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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瑞恰慈作为“新批评之父”，他的语义分析学是新批评的重要的理论来源，批评理论家甚至把新批评称为“微观的实践的语义学批评”。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应用于文学文本分析，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和精妙之处。瑞恰慈的语义学文学批评理论是由三个核心观念建构而成的，1、这一理论揭示了文学文本中语义的复义结构，确认了艺术语言是指称性和诗性（情感性）的复义结构，由此阐发了文学文本细读的方法和途径，是通过语义分析探询作者情感心理的内在一致性。2、基于“可接受的”情感和心理“内在的一致性”的文学语言的复义结构，其构建是以作者的“稳定的心理平衡”的心理机制为根基的。3、瑞恰慈创建的文本细读语义分析法，是以语境为读解文本的核心要素。
关键词： 瑞恰慈;语义学批评理论;文本细读
当批评家们把艾略特说成现代批评的鼻祖时，艾略特却将新批评的发源归之于瑞恰慈。艾略特说，自从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这部颇具影响的著作问世以来，文学批评领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的确，大多数批评家都认为瑞恰慈的语义分析学是新批评的重要的理论来源，批评理论家甚至把新批评称为“微观的实践的语义学批评”。
瑞恰慈作为“新批评之父”，他的理论对新批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布鲁克斯和华伦合著的《理解诗歌》中，不少关键性的术语如张力、悖论等，都来源于《文学批评原理》中的第23章，即“托尔斯泰的感染力理论”。维姆赛特和布鲁克斯的《文学批评简史》也以“瑞恰慈的张力诗学”为题，论述了他基于“内在平衡”说的诗论以及表达感情与指称事物的语言用法。
瑞恰慈是新批评派公认的源头，瑞恰慈的文本分析是朝向读者的心理反应的，他坚持认为读者的心理反应对于文学文本（特别是诗歌作品）的语义读解作用很大。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胡经之先生对瑞恰慈在新批评派中的影响作用做了精辟论述：“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新批评派至少有这样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专注于对诗进行细读的倾向，如由瑞恰慈发展而来的一脉主流，其代表是燕卜逊的《复义七型》和维姆萨特与沃伦合著的《理解诗歌》;另一种承续了艾略特宽广的诗学胸怀，体现出试图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融合起来的意向，其代表著作便是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2]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应用于文学文本分析的独创性及精妙之处。
一、揭示了文学文本中语义的复义结构
瑞恰慈强调文学文本中语义复义的言语结构，他认为读者的主观感受性的认知和理解，容易偏离文本的本义，他提出，文学文本的语义是复义结构，他在《文学批评原理》第34章“两种语言用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存在着两种判然有别的语言用法”，即“语言的科学用法”和“语言的感情用法”，认为：“可以为了一个表述所引起的或真或假的指称而运用表述，这就是语言的科学用法。但是也可以为了表述触发的指称所产生的感情的态度方面的影响而运用表述，这就是“语言的感情用法。”为此，他要求读者净化批评思考，排除一切“泛灵论”习惯，避免因为在内心情感和客观现实的性质之间进行毫无根据的联系而产生“误读”。实际上，瑞恰慈是以“真”的原则来确认“语言的科学用法”，是以“美”的原则来确认“语言的感情用法”。他所说的“真”，主要体现为语言指称的准确以及语义之间的必然的逻辑关联。他独创性地提出，“语言的科学用法”与“语言的感情用法”这两者既是各具特色又相互交织，这便形成了语言的复义结构。
