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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勃沙特的长征》是由潇湘电影有限公司与黄平县委宣传部联合拍摄的一部故事影片，影片记录了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在贵州黄平偶遇长征途中的中国红六军团后而发生的一系列传奇故事。影片取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1934年10月，贵州镇远的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在访友期间偶遇由湖南西征入黔的红六军团，此后，勃沙特被疑为“间谍”予以扣留并跟随红六军团一起长征，期间，勃沙特为时任红六军团团长的萧克翻译一张法文版的贵州省地图而与萧克将军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采访萧克将军，并受萧克将军委托帮其寻找曾经与其一起经历长征的瑞士籍传教士勃沙特，这一消息也很快在全国传开。1985年夏，山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严强从该馆朽坏的地板缝中取出了勃沙特的回忆录《神灵之手》（1936年文本），该书详细记载了勃沙特跟随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在长征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事实上，早在1936年8月，勃沙特的《神灵之手》英文版就已经在伦敦出版，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更早一年，成为目前发现的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红军长征的著书。电影《勃沙特的长征》正是基于这样一段具有传奇性质的真实历史改编而成，通过对勃沙特参与红军长征过程的艺术性再现，影片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中国红军不怕犧牲、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精神，并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重点影片。在诸多有关中国红军长征题材的影片中，《勃沙特的长征》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不仅是由于其故事的传奇性，也是与其自身独特的张力结构紧密相关的，而这种张力主要来源于内部元素的较量，其中，有关中国红军的价值评介在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勃沙特本人理念与经验的交锋中展开，并在共同的人类精神中走向对中国红军最终的价值判定。
一、 异域与本土文化的交锋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已被多次改编为电影，然而，相较于传统长征题材的影片，电影《勃沙特的长征》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来源于一种复调结构。在传统长征题材的影片中，往往只存在着两种声音，以中国红军为主发出的正面声音与以国民党为辅所发出的反面声音，在两种声音的角逐中，以正面声音压倒反面声音而完成对中国红军及其长征的意义讲述。而电影《勃沙特的长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加入了第三方的声音，通过以“他者”视角来反映中国红军在长征过程中的所行所言，将评判的权力交予第三方，从而使影片走向一种复调结构，这种复调结构不仅增强了电影《勃沙特的长征》的内部张力，也体现了一种对于中国红军长征更为公正、客观评价的努力。
“他者”是学者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所提出的一个术语，是一个与“主体”“自我”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参照的概念，它指涉出了人物在关系场域或事件中的“客体”位置。在影片《勃沙特的长征》中，初遇中国红军时的传教士勃沙特呈现出了典型的“他者”身份，一方面是飘洋过海、远离故土的“外来之客”身份，另一方面则是所处地文化、信仰迥异于自身母文化的“异己”之感。也正是这种显而易见的“他者”身份，使勃沙特被红六军团疑为“间谍”而扣留，自不待言，作为“他者”的勃沙特不仅是具体的生命，也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正是勃沙特与中国红军的偶遇，使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锋成为可能。
