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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后，“斗争”与“争斗”的语句逐渐在卸任领导人的著述中退去，取而代之的多是领导人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与个人工作感言。在这些著述中，他们在当政时的一些思考，若干重大事件的原貌被还原出来，甚至重大决策内幕也被披露。
这一现象被人们概括为“政治透明度在逐步提高，开启中国退休高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唯此，他们的著述也为观察中国政治、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系。
李鹏：最勤奋的回忆录作者
2003年卸任至2014年，李鹏在11年的退休生活中出了11本书。2014年6月底，《李鹏回忆录（1928-1983）》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李鹏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详细记述了他从1928年至1983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
出书几乎占据所有卸任常委退休生活的一部分，李鹏是其中最勤奋的作者。他出的11本书几乎都是以他的日记为素材，重新进行编辑整理，分类出书。
曾经给李鹏做过图书编辑的赵之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过一个细节：有人认为李鹏这么忙，没有时间亲自写日记。李鹏听到了，当时并没反驳。但后来开玩笑时说，日记的真假有手迹为证。
赵之援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他非常聪明，记忆力非常好。有些地方他在日记中只记了一句话，我们向他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他能很快想起来那天谁出席了会议，谁说了些什么，一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当时77岁的李鹏对电脑非常熟悉，他甚至会使用数码相机上传照片到电脑中，再打印出来。
李鹏给大部分和他有过接触的图书编辑都留下了“勤奋”的印象。“李鹏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记日记，如果今天太晚了没时间写，过一两天也要补上。他是个很勤奋的人。”另一名责任编辑吕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图书编辑看来，李鹏的日记内容丰富，包括他在任时参加的各种会议走访经历和个人体会等。在李鹏分别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出书时，他会将日记中与主题相关的部分摘出来，这部分工作完成后，他再把书稿交给编辑。
此前，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李鹏仍然坚持每天写日记，并准备按十个类别出版成书，内容包括电力发展、三峡工程、大亚湾核电站、在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任职涉及的部分等。如今，李鹏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些计划。
在李鹏撰写的书中，与水电相关的书籍占有重大比重，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本专题性回忆录。李鹏在党和国家一线领导岗位工作时，关于他的身世，外界大都不了解；而今，他的个人经历开始通过其写作为外人所知。
他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的前言写道：“1948年9月，党中央从东北解放区选派21位青年人到苏联学习，我是其中的一个。到1949年8月，我们将进入大学，究竟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成为我们这些留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正在苏联养病，他对在苏联留学的青年人说：“你们的专业由你们自己选择，但不要选择学政治，应该选择工科或经济。现在全国就要解放了，中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特别需要办工业和管理经济的人才。”此后，李鹏和其他几位同学选择了水力发电专业。
“我之所以选择水电专业，主要受到两点启发：一点就是列宁说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另一点就是我知道中国有一个大的水电工程设想，即三峡工程。日本投降后，原来在延安的自然科学院迁到张家口，改名为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我在那里读书。当时，我从报上得知萨凡奇修建三峡水电站的计划，一时炒得很热，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李鹏写道。
1983年6月，李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兼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参与了对三峡工程重大问题的决策和组织工作，并且在1982年至2002年间15次考察三峡，他在自己的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些经历。
《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说，决定三峡工程命运的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
