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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正在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按照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公开宣示，这半年多来中国大幅放宽了金融业的外资市场准入。
在已经公布的金融开放时间表和路线图中，“最受关注的是大幅放宽外资在银、证、保领域的持股限制，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且三年后不再设限等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对记者说。
“必要时，金融开放的步子可以再大一点。”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2018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的金融开放可解决金融体系中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市场准入、鼓励竞争、金融体系效率提升等方面的问题。
中國政府高层和相关部门也多次表态，在未来几年里，中国还会进一步开放金融业。
以外促内
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迈向高质量发展，其中金融开放是重头戏之一。
中国银保监会国际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深化金融对外开放有助于优化市场经营环境，为中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期间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需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优化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与中资机构展开良性竞争与合作。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
截至2017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超过250万亿元，居全球第一，五年间资产规模增长了88.6%，同时各项监管指标都位居前列。在全球十大系统性重要银行中，中资银行占四席。保险业按保费收入亦已居全球第二。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总市值均跻身全球前三甲，整个资本市场的结构、广度、深度和发达国家趋同。移动支付等诸多金融创新则领先全球。
“早年，汇丰、花旗等外资的进入，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诸多益处，从经营管理、产品创新、市场推广等各方面都有体现。”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管周景彤说，一些城商行在引入外资的战略投资后，经营水平也很快上了一个台阶。也正是因此，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
随着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金融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发行主体不断扩大，投资主体更加丰富。这也表现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提升上。2018年3月，彭博宣布将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债券和政策性银行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中国债券纳入指数将从2019年4月开始。6月，A股被正式纳入MSCI指数。
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联盟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对记者表示，“金融开放是相当正确的决策。”持续开放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做出的战略抉择，中国金融业正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高质量、高效率、安全可靠的金融服务。
银保监会国际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经济生活中“脱实向虚”的风险苗头不容小觑，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开放强有力的支撑。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将有助于利用好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好地挖掘外资机构的特色金融服务，实现“以外促内”，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还有较大空间。央行行长易纲今年5月在2018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用一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截至2017年底，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总资产仅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1.3%，而2007年这一比例为2.3%，而境外投资者在银行间债券投资占比仅1.8%，这些开放程度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朱隽也说，除外资银行资产、保险业外资占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证券领域也需持续吸引外资进入。还能继续加以改进的，是对开放过程中的会计、审计、税收、法律等制度环境的完善和提升。
“当然效果可能不会立竿见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祚预计，但“三五年内会有重大改变”。
超出预期
中资金融机构，已经随着新一轮金融开放调整策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说，放开外资持股比例后，中央汇金正在做适应性的调整，这包括市场化退出部分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推动部分证券公司重组整合等等。
这轮金融开放的进度，超出此前外界预期：
首先，市场准入的开放步伐加大。不仅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大领域，也有评级、征信、支付以及其他小领域，涵盖了金融市场准入、金融市场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三个主要方面。
目前我国已给予外资银行卡清算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国民待遇。
评级领域，外资评级机构在境内展业已不存在法律和政策障碍，央行已发布公告允许其进入银行间市场开展评级业务。征信领域，央行已对外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银行卡清算领域，央行放开了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一些国际机构对此兴趣浓厚，正在与监管部门积极沟通。
其次，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设立形式的限制、地域限制和业务范围限制，走向全牌照、全股比的开放。目前对合资银行已经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保险业、证券业三年后也将放开股比限制。
第三，落地速度非常快。央行今年4月宣布的11条金融业开放措施中，目前已经落实大半，剩余部分在法律法规修改完成后也将渐次落地，年内预计都能够实现。
“在政策层面上，外资的限制障碍已然不多。”向松祚认为，关键还在于具体实施，怎么把好的政策落地下去。但“加速”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过程。朱隽说，“这背后是大量的思考和准备过程。”
