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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入分析了“两型”人文素养的内涵与重要意义，进而探析了古代儒家和宗教所倡导的传统人文理念、影响湖南深远的湖湘文化所体现的基本精神、现代市场经济熏陶下的当代湖南人文质地与“两型”人文素养之间的交错与差距，以力求为湖南省当前的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人文方面的建树性思考。
关键词:人文积习；“两型”人文素养；交错性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55-03
“人文”即为“人文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等）；“素养” 即为人的“素质能力”和“德育修养”。人文俗养，是指一个人的秉性、教养。所谓“两型”人文俗养，是指人们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秉性和教养，是人的内心和外在行为所表现的“两型”品性。我们今天理解两型社会的意境，既可以理解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一种产业格局、一种城市风貌的物质层面，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风尚、一种自觉、一种文化的精神层面。而且，笔者认为，“两型”精神层面的构建处于两型社会建设的更高阶位和阶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型”人文俗养是两型社会的资源和营养供给，是两型社会的精神家园、是建设两型社会走向自动自发的人文基石，是两型社会构建的核心内容和最终目标。
根据本人多年对两型社会的探析与研究，本人认为“两型”人文俗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类理解：一是从构建的层次上看，“两型”人文俗养包括个人行为与理念中表现出来的微观层面的“两型”俗养和国家、区域与整个社会层面表现出来的宏观层次的“两型”俗养。微观个人“两型”俗养是“两型”人文俗养的基石，宏观的“两型”俗养是“两型”人文俗养的目标与体现。二是从构建的主体来看，“两型”人文素养包括“两型”的政务人文素养、“两型”的市场人文素养和“两型”的社会人文素养。“两型”的政务人文素养，是指执政党和政府以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为基本理念所表现的素质和修养。包括“两型”的政务服务、“两型”的政务消费、“两型”的政务考核、“两型”的政务行为模式等。其中，政府的绿色和“两型”GDP考核目标和机制的建立；构建“两型”的政务消费，防止、杜绝奢侈和浪费型公款消费；建立“两型”的政务行为模式，提高效率，是当前“两型”政务人文素养培育和构建的重点。“两型”的政务人文素养是“两型”人文素养的先导和示范。“两型”的市场人文素养，是指市场（工商企业主和员工）以“两型”理念为核心所应有的素质和修养。包括“两型”和绿色产值理念的树立；与“两型”产品和产业相关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市场中“两型”的行为模式等。“两型”的市场人文素养是“两型”人文素养的桥梁和支撑。“两型”的社会人文素养，是指全社会和个人以“两型”理念为核心所应备的素质和修养。包括社会“两型”的人文理念、“两型”的行为习惯、“两型”的法律与制度体系的构建等方面。“两型”的社会人文素养是“两型”人文素养的基础和核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从当前湖南的人文素养的现状来看，与“两型”人文素养的要求差距甚远，这种差距既表现在社会、企业、政府和个人的各个层面，也表现在生产、政务、服务、消费的各个方面。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有很多，且十分复杂。但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传统文化积习的影响。中国和湖南传统文化积习当然有许多优秀的方面，但时值今日，与“两型”素养的要求确实有许多相异之处，需要我们在认真思虑中加以改良。
一、古代儒家和宗教所倡导“仁、礼、和、义、信、忠”等的传统人文理念与“两型”人文素养有较大交错
作为中部和内陆省份的湖南，受几千年传统儒家和宗教的影响当然十分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的的内涵十分丰富，“仁、礼、和、义、信、忠”是其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1]。所谓“仁”即仁爱、爱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家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都是要求做人有仁爱之心的具体体现。所谓“礼”，即礼节、礼仪。孔子坚持“不知礼”就“无以立”，在一定场合，“礼”更成为了“仁”的具体实施和表现，所以要礼向往来。“和”即为和气、和睦、和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并主张“和而不同”，孔子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这个意思。所谓“义”即义气、仗仪。赞成“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主张“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所谓“信”即为诚实、守信用。主张“人无信不立”，坚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最后“忠”即忠诚、忠厚。这主要表现在个人与国家的上下级政治关系中尤其突出，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不表现了“忠”的本性。
