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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
盛唐时代，丝绸之路，东西方交流的一座都会。一位向往边塞的青年文人，穿越大漠戈壁来到敦煌，陶醉在宏大的莫高窟壁画、神奇的月牙神泉、繁花似锦的敦煌市井之中。随着他的挥毫，莫高窟壁画中“千手观音”、“飞天”、“反弹琵琶”、“月牙神女”在舞台上栩栩如生；随着他的醉舞，气势恢宏的“天宫伎乐”、“反弹琵琶”、“雷公鼓”等千姿百态的乐舞场景再现在我们面前；随着他的吟唱，“古道驿站”、“敦煌盛世”将古代敦煌的繁盛景象、千古传奇尽情颂扬……透过这舞、这乐、这景，一个个敦煌神话传说，就这样展现在观众面前。霓裳羽衣，轻纱曼舞，恍惚间看到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坐在舞剧《敦煌韵》观众席上的我们，已然“共看明月皆如此”。
随着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主题为《敦煌韵·丝路情》的甘肃省文化周也拉开神秘的面纱，其中甘肃省歌剧院演出的大型舞剧《敦煌韵》不仅展示了敦煌莫高窟艺术和敦煌文化的博大久远，同时开启了时空隧道之门，带领观众梦回敦煌。除此之外，还有包括《敦煌艺术展》、音乐剧《花儿与少年》、天天演世纪廣场歌舞专场《西部风情》，以及文化讲座等活动，将大漠黄沙的西部风情带给上海观众。
洞窟艺术和莫高窟
从汉代一直到隋唐，西行之路无论如何都是绕不开敦煌的。东汉后期，敦煌逐渐发展成为控制中西交通孔道的咽喉要冲，后更逐渐成为商贾云集、贸易发达的商业都会，魏晋以后世家大族的到来，更使敦煌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兴盛。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坐落于大漠戈壁之中。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产生于天竺（印度）的佛教传到了内地。而地近佛教第二故乡西域的敦煌，也较早地受到佛教的影响，西去求法，东来传教的高僧在过往敦煌的同时，驻足译经说法、设坛建寺。
“山崖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与信仰中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印度克里希纳博物馆馆长贝纳尔吉教授激情飞扬地说，“山是苍天与大地、伟大与渺小、人间与天界的连媒。”在中国和印度联合举办的一次“中印石窟艺术讨论会”上，他认为，山吸引了信徒们去修行，修行的人需要找到挡风遮雨的地方，山洞遂成了理想的场所，久而久之洞窟艺术便兴盛起来了。
世界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就凿于宕泉河冲刷鸣沙山的沙砾岩质断崖上。关于莫高窟初建年代，据《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碑文记载，先秦建元二年（366年），有一个法号叫乐僔的出家人四处云游弘扬佛法。有一天他来到敦煌三危山，看见河岸边的山崖上忽然呈现出万丈金光，光芒中似乎有千万尊佛像闪闪发光。熠熠金光将他笼罩，他觉得这是佛祖的启示，于是便在这片崖壁上架梯凿岩，开凿了一个佛窟，以示供养。
新疆社会科学院钱伯泉先生说，“‘莫高’一词是突厥语‘神圣’之意，可能古代的当地居民也看到过‘金光’并以为神山才名山为神圣山。”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乐僔当时所见到的金光千佛，很可能只是一种自然奇景引发的幻觉。这种自然奇景，我们今天在三危山上仍可以看到。因为三危山是剥蚀残山，岩石中含有石英、云母等矿物质，夕阳反射，灿烂若似金光。也有学者认为，这也可能是乐僔和尚在禅修时所产生的一种幻觉。不管怎样，这个虔诚佛教徒的幻觉为我们留下了传世的洞窟艺术。
禅修造就伟大艺术
千百年来禅僧们修建洞窟从实质上讲不只是供养，同时也是为了禅定。禅定一直以来都是僧人修习佛法的重要方式，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因为依照佛经记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因为经过累世修行禅定，做了种种牺牲，才最终得道成佛。早期的佛教更是注重禅修，有些僧人更以禅修为业，他们大多选择远离闹市的偏远之地，最喜欢的就是离地面有一定距离的山洞作为禅修的场所。