金融开放不仅事关国内金融稳定，关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前景，也关乎国际金融的整体格局。这一轮金融开放，不仅有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内部需求，也有外部推动力。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指出，当前我国与美国、欧盟商谈的国际协定均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基础制定，对金融业开放、业务开放和市场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开放又是一个没有既定答案的探索，其顺序、进度、尺度等仍须反复考量、熟思慎处。
早在2010年，金融开放就列入了央行的研究工作中。2017年7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对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作出明确部署。在此基础上，进入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一方面是研究准备，一方面是持续性的探路，包括了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等。
“改革不是设计出来的，有时甚至是逼出来的。”朱隽说，市场上有各种条件论、顺序论，但即使依此设计了改革，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产生出意料之外的结果。一个例证是各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同样的开放顺序在不同国家有成功也有失败。既然没有一条既定的路，那么就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不拘泥于计划和模型、适时适度推进各项改革，成熟一项、开放一项。
双轮驱动
“引进来固然重要，但应该与走出去双轮驱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屠光绍说。
“引进来”还会影响到“走出去”。“通过主动推动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境内金融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度，也有利于为我国金融机构境外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周景彤说，国外发达经济体对外资金融机构很少设有数量化的准入限制，由于部分国家因其机构在华受到限制，而对中资机构准入采取严格对等措施，使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发展受到影响。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张立钧提出，中国的银行和保险体系规模全球前列，中资金融机构要走出去和全球接轨，在迎接外资进来的同时学到更多国际管理理念、监管经验，让中资机构更“强”。最终目标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本身也意味着更为安全。
相对于引进来，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之路更道阻且长。当前，中资金融机构的全球网络化布局已具备一定基础。
截至2017年末，23家中资银行共在6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238家一级机构，遍布亚太、北美和欧洲。眼下，中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正加速“一带一路”布局，通过建立代理行关系、银团贷款、资金结算和清算、项目贷款、账户管理、风险管理等方式，与全球越来越多的银行对接金融服务。中资投行也在加快海外布局，以IPO、海外并购等方式进行全球资源配置。
但整体来看，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覆盖面有限，产品较单一。周景彤认为，相对引进来的步伐，走出去更为艰难。
即便是政策性银行走出去也不轻松。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告诉记者，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空前复杂，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使得该行占比较大的境外业务面临较大风险。
“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要审慎考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胡晓炼解释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宏观经济政策等均存在差异，对部分国家的债务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也要高度警惕。
受访人士认为，要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良性互动，首先需要更清晰的战略定位和规划。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要与我国的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大目标统筹协调。
其次，需要建立和完善一套有效的机制，促进两者良性互动。
此外，还须创新有效的方式，能同时对引进来和走出去起到双向促进作用。例如去年11月中投与高盛联合设立“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中投想通过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探索在部分地区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对接。”屠光绍说。
加码走出去
朱隽表示，走出去确实还应加码，“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一方面，应继续加强金融机构互设和金融服务对接，形成网络效应，提高对贸易、投资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加强资本市场联通和金融基础设施联通，推动清算支付机构和服务的走出去和引进来，进一步完善中央对手方（Central Counter Party）服务等。还要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连接全球机构投资者，提供各种专业的项目融资和风险管理服务。
金融机构自身也需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程度，明确国际化发展战略，加强内部管理和业务创新，拓展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更要加强与国外金融机构的沟通与交流，加快引进具有国际化视野、长袖善舞的金融人才，在治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上与国际接轨。
怎样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向松祚建议，不应再拘泥于传统领域、传统模式。除中投的双边基金外，BAT等一些金融科技企业也走出了自身的国际化之路，值得借鉴。“不妨让国资、民资以及传统金融、新金融机构各自做些尝试，或许能打破瓶颈。”向松祚说。
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说，相比传统金融机构，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的国际化走得更靈活、落地更迅速。具体的国际化路径，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类：
一是“直营模式”，直接在目标市场设立分支机构，耕耘新的市场；二是“合资模式”，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各取所需，以新设合资公司的方式一起打造业务；三是“财务投资 能力输出”，将国内的先进技术和理念输出到其他地区，投资当地优秀的金融科技企业和团队。
宜信第一步是选择了第三种相对轻型的模式，经过五年的经验积累之后，才开始尝试第一种较为厚重的模式，在目标市场开启本地化服务。