数千年来，中国的儒家和宗教所倡导“仁、礼、和、义、信、忠”的传统人文理念至今有其重要的作用，在有些方面不仅不能忽视和弱化，而且应当不断加强。例如当今社会诚信的普遍缺失就是对传统道德以“信”为立理念的极大破坏。但是，古代儒家和宗教所倡导的传统人文理念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文积习，已与今天我所倡导的“两型”人文素养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和交错。一是古代传统人文理念的构建是以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和个人有一定尊严和脸面为核心，强调人对物的主观性和主宰性。“两型”人文理念倡导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它是以适度的、绿色的、环境的、节俭的行为方式为核心，强调人的主动性的同时，更强调人的这种主动性对物、对环境的尊重和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二是传统人文理念带来的行为模式很多本身就是不“两型”的。如“礼”强调礼节礼仪，主张“礼向往来”，强调“有来无往非礼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浪费。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仁”、“和”、“义”、“信”、“忠”等本身也忽视了对社会效率的追求和对经济成本的考量，主张“轻利”、“薄利”而“重义”、“重仁”等，也不是“两型”的人文标准和行为模式。三是古代农业和农垦时代不可能考虑到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因此想从古代儒家和宗教所倡导的传统人文理念中直接嫁接出当代的“两型”人文素养和价值体系，是不可能的。
二、影响湖南深远的湖湘文化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与“两型”人文素养也有较大交错
湖湘文化中国近代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具有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传统，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等，但这种文化和精神本身与“两型”人文素养也有较大交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传统湖湘文化具有崇奉理学、倚重道统的传统，具有浓烈的忧国忧民的御外民族情结，加上湖南内陆省份的闭塞障碍，人们易于产生顽固保守、故步自封和拒斥外来新兴事物的心理，这与“两型”人文素养中要求的开放创新精神不相融合。
首先，湖湘文化坚持“守先正、倾保守”。湖湘文化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等，倡导抗金复国，要求改革弊政，却又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2]。他们主张学以致用，但对江浙的事功学派又多加指责。至辛亥革命，留学西方多年的杨昌济也推崇理学，但与其他同时期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他的思想多少有些隔距。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著称的毛泽东，其青少年是在“以守旧闻天下”的湖南度过的，中国农民及湖湘文化的长短优劣，熔铸了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及坚韧、质朴和执著、独尊的性格。
其次，湖湘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强烈的御外民族情结。湖湘文化产生于国家民族危亡之秋的南宋，本身就具有浓烈的御外民族情结。至19世纪末，当中国社会处于“分崩离析”的时代，封建社会走向衰灭、现代社会开始萌生。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进逼，蕴涵于湖湘文化传统中的民族情结率先对外来事物产生强烈的的抵制和排斥心理。当时一位外国传教士曾经惊呼:“湖南之对于中国，正如拉萨对于西藏一样，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产生了对基督教的最激烈的攻击”。事实上，直至1886年，没有一个传教士进入长沙。当然，这种拒斥既是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愤慨，也是出于对与儒家文化水火不相融的基督文化的排斥。清人黄庆澄在《东游日记》中说:“中国之民之气，如湖南一带坚如铁桶，遇事阻挠，虽可嫌，实可嘉”。其“可嘉”在于民族情绪如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抗金、抗元、抗清和近代以来的反帝反封斗争中，都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其“可嫌”在于十八九世纪以来，随着海上贸易的发达和国际市场的形成，世界发生了由分散到融合的历史性变化。