“我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当谈到三峡移民要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时，小平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针对李鹏自己提出的“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做好移民工作”时，小平讲，“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在这本书里，李鹏回忆，“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98年朱镕基总理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以来，对三峡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鹏曾任5年国务院副总理、10年国务院总理、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任期间曾主导完成三峡大坝、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等重大水电项目，参与过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决策。
他撰写的《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等书籍，是按照他自己的从政经历进行梳理的。
《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以1964年到2004年间有关中国核电建设的日记摘录为主线，辅以李鹏相关的讲话、文件、会议摘要和新闻报道，记录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起步到发展的历程；《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以他担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5年间的日记为主线，内容涉及立法工作、监督工作、代表工作和自身建设等人大工作的各个方面；《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是他的领导、管理和组织经济工作的经验总结和体会集成；《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则是李鹏日记系列著作的第六部，记录了李鹏出访、外交经历。 这些书籍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李鹏在卸任后进行的自我述职。
而在2014年6月出版的《李鹏回忆录（1928-1983）》则包含了更多私人化的内容。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他父母的经历，并在书中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夫人朱琳时的情景：“第二排走出来一个姑娘，大概20多岁，穿紫红色女式套装，梳了两条辫子，有一双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举止大方。”
李鹏还在书中透露了自己儿女名字的由来。在儿女出生后，李鹏和朱琳就不直接喊对方名字，李鹏称朱琳为“大琳”，和女儿李小琳区分开，朱琳叫李鹏“大鹏”，和儿子李小鹏区分开。从此，这个称呼一直是夫妻两人的“专属”。
关于两人感情经历的描写极为细致，年轻人对此兴致盎然，在图书上市后不久，关于书中谈恋爱内容的描写就在微信和微博上广为流传。
尽管年事已高，但李鹏仍然打算继续完成《李鹏回忆录》的下册，内容将会是1983年之后至今的回忆录，包括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20年和离休之后的生活。
“这一写作任务会更加繁重，我当尽力而为。”这位勤奋的回忆录作者在《李鹏回忆录》上册的前言中写道。
朱镕基：新世纪唯一屡登畅销书榜单
“空谈误国，空谈恐怕还少些，但清谈不少，清谈也误国。”说出此话的，正是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而说这番话时，还是上世纪90年代，他还只是上海的“一把手”。
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朱镕基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兼市长。其间，时逢上海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财政收入滑坡、工业不景气、市政基础设施陈旧、政府部门官场气息犹存。而刚直不阿的朱镕基，上台后从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入手，大刀阔斧实施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举措，为上海国际金融都市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013年，朱镕基从总理任上退休后的第10年，他在上海的一系列讲话、信件等集结成《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由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距此两年之前的2011年，《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再往前倒推两年，《朱镕基答记者问》成为畅销书。
2009年，《朱镕基答记者问》起印数25万册，首发不到40个小时便已脱销，读者当时为求购该书甚至要奔走多家书店，以至于有书店直接揣钱找到人民出版社，指责出版社在搞“饥饿营销”。“我们不是在吊胃口，确实是没书了。”忆起当日情景，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有些哭笑不得。
“早在朱镕基在任的时候，我们社就接到读者电话和来信，希望能够将朱镕基接受记者采访的相关资料整理成书。”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陈鹏鸣说，当年，朱镕基总理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的机智问答和风趣谈吐，就已经在社会大众中被传为佳话。
陈鹏鸣回忆，当时人民出版社有了出版“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的想法，很快上报给朱镕基办公室，大概在2007年前后，他们收到了同意出书的回复，开始着手操作这本书。
