《思恩县志·经济篇》记载：毛南地方养牛，“有一特别情形，彼牛不放外出，除取草供其食用外，又用饲猪之食料饲之。每只重百斤或百余斤，肥胖似猪。”毛南人饲养菜牛，用粮很少，主要是向草料要肉。饲喂菜牛常用的草料有竹叶草、莎树叶、浓索花、请玉米秆、红薯藤和芭芒苗等。牛肉呈粉红色，一层瘦肉夹着一层肥肉，肉质脆嫩，清甜不腻。不但体内肉、肠、肚脆嫩鲜美，连筋也能炼出油。毛南人在食用牛肉时，将牛肉切好后直接下锅煮，配上毛南人特调的酱料，回味无穷。
3.传统习俗对饮食选择的影响
在毛南传统节日分龙节中，过节的主要内容是祭拜“三界公”，在节日前两天晚上要祭庙，请鬼师在庙前的空地上做法，全乡人都会来围观。祭庙后一天举行“椎牛”，杀牛之后牛的血和内脏由主持的鬼师和主事人来分食，牛肉则拿到市场卖。
在其他节日，如在五月五端午节为“药王”的诞辰，毛南人采摘艾叶、菖蒲、黄江、狗屁藤等煎成一块来分给全家吃，又或用菖蒲叶浸红黄酒，分给全家饮用，寓意一年家人身体健康。毛南人在端午节则没有包粽子、吃粽子的习惯。中秋节在毛南族也是小节，有钱人家买些月饼、包些粽子吃。
二、饮食文化的交流与创新
（一）交流途径与障碍
在封建统治时期，进出山区需要翻山越岭，只能在集市上进行简单的物物交换。虽然毛南族人均习得毛南语、壮语、官话（桂柳话），但与外界交流机会不多且以做生意的男性为主，民众间语言、文化、价值观等差异较大。毛南人被视为落后山民，在外地因讲毛南话而受到当地人的讥讽嘲弄，甚至官府也故意羞辱毛南人，以致于外出的毛南人彼此相见不敢用毛南话交流，也不敢承认自己是毛南族，反映了当时民族隔阂障碍。
（二）饮食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及链接
环江县下南村六圩在解放前六七十年只有五户人，后来随着商贸发展，至解放時已有八十多户人，成为集市——六圩集市。国家的稳定、交通的日益便捷吸引了大量毛南人来这里摆摊，到此交易自己的农村土特产，后公定为每逢周六赶圩，称为“六圩”。每次赶圩月五六千人，节日则万人穿巷，当时吸引了罗城、宜州以至宾阳、湖南、贵州等地的汉、壮商贩。物物交换还给毛南人带来了铁器、茶叶、文具等，同时外地商贩收购本地的猪、牛、棉花、草药等，刺激了毛南山区农副产品的生产。传统的养牛成为重要的商品输出，不少商贩则从外地运来小牛和残牛，供给善于饲养菜牛的毛南人，养肥后运到外地出卖。至此，毛南山区“菜牛之乡”的美誉流传开来。 近二十年来，市场经济下人口流动及迁徙、农产品销售、当地资源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尤其在“村村通公路”的号召下，交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力度的人口流动，毛南人农副产品市场也遇上了百年一遇的契机。工作或婚配到他乡或外来人口的迁入使得毛南族潜移默化的融合了不同文化。市场经济背景下资源整合，毛南山区的旅游资源、矿山资源得到充分的再分配、利用，形成独树一帜的毛南文化，名声在外。毛南族淳朴民风使其得到大众的认同及尊重，良好的民众基础及多方优势资源使毛南文化深入人心。
三、饮食文化变迁特征初探
（一）形成“构建的文化”
族群的融合赋予了个体文化新的意义和机遇，市场运行使不同文化的互动日益频繁。如下南菜牛等原为毛南族特有的食材不仅成为其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市场上也得到民众欢迎而俏销。另一方面，环江为贫困县，政府为拉动经济发展近年来大力进行基础设施管理及建设，恢复及发展毛南族传统盛大节日“分龙节”，规划并开发县域内牛角寨等旅游景区，建设“生态文明”旅游区。毛南族人在进行农产品销售时，此类信息成为其宣传销售的有利推手。这些食物，以及饮食形式，都被赋予了毛南族及其文化的符号意义和象征，并被当地政府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加以推广，因而在市场上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的同时也不断加深对此文化的认同。毛南人饮食文化中，食材的选择多为纯天然的野菜，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畜也使用天然饲料而不是化学肥料，使得毛南人有独特强健的体质，近年来对毛南人体质的医学研究也日渐增多。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人总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社會现实的行动者，其行动方式则要看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理解其行为的，以怎样的方式赋予其行为以意义的。[3]官方、饮食经营者和消费者多方面综合互动的一种结果，有关于毛南族人的故事在现代背景下给毛南族的文化构建了一个新的标签，而其中最重要的过程和原因就是毛南族文化被从当地文化体系中被抽离出来并被重新赋予了民族意义。类似的建构过程同样发生在除毛南族以外的当地少数民族中，共同形成一种全新的“少数民族”文化重新整合融入到以壮汉为主体饮食文化中。