在这一时代，湖南传统的浓郁的民族情怀不能妥善地引导人们处理好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师夷”和“制夷”的问题，不能通过打开国门和变革创新，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最后，湖南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农业文明”也助长了湖湘文化的相对保守。湖南三面环山，其地形是一个向北张开的马蹄形盆地，又被称为“四塞之国”而长期“与世隔绝”。崇山峻岭的阻隔，使得湖南与东南沿海相比，接受海洋蓝色文明不甚便利。沿长江浸袭而来的西方文化溯江而上，灌入洞庭湖的已经很少。地理环境使湖湘文化保存了较多的传统文化中“守先正”的古朴气质。同时，湖南自宋代以来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几百年来，“农耕文化”、“乡村文明”、“粮食为天”深刻影响着湖湘人的思想，他们以丰衣足食为最大满足，创业冲动微弱，缺乏开拓精神。这就使得湖南人往往是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特别是近几十年，在其他省市、尤其是沿海省市与近现代与世界接轨的力度越来越大之际，作为内陆省份的湖南却显得邯郸学步，步履蹒跚。两型社会的构建要求将经济运行与资源运行、生态环境运行、社会运行相结合，推进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相对于当前而言，是一种要求加快转型和变革的经济发展路径和模式。由此可见，开放性、变革性、创新性是“两型”人文素养的基本内涵，传统湖湘文化的“守正”、“御外”的精神与之有一定交错。
2.传统湖湘文化注重军政传统，强调躬行实践却多限于军政伦理领域，这与“两型”人文素养中要求依重科技发展经济、讲求节约的理念不相融合。
首先，传统湖湘文化强调从政从军，于科技和生产不利。湖湘学人讲春秋大义，强调从政从军，最终限制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近代以来，湖湘学院涌现出了大量人才，以至有“惟楚有材”之称和“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语。但是这些“楚材”主要是政治家、军事家、社会学家，他们活动的舞台主要搭建在政界、军界和文化界，鲜少有自然科学家、实业家和金融家。以致开洋务运动先河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等，他们大力兴办近代民族工业，主要都是军工企业，且始终未在湖南开设一厂一矿 [3]。郭嵩焘、曾纪泽曾出任驻英法大使或与沙俄谈判，亦被故乡人视为“有辱先祖”的民族败类，受到种种攻讦。以致郭嵩焘离任回到故乡长沙时，码头上冷冷清清，地方官员“傲不为礼”，拒不接待。建功立业，显亲扬名，封妻荫子，流芳百世，是传统士人对军政功利的主动选择，湖湘文化适应了传统社会的提倡。到了近代和当代，知识精英与政治结盟，如果发展到极致，只能强化官本位意识，最终使社会资源不能按市场法则进行配置，人们的聪明、才智、精力过分地集中于政治领域而耗损殆尽，既不节约和讲求效率，更是湖南今天的两型社会建设中，经济和科技相对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传统湖湘文化重义轻利，追求功名，于商业发展有碍。中国近代，东南沿海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早入侵的地方，他们在资本主义商业资本的渗入下，重实轻虚，讲求“实际”和“实用”。而湖南士人受传统文化“义利”观的影响，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责任，他们重义轻利，讲求气节，追求功名，耻于言利，羞于从商，将功名、军功看得比一切都重。现代社会以来，湖湘文化作为湖南一种瑕瑜互见的传统文化，其惰性已日见突出而优势渐为消退。在经济全球化与和平发展成为主题的当今世界，从传统湖湘文化中营造出能调适“传统”与“现实”、讲“义”与讲“利”、从政从军”与“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之间矛盾的先进文化；抛却“君子不言利”的古训，倡导“以儒术饰商贾”、以诚信互利贯穿工商活动中的人际关系，着力淡化“官本位”等等，这是我们今天审视、梳理和反思传统湖湘文化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更是我们树立“两型”人文素养中要求依重科技发展经济、讲求节约的理念的必要条件。
三、现代市场经济熏陶下的当代湖南人文质地与“两型”人文素养有较大交错和差距
首先，与当代上海人的“契约思想”、江浙人的“平和意识”、广东人的“创业意识”相比，笔者认为，当代湖南的人文特质在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表现出许多天然缺陷。一是湖南人普遍“负气好胜”，不太谦虚，与“和气和财”的商道精神不符。湖南人往往不能“虚衷受益”，不够平和，不够宽容，不太能听得进不同的声音；湖南人能辩善谈，却往往陷入喜欢争论和为争论而争论的旋涡；湖南人充满自信爱标榜夸张自己，却往往步入讲面子论排场怪圈。二是当代湖南人的规则意识对较差差，“霸蛮”也可能成为“横蛮”。湖南人讲义气，但它偏重于一种江湖义气，而不是契约意识，不是规则意识。引申开来，就是湖南人缺少一种商业意识，不太能够协同做事，最多是小团伙还很合作，结不成一个大社会，这对大搞市场经济有不利。三是要警惕湖南“官本位”与“钱本位”意识的恶性结合。湖南的两型社会建设，有一个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从“钱本位”向“人本位”转变的过程。湖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思想仍然较多，市场经济下“钱本位”的思想在湖南也大有市场，两者结合的极致就是“权贵至上”的“拜金主义”，如果这样，对两型社会建设无疑是一大毒害。四是当代湖南人有许多开放大气的优点，但同时有小农意识和极左思想的并存。湖南的小农意识极其顽固，极大地抑制了湖南的开放胸怀。同时，湖南极左思想，对湖南20世纪后期的影响很大，这种极端而又保守的思想扼杀了湖南人的活力。总之，看到湖南人这些弱点，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优点，使湖南人的人文和人格更健全些，多一些扬弃，使之能更好地适应两型社会建设的根本需要。