翻译法文版的贵州省地图，可以视为以勃沙特为代表的异域文化和以中国红军为代表的本土文化的一次特殊的正面交锋。影片中，红军在旧州教堂意外获取了一张一平米大左右的外文版贵州省地图，对于并不熟悉贵州地形与路线的红六军团而言，这张地图的宝贵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面对这张看不懂的外文版贵州省地图，团长萧克召见了随军长征的传教士勃沙特，希望能够得到勃沙特的帮助，勃沙特告诉萧克这是一张法文版的地图，在萧克的要求下，勃沙特将地图中的法文一一翻译为中文，萧克跟随着勃沙特并不十分流利的中文在地图上标注相应的中文名，而当他们把地图翻译完时，已经是三更时分了。彼时，勃沙特或许并不能理解这张地图对于中国红军的重要意义，在此后的长征途中，红六军团正是利用这张地图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团的会合方向。法文版贵州省地图到中文版贵州省地图的成功转变实则是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交锋过程中的一次合作，虽然这次合作仅仅涉及语言层面，但它所指涉出的是在抛却政治因素后两种文化并无本质性的对立，这一点从中国红军对待勃沙特的态度中亦能有所发现，影片中，中国红军虽然不认同勃沙特对于“上帝”的信仰，但却并没有剥夺其信仰的权力，每当勃沙特以自己的信仰方式祈祷时，中国红军并没有暴力阻止。中国红军尊重勃沙特母文化的行为也影响了勃沙特对于中国红军的价值评介，也正是如此，在文化、信仰方面与中国红军殊异的传教士勃沙特最终能够越过文化、信仰的栅栏，以一种客观的姿态去评判中国红军。
二、 理念与经验的交锋
对于传教士勃沙特而言，“局外人”只是其在初遇红军时的身份，而在跟随中国红军长征长达18个月的日子里，勃沙特也逐渐从一位长征的“局外人”转变为一位“亲历者”，而正是这种身份的转变，使勃沙特本人对中国红军的评价在历时层面上经历了一场理念与经验的博弈。在电影《勃沙特的长征》中，勃沙特除了自身的基督教牧师身份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隐性的身份——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形象的宣传与引导对象，对于勃沙特而言，在与中国红军交往甚浅的前提下，其对中国红军的认知不仅取决于自身文化信仰所形成的价值评判体系，也源于长久以来国民党的宣传与引导，这一点，影片的开始曾有所表现——当勃沙特被红军疑为“间谍”而扣留时，勃沙特内心的想法与敌视的态度体现了国民党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红军的歪曲与诋毁。在勃沙特的回忆性著作《神灵之手》中，他也曾坦言：“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1]不难发现，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红军形象的歪曲早已深入到勃沙特的无意识之中，由于“一个人的‘偏见’或先在的概念构成了每一诠释条件的基本组成部分”[2]，对于勃沙特而言，“赤匪”“强盗”等形象构成了他对中国红军的最初印象，而纠正与改变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必然要经历一场激烈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一场国民党与中国红军之间的隐性斗争，在勃沙特与中国红军朝夕相处的18个月里，中国红军的行为与精神彻底改变了勃沙特先前对于中国红军的负面评价，国民党曾经“辛苦宣传”的有关共产党的负面形象在勃沙特的思想中逐渐失效，不难发现，这场发生于勃沙特身上的思想拉锯，实际上是中国红军以实际行动对国民党歪曲共产党行为的一次有力回击。 在影片《勃沙特的长征》中，多重元素的交锋构成了勃沙特对于中国红军进行价值评判的障碍，这也是勃沙特心理矛盾的根源所在。然而，不论是异域的文化元素还是国民党歪曲共产党所造成的先入为主的成见，最终都没有构成勃沙特评介中国红军的绝对性障碍，作为长征“亲历者”的勃沙特，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为依据对中国红军进行了最终的定位，影片结尾部分，勃沙特冲向前线等行为则表现出了其对中国红军及其精神的认可。对此，著作《神灵之手》中是这样表述的：“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3]毫无疑问，国民党对于中国红军的恶意歪曲在勃沙特与中国红军的交往中彻底瓦解了。与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锋不同，国民党对于中国红军的定位与红军自身所表现出的价值定位是一组在本质上对立的元素，因此，对于勃沙特而言，这场理念中红军形象与经验中红军形象的交锋必然是一场此生彼亡的斗争，而这场斗争也构成了电影《勃沙特的长征》的主要线索。
三、 走向共同的人类精神
电影《勃沙特的长征》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对长征精神的把握不仅囿于其对于政治军事层面的意义，而是扩展到人类共同精神的层面。作为一个“他者”，勃沙特的基督教信仰与中国红军的共产主义信仰不仅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从对国民党有关红军形象宣传的认可到否定、从被动帮助红六军团翻译法文版贵州省地图到主动冲向阵地帮助红军摆设“王”字旗，勃沙特的转变并非源于他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转移，而是源于一种超越政治、超越文化的人类的共同信仰——对理想的追求、对生命的尊重。