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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会议最大的意义,不是一个简单的气候会议,而是全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开始
许多人关心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对中国的挑战是什么?我认为,这次会议是规则重新制定的会议,未来将对经济的增长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重大改变。
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份篇幅很短的文本,和我之前预期一致,即可以达成一些共识,但严格的、约束性的义务较难达到,有一些机制性安排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全球自愿减排,这是哥本哈根会议希望达到的目标。第二,如果你不能自愿减排,是不是要在国际贸易中开征碳关税。第三,如果碳关税仅对出口产品有意义,对本国消费的产品没有意义,就需要加另外一个安排,即全球气候变化税,也就是要求各国开征碳税。
这三种机制怎么落实?还在争论中。可能的趋势是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逐渐形成一些新的制度安排,反映在国际贸易上是清洁贸易机制,反映在国际金融上是碳排放的交易机制。
目前这套机制已显雏形,如果没有约束性减排指标,发达国家很可能不愿意购买减排指标,或者在转移资金方面附加条件,例如碳税。
这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大国的挑战十分巨大。一方面,这些国家人口众多,克服贫困仍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实行清洁贸易机制,甚至开征碳关税,将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打击巨大。这将提高其工业化成本并削弱了出口。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目前不可维持。一方面,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等均须立即着手。另一方面,只有积极减排,才能避免被其他国家报复性地征收碳关税。
目前中国承诺的是到2020年单位GDP减排40%-45%。按照这个目标减排,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这个指标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按“十一五规划”的安排,今年单位GDP比2005年减排将达到20%。如果这个目标完成,那么在未来十年中间再减排20%—25%是可以做到的。尽管单位GDP排放下降,但中国的总体排放量仍在增长。因此国际社会也有争论,认为中国的减排目标可以再激进一点。
第二,减排成本。按目前中国政府承诺的排放量,有专家测算,中国人均成本64美元。如果排放标准再提高,成本会更高。中国愿意减排,但不能有超出国力的负担,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十年又是发展关键阶段,这就导致了另一个争论:中国是否需要如此高的增长以及与此相关的增长方式?
尽管哥本哈根会议充满争论,但减排的方向已定。这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行为规则乃至发展方式都会有影响:
第一,有可能出现碳税安排,可行的路径,就是把现在的资源税改为碳税。首先把这个税率提高,然后逐步向碳税方向转变,因此财税体制改革值得关注。
第二,进一步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以促进节能降耗。中国的资源价格体制的改革看来势在必然。目前水价开始上涨了,将来天然气、电价都会上涨。为了可以鼓励居民节约用水用电,因此可以在容量价上加一个惩罚性价格即二部价格机制,这将迫使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转变。
第三,鼓励与节能降耗相关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务院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七个产业,其中有好几个产业和节能减排相关。新能源、电动汽车、新材料包括建筑材料等,都与减排方向一致。
可以说,在中国,相关的结构调整和机制安排已经在着手进行。从全球的发展机制看,还有以下变化值得关注:
一是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合理分摊减排成本。除建立和完善国际间的减排交易机制,尚可以考虑在代际之间分摊。例如发行碳债。例如假定2050年后全球气候变暖得到稳定,就可以发行为期40年以上的碳债,以解决当前减排的资金问题。至于偿还来源,也是有考虑的。比如植树造林,因为四五十年后树木长成林了,成为偿还来源。
二是延续这一思路,在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中,还有一个猜想,即能否以减排为基础,形成货币的碳本位制。如果是这样,整个机制就变了。发行货币的基础也可以和碳或减排联系在一起。由此全球的规则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安排,那么全球经济活动的规矩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尽管这还是一种猜想,但它表明减排是一种涉及全局的机制性安排。
哥本哈根会议更大的冲击是一种观念的转变。对各个行业,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实质性影响。可以说,哥本哈根会议最大的意义,不是一个简单的气候会议,而是全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开始,低碳生活方式开始走近我们每个人。■