除以上所列举的不足之外，与成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人文基本素质相对应，湖南人也具有中国人在“两型”人文素养的培育中的一些共有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法律意识相对缺乏，把法律看得很轻，把势力、权力和关系看得很重。甚至把违法行为不看做危险和耻辱，反而看做是有能力有办法。二是文化素质相对不高。中国和湖南很多方面还仍然受制于低素质人口这样一个国情，中国还尚有8 000多万的文盲，还有半文盲、电脑盲、科技盲和功能性文盲等等，低素质人口过多，比重过大。三是公德意识不强，攀比性、浪费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十分普遍。如湖南人无论有钱没钱，注重排场，吃得非常讲究的，每顿饭至少要五六个菜，这与“两型”的消费方式相悖。四是缺乏诚信。“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老实是无能的代名词”，还有些人甚至大力提倡“狼文化”，教人如何凶狠，如何使计谋算计别人。五是道德意识滑坡。当前，中国社会各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们的道德状况下滑趋势明显，出现了道德沉沦、观念模糊、信仰危机等一系列人格异化现象，道德滑坡已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如此等等，这些都必将严重阻碍“两型”人文素养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方立天.中华文化析核心与国民素质的提高[G]//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251-253.
[2] 康咏秋.封闭保守 热衷仕途——湖湘文化的反思[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35-37.
[3] 郭凤莲，贾岚.以湖湘文化引领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EB/OL].两型试验网，http://www.czt.gov.cn/.2009-12-04.
[责任编辑 王玉妹]
关键词:人文积习；“两型”人文素养；交错性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55-03
“人文”即为“人文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等）；“素养” 即为人的“素质能力”和“德育修养”。人文俗养，是指一个人的秉性、教养。所谓“两型”人文俗养，是指人们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秉性和教养，是人的内心和外在行为所表现的“两型”品性。我们今天理解两型社会的意境，既可以理解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一种产业格局、一种城市风貌的物质层面，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风尚、一种自觉、一种文化的精神层面。而且，笔者认为，“两型”精神层面的构建处于两型社会建设的更高阶位和阶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型”人文俗养是两型社会的资源和营养供给，是两型社会的精神家园、是建设两型社会走向自动自发的人文基石，是两型社会构建的核心内容和最终目标。
根据本人多年对两型社会的探析与研究，本人认为“两型”人文俗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类理解：一是从构建的层次上看，“两型”人文俗养包括个人行为与理念中表现出来的微观层面的“两型”俗养和国家、区域与整个社会层面表现出来的宏观层次的“两型”俗养。微观个人“两型”俗养是“两型”人文俗养的基石，宏观的“两型”俗养是“两型”人文俗养的目标与体现。二是从构建的主体来看，“两型”人文素养包括“两型”的政务人文素养、“两型”的市场人文素养和“两型”的社会人文素养。“两型”的政务人文素养，是指执政党和政府以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为基本理念所表现的素质和修养。包括“两型”的政务服务、“两型”的政务消费、“两型”的政务考核、“两型”的政务行为模式等。其中，政府的绿色和“两型”GDP考核目标和机制的建立；构建“两型”的政务消费，防止、杜绝奢侈和浪费型公款消费；建立“两型”的政务行为模式，提高效率，是当前“两型”政务人文素养培育和构建的重点。“两型”的政务人文素养是“两型”人文素养的先导和示范。“两型”的市场人文素养，是指市场（工商企业主和员工）以“两型”理念为核心所应有的素质和修养。