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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大名旦”称谓的来历，时至今日，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误区，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称谓来自于一次观众投票活动。换句话说，“四大名旦”是投票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次投票活动，就是为了选举“名旦”。
这种说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有“权威性”，很普遍，也就被广泛引用，有传记作者这样写道：“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全国首届旦角名伶评选活动。这完全是一种群众自发的行为，以投票方式选举自己心目中的名伶，结果以得票数多少而定。经过一番角逐较量，梅兰芳以一出《太真外传》，尚小云以一出《摩登伽女》，程砚秋以一出《红拂传》，荀慧生则以一出《丹青引》获得前四名，被称为中国四大名旦（或称京剧四大名旦）。”
实际上，这次投票活动的全称是“为鼓吹新剧，奖励艺员，现举行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顺天时报》1927年6月20日第五版）。也就是说，投票活动主要针对的是“五大名伶”的新剧，并不涉及对他们5个人个人艺术的全面评价。“五大名伶”是梅兰芳、程艳（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徐碧云。更准确地说，活动规则是要求投票者从5个人所演新剧中分别选出最佳的一出戏。
一个月以后，投票活动结束。7月23日，《顺天时报》揭晓了投票结果。“五大名伶”各自的最佳剧目分别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得票总计1774票；程砚秋的《红拂传》，得票总计4785票；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得票总计6628票；荀慧生的《丹青引》，得票总计1254票；徐碧云的《绿珠》，得票总计1709票。
这次活动，从开始刊发启事，到投票过程，以至最后揭晓结果，都只用了“五大名伶”这个名称，而没有用“五大名旦”。这就造成两个后果：
一、有人因此推断，在这之前，还没有“四大名旦”（或“五大名旦”）的说法。否则，主办方应该用“五大名旦”，而不是以“五大名伶”之名；二、正因为如此，有人得出结论：“四大名旦”的称谓，就是在此次投票活动结束后确立的，即被选举产生的。
很明显，这样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此次投票选举活动，针对的只是5个人的新戏，并不是评选孰强孰弱。其次，如果“四大名旦”之说是因为此次投票选举活动而产生的，那么也应该是“五大名旦”。为何漏掉徐碧云而只说“四大名旦”呢？除此之外，如果以得票多少排列，位列第一的是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其次是程砚秋的《红拂传》，然后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接着是徐碧云的《绿珠》，最后是荀慧生的《丹青引》。假使这次活动的目的确是为了选举“四大名旦”，那么，按照票数，排在前四位的，也应该是尚小云、程砚秋、梅兰芳、徐碧云，缘何荀慧生最终位列“四大名旦”之一，而缺了徐碧云呢？仅从这个角度上说，“四大名旦”是由戏迷、读者选举产生的论断，就是错误的。
投票选举，是确立“四大名旦”称谓的其中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最终被事实所推翻。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更加没有说服力，不值一驳。据说，在1924年到1925年期间，在军阀张宗昌家的堂会上，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合作了一出《四五花洞》。这次演出《四五花洞》，梅、尚饰演两个真金莲；程、荀饰演两个假金莲。由于4个人的表演各具特色，艺术水平难分高下，便从此有了“四大名旦”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十分含糊，没有明确到底是由谁最先喊出“四大名旦”这个名称的。
就目前现存资料而言，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四大名旦”的称谓是由天津《天风报》社长沙大风率先提出来的。依据是：