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也给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带来了新的挑战。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沟通与监管协调，防止因监管差异形成套利空间，就成了必然。
近年来，央行加强了对外金融合作，高度重视国际队伍的培养和建设。目前，央行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悉尼、突尼斯设有代表处，在巴巴多斯设有驻加勒比开发银行联络处，与总行国际司共同构成一个24小时运转的工作网络，有效推进了国际交流和合作。
央行海外代表处充分发挥贴近当地市场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密切监测、跟踪和分析金融市场变化，主动开展了各种前瞻性、专题性研究，应对风云万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同时，也将鲜活信息报回国内，为国内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监管新挑战
金融开放伴随着跨市场、跨地域、跨国界的资本流动，以及各类金融创新，对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金融开放绝不意味着国门大开、一放了之。易纲曾公开表示，“只有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金融开放才能起到促改革、促发展这样的好的作用。”
开放的本质是给予外资平等待遇。当前我国推出的金融开放措施，是为了进一步完善金融领域的外商投资和经营环境，激发外资参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活力。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指出，尽管外资银行竞争力相对下降有其客观原因，但国内银行业确实也存在制约外资发挥业务优势的制度因素。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部分外资机构收缩了海外业务，撤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新兴市场。这是由于盈利能力下降、监管趋严和跨境经营成本上升等众多因素。“水土不服”也加速了外资机构的撤出速度，比如部分外资机构直接照搬成熟市场经验。
监管和制度环境也是制约其在中国发展的因素之一。朱隽举例说，在本轮金融业开放之前，金融多个细分领域存在此类问题。比如银行业，外资很难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证券业方面，外资只能以合资证券公司形式参与国内市场，合资证券公司也只能从事承销、外资股经纪业务和债券经纪业务等一小部分业务；保险业方面，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为50%，过于均衡的股权结构下，外方的管理优势很难体现。
未来金融业要走向负面清单管理，扫清了外资机构在华的监管和制度制约。同时，外资机构依然需要和内资机构一样，获取相关牌照和资质，并非“超国民待遇”。
打开大门让外资机构进来，如何避免泥沙俱下？向松祚在近期与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沟通时发现，“摘果子”甚至“赚一笔就走”的心态确实存在。
朱景彤认为，外资在新一轮开放中并不能“随心所欲”。中资金融机构已出现明显分化，外资很难控股大型中资机构；中小型机构自身发展普遍受限，引入外资未必能快速提升经营能力，外资方也未必能快速获利。
具体的监管政策也有需要调整应对之处。比如有的外资已经表现出对入股城商行、农商行的兴趣，后者此前受到诸多政策限制无法跨区域展业，外资注入后改为股份制银行，则有可能突破本地化经营的政策限制，造成对境内存款的“虹吸效应”。
扩大开放、负面清单模式下，朱隽认为，监管部门需要把更多监管资源从事前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动态的、全流程的监督与管理，在市场运行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和剔除风险，提升监管有效性。这要求监管机构对现行监管框架进行系統梳理，制定更高的监管标准，建立更加严密的监管框架，真正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要求来更新完善现有的监管体系。
在已经公布的金融开放时间表和路线图中，“最受关注的是大幅放宽外资在银、证、保领域的持股限制，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且三年后不再设限等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对记者说。
“必要时，金融开放的步子可以再大一点。”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2018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的金融开放可解决金融体系中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市场准入、鼓励竞争、金融体系效率提升等方面的问题。
中國政府高层和相关部门也多次表态，在未来几年里，中国还会进一步开放金融业。
以外促内
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迈向高质量发展，其中金融开放是重头戏之一。
中国银保监会国际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深化金融对外开放有助于优化市场经营环境，为中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期间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需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优化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与中资机构展开良性竞争与合作。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
截至2017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超过250万亿元，居全球第一，五年间资产规模增长了88.6%，同时各项监管指标都位居前列。在全球十大系统性重要银行中，中资银行占四席。保险业按保费收入亦已居全球第二。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总市值均跻身全球前三甲，整个资本市场的结构、广度、深度和发达国家趋同。移动支付等诸多金融创新则领先全球。
“早年，汇丰、花旗等外资的进入，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诸多益处，从经营管理、产品创新、市场推广等各方面都有体现。”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管周景彤说，一些城商行在引入外资的战略投资后，经营水平也很快上了一个台阶。也正是因此，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
随着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金融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发行主体不断扩大，投资主体更加丰富。这也表现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提升上。2018年3月，彭博宣布将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债券和政策性银行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中国债券纳入指数将从2019年4月开始。6月，A股被正式纳入MSCI指数。
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联盟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对记者表示，“金融开放是相当正确的决策。”持续开放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做出的战略抉择，中国金融业正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高质量、高效率、安全可靠的金融服务。