包括“两型”和绿色产值理念的树立；与“两型”产品和产业相关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市场中“两型”的行为模式等。“两型”的市场人文素养是“两型”人文素养的桥梁和支撑。“两型”的社会人文素养，是指全社会和个人以“两型”理念为核心所应备的素质和修养。包括社会“两型”的人文理念、“两型”的行为习惯、“两型”的法律与制度体系的构建等方面。“两型”的社会人文素养是“两型”人文素养的基础和核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从当前湖南的人文素养的现状来看，与“两型”人文素养的要求差距甚远，这种差距既表现在社会、企业、政府和个人的各个层面，也表现在生产、政务、服务、消费的各个方面。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有很多，且十分复杂。但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传统文化积习的影响。中国和湖南传统文化积习当然有许多优秀的方面，但时值今日，与“两型”素养的要求确实有许多相异之处，需要我们在认真思虑中加以改良。
一、古代儒家和宗教所倡导“仁、礼、和、义、信、忠”等的传统人文理念与“两型”人文素养有较大交错
作为中部和内陆省份的湖南，受几千年传统儒家和宗教的影响当然十分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的的内涵十分丰富，“仁、礼、和、义、信、忠”是其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1]。所谓“仁”即仁爱、爱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家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都是要求做人有仁爱之心的具体体现。所谓“礼”，即礼节、礼仪。孔子坚持“不知礼”就“无以立”，在一定场合，“礼”更成为了“仁”的具体实施和表现，所以要礼向往来。“和”即为和气、和睦、和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并主张“和而不同”，孔子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这个意思。所谓“义”即义气、仗仪。赞成“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主张“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所谓“信”即为诚实、守信用。主张“人无信不立”，坚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最后“忠”即忠诚、忠厚。这主要表现在个人与国家的上下级政治关系中尤其突出，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不表现了“忠”的本性。
数千年来，中国的儒家和宗教所倡导“仁、礼、和、义、信、忠”的传统人文理念至今有其重要的作用，在有些方面不仅不能忽视和弱化，而且应当不断加强。例如当今社会诚信的普遍缺失就是对传统道德以“信”为立理念的极大破坏。但是，古代儒家和宗教所倡导的传统人文理念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文积习，已与今天我所倡导的“两型”人文素养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和交错。一是古代传统人文理念的构建是以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和个人有一定尊严和脸面为核心，强调人对物的主观性和主宰性。“两型”人文理念倡导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它是以适度的、绿色的、环境的、节俭的行为方式为核心，强调人的主动性的同时，更强调人的这种主动性对物、对环境的尊重和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二是传统人文理念带来的行为模式很多本身就是不“两型”的。如“礼”强调礼节礼仪，主张“礼向往来”，强调“有来无往非礼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浪费。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仁”、“和”、“义”、“信”、“忠”等本身也忽视了对社会效率的追求和对经济成本的考量，主张“轻利”、“薄利”而“重义”、“重仁”等，也不是“两型”的人文标准和行为模式。三是古代农业和农垦时代不可能考虑到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因此想从古代儒家和宗教所倡导的传统人文理念中直接嫁接出当代的“两型”人文素养和价值体系，是不可能的。
二、影响湖南深远的湖湘文化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与“两型”人文素养也有较大交错
湖湘文化中国近代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具有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传统，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等，但这种文化和精神本身与“两型”人文素养也有较大交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传统湖湘文化具有崇奉理学、倚重道统的传统，具有浓烈的忧国忧民的御外民族情结，加上湖南内陆省份的闭塞障碍，人们易于产生顽固保守、故步自封和拒斥外来新兴事物的心理，这与“两型”人文素养中要求的开放创新精神不相融合。