勃沙特的中文名字为薄复礼，“薄”音同“勃”，“复礼”取自《论语》克己复礼，是一种到达“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从勃沙特的中文命名可以看出，他对自身修养的严格要求以及对待他人的仁爱态度，而这两点与中国红军的精神不谋而合。影片中，中国红军虽然以“间谍”罪名扣留了勃沙特，但并没有以粗暴的方式对待他，相反，他们对勃沙特十分讲究礼节，让勃沙特在一把躺椅上休息，而自身却躺在潮湿阴冷的地面上，不仅如此，红军还如数归还了勃沙特夫妇随身携带的物品与钱财。在之后跟随红六军团长达18个月、行程一万多里的日子里，中国红军尽量根据国外的习惯与风俗去满足勃沙特的生活与饮食需求，在勃沙特不幸染病时，红军不仅为他找到了一匹马，让他免受徒步之苦，还为他请来了中医治疗，在极端饥饿与疲惫的状态下，中国红军依然坚持用担架抬着虚弱的勃沙特。即使是面对放下枪支的敌人，红军也表现出了宽大的胸怀。在生活与打仗之余，中国红军还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提升自身的各方面修养而努力，中国红军的点滴行为都表现出了“克己复礼”的境界，而这正是勃沙特所追求的。此外，这群衣着褴褛、物资极度困乏而又精神高扬的红军队伍，其外貌与精神的反差亦深深地震撼了勃沙特的心灵。
影片中，警卫员张大狗拼死护马的一幕，将中国红军对生命的捍卫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面对肆虐的饥饿之灾，红军连长奉命杀马以充饥，而与战马拥有深厚感情的张大狗拼死护马，并高声大喊：“你们把我吃了吧。”在红军张大狗的眼中，战马与人拥有同等的生命尊严，因此，他不惜以命相搏去保护战马，红军张大狗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与勃沙特对于生命精神的信仰是一致的，因此，张大狗拼死护马的行为深深地触及了勃沙特的情感。中国红军为了理想与他人而勇于牺牲的精神在影片的结尾部分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挽救其他红军战士的生命，张连长与张大狗穿越硝烟前往阵地摆放“王”字旗，然而，他们还没能完成最终的任务就已经壮烈地牺牲在密集的子弹之中，见此情况，勃沙特冒着生命危险冲向了阵地，并完成了“王”字旗的摆设。至此，勃沙特已从一名“局外人”彻底转变为一名红军“战友”的角色，而勃沙特这一冲向前线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共同的人类精神——捍卫他人生命利益的驱使，而这种精神不仅是他作为一名基督教徒的信仰，更是他在长期的长征中从中国红军那里习得的。
不难发现，在电影《勃沙特的长征》中，联结勃沙特与中国红军的并非是政治、文化立场的相同，而是一种对于理想、对于生命与爱的追求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超越政治、超越国籍、超越文化的人类的共同精神，对于红军而言，它既包含了红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的克己与求生精神，亦涵括了对于他人甚至是动物生命的尊重，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传教士勃沙特放弃了长久坚持的中立立场，并最终与红军战士一起参与到前线的战斗之中。
结语
长征不僅是一次艰苦卓绝的军事转移，也是一次人性精神的沉淀与张扬。电影《勃沙特的长征》敞开了一个“他者”视域中的红军长征故事，正是在这样一个与中国红军背景、价值观殊异的西方传教士的视野中，中国红军所具有的人性精神得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出来。影片在多重元素的交锋中开始，在人类为生命与爱的终极追求中结束，艺术性地再现了中国红军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的伟大精神，而这种超越政治、超越文化、超越国籍的人类的共同精神彻底感染了作为“他者”的勃沙特，使他在各种评判元素的纠缠迎拒中最终选择了对中国红军的信任与认可。相较于传统长征题材的影片，电影《勃沙特的长征》的价值在于它突破了二元对立的声音模式，通过“他者”勃沙特的视角，在一种更为复杂的价值评判体系中实现了对中国红军及其长征的一次更为公平与客观的评介。
一、 异域与本土文化的交锋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已被多次改编为电影，然而，相较于传统长征题材的影片，电影《勃沙特的长征》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来源于一种复调结构。在传统长征题材的影片中，往往只存在着两种声音，以中国红军为主发出的正面声音与以国民党为辅所发出的反面声音，在两种声音的角逐中，以正面声音压倒反面声音而完成对中国红军及其长征的意义讲述。而电影《勃沙特的长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加入了第三方的声音，通过以“他者”视角来反映中国红军在长征过程中的所行所言，将评判的权力交予第三方，从而使影片走向一种复调结构，这种复调结构不仅增强了电影《勃沙特的长征》的内部张力，也体现了一种对于中国红军长征更为公正、客观评价的努力。