银保监会国际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经济生活中“脱实向虚”的风险苗头不容小觑，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开放强有力的支撑。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将有助于利用好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好地挖掘外资机构的特色金融服务，实现“以外促内”，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还有较大空间。央行行长易纲今年5月在2018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用一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截至2017年底，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总资产仅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1.3%，而2007年这一比例为2.3%，而境外投资者在银行间债券投资占比仅1.8%，这些开放程度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朱隽也说，除外资银行资产、保险业外资占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证券领域也需持续吸引外资进入。还能继续加以改进的，是对开放过程中的会计、审计、税收、法律等制度环境的完善和提升。
“当然效果可能不会立竿见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祚预计，但“三五年内会有重大改变”。
超出预期
中资金融机构，已经随着新一轮金融开放调整策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说，放开外资持股比例后，中央汇金正在做适应性的调整，这包括市场化退出部分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推动部分证券公司重组整合等等。
这轮金融开放的进度，超出此前外界预期：
首先，市场准入的开放步伐加大。不仅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大领域，也有评级、征信、支付以及其他小领域，涵盖了金融市场准入、金融市场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三个主要方面。
目前我国已给予外资银行卡清算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国民待遇。
评级领域，外资评级机构在境内展业已不存在法律和政策障碍，央行已发布公告允许其进入银行间市场开展评级业务。征信领域，央行已对外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银行卡清算领域，央行放开了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一些国际机构对此兴趣浓厚，正在与监管部门积极沟通。
其次，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设立形式的限制、地域限制和业务范围限制，走向全牌照、全股比的开放。目前对合资银行已经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保险业、证券业三年后也将放开股比限制。
第三，落地速度非常快。央行今年4月宣布的11条金融业开放措施中，目前已经落实大半，剩余部分在法律法规修改完成后也将渐次落地，年内预计都能够实现。
“在政策层面上，外资的限制障碍已然不多。”向松祚认为，关键还在于具体实施，怎么把好的政策落地下去。但“加速”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过程。朱隽说，“这背后是大量的思考和准备过程。”
金融开放不仅事关国内金融稳定，关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前景，也关乎国际金融的整体格局。这一轮金融开放，不仅有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内部需求，也有外部推动力。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指出，当前我国与美国、欧盟商谈的国际协定均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基础制定，对金融业开放、业务开放和市场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开放又是一个没有既定答案的探索，其顺序、进度、尺度等仍须反复考量、熟思慎处。
早在2010年，金融开放就列入了央行的研究工作中。2017年7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对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作出明确部署。在此基础上，进入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一方面是研究准备，一方面是持续性的探路，包括了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等。
“改革不是设计出来的，有时甚至是逼出来的。”朱隽说，市场上有各种条件论、顺序论，但即使依此设计了改革，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产生出意料之外的结果。一个例证是各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同样的开放顺序在不同国家有成功也有失败。既然没有一条既定的路，那么就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不拘泥于计划和模型、适时适度推进各项改革，成熟一项、开放一项。
双轮驱动
“引进来固然重要，但应该与走出去双轮驱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屠光绍说。
“引进来”还会影响到“走出去”。“通过主动推动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境内金融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度，也有利于为我国金融机构境外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周景彤说，国外发达经济体对外资金融机构很少设有数量化的准入限制，由于部分国家因其机构在华受到限制，而对中资机构准入采取严格对等措施，使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发展受到影响。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张立钧提出，中国的银行和保险体系规模全球前列，中资金融机构要走出去和全球接轨，在迎接外资进来的同时学到更多国际管理理念、监管经验，让中资机构更“强”。最终目标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本身也意味着更为安全。
相对于引进来，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之路更道阻且长。当前，中资金融机构的全球网络化布局已具备一定基础。
截至2017年末，23家中资银行共在6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238家一级机构，遍布亚太、北美和欧洲。眼下，中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正加速“一带一路”布局，通过建立代理行关系、银团贷款、资金结算和清算、项目贷款、账户管理、风险管理等方式，与全球越来越多的银行对接金融服务。中资投行也在加快海外布局，以IPO、海外并购等方式进行全球资源配置。
但整体来看，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覆盖面有限，产品较单一。周景彤认为，相对引进来的步伐，走出去更为艰难。
即便是政策性银行走出去也不轻松。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告诉记者，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空前复杂，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使得该行占比较大的境外业务面临较大风险。