首先，湖湘文化坚持“守先正、倾保守”。湖湘文化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等，倡导抗金复国，要求改革弊政，却又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2]。他们主张学以致用，但对江浙的事功学派又多加指责。至辛亥革命，留学西方多年的杨昌济也推崇理学，但与其他同时期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他的思想多少有些隔距。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著称的毛泽东，其青少年是在“以守旧闻天下”的湖南度过的，中国农民及湖湘文化的长短优劣，熔铸了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及坚韧、质朴和执著、独尊的性格。
其次，湖湘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强烈的御外民族情结。湖湘文化产生于国家民族危亡之秋的南宋，本身就具有浓烈的御外民族情结。至19世纪末，当中国社会处于“分崩离析”的时代，封建社会走向衰灭、现代社会开始萌生。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进逼，蕴涵于湖湘文化传统中的民族情结率先对外来事物产生强烈的的抵制和排斥心理。当时一位外国传教士曾经惊呼:“湖南之对于中国，正如拉萨对于西藏一样，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产生了对基督教的最激烈的攻击”。事实上，直至1886年，没有一个传教士进入长沙。当然，这种拒斥既是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愤慨，也是出于对与儒家文化水火不相融的基督文化的排斥。清人黄庆澄在《东游日记》中说:“中国之民之气，如湖南一带坚如铁桶，遇事阻挠，虽可嫌，实可嘉”。其“可嘉”在于民族情绪如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抗金、抗元、抗清和近代以来的反帝反封斗争中，都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其“可嫌”在于十八九世纪以来，随着海上贸易的发达和国际市场的形成，世界发生了由分散到融合的历史性变化。在这一时代，湖南传统的浓郁的民族情怀不能妥善地引导人们处理好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师夷”和“制夷”的问题，不能通过打开国门和变革创新，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最后，湖南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农业文明”也助长了湖湘文化的相对保守。湖南三面环山，其地形是一个向北张开的马蹄形盆地，又被称为“四塞之国”而长期“与世隔绝”。崇山峻岭的阻隔，使得湖南与东南沿海相比，接受海洋蓝色文明不甚便利。沿长江浸袭而来的西方文化溯江而上，灌入洞庭湖的已经很少。地理环境使湖湘文化保存了较多的传统文化中“守先正”的古朴气质。同时，湖南自宋代以来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几百年来，“农耕文化”、“乡村文明”、“粮食为天”深刻影响着湖湘人的思想，他们以丰衣足食为最大满足，创业冲动微弱，缺乏开拓精神。这就使得湖南人往往是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特别是近几十年，在其他省市、尤其是沿海省市与近现代与世界接轨的力度越来越大之际，作为内陆省份的湖南却显得邯郸学步，步履蹒跚。两型社会的构建要求将经济运行与资源运行、生态环境运行、社会运行相结合，推进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相对于当前而言，是一种要求加快转型和变革的经济发展路径和模式。由此可见，开放性、变革性、创新性是“两型”人文素养的基本内涵，传统湖湘文化的“守正”、“御外”的精神与之有一定交错。
2.传统湖湘文化注重军政传统，强调躬行实践却多限于军政伦理领域，这与“两型”人文素养中要求依重科技发展经济、讲求节约的理念不相融合。
首先，传统湖湘文化强调从政从军，于科技和生产不利。湖湘学人讲春秋大义，强调从政从军，最终限制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近代以来，湖湘学院涌现出了大量人才，以至有“惟楚有材”之称和“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语。但是这些“楚材”主要是政治家、军事家、社会学家，他们活动的舞台主要搭建在政界、军界和文化界，鲜少有自然科学家、实业家和金融家。以致开洋务运动先河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等，他们大力兴办近代民族工业，主要都是军工企业，且始终未在湖南开设一厂一矿 [3]。郭嵩焘、曾纪泽曾出任驻英法大使或与沙俄谈判，亦被故乡人视为“有辱先祖”的民族败类，受到种种攻讦。以致郭嵩焘离任回到故乡长沙时，码头上冷冷清清，地方官员“傲不为礼”，拒不接待。建功立业，显亲扬名，封妻荫子，流芳百世，是传统士人对军政功利的主动选择，湖湘文化适应了传统社会的提倡。