《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协调领导小组负责人陈亚明说，书中特别收录了朱镕基与港台记者的一段对话，他跟随行的港台记者聊天，非常轻松和口语化，“交到我们手上的原稿比较书面化，我们特别参照当时的采访实录，恢复了朱镕基的语气词，体现他的个性和人格魅力”。
在《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中，国外媒体记者的提问有时候相当犀利，书中都对朱镕基的回答一一收录。“没什么好删节的，对外国记者都可以谈，对中国记者、对中国人民肯定是不应保密的。”陈鹏鸣说，对于敏感问题的国外记者访谈进行收录，编纂过程自始至终没有引发过争议。
陈鹏鸣认为，以“答记者问”编纂成书的形式能充分体现出朱镕基的政治智慧。“举一个例子，当年朱镕基出访美国，正是李文和间谍案在美国沸沸扬扬的时候，朱镕基在一次大学演讲里非常风趣地说，自己刚刚听到大学校长在探讨‘从事空间秘密探索’方面的研究，自己一听到‘秘密’二字，就很紧张……”陈鹏鸣说，朱镕基以这个开场，成功化解了美国媒体记者咄咄逼人的采访提问，表明一个大国总理的气度，是政治智慧所在，被收录书中，成为精彩篇章。
《朱镕基答记者问》甫一出版，书中的一些片段和话语便开始被读者和网友流传，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句要数：“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这句话源自一次两会记者采访时，朱镕基在回答法新社记者提问时的作答：“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但是这家报纸说得不对，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不瞪眼睛不就是植物人了吗？板凳绝对没有捶过，那捶起来是很疼的。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朱镕基答记者问》之所以畅销，因为它从不少侧面记录了朱镕基在任时的内心生活。只要仔细读，人们会发现许多细节，流露着他的内心情感。”陈鹏鸣举例说：有一次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日本记者问他会不会感到痛苦或孤独？朱镕基回答说，他一点也不感到孤独，一年所批出去的文件包括人民来信接近1万件，只有在8小时睡眠的时候才感到是真正的孤独。还有一次，有外国记者问朱镕基怕不怕夫人劳安，朱镕基回答说没觉得可怕，觉得很可爱，但他也对媒体记者说，自己在家都听夫人的，工资都交给夫人。
关于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朱镕基曾提出一个明确的意见，要求“答记者问”几个字的字号要大一点，他自己的名字要小一点。而之前的设计，“朱镕基”几个字放得更大些。他转告编辑说，“朱镕基答记者问的主角应该是记者，而非朱镕基”，并要求把他的名字改得小于旁边“记者”两个字。
此外，在原本的媒体对话中，媒体尊称朱镕基为“您”，而在书出版之前，朱镕基和工作人员审稿时都改成了“你”，体现了“平民总理”讲平等的一贯风范。陈亚明告诉记者，这一改动，应该是朱镕基亲自授意才做的。 鉴于《朱镕基答记者问》在书市上的风靡程度，2011年，人民出版社将《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起印册数调整至50万套。然而，这套标价近200元的领导人著作再遭抢购。和《答记者问》面临的情形一致，新书发布当日，人民出版社紧急加印，14家印厂同时开机。甚至还有人电话“告状”至朱镕基办公室，抱怨买不到书。
110万，是2013年8月12日发布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首印册数。
这本书的出版并非偶然。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介绍称，《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编辑工作，在总理退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做了。人民出版社为此成立了专项工作组，由社长挂帅，一个常务副社长和一个常务副主编为副组长，社里的员工基本上全都参与了。
任超还介绍，朱镕基总理非常关心这本书的出版，对自己所写的文章都是认真地思考的，每篇文章他都要过，“朱镕基同志要求尊重原貌，如实呈现当时的一些情况，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实事求是”。任超说，朱镕基曾说过：“如果人家拿着我的录音和我书里面的内容对不上，这不好。”
在任超看来，朱镕基非常关注这本书的出版。他举例称，“这本书里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街道工作的。曾有专家提出来，这篇文章可不可以不收。但镕基总理认为，街道工作是社会管理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要发表。这样就把这一篇报道出来了。”
有人做过统计，新世纪以来，像朱镕基这样著书屡登畅销书榜单的领导人，无出其右。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告诉记者，著书发行量最大的中国领导人，当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文选；朱镕基的书在发行量上仅次于上述三位前领导人。
从2009年至2013年，四年之内，三部书接连面世，“朱镕基热”在官场与民间持续发酵。
以2009年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为例，这本书堪称朱镕基退休后，重回公众视线的最高调亮相。此书出版后，不少官员纷纷组织朱镕基读书会，揣摩“如何在新时期与媒体工作者打交道”；而在台湾众多研究大陆的学术场所，《朱镕基答记者问》被指定为参考书。
来自香港地区读者的回响则更为强烈。
由于香港回归初期，恰是朱镕基总理任期，而朱镕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强硬手段，亦令港人对其怀有特殊情结。故包括《上海讲话实录》在内的朱镕基三次出书，都在港媒掀起“解密热潮”。
大陆高校学生对这位前任共和国总理同样兴趣浓厚。在朱镕基的母校清华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均为其作品开展过读书会。