修禅需先观像，观像如同见佛。壁画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僧侣们修行时观像禅定的需要。莫高窟较早期的一批壁画创作背景正是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年代，饱受苦难的人们在因果轮回和苦修超度的佛教信仰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这些通俗易懂的壁画，说法的佛陀、瑞光相接的千佛，无疑最是让信徒们了解佛教的入门教材。
在莫高窟第275窟内，南北两壁的墙上有几座小小的屋檐，屋檐下方的佛龛内，交脚的菩萨恬然微笑，佛龛下部的壁画讲述了五个本生故事画。其中一个是关于毗楞竭梨王的本生故事——毗楞竭梨王为求佛法，不惜在身上钉了一千个铁钉。他说：“我身钉千钉，只为求佛道，毫不后悔，若我至诚无二，就让我钉坏的身体愈合。”话音刚落，他的身体就恢复如故。第275窟的一幅壁画正是表现了钉钉的场面，毗楞竭梨王坐在那里，一个人正举锤钉钉。
世界文明的交汇
如果仅仅是壁画彩塑和佛教故事，那敦煌还不会这么受到世界瞩目。它最大的魅力所在，是不同地域文明之间的碰撞，是千百年来不同朝代特色的写照。
近日，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教授来到上海复旦视觉艺术学院，为文物修复专业的学生老师们开设了一堂名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开发、吸纳和贡献——以敦煌莫高窟为例》的讲座。“敦煌的特点，在于以开放的方式广泛吸纳世界文化艺术，并在自身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了辉煌灿烂的敦煌文明”，樊教授介绍说。她举例道，公元前5世纪希腊雅典卫城的爱奥尼柱式，在莫高窟第268窟的壁画上也有所呈现。据说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所到之处都要建造希腊风格的城市，因此古希腊文明也在敦煌汇流。如今，一代枭雄的身影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希腊特色的建筑风格却在遥远的敦煌石窟中永存。
不仅如此，敦煌彩塑也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中逐渐走向兴盛。在亚历山大大帝殖民印度之前，塑造释迦牟尼佛的塑像被认为是亵渎神灵的行为，然而亚历山大大帝为了巩固殖民统治，甚至将宗教也进行了希腊化的改造，用希腊式的雕刻艺术雕刻佛像，这类佛像被称为犍陀罗雕刻。后来印度融入其本土艺术，也开始雕刻佛像进行供奉，被后人称为马图拉雕刻。这些不同的雕刻艺术形式汇流到了敦煌，莫高窟中的彩塑菩萨受到印度和希腊的影响，同时结合儒家文化，将国外的衣着贴体、身姿妖娆的雕刻风格汉化为慈祥恬静、体态端庄且多为女像的菩萨形象。
“敦煌艺术以汉学文化为根基，吸收了印度等国外艺术的营养，导致了唐代佛教艺术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一千年的敦煌石窟常建常新，新的石窟内容与中原鲜明的艺术风格，造就了与印度截然不同的，带有中国传统风格的艺术形式。” 樊教授说，例如，敦煌画匠们吸收国外人物比例准确、明暗层次分明的绘画特点，利用凹凸晕染法着力表现人物形象。这些壁画形象不但动作夸张，而且面容神情充满了沉静和神秘的色彩。特别是到了隋唐，中国人则创造了世界绘画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变画。将中原特色的亭台楼阁、写意山水画，以及佛经里的故事统统糅合进一幅壁画中。一幅唐朝的西方净土变，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世界，其中一处正是唐朝著名画家李思训创作的青绿山水画，飘逸洒脱，气势磅礴。如今的博物馆中一般只留存着明清时期的青绿山水画，只有在敦煌，我们才有幸从画中一睹金碧辉煌的大唐气象。
敦煌莫高窟博大精深的内涵和辉煌灿烂的艺术吸引着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对此，樊院长表示：“文化是人民创造的，也要让人民共享。我们不能以牺牲珍贵文化遗产为代价换取旅游业发展，但也不能因为要保护文化遗产而拒游客于门外，而是要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结合起来，保护和开放相结合。如利用数字化手段，开放数字展示中心，让观众通过球幕电影、洞窟虚拟漫游厅等设施感受莫高窟迷人魅力，享受美的熏陶。在管理上采取游客预约的方式，控制旺季游客数量；同时利用传感技术控制洞窟游客承载量，以保护材质脆弱年久多病的壁画。”