第一，源于3个知情人的回忆，他们是沙大风的儿子沙临岳、上海文史馆馆员薛耕莘、宁波镇海的陈崇禄。薛耕莘曾经在《上海文史》上撰文，称梅兰芳曾亲口对他说过这样的话。陈崇禄则说他曾经见过沙大风的一枚印章，上有“四大名旦是我封”这7个字。
据沙临岳回忆，“四大”其实是借用当时流传甚广的“四大金刚”之名。“四大金刚”指的是直系军阀曹锟的内阁大臣程克等4人。有人说，由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朱琴心的名气不亚于“四大金刚”，所以有人称他们为“伶界四大金刚”。后来，荀慧生取代了朱琴心。“伶界四大金刚”又指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沙临岳还说，其父沙大风对“伶界四大金刚”这个称谓颇不以为然。他觉得金刚怒目与四旦的娇美英姿不相吻合，所以提笔一改，改称为“四大名旦”。
第二，上海早年的戏剧杂志《半月戏剧》主笔、专事戏剧评论的梅花馆主（本名郑子褒）于20世纪40年代初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尽管他没有明说，但他的论断，实际上从侧面印证了“四大名旦是沙大风所封”的说法。更重要的是，他直接说明“四大名旦”的来历，是因为荀慧生。他的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提倡‘四大名旦’最起劲的，不用说，当然是拥护留香的中坚分子。”
“留香”，是荀慧生的号；“拥护留香的中坚分子”，是被称为“白党”的捧荀派。旧时京城，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争相捧自己钟情的艺人，甚至为此另组专社专团，比如，捧艺名“白牡丹”的荀慧生的有“白社”，捧尚小云的有“云社”等。相应的，“社”的成员，就被称为“党”，比如，“梅党”“白党”等。
那么，“白党”捧荀慧生，为何要提出“四大名旦”这个称谓呢？梅花馆主在文章中，很肯定地这样写道：“因为那时的荀慧生，离开梆子时代的‘白牡丹’还不很远，论玩意儿，论声望，都不能和梅、尚、程相提并论，可是捧留香的人，声势却非常健旺，一鼓作气，非要把留香捧到梅、尚、程同等地位不可，于是极力设法，大声疾呼地创出了这一个‘四大名旦’的口号。”
按照梅花馆主的说法，“四大名旦”初始于“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也就是《顺天时报》举办“‘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后的第二年。从这个角度上看，说“四大名旦”产生于这次投票活动之后，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它不是由投票选举产生的，更不是由此次投票活动所决定的。
（摘自《中国文化报》）
这种说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有“权威性”，很普遍，也就被广泛引用，有传记作者这样写道：“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全国首届旦角名伶评选活动。这完全是一种群众自发的行为，以投票方式选举自己心目中的名伶，结果以得票数多少而定。经过一番角逐较量，梅兰芳以一出《太真外传》，尚小云以一出《摩登伽女》，程砚秋以一出《红拂传》，荀慧生则以一出《丹青引》获得前四名，被称为中国四大名旦（或称京剧四大名旦）。”
实际上，这次投票活动的全称是“为鼓吹新剧，奖励艺员，现举行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顺天时报》1927年6月20日第五版）。也就是说，投票活动主要针对的是“五大名伶”的新剧，并不涉及对他们5个人个人艺术的全面评价。“五大名伶”是梅兰芳、程艳（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徐碧云。更准确地说，活动规则是要求投票者从5个人所演新剧中分别选出最佳的一出戏。
一个月以后，投票活动结束。7月23日，《顺天时报》揭晓了投票结果。“五大名伶”各自的最佳剧目分别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得票总计1774票；程砚秋的《红拂传》，得票总计4785票；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得票总计6628票；荀慧生的《丹青引》，得票总计1254票；徐碧云的《绿珠》，得票总计1709票。
这次活动，从开始刊发启事，到投票过程，以至最后揭晓结果，都只用了“五大名伶”这个名称，而没有用“五大名旦”。这就造成两个后果：
一、有人因此推断，在这之前，还没有“四大名旦”（或“五大名旦”）的说法。否则，主办方应该用“五大名旦”，而不是以“五大名伶”之名；二、正因为如此，有人得出结论：“四大名旦”的称谓，就是在此次投票活动结束后确立的，即被选举产生的。