2010年，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主办的一次“你选书，我买单”活动中，《朱镕基答记者问》得票最多，另一本是《纳兰容若词传》。
这一现象被人们概括为“政治透明度在逐步提高，开启中国退休高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唯此，他们的著述也为观察中国政治、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系。
李鹏：最勤奋的回忆录作者
2003年卸任至2014年，李鹏在11年的退休生活中出了11本书。2014年6月底，《李鹏回忆录（1928-1983）》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李鹏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详细记述了他从1928年至1983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
出书几乎占据所有卸任常委退休生活的一部分，李鹏是其中最勤奋的作者。他出的11本书几乎都是以他的日记为素材，重新进行编辑整理，分类出书。
曾经给李鹏做过图书编辑的赵之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过一个细节：有人认为李鹏这么忙，没有时间亲自写日记。李鹏听到了，当时并没反驳。但后来开玩笑时说，日记的真假有手迹为证。
赵之援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他非常聪明，记忆力非常好。有些地方他在日记中只记了一句话，我们向他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他能很快想起来那天谁出席了会议，谁说了些什么，一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当时77岁的李鹏对电脑非常熟悉，他甚至会使用数码相机上传照片到电脑中，再打印出来。
李鹏给大部分和他有过接触的图书编辑都留下了“勤奋”的印象。“李鹏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记日记，如果今天太晚了没时间写，过一两天也要补上。他是个很勤奋的人。”另一名责任编辑吕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图书编辑看来，李鹏的日记内容丰富，包括他在任时参加的各种会议走访经历和个人体会等。在李鹏分别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出书时，他会将日记中与主题相关的部分摘出来，这部分工作完成后，他再把书稿交给编辑。
此前，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李鹏仍然坚持每天写日记，并准备按十个类别出版成书，内容包括电力发展、三峡工程、大亚湾核电站、在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任职涉及的部分等。如今，李鹏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些计划。
在李鹏撰写的书中，与水电相关的书籍占有重大比重，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本专题性回忆录。李鹏在党和国家一线领导岗位工作时，关于他的身世，外界大都不了解；而今，他的个人经历开始通过其写作为外人所知。
他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的前言写道：“1948年9月，党中央从东北解放区选派21位青年人到苏联学习，我是其中的一个。到1949年8月，我们将进入大学，究竟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成为我们这些留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正在苏联养病，他对在苏联留学的青年人说：“你们的专业由你们自己选择，但不要选择学政治，应该选择工科或经济。现在全国就要解放了，中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特别需要办工业和管理经济的人才。”此后，李鹏和其他几位同学选择了水力发电专业。
“我之所以选择水电专业，主要受到两点启发：一点就是列宁说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另一点就是我知道中国有一个大的水电工程设想，即三峡工程。日本投降后，原来在延安的自然科学院迁到张家口，改名为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我在那里读书。当时，我从报上得知萨凡奇修建三峡水电站的计划，一时炒得很热，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李鹏写道。
1983年6月，李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兼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参与了对三峡工程重大问题的决策和组织工作，并且在1982年至2002年间15次考察三峡，他在自己的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些经历。
《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说，决定三峡工程命运的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
