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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与其说这是一种集体呼唤，不如说是一种集体记忆。
诗人是什么？诗人该写什么？诗人该留下什么？这样的追问，一直伴随着30余年。这样的追问，不但没有减弱，而且不断地加强。
从1980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穿行到2010年代，一切都在改变，包括诗人们的审美与审丑、诗人的家园与根。在流离失所的茫然之中，诗人到底要坚守什么？
我是一个相当固执的诗人。回首诗歌创作之路，我有一个明晰的走向。从最初的“乡土”到“新乡土”，从最原始的“家园”到“新家园”，我对三湘四水始终不离不弃。我的诗歌本质孕育在这片山水之间。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创作方向不够先锋，这样的诗歌作品不够内心，但我执迷不悟。1980年代中期，我与江堤、彭国梁开启了“新乡土诗派”之门，被称为“三驾马车”。我很欣然地接受这样的称谓。因为这是根植于民族与本土的诗歌流派。“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是几十年不渝的宗旨。我唯一要做的是身体力行。历时3年、至今还在创作的大型组诗《长沙诗歌地图》与已经写成的长诗《湘资沅澧组曲》就是一个证明。
坚守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荣耀。诗人的骨髓中流淌土著的血液，没有什么不好。当物欲与城市一道膨胀，乡愁慢慢地成为遥不可及的记忆时，当一个“土著级诗人”是多么珍贵。人家“黄袍加身”，我愿意披上蓑衣。
《一蔸白菜在刀锋下说》被认为是我早期的代表作。“在离开泥土和农夫的时候/我唯一的机会/就是顺着刀锋的一道寒光/回家去”。这样的吟哦，出现在1990年。那个时候，城市对家园的挤压、浮躁对乡愁的稀释，远远没有当下这么厉害，但我已经有了强烈的预感。作为诗人，环境与心境被迫改变。田园牧歌，将被重音乐所打击。其实，与《一蔸白菜在刀锋下说》一道诞生的还有《两栖人》。我更看重这首诗歌。因为“两栖人”一直是我的状态。“站在村庄与城市的关节处/我很可能腹背受敌/其要害正是/流动城市血液/却传出村庄声音的/那枚双重间谍的心脏”。
那枚“双重间谍的心脏”，一直以杂音跳动到现在。诗歌的功能，诗歌责任，就是千方百计去减压、减负，以在城市这个变味、变异的“新家园”中尽可能维持纯净与天真。相当多的诗人太世故、太圆滑、太成熟了。
“三驾马车”走失了一匹。天堂里的江堤还在回味那首著名的《木瓜村阳光灿烂》。彭国梁与我是“老马识途”。诗书画中，我只有诗。“新乡土诗派”也快“三十而立”了，我还要一路同行。
振兴“新乡土诗派”的出路何在？唯有创新，唯有突破。当年，我曾提出“城市也是乡土，城市也是家园”的慨念，但实践得不多。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
基于此，2012年11月，我开始了《长沙诗歌地图》的创作，默默无闻地寻访长沙的大街小巷，风雨无阻，不亚于一次“诗歌长征”。早出晚归，像一个农夫。从著名的岳麓山到无名的螃蟹岭，从棚户区到新楼盘，从河东到河西，靠脚步丈量城市的丰盈与缺失。与其说这是一次诗歌创作的寻根，不如说是一次对历史与文化的评估。300多个街巷，像300多双手拍击我的心灵。相当多的古老街巷，只剩下孤零零的名字，像稻草人。特别搞笑的是，一些本来韵味十足的古街，被改造成仿古街，而后连仿古街也一窝端。作为诗人，是失望的，甚至是绝望的。一个人，一群人还能“诗意地栖息在大地”吗？文夕大火，几乎断送了长沙的地面文明史。如今，开始“掘根”了。
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不可阻挡。但为什么城市疆域在扩张之时，精神却在萎缩呢？为什么生存空间在抬升之时，境界却在矮化呢？一座城市无论如何改头换面，但它的精气神不能变。没有历史与文化支撑，城市就是空壳。雷同等于死亡。
更多的时候，我在忧思中进行《长沙诗歌地图》的创作，力求为一座城市用诗歌立传，留下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痕迹。这样的痕迹，很多是伤痕。
当然，湖南不只有长沙。30余年，我几乎走遍了湖南的山山水水。于是，有了对湘资沅澧的歌唱。4条河流，都是母亲河。4条河流，都是诗歌之河。4条河流，都流淌着酸甜苦辣。4条河流，都显示一往无前。《湘资沅澧组曲》将成为《湖南诗歌地图》的重要框架。
从青丝到白发，从奔跑到散步，诗歌创作的节奏在减缓。诗歌需要慢生活。急功近利，是诗歌创作之大忌。我的方向不会改变。我愿意做长沙，乃至湖南最后一名“诗歌土著”。