盛唐时代，丝绸之路，东西方交流的一座都会。一位向往边塞的青年文人，穿越大漠戈壁来到敦煌，陶醉在宏大的莫高窟壁画、神奇的月牙神泉、繁花似锦的敦煌市井之中。随着他的挥毫，莫高窟壁画中“千手观音”、“飞天”、“反弹琵琶”、“月牙神女”在舞台上栩栩如生；随着他的醉舞，气势恢宏的“天宫伎乐”、“反弹琵琶”、“雷公鼓”等千姿百态的乐舞场景再现在我们面前；随着他的吟唱，“古道驿站”、“敦煌盛世”将古代敦煌的繁盛景象、千古传奇尽情颂扬……透过这舞、这乐、这景，一个个敦煌神话传说，就这样展现在观众面前。霓裳羽衣，轻纱曼舞，恍惚间看到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坐在舞剧《敦煌韵》观众席上的我们，已然“共看明月皆如此”。
随着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主题为《敦煌韵·丝路情》的甘肃省文化周也拉开神秘的面纱，其中甘肃省歌剧院演出的大型舞剧《敦煌韵》不仅展示了敦煌莫高窟艺术和敦煌文化的博大久远，同时开启了时空隧道之门，带领观众梦回敦煌。除此之外，还有包括《敦煌艺术展》、音乐剧《花儿与少年》、天天演世纪廣场歌舞专场《西部风情》，以及文化讲座等活动，将大漠黄沙的西部风情带给上海观众。
洞窟艺术和莫高窟
从汉代一直到隋唐，西行之路无论如何都是绕不开敦煌的。东汉后期，敦煌逐渐发展成为控制中西交通孔道的咽喉要冲，后更逐渐成为商贾云集、贸易发达的商业都会，魏晋以后世家大族的到来，更使敦煌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兴盛。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坐落于大漠戈壁之中。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产生于天竺（印度）的佛教传到了内地。而地近佛教第二故乡西域的敦煌，也较早地受到佛教的影响，西去求法，东来传教的高僧在过往敦煌的同时，驻足译经说法、设坛建寺。
“山崖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与信仰中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印度克里希纳博物馆馆长贝纳尔吉教授激情飞扬地说，“山是苍天与大地、伟大与渺小、人间与天界的连媒。”在中国和印度联合举办的一次“中印石窟艺术讨论会”上，他认为，山吸引了信徒们去修行，修行的人需要找到挡风遮雨的地方，山洞遂成了理想的场所，久而久之洞窟艺术便兴盛起来了。
世界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就凿于宕泉河冲刷鸣沙山的沙砾岩质断崖上。关于莫高窟初建年代，据《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碑文记载，先秦建元二年（366年），有一个法号叫乐僔的出家人四处云游弘扬佛法。有一天他来到敦煌三危山，看见河岸边的山崖上忽然呈现出万丈金光，光芒中似乎有千万尊佛像闪闪发光。熠熠金光将他笼罩，他觉得这是佛祖的启示，于是便在这片崖壁上架梯凿岩，开凿了一个佛窟，以示供养。
新疆社会科学院钱伯泉先生说，“‘莫高’一词是突厥语‘神圣’之意，可能古代的当地居民也看到过‘金光’并以为神山才名山为神圣山。”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乐僔当时所见到的金光千佛，很可能只是一种自然奇景引发的幻觉。这种自然奇景，我们今天在三危山上仍可以看到。因为三危山是剥蚀残山，岩石中含有石英、云母等矿物质，夕阳反射，灿烂若似金光。也有学者认为，这也可能是乐僔和尚在禅修时所产生的一种幻觉。不管怎样，这个虔诚佛教徒的幻觉为我们留下了传世的洞窟艺术。
禅修造就伟大艺术
千百年来禅僧们修建洞窟从实质上讲不只是供养，同时也是为了禅定。禅定一直以来都是僧人修习佛法的重要方式，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因为依照佛经记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因为经过累世修行禅定，做了种种牺牲，才最终得道成佛。早期的佛教更是注重禅修，有些僧人更以禅修为业，他们大多选择远离闹市的偏远之地，最喜欢的就是离地面有一定距离的山洞作为禅修的场所。