“我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当谈到三峡移民要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时，小平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针对李鹏自己提出的“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做好移民工作”时，小平讲，“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在这本书里，李鹏回忆，“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98年朱镕基总理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以来，对三峡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鹏曾任5年国务院副总理、10年国务院总理、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任期间曾主导完成三峡大坝、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等重大水电项目，参与过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决策。
他撰写的《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等书籍，是按照他自己的从政经历进行梳理的。
《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以1964年到2004年间有关中国核电建设的日记摘录为主线，辅以李鹏相关的讲话、文件、会议摘要和新闻报道，记录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起步到发展的历程；《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以他担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5年间的日记为主线，内容涉及立法工作、监督工作、代表工作和自身建设等人大工作的各个方面；《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是他的领导、管理和组织经济工作的经验总结和体会集成；《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则是李鹏日记系列著作的第六部，记录了李鹏出访、外交经历。 这些书籍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李鹏在卸任后进行的自我述职。
而在2014年6月出版的《李鹏回忆录（1928-1983）》则包含了更多私人化的内容。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他父母的经历，并在书中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夫人朱琳时的情景：“第二排走出来一个姑娘，大概20多岁，穿紫红色女式套装，梳了两条辫子，有一双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举止大方。”
李鹏还在书中透露了自己儿女名字的由来。在儿女出生后，李鹏和朱琳就不直接喊对方名字，李鹏称朱琳为“大琳”，和女儿李小琳区分开，朱琳叫李鹏“大鹏”，和儿子李小鹏区分开。从此，这个称呼一直是夫妻两人的“专属”。
关于两人感情经历的描写极为细致，年轻人对此兴致盎然，在图书上市后不久，关于书中谈恋爱内容的描写就在微信和微博上广为流传。
尽管年事已高，但李鹏仍然打算继续完成《李鹏回忆录》的下册，内容将会是1983年之后至今的回忆录，包括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20年和离休之后的生活。
“这一写作任务会更加繁重，我当尽力而为。”这位勤奋的回忆录作者在《李鹏回忆录》上册的前言中写道。
朱镕基：新世纪唯一屡登畅销书榜单
“空谈误国，空谈恐怕还少些，但清谈不少，清谈也误国。”说出此话的，正是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而说这番话时，还是上世纪90年代，他还只是上海的“一把手”。
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朱镕基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兼市长。其间，时逢上海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财政收入滑坡、工业不景气、市政基础设施陈旧、政府部门官场气息犹存。而刚直不阿的朱镕基，上台后从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入手，大刀阔斧实施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举措，为上海国际金融都市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013年，朱镕基从总理任上退休后的第10年，他在上海的一系列讲话、信件等集结成《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由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距此两年之前的2011年，《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再往前倒推两年，《朱镕基答记者问》成为畅销书。
2009年，《朱镕基答记者问》起印数25万册，首发不到40个小时便已脱销，读者当时为求购该书甚至要奔走多家书店，以至于有书店直接揣钱找到人民出版社，指责出版社在搞“饥饿营销”。“我们不是在吊胃口，确实是没书了。”忆起当日情景，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有些哭笑不得。
“早在朱镕基在任的时候，我们社就接到读者电话和来信，希望能够将朱镕基接受记者采访的相关资料整理成书。”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陈鹏鸣说，当年，朱镕基总理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的机智问答和风趣谈吐，就已经在社会大众中被传为佳话。
陈鹏鸣回忆，当时人民出版社有了出版“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的想法，很快上报给朱镕基办公室，大概在2007年前后，他们收到了同意出书的回复，开始着手操作这本书。
《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协调领导小组负责人陈亚明说，书中特别收录了朱镕基与港台记者的一段对话，他跟随行的港台记者聊天，非常轻松和口语化，“交到我们手上的原稿比较书面化，我们特别参照当时的采访实录，恢复了朱镕基的语气词，体现他的个性和人格魅力”。