到了近代和当代，知识精英与政治结盟，如果发展到极致，只能强化官本位意识，最终使社会资源不能按市场法则进行配置，人们的聪明、才智、精力过分地集中于政治领域而耗损殆尽，既不节约和讲求效率，更是湖南今天的两型社会建设中，经济和科技相对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传统湖湘文化重义轻利，追求功名，于商业发展有碍。中国近代，东南沿海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早入侵的地方，他们在资本主义商业资本的渗入下，重实轻虚，讲求“实际”和“实用”。而湖南士人受传统文化“义利”观的影响，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责任，他们重义轻利，讲求气节，追求功名，耻于言利，羞于从商，将功名、军功看得比一切都重。现代社会以来，湖湘文化作为湖南一种瑕瑜互见的传统文化，其惰性已日见突出而优势渐为消退。在经济全球化与和平发展成为主题的当今世界，从传统湖湘文化中营造出能调适“传统”与“现实”、讲“义”与讲“利”、从政从军”与“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之间矛盾的先进文化；抛却“君子不言利”的古训，倡导“以儒术饰商贾”、以诚信互利贯穿工商活动中的人际关系，着力淡化“官本位”等等，这是我们今天审视、梳理和反思传统湖湘文化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更是我们树立“两型”人文素养中要求依重科技发展经济、讲求节约的理念的必要条件。
三、现代市场经济熏陶下的当代湖南人文质地与“两型”人文素养有较大交错和差距
首先，与当代上海人的“契约思想”、江浙人的“平和意识”、广东人的“创业意识”相比，笔者认为，当代湖南的人文特质在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表现出许多天然缺陷。一是湖南人普遍“负气好胜”，不太谦虚，与“和气和财”的商道精神不符。湖南人往往不能“虚衷受益”，不够平和，不够宽容，不太能听得进不同的声音；湖南人能辩善谈，却往往陷入喜欢争论和为争论而争论的旋涡；湖南人充满自信爱标榜夸张自己，却往往步入讲面子论排场怪圈。二是当代湖南人的规则意识对较差差，“霸蛮”也可能成为“横蛮”。湖南人讲义气，但它偏重于一种江湖义气，而不是契约意识，不是规则意识。引申开来，就是湖南人缺少一种商业意识，不太能够协同做事，最多是小团伙还很合作，结不成一个大社会，这对大搞市场经济有不利。三是要警惕湖南“官本位”与“钱本位”意识的恶性结合。湖南的两型社会建设，有一个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从“钱本位”向“人本位”转变的过程。湖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思想仍然较多，市场经济下“钱本位”的思想在湖南也大有市场，两者结合的极致就是“权贵至上”的“拜金主义”，如果这样，对两型社会建设无疑是一大毒害。四是当代湖南人有许多开放大气的优点，但同时有小农意识和极左思想的并存。湖南的小农意识极其顽固，极大地抑制了湖南的开放胸怀。同时，湖南极左思想，对湖南20世纪后期的影响很大，这种极端而又保守的思想扼杀了湖南人的活力。总之，看到湖南人这些弱点，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优点，使湖南人的人文和人格更健全些，多一些扬弃，使之能更好地适应两型社会建设的根本需要。
除以上所列举的不足之外，与成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人文基本素质相对应，湖南人也具有中国人在“两型”人文素养的培育中的一些共有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法律意识相对缺乏，把法律看得很轻，把势力、权力和关系看得很重。甚至把违法行为不看做危险和耻辱，反而看做是有能力有办法。二是文化素质相对不高。中国和湖南很多方面还仍然受制于低素质人口这样一个国情，中国还尚有8 000多万的文盲，还有半文盲、电脑盲、科技盲和功能性文盲等等，低素质人口过多，比重过大。三是公德意识不强，攀比性、浪费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十分普遍。如湖南人无论有钱没钱，注重排场，吃得非常讲究的，每顿饭至少要五六个菜，这与“两型”的消费方式相悖。四是缺乏诚信。“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老实是无能的代名词”，还有些人甚至大力提倡“狼文化”，教人如何凶狠，如何使计谋算计别人。五是道德意识滑坡。当前，中国社会各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们的道德状况下滑趋势明显，出现了道德沉沦、观念模糊、信仰危机等一系列人格异化现象，道德滑坡已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如此等等，这些都必将严重阻碍“两型”人文素养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方立天.中华文化析核心与国民素质的提高[G]//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251-253.
[2] 康咏秋.封闭保守 热衷仕途——湖湘文化的反思[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35-37.
[3] 郭凤莲，贾岚.以湖湘文化引领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EB/OL].两型试验网，http://www.czt.gov.cn/.2009-12-04.
[责任编辑 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