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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2.8%,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长6.8%,涨幅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
上述相对温和的数据表明加息可能性正在降低。在此之前,由于投资增速依然高企,经济过热迹象初显,业界基于通胀预期不时拉响加息警报。现在看来,由于4月份起连续不断、力度空前的房地产调控极大扭转了经济走势,上调利率似已称不上是适宜之举。
此前支持加息的理由之一是,去年四季度起国内CPI重拾升势,与此同时,作为先行指标的PPI、PMI(采购经理指数)等涨幅更大。但在我们看来,考察这类数据,必须结合今年一季度GDP增长11.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6%,以及房地产投资增长35.1%等背景综合分析,由于后三项数据已经明显冲高回落,加之欧美经济复苏乏力,支撑价格走高的内外部需求已呈颓势。
支持加息的另一项重要理由是,流动性泛滥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银行信贷增速亦显偏高,未来金融风险正在积聚之中——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麻烦。较长时期以来,由国际收支失衡加剧而导致的货币宽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大隐患之一。不过反过来看,恰恰因为中国的基础货币投放基本处于被动状况,加息所能吸收的流动性势必非常有限,甚至有可能因为押注人民币升值的成本降低,反而刺激更多游资进入中国——这一点,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的话来说就是,“谁先加息谁倒霉”。
实际利率为负也是支持加息的理由之一。但是,中国的负利率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储蓄大于投资而决定的,更何况,觊觎人民币升值的热钱重新涌入,更是加剧了资金供过于求的局面。不难预见,至少中期内,由于居民消费需求不会出现大的提升,而中国的投资率已经高到令人不安的地步,因此现有低利率环境不会出现大的变化,更不用说在我国利率体系中的大部分已经实现市场化的今天,央行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利率本身已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4月份时,虽然加息预期一度抬头,但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仅为1.34%,比上月低0.06个百分点。
事实上,恰与加息预期相左,由于近来房地产调控急如骤雨,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之忧反倒重新浮出水面,大量机构也已纷纷下调全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而这种短时期内利率基础急剧变化的非正常状况(但又经常出现),再次表明投资、出口双轮驱动下的中国经济依然缺乏稳定性、连续性、自主性。这也决定了货币当局很难通过利率调整顺利实现调控意图。
基于条件所限,我国央行长期以来真正倚重的货币工具当推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与窗口指导。目前,针对可能出现的经济下行与货币过宽并存的局面,央行可用的工具也仍将以此三者为主。而至于利率调整,因其针对性不强,加之副作用明显,看来还需权衡斟酌。
上述相对温和的数据表明加息可能性正在降低。在此之前,由于投资增速依然高企,经济过热迹象初显,业界基于通胀预期不时拉响加息警报。现在看来,由于4月份起连续不断、力度空前的房地产调控极大扭转了经济走势,上调利率似已称不上是适宜之举。
此前支持加息的理由之一是,去年四季度起国内CPI重拾升势,与此同时,作为先行指标的PPI、PMI(采购经理指数)等涨幅更大。但在我们看来,考察这类数据,必须结合今年一季度GDP增长11.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6%,以及房地产投资增长35.1%等背景综合分析,由于后三项数据已经明显冲高回落,加之欧美经济复苏乏力,支撑价格走高的内外部需求已呈颓势。
支持加息的另一项重要理由是,流动性泛滥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银行信贷增速亦显偏高,未来金融风险正在积聚之中——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麻烦。较长时期以来,由国际收支失衡加剧而导致的货币宽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大隐患之一。不过反过来看,恰恰因为中国的基础货币投放基本处于被动状况,加息所能吸收的流动性势必非常有限,甚至有可能因为押注人民币升值的成本降低,反而刺激更多游资进入中国——这一点,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的话来说就是,“谁先加息谁倒霉”。
实际利率为负也是支持加息的理由之一。但是,中国的负利率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储蓄大于投资而决定的,更何况,觊觎人民币升值的热钱重新涌入,更是加剧了资金供过于求的局面。不难预见,至少中期内,由于居民消费需求不会出现大的提升,而中国的投资率已经高到令人不安的地步,因此现有低利率环境不会出现大的变化,更不用说在我国利率体系中的大部分已经实现市场化的今天,央行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利率本身已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4月份时,虽然加息预期一度抬头,但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仅为1.34%,比上月低0.06个百分点。
事实上,恰与加息预期相左,由于近来房地产调控急如骤雨,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之忧反倒重新浮出水面,大量机构也已纷纷下调全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而这种短时期内利率基础急剧变化的非正常状况(但又经常出现),再次表明投资、出口双轮驱动下的中国经济依然缺乏稳定性、连续性、自主性。这也决定了货币当局很难通过利率调整顺利实现调控意图。
基于条件所限,我国央行长期以来真正倚重的货币工具当推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与窗口指导。目前,针对可能出现的经济下行与货币过宽并存的局面,央行可用的工具也仍将以此三者为主。而至于利率调整,因其针对性不强,加之副作用明显,看来还需权衡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