很明显，这样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此次投票选举活动，针对的只是5个人的新戏，并不是评选孰强孰弱。其次，如果“四大名旦”之说是因为此次投票选举活动而产生的，那么也应该是“五大名旦”。为何漏掉徐碧云而只说“四大名旦”呢？除此之外，如果以得票多少排列，位列第一的是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其次是程砚秋的《红拂传》，然后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接着是徐碧云的《绿珠》，最后是荀慧生的《丹青引》。假使这次活动的目的确是为了选举“四大名旦”，那么，按照票数，排在前四位的，也应该是尚小云、程砚秋、梅兰芳、徐碧云，缘何荀慧生最终位列“四大名旦”之一，而缺了徐碧云呢？仅从这个角度上说，“四大名旦”是由戏迷、读者选举产生的论断，就是错误的。
投票选举，是确立“四大名旦”称谓的其中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最终被事实所推翻。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更加没有说服力，不值一驳。据说，在1924年到1925年期间，在军阀张宗昌家的堂会上，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合作了一出《四五花洞》。这次演出《四五花洞》，梅、尚饰演两个真金莲；程、荀饰演两个假金莲。由于4个人的表演各具特色，艺术水平难分高下，便从此有了“四大名旦”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十分含糊，没有明确到底是由谁最先喊出“四大名旦”这个名称的。
就目前现存资料而言，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四大名旦”的称谓是由天津《天风报》社长沙大风率先提出来的。依据是：
第一，源于3个知情人的回忆，他们是沙大风的儿子沙临岳、上海文史馆馆员薛耕莘、宁波镇海的陈崇禄。薛耕莘曾经在《上海文史》上撰文，称梅兰芳曾亲口对他说过这样的话。陈崇禄则说他曾经见过沙大风的一枚印章，上有“四大名旦是我封”这7个字。
据沙临岳回忆，“四大”其实是借用当时流传甚广的“四大金刚”之名。“四大金刚”指的是直系军阀曹锟的内阁大臣程克等4人。有人说，由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朱琴心的名气不亚于“四大金刚”，所以有人称他们为“伶界四大金刚”。后来，荀慧生取代了朱琴心。“伶界四大金刚”又指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沙临岳还说，其父沙大风对“伶界四大金刚”这个称谓颇不以为然。他觉得金刚怒目与四旦的娇美英姿不相吻合，所以提笔一改，改称为“四大名旦”。
第二，上海早年的戏剧杂志《半月戏剧》主笔、专事戏剧评论的梅花馆主（本名郑子褒）于20世纪40年代初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尽管他没有明说，但他的论断，实际上从侧面印证了“四大名旦是沙大风所封”的说法。更重要的是，他直接说明“四大名旦”的来历，是因为荀慧生。他的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提倡‘四大名旦’最起劲的，不用说，当然是拥护留香的中坚分子。”
“留香”，是荀慧生的号；“拥护留香的中坚分子”，是被称为“白党”的捧荀派。旧时京城，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争相捧自己钟情的艺人，甚至为此另组专社专团，比如，捧艺名“白牡丹”的荀慧生的有“白社”，捧尚小云的有“云社”等。相应的，“社”的成员，就被称为“党”，比如，“梅党”“白党”等。
那么，“白党”捧荀慧生，为何要提出“四大名旦”这个称谓呢？梅花馆主在文章中，很肯定地这样写道：“因为那时的荀慧生，离开梆子时代的‘白牡丹’还不很远，论玩意儿，论声望，都不能和梅、尚、程相提并论，可是捧留香的人，声势却非常健旺，一鼓作气，非要把留香捧到梅、尚、程同等地位不可，于是极力设法，大声疾呼地创出了这一个‘四大名旦’的口号。”
按照梅花馆主的说法，“四大名旦”初始于“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也就是《顺天时报》举办“‘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后的第二年。从这个角度上看，说“四大名旦”产生于这次投票活动之后，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它不是由投票选举产生的，更不是由此次投票活动所决定的。
（摘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