作者为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许多人关心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对中国的挑战是什么?我认为,这次会议是规则重新制定的会议,未来将对经济的增长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重大改变。
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份篇幅很短的文本,和我之前预期一致,即可以达成一些共识,但严格的、约束性的义务较难达到,有一些机制性安排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全球自愿减排,这是哥本哈根会议希望达到的目标。第二,如果你不能自愿减排,是不是要在国际贸易中开征碳关税。第三,如果碳关税仅对出口产品有意义,对本国消费的产品没有意义,就需要加另外一个安排,即全球气候变化税,也就是要求各国开征碳税。
这三种机制怎么落实?还在争论中。可能的趋势是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逐渐形成一些新的制度安排,反映在国际贸易上是清洁贸易机制,反映在国际金融上是碳排放的交易机制。
目前这套机制已显雏形,如果没有约束性减排指标,发达国家很可能不愿意购买减排指标,或者在转移资金方面附加条件,例如碳税。
这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大国的挑战十分巨大。一方面,这些国家人口众多,克服贫困仍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实行清洁贸易机制,甚至开征碳关税,将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打击巨大。这将提高其工业化成本并削弱了出口。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目前不可维持。一方面,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等均须立即着手。另一方面,只有积极减排,才能避免被其他国家报复性地征收碳关税。
目前中国承诺的是到2020年单位GDP减排40%-45%。按照这个目标减排,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这个指标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按“十一五规划”的安排,今年单位GDP比2005年减排将达到20%。如果这个目标完成,那么在未来十年中间再减排20%—25%是可以做到的。尽管单位GDP排放下降,但中国的总体排放量仍在增长。因此国际社会也有争论,认为中国的减排目标可以再激进一点。
第二,减排成本。按目前中国政府承诺的排放量,有专家测算,中国人均成本64美元。如果排放标准再提高,成本会更高。中国愿意减排,但不能有超出国力的负担,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十年又是发展关键阶段,这就导致了另一个争论:中国是否需要如此高的增长以及与此相关的增长方式?
尽管哥本哈根会议充满争论,但减排的方向已定。这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行为规则乃至发展方式都会有影响:
第一,有可能出现碳税安排,可行的路径,就是把现在的资源税改为碳税。首先把这个税率提高,然后逐步向碳税方向转变,因此财税体制改革值得关注。
第二,进一步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以促进节能降耗。中国的资源价格体制的改革看来势在必然。目前水价开始上涨了,将来天然气、电价都会上涨。为了可以鼓励居民节约用水用电,因此可以在容量价上加一个惩罚性价格即二部价格机制,这将迫使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转变。
第三,鼓励与节能降耗相关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务院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七个产业,其中有好几个产业和节能减排相关。新能源、电动汽车、新材料包括建筑材料等,都与减排方向一致。
可以说,在中国,相关的结构调整和机制安排已经在着手进行。从全球的发展机制看,还有以下变化值得关注:
一是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合理分摊减排成本。除建立和完善国际间的减排交易机制,尚可以考虑在代际之间分摊。例如发行碳债。例如假定2050年后全球气候变暖得到稳定,就可以发行为期40年以上的碳债,以解决当前减排的资金问题。至于偿还来源,也是有考虑的。比如植树造林,因为四五十年后树木长成林了,成为偿还来源。
二是延续这一思路,在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中,还有一个猜想,即能否以减排为基础,形成货币的碳本位制。如果是这样,整个机制就变了。发行货币的基础也可以和碳或减排联系在一起。由此全球的规则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安排,那么全球经济活动的规矩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尽管这还是一种猜想,但它表明减排是一种涉及全局的机制性安排。
哥本哈根会议更大的冲击是一种观念的转变。对各个行业,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实质性影响。可以说,哥本哈根会议最大的意义,不是一个简单的气候会议,而是全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开始,低碳生活方式开始走近我们每个人。■
作者为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