修禅需先观像，观像如同见佛。壁画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僧侣们修行时观像禅定的需要。莫高窟较早期的一批壁画创作背景正是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年代，饱受苦难的人们在因果轮回和苦修超度的佛教信仰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这些通俗易懂的壁画，说法的佛陀、瑞光相接的千佛，无疑最是让信徒们了解佛教的入门教材。
在莫高窟第275窟内，南北两壁的墙上有几座小小的屋檐，屋檐下方的佛龛内，交脚的菩萨恬然微笑，佛龛下部的壁画讲述了五个本生故事画。其中一个是关于毗楞竭梨王的本生故事——毗楞竭梨王为求佛法，不惜在身上钉了一千个铁钉。他说：“我身钉千钉，只为求佛道，毫不后悔，若我至诚无二，就让我钉坏的身体愈合。”话音刚落，他的身体就恢复如故。第275窟的一幅壁画正是表现了钉钉的场面，毗楞竭梨王坐在那里，一个人正举锤钉钉。
世界文明的交汇
如果仅仅是壁画彩塑和佛教故事，那敦煌还不会这么受到世界瞩目。它最大的魅力所在，是不同地域文明之间的碰撞，是千百年来不同朝代特色的写照。
近日，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教授来到上海复旦视觉艺术学院，为文物修复专业的学生老师们开设了一堂名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开发、吸纳和贡献——以敦煌莫高窟为例》的讲座。“敦煌的特点，在于以开放的方式广泛吸纳世界文化艺术，并在自身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了辉煌灿烂的敦煌文明”，樊教授介绍说。她举例道，公元前5世纪希腊雅典卫城的爱奥尼柱式，在莫高窟第268窟的壁画上也有所呈现。据说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所到之处都要建造希腊风格的城市，因此古希腊文明也在敦煌汇流。如今，一代枭雄的身影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希腊特色的建筑风格却在遥远的敦煌石窟中永存。
不仅如此，敦煌彩塑也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中逐渐走向兴盛。在亚历山大大帝殖民印度之前，塑造释迦牟尼佛的塑像被认为是亵渎神灵的行为，然而亚历山大大帝为了巩固殖民统治，甚至将宗教也进行了希腊化的改造，用希腊式的雕刻艺术雕刻佛像，这类佛像被称为犍陀罗雕刻。后来印度融入其本土艺术，也开始雕刻佛像进行供奉，被后人称为马图拉雕刻。这些不同的雕刻艺术形式汇流到了敦煌，莫高窟中的彩塑菩萨受到印度和希腊的影响，同时结合儒家文化，将国外的衣着贴体、身姿妖娆的雕刻风格汉化为慈祥恬静、体态端庄且多为女像的菩萨形象。
“敦煌艺术以汉学文化为根基，吸收了印度等国外艺术的营养，导致了唐代佛教艺术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一千年的敦煌石窟常建常新，新的石窟内容与中原鲜明的艺术风格，造就了与印度截然不同的，带有中国传统风格的艺术形式。” 樊教授说，例如，敦煌画匠们吸收国外人物比例准确、明暗层次分明的绘画特点，利用凹凸晕染法着力表现人物形象。这些壁画形象不但动作夸张，而且面容神情充满了沉静和神秘的色彩。特别是到了隋唐，中国人则创造了世界绘画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变画。将中原特色的亭台楼阁、写意山水画，以及佛经里的故事统统糅合进一幅壁画中。一幅唐朝的西方净土变，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世界，其中一处正是唐朝著名画家李思训创作的青绿山水画，飘逸洒脱，气势磅礴。如今的博物馆中一般只留存着明清时期的青绿山水画，只有在敦煌，我们才有幸从画中一睹金碧辉煌的大唐气象。
敦煌莫高窟博大精深的内涵和辉煌灿烂的艺术吸引着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对此，樊院长表示：“文化是人民创造的，也要让人民共享。我们不能以牺牲珍贵文化遗产为代价换取旅游业发展，但也不能因为要保护文化遗产而拒游客于门外，而是要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结合起来，保护和开放相结合。如利用数字化手段，开放数字展示中心，让观众通过球幕电影、洞窟虚拟漫游厅等设施感受莫高窟迷人魅力，享受美的熏陶。在管理上采取游客预约的方式，控制旺季游客数量；同时利用传感技术控制洞窟游客承载量，以保护材质脆弱年久多病的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