（二）受“现代性”影响并形成关于“焦虑”的应对
尽管世界各国饮食文化不同，但对于吃要朝天然、健康方向发展则颇为一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文化也出现“返璞归真”的现象，崇尚绿色、黑色和乡野天然食品，成为未来食品和饮食文化的重要趋势之一。在现代社会“养生保健”等观念的影响下，当地民众认同并趋向“少数民族的食物”更为“原生态”，即生长过程天然、制作手法纯良，远离农药、化肥、及食品添加剂，毛南族淳朴民风使其农产品及饮食文化得到民众的认同及尊重。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发展已经直接威胁到人类本身的生存，它给人的“信任机制”、“本体安体机制”以及“自我认同机制”带来空前的挫折，使生活在现代性语境下的人们濡染在焦虑的煎熬之中，外在于个体的现代性在产生压力的同时也为个体创造了力量延伸的手段与空间。[4]在现代性和汉族、壮族为主体的饮食文化背景下，毛南族饮食文化以其食材的品质开辟了独有的价值领域和空间。现代性的风险给本体带来的不信任感、不安全感在饮食文化中集中体现为人们对喂饲料打农药农产品的不信任、食品加工过程中添加佐料来源安全性的怀疑、食品加工过程中卫生情况及食材处理过程是否清洁卫生等问题的关注。
在选择农产品及饮食方式时，毛南族的饮食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代性给个体带来的焦虑，与全球化背景下的饮食文化不谋而合。毛南族饮食文化与当地汉壮为主体饮食文化的融合，体现毛南族饮食文化在现代性结构塑造下被赋予的新的社会意义，同时也更新、充实了原有的饮食文化结构。
（三）中华多元民族统一格局的进一步巩固
在社会生活中，饮食事象并不总是如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所说的有那么细致严格的区分，而只是一些纷呈多样的复合体，其中往往还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据语言调查资料证明：毛南族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尤与紧邻的黔南水语最为接近，还与桂北的侗语和仫佬语有搬书基本词汇相同，也与壮、布依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从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习俗的相近，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历史渊源，可能都是从古代“百越”中发展而来的。[5]相同的地理环境，相似的历史渊源，使得河池地区饮食文化中呈现出菜品“名称不同、传说内容不同、祭祀方式不同，但菜品及其做法重合”的奇特现象。虽有差异，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类似，民族间文化交流中相互包容交流，近年来出现强烈的文化冲突、对峙逐年减少，在不断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民众理解不同文化产生的背景，了解不同文化的习俗，日益客观地认识我们生活其中的文化以及异文化。饮食文化的变迁反映地区历史性食物的文化选择变化，成为地区族群性饮食的标志，构成一方民众“家乡的味道”。随着时间变迁，这个“味道”源于民族，却不囿于某个民族，流传于河池地区，成为当地代表性的“地方口味”。
参考文献：
[1]张光直.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人类学与历史学的透视[M]//安德森·N·尤金.中国食物.马缨，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49-262.
[2][5]修订编辑委员会编，—修订本.广西仡佬族毛南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5.
[3]M.沃特斯，杨善华等译.现代社会学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4][英]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5.
作者简介：刘麟（1993—），女，汉族，河池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饮食人类学。
陈洋洋（1992—），男，汉族，上海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民俗旅游。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生创新计划“资源县五排河流域苗族木文化研究”（YCSW2016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