“他者”是学者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所提出的一个术语，是一个与“主体”“自我”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参照的概念，它指涉出了人物在关系场域或事件中的“客体”位置。在影片《勃沙特的长征》中，初遇中国红军时的传教士勃沙特呈现出了典型的“他者”身份，一方面是飘洋过海、远离故土的“外来之客”身份，另一方面则是所处地文化、信仰迥异于自身母文化的“异己”之感。也正是这种显而易见的“他者”身份，使勃沙特被红六军团疑为“间谍”而扣留，自不待言，作为“他者”的勃沙特不仅是具体的生命，也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正是勃沙特与中国红军的偶遇，使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锋成为可能。
翻译法文版的贵州省地图，可以视为以勃沙特为代表的异域文化和以中国红军为代表的本土文化的一次特殊的正面交锋。影片中，红军在旧州教堂意外获取了一张一平米大左右的外文版贵州省地图，对于并不熟悉贵州地形与路线的红六军团而言，这张地图的宝贵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面对这张看不懂的外文版贵州省地图，团长萧克召见了随军长征的传教士勃沙特，希望能够得到勃沙特的帮助，勃沙特告诉萧克这是一张法文版的地图，在萧克的要求下，勃沙特将地图中的法文一一翻译为中文，萧克跟随着勃沙特并不十分流利的中文在地图上标注相应的中文名，而当他们把地图翻译完时，已经是三更时分了。彼时，勃沙特或许并不能理解这张地图对于中国红军的重要意义，在此后的长征途中，红六军团正是利用这张地图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团的会合方向。法文版贵州省地图到中文版贵州省地图的成功转变实则是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交锋过程中的一次合作，虽然这次合作仅仅涉及语言层面，但它所指涉出的是在抛却政治因素后两种文化并无本质性的对立，这一点从中国红军对待勃沙特的态度中亦能有所发现，影片中，中国红军虽然不认同勃沙特对于“上帝”的信仰，但却并没有剥夺其信仰的权力，每当勃沙特以自己的信仰方式祈祷时，中国红军并没有暴力阻止。中国红军尊重勃沙特母文化的行为也影响了勃沙特对于中国红军的价值评介，也正是如此，在文化、信仰方面与中国红军殊异的传教士勃沙特最终能够越过文化、信仰的栅栏，以一种客观的姿态去评判中国红军。
二、 理念与经验的交锋
对于传教士勃沙特而言，“局外人”只是其在初遇红军时的身份，而在跟随中国红军长征长达18个月的日子里，勃沙特也逐渐从一位长征的“局外人”转变为一位“亲历者”，而正是这种身份的转变，使勃沙特本人对中国红军的评价在历时层面上经历了一场理念与经验的博弈。在电影《勃沙特的长征》中，勃沙特除了自身的基督教牧师身份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隐性的身份——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形象的宣传与引导对象，对于勃沙特而言，在与中国红军交往甚浅的前提下，其对中国红军的认知不仅取决于自身文化信仰所形成的价值评判体系，也源于长久以来国民党的宣传与引导，这一点，影片的开始曾有所表现——当勃沙特被红军疑为“间谍”而扣留时，勃沙特内心的想法与敌视的态度体现了国民党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红军的歪曲与诋毁。在勃沙特的回忆性著作《神灵之手》中，他也曾坦言：“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1]不难发现，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红军形象的歪曲早已深入到勃沙特的无意识之中，由于“一个人的‘偏见’或先在的概念构成了每一诠释条件的基本组成部分”[2]，对于勃沙特而言，“赤匪”“强盗”等形象构成了他对中国红军的最初印象，而纠正与改变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必然要经历一场激烈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一场国民党与中国红军之间的隐性斗争，在勃沙特与中国红军朝夕相处的18个月里，中国红军的行为与精神彻底改变了勃沙特先前对于中国红军的负面评价，国民党曾经“辛苦宣传”的有关共产党的负面形象在勃沙特的思想中逐渐失效，不难发现，这场发生于勃沙特身上的思想拉锯，实际上是中国红军以实际行动对国民党歪曲共产党行为的一次有力回击。 在影片《勃沙特的长征》中，多重元素的交锋构成了勃沙特对于中国红军进行价值评判的障碍，这也是勃沙特心理矛盾的根源所在。然而，不论是异域的文化元素还是国民党歪曲共产党所造成的先入为主的成见，最终都没有构成勃沙特评介中国红军的绝对性障碍，作为长征“亲历者”的勃沙特，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为依据对中国红军进行了最终的定位，影片结尾部分，勃沙特冲向前线等行为则表现出了其对中国红军及其精神的认可。对此，著作《神灵之手》中是这样表述的：“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3]毫无疑问，国民党对于中国红军的恶意歪曲在勃沙特与中国红军的交往中彻底瓦解了。与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锋不同，国民党对于中国红军的定位与红军自身所表现出的价值定位是一组在本质上对立的元素，因此，对于勃沙特而言，这场理念中红军形象与经验中红军形象的交锋必然是一场此生彼亡的斗争，而这场斗争也构成了电影《勃沙特的长征》的主要线索。