与其说这是一种集体呼唤，不如说是一种集体记忆。
诗人是什么？诗人该写什么？诗人该留下什么？这样的追问，一直伴随着30余年。这样的追问，不但没有减弱，而且不断地加强。
从1980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穿行到2010年代，一切都在改变，包括诗人们的审美与审丑、诗人的家园与根。在流离失所的茫然之中，诗人到底要坚守什么？
我是一个相当固执的诗人。回首诗歌创作之路，我有一个明晰的走向。从最初的“乡土”到“新乡土”，从最原始的“家园”到“新家园”，我对三湘四水始终不离不弃。我的诗歌本质孕育在这片山水之间。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创作方向不够先锋，这样的诗歌作品不够内心，但我执迷不悟。1980年代中期，我与江堤、彭国梁开启了“新乡土诗派”之门，被称为“三驾马车”。我很欣然地接受这样的称谓。因为这是根植于民族与本土的诗歌流派。“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是几十年不渝的宗旨。我唯一要做的是身体力行。历时3年、至今还在创作的大型组诗《长沙诗歌地图》与已经写成的长诗《湘资沅澧组曲》就是一个证明。
坚守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荣耀。诗人的骨髓中流淌土著的血液，没有什么不好。当物欲与城市一道膨胀，乡愁慢慢地成为遥不可及的记忆时，当一个“土著级诗人”是多么珍贵。人家“黄袍加身”，我愿意披上蓑衣。
《一蔸白菜在刀锋下说》被认为是我早期的代表作。“在离开泥土和农夫的时候/我唯一的机会/就是顺着刀锋的一道寒光/回家去”。这样的吟哦，出现在1990年。那个时候，城市对家园的挤压、浮躁对乡愁的稀释，远远没有当下这么厉害，但我已经有了强烈的预感。作为诗人，环境与心境被迫改变。田园牧歌，将被重音乐所打击。其实，与《一蔸白菜在刀锋下说》一道诞生的还有《两栖人》。我更看重这首诗歌。因为“两栖人”一直是我的状态。“站在村庄与城市的关节处/我很可能腹背受敌/其要害正是/流动城市血液/却传出村庄声音的/那枚双重间谍的心脏”。
那枚“双重间谍的心脏”，一直以杂音跳动到现在。诗歌的功能，诗歌责任，就是千方百计去减压、减负，以在城市这个变味、变异的“新家园”中尽可能维持纯净与天真。相当多的诗人太世故、太圆滑、太成熟了。
“三驾马车”走失了一匹。天堂里的江堤还在回味那首著名的《木瓜村阳光灿烂》。彭国梁与我是“老马识途”。诗书画中，我只有诗。“新乡土诗派”也快“三十而立”了，我还要一路同行。
振兴“新乡土诗派”的出路何在？唯有创新，唯有突破。当年，我曾提出“城市也是乡土，城市也是家园”的慨念，但实践得不多。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
基于此，2012年11月，我开始了《长沙诗歌地图》的创作，默默无闻地寻访长沙的大街小巷，风雨无阻，不亚于一次“诗歌长征”。早出晚归，像一个农夫。从著名的岳麓山到无名的螃蟹岭，从棚户区到新楼盘，从河东到河西，靠脚步丈量城市的丰盈与缺失。与其说这是一次诗歌创作的寻根，不如说是一次对历史与文化的评估。300多个街巷，像300多双手拍击我的心灵。相当多的古老街巷，只剩下孤零零的名字，像稻草人。特别搞笑的是，一些本来韵味十足的古街，被改造成仿古街，而后连仿古街也一窝端。作为诗人，是失望的，甚至是绝望的。一个人，一群人还能“诗意地栖息在大地”吗？文夕大火，几乎断送了长沙的地面文明史。如今，开始“掘根”了。
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不可阻挡。但为什么城市疆域在扩张之时，精神却在萎缩呢？为什么生存空间在抬升之时，境界却在矮化呢？一座城市无论如何改头换面，但它的精气神不能变。没有历史与文化支撑，城市就是空壳。雷同等于死亡。
更多的时候，我在忧思中进行《长沙诗歌地图》的创作，力求为一座城市用诗歌立传，留下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痕迹。这样的痕迹，很多是伤痕。
当然，湖南不只有长沙。30余年，我几乎走遍了湖南的山山水水。于是，有了对湘资沅澧的歌唱。4条河流，都是母亲河。4条河流，都是诗歌之河。4条河流，都流淌着酸甜苦辣。4条河流，都显示一往无前。《湘资沅澧组曲》将成为《湖南诗歌地图》的重要框架。
从青丝到白发，从奔跑到散步，诗歌创作的节奏在减缓。诗歌需要慢生活。急功近利，是诗歌创作之大忌。我的方向不会改变。我愿意做长沙，乃至湖南最后一名“诗歌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