在《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中，国外媒体记者的提问有时候相当犀利，书中都对朱镕基的回答一一收录。“没什么好删节的，对外国记者都可以谈，对中国记者、对中国人民肯定是不应保密的。”陈鹏鸣说，对于敏感问题的国外记者访谈进行收录，编纂过程自始至终没有引发过争议。
陈鹏鸣认为，以“答记者问”编纂成书的形式能充分体现出朱镕基的政治智慧。“举一个例子，当年朱镕基出访美国，正是李文和间谍案在美国沸沸扬扬的时候，朱镕基在一次大学演讲里非常风趣地说，自己刚刚听到大学校长在探讨‘从事空间秘密探索’方面的研究，自己一听到‘秘密’二字，就很紧张……”陈鹏鸣说，朱镕基以这个开场，成功化解了美国媒体记者咄咄逼人的采访提问，表明一个大国总理的气度，是政治智慧所在，被收录书中，成为精彩篇章。
《朱镕基答记者问》甫一出版，书中的一些片段和话语便开始被读者和网友流传，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句要数：“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这句话源自一次两会记者采访时，朱镕基在回答法新社记者提问时的作答：“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但是这家报纸说得不对，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不瞪眼睛不就是植物人了吗？板凳绝对没有捶过，那捶起来是很疼的。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朱镕基答记者问》之所以畅销，因为它从不少侧面记录了朱镕基在任时的内心生活。只要仔细读，人们会发现许多细节，流露着他的内心情感。”陈鹏鸣举例说：有一次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日本记者问他会不会感到痛苦或孤独？朱镕基回答说，他一点也不感到孤独，一年所批出去的文件包括人民来信接近1万件，只有在8小时睡眠的时候才感到是真正的孤独。还有一次，有外国记者问朱镕基怕不怕夫人劳安，朱镕基回答说没觉得可怕，觉得很可爱，但他也对媒体记者说，自己在家都听夫人的，工资都交给夫人。
关于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朱镕基曾提出一个明确的意见，要求“答记者问”几个字的字号要大一点，他自己的名字要小一点。而之前的设计，“朱镕基”几个字放得更大些。他转告编辑说，“朱镕基答记者问的主角应该是记者，而非朱镕基”，并要求把他的名字改得小于旁边“记者”两个字。
此外，在原本的媒体对话中，媒体尊称朱镕基为“您”，而在书出版之前，朱镕基和工作人员审稿时都改成了“你”，体现了“平民总理”讲平等的一贯风范。陈亚明告诉记者，这一改动，应该是朱镕基亲自授意才做的。 鉴于《朱镕基答记者问》在书市上的风靡程度，2011年，人民出版社将《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起印册数调整至50万套。然而，这套标价近200元的领导人著作再遭抢购。和《答记者问》面临的情形一致，新书发布当日，人民出版社紧急加印，14家印厂同时开机。甚至还有人电话“告状”至朱镕基办公室，抱怨买不到书。
110万，是2013年8月12日发布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首印册数。
这本书的出版并非偶然。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介绍称，《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编辑工作，在总理退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做了。人民出版社为此成立了专项工作组，由社长挂帅，一个常务副社长和一个常务副主编为副组长，社里的员工基本上全都参与了。
任超还介绍，朱镕基总理非常关心这本书的出版，对自己所写的文章都是认真地思考的，每篇文章他都要过，“朱镕基同志要求尊重原貌，如实呈现当时的一些情况，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实事求是”。任超说，朱镕基曾说过：“如果人家拿着我的录音和我书里面的内容对不上，这不好。”
在任超看来，朱镕基非常关注这本书的出版。他举例称，“这本书里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街道工作的。曾有专家提出来，这篇文章可不可以不收。但镕基总理认为，街道工作是社会管理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要发表。这样就把这一篇报道出来了。”
有人做过统计，新世纪以来，像朱镕基这样著书屡登畅销书榜单的领导人，无出其右。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告诉记者，著书发行量最大的中国领导人，当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文选；朱镕基的书在发行量上仅次于上述三位前领导人。
从2009年至2013年，四年之内，三部书接连面世，“朱镕基热”在官场与民间持续发酵。
以2009年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为例，这本书堪称朱镕基退休后，重回公众视线的最高调亮相。此书出版后，不少官员纷纷组织朱镕基读书会，揣摩“如何在新时期与媒体工作者打交道”；而在台湾众多研究大陆的学术场所，《朱镕基答记者问》被指定为参考书。
来自香港地区读者的回响则更为强烈。
由于香港回归初期，恰是朱镕基总理任期，而朱镕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强硬手段，亦令港人对其怀有特殊情结。故包括《上海讲话实录》在内的朱镕基三次出书，都在港媒掀起“解密热潮”。
大陆高校学生对这位前任共和国总理同样兴趣浓厚。在朱镕基的母校清华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均为其作品开展过读书会。
2010年，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主办的一次“你选书，我买单”活动中，《朱镕基答记者问》得票最多，另一本是《纳兰容若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