三、 走向共同的人类精神
电影《勃沙特的长征》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对长征精神的把握不仅囿于其对于政治军事层面的意义，而是扩展到人类共同精神的层面。作为一个“他者”，勃沙特的基督教信仰与中国红军的共产主义信仰不仅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从对国民党有关红军形象宣传的认可到否定、从被动帮助红六军团翻译法文版贵州省地图到主动冲向阵地帮助红军摆设“王”字旗，勃沙特的转变并非源于他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转移，而是源于一种超越政治、超越文化的人类的共同信仰——对理想的追求、对生命的尊重。勃沙特的中文名字为薄复礼，“薄”音同“勃”，“复礼”取自《论语》克己复礼，是一种到达“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从勃沙特的中文命名可以看出，他对自身修养的严格要求以及对待他人的仁爱态度，而这两点与中国红军的精神不谋而合。影片中，中国红军虽然以“间谍”罪名扣留了勃沙特，但并没有以粗暴的方式对待他，相反，他们对勃沙特十分讲究礼节，让勃沙特在一把躺椅上休息，而自身却躺在潮湿阴冷的地面上，不仅如此，红军还如数归还了勃沙特夫妇随身携带的物品与钱财。在之后跟随红六军团长达18个月、行程一万多里的日子里，中国红军尽量根据国外的习惯与风俗去满足勃沙特的生活与饮食需求，在勃沙特不幸染病时，红军不仅为他找到了一匹马，让他免受徒步之苦，还为他请来了中医治疗，在极端饥饿与疲惫的状态下，中国红军依然坚持用担架抬着虚弱的勃沙特。即使是面对放下枪支的敌人，红军也表现出了宽大的胸怀。在生活与打仗之余，中国红军还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提升自身的各方面修养而努力，中国红军的点滴行为都表现出了“克己复礼”的境界，而这正是勃沙特所追求的。此外，这群衣着褴褛、物资极度困乏而又精神高扬的红军队伍，其外貌与精神的反差亦深深地震撼了勃沙特的心灵。
影片中，警卫员张大狗拼死护马的一幕，将中国红军对生命的捍卫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面对肆虐的饥饿之灾，红军连长奉命杀马以充饥，而与战马拥有深厚感情的张大狗拼死护马，并高声大喊：“你们把我吃了吧。”在红军张大狗的眼中，战马与人拥有同等的生命尊严，因此，他不惜以命相搏去保护战马，红军张大狗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与勃沙特对于生命精神的信仰是一致的，因此，张大狗拼死护马的行为深深地触及了勃沙特的情感。中国红军为了理想与他人而勇于牺牲的精神在影片的结尾部分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挽救其他红军战士的生命，张连长与张大狗穿越硝烟前往阵地摆放“王”字旗，然而，他们还没能完成最终的任务就已经壮烈地牺牲在密集的子弹之中，见此情况，勃沙特冒着生命危险冲向了阵地，并完成了“王”字旗的摆设。至此，勃沙特已从一名“局外人”彻底转变为一名红军“战友”的角色，而勃沙特这一冲向前线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共同的人类精神——捍卫他人生命利益的驱使，而这种精神不仅是他作为一名基督教徒的信仰，更是他在长期的长征中从中国红军那里习得的。
不难发现，在电影《勃沙特的长征》中，联结勃沙特与中国红军的并非是政治、文化立场的相同，而是一种对于理想、对于生命与爱的追求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超越政治、超越国籍、超越文化的人类的共同精神，对于红军而言，它既包含了红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的克己与求生精神，亦涵括了对于他人甚至是动物生命的尊重，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传教士勃沙特放弃了长久坚持的中立立场，并最终与红军战士一起参与到前线的战斗之中。
结语
长征不僅是一次艰苦卓绝的军事转移，也是一次人性精神的沉淀与张扬。电影《勃沙特的长征》敞开了一个“他者”视域中的红军长征故事，正是在这样一个与中国红军背景、价值观殊异的西方传教士的视野中，中国红军所具有的人性精神得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出来。影片在多重元素的交锋中开始，在人类为生命与爱的终极追求中结束，艺术性地再现了中国红军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的伟大精神，而这种超越政治、超越文化、超越国籍的人类的共同精神彻底感染了作为“他者”的勃沙特，使他在各种评判元素的纠缠迎拒中最终选择了对中国红军的信任与认可。相较于传统长征题材的影片，电影《勃沙特的长征》的价值在于它突破了二元对立的声音模式，通过“他者”勃沙特的视角，在一种更为复杂的价值评判体系中实现了对中国红军及其长征的一次更为公平与客观的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