“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要审慎考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胡晓炼解释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宏观经济政策等均存在差异，对部分国家的债务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也要高度警惕。
受访人士认为，要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良性互动，首先需要更清晰的战略定位和规划。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要与我国的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大目标统筹协调。
其次，需要建立和完善一套有效的机制，促进两者良性互动。
此外，还须创新有效的方式，能同时对引进来和走出去起到双向促进作用。例如去年11月中投与高盛联合设立“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中投想通过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探索在部分地区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对接。”屠光绍说。
加码走出去
朱隽表示，走出去确实还应加码，“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一方面，应继续加强金融机构互设和金融服务对接，形成网络效应，提高对贸易、投资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加强资本市场联通和金融基础设施联通，推动清算支付机构和服务的走出去和引进来，进一步完善中央对手方（Central Counter Party）服务等。还要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连接全球机构投资者，提供各种专业的项目融资和风险管理服务。
金融机构自身也需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程度，明确国际化发展战略，加强内部管理和业务创新，拓展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更要加强与国外金融机构的沟通与交流，加快引进具有国际化视野、长袖善舞的金融人才，在治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上与国际接轨。
怎样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向松祚建议，不应再拘泥于传统领域、传统模式。除中投的双边基金外，BAT等一些金融科技企业也走出了自身的国际化之路，值得借鉴。“不妨让国资、民资以及传统金融、新金融机构各自做些尝试，或许能打破瓶颈。”向松祚说。
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说，相比传统金融机构，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的国际化走得更靈活、落地更迅速。具体的国际化路径，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类：
一是“直营模式”，直接在目标市场设立分支机构，耕耘新的市场；二是“合资模式”，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各取所需，以新设合资公司的方式一起打造业务；三是“财务投资 能力输出”，将国内的先进技术和理念输出到其他地区，投资当地优秀的金融科技企业和团队。
宜信第一步是选择了第三种相对轻型的模式，经过五年的经验积累之后，才开始尝试第一种较为厚重的模式，在目标市场开启本地化服务。
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也给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带来了新的挑战。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沟通与监管协调，防止因监管差异形成套利空间，就成了必然。
近年来，央行加强了对外金融合作，高度重视国际队伍的培养和建设。目前，央行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悉尼、突尼斯设有代表处，在巴巴多斯设有驻加勒比开发银行联络处，与总行国际司共同构成一个24小时运转的工作网络，有效推进了国际交流和合作。
央行海外代表处充分发挥贴近当地市场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密切监测、跟踪和分析金融市场变化，主动开展了各种前瞻性、专题性研究，应对风云万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同时，也将鲜活信息报回国内，为国内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监管新挑战
金融开放伴随着跨市场、跨地域、跨国界的资本流动，以及各类金融创新，对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金融开放绝不意味着国门大开、一放了之。易纲曾公开表示，“只有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金融开放才能起到促改革、促发展这样的好的作用。”
开放的本质是给予外资平等待遇。当前我国推出的金融开放措施，是为了进一步完善金融领域的外商投资和经营环境，激发外资参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活力。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指出，尽管外资银行竞争力相对下降有其客观原因，但国内银行业确实也存在制约外资发挥业务优势的制度因素。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部分外资机构收缩了海外业务，撤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新兴市场。这是由于盈利能力下降、监管趋严和跨境经营成本上升等众多因素。“水土不服”也加速了外资机构的撤出速度，比如部分外资机构直接照搬成熟市场经验。
监管和制度环境也是制约其在中国发展的因素之一。朱隽举例说，在本轮金融业开放之前，金融多个细分领域存在此类问题。比如银行业，外资很难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证券业方面，外资只能以合资证券公司形式参与国内市场，合资证券公司也只能从事承销、外资股经纪业务和债券经纪业务等一小部分业务；保险业方面，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为50%，过于均衡的股权结构下，外方的管理优势很难体现。
未来金融业要走向负面清单管理，扫清了外资机构在华的监管和制度制约。同时，外资机构依然需要和内资机构一样，获取相关牌照和资质，并非“超国民待遇”。
打开大门让外资机构进来，如何避免泥沙俱下？向松祚在近期与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沟通时发现，“摘果子”甚至“赚一笔就走”的心态确实存在。
朱景彤认为，外资在新一轮开放中并不能“随心所欲”。中资金融机构已出现明显分化，外资很难控股大型中资机构；中小型机构自身发展普遍受限，引入外资未必能快速提升经营能力，外资方也未必能快速获利。
具体的监管政策也有需要调整应对之处。比如有的外资已经表现出对入股城商行、农商行的兴趣，后者此前受到诸多政策限制无法跨区域展业，外资注入后改为股份制银行，则有可能突破本地化经营的政策限制，造成对境内存款的“虹吸效应”。
扩大开放、负面清单模式下，朱隽认为，监管部门需要把更多监管资源从事前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动态的、全流程的监督与管理，在市场运行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和剔除风险，提升监管有效性。这要求监管机构对现行监管框架进行系統梳理，制定更高的监管标准，建立更加严密的监管框架，真正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要求来更新完善现有的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