在《科学与诗》中，瑞恰慈把诗定义为“非指称性伪陈述”，认为诗的语言，“其真理性主要是一种态度的可接受性。发表真实的陈述不是诗人的事。”[3]由此可见，瑞恰慈认同了“语言的感情用法”与“语言的科学用法”在“真”的意义上有交织和融通之处，但“语言的感情用法”有独特之处。在文学艺术中，语言的感情用法要具有“诗性”，或曰美的特性，美与真又是可以相通的，二者相通的基点是“真诚”，所谓“可接受的”“内在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正如有著述所说的：“诗的语言是一种感情的运用，它形成瑞恰慈所说的‘伪陈述’。也就是说，诗里的词语不与客观事实相对应。因此，在否认诗有任何参照的真实性的同时，瑞恰慈论证说，适用于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只能指艺术作品的‘内在的必然性’或‘正确性’;或者说，科学的真实性在于符合现实的性质，而艺术的真实性则是一个内在的一致性问题。” [4]因此，对于艺术作品而言，瑞恰慈所说的真实性，便是“可接受性”的“叙述效果”，实际上是心理效果，是基于感情认同的“内在一致性”。
瑞恰慈在语义学意义方面的批评理论建树，便是确认了艺术语言是指称性和诗性（情感性）的复义结构，这种结构的特征，一是与纯粹作“真”的指称的科学语言有别，又能够在情感和心理接受的一致性方面将“诗”（美）与“真”相通。这一相通还体现在读者对作品的读解方面，由此他阐发了文学文本细读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要细致理解和分析文学语言内在的复义结构，语义分析的关键是探询情感心理的内在一致性，既是作者的“真诚的”指称性表达与诗性情感表达的一致性，也是读者的“可接受心理”与作品表达的作者情感心理的一致性。而且，在情感心理一致性的基础上，作品运用的情感性语言能够唤起读者的联想，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入地进入作品世界，最终是要在情感认同基础上，通过理解作品复杂的语义结构，达到对作品整体结构的理解和阐释。
二、作者“稳定的心理平衡”心理机制是语义复义结构确立的根基
瑞恰慈认为，基于“可接受的”情感和心理“内在的一致性”的文学语言的复义结构，其构建是以作者的“穩定的心理平衡”的心理机制为根基的。他认为，人是有心理冲动的，冲动的心理常常处于一团混乱、相互束缚、彼此冲突的状态，他说：“我们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我们有身体，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神经系统;更为特别的，是它的比较高级或比较核心的相互协调的那些部分，精神乃是一个冲动系统。”[5]瑞恰慈对文学家创作心理意义的认识是独到的，在他看来，文学家的经验组织着混乱的意识，神经系统调节着心理冲动，使其达到平衡，对意识冲动进行调和，是瑞恰慈创作论的本质。 瑞恰慈将审美意识和非审美意识统一于心理意识冲动，他认为，审美经验和非审美经验没有本质区别，也只是冲动量上有差异，所以并不存在特殊的审美价值。他还认为，诗人有一种特殊的审美才能，即高效调和心理意识冲突的能力，能够把相互干扰、相互冲突、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冲动，调节为稳定的平衡状态。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品就是多种对立的冲动得到调和的产物，这调和又是具体体现在文学话语及其语境的的复义结构之中的。当新批评派把目光集中在文学文本的“内在一致性”的语义复义结构时，他们对作品结构的理解，集中体现为“语义的复义结构”呈现了“真”（可接受的必然性的逻辑关联）与“美”（可接受的情感和心理的“内在一致性”）的统一。
瑞恰慈看到文学作品本体结构的复杂性，试图以创作心理冲动的平衡为根源的语言复义结构，解决作品中各种因素的矛盾，使其达到对立调和并且结构成完整的文本。可以说，瑞恰慈以冲动平衡论为根源的语言复义结构说，在一定意义上，瑞恰慈的“冲动平衡论”及 “语言复义结构说”，直接启发了维姆萨特用“反讽”来概括诗歌的辩证结构。而兰色姆的“构架—肌质”论，退特的“张力论”和韦勒克、沃伦的艺术作品多层面结构说，这些关于动态平衡为根源的作品辩证结构的重要理论，都与瑞恰慈的“冲动平衡论”及 “语言复义结构说”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三、表达“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的语义整体结构形成语境
瑞恰慈的文学批評围绕文学文本实施，把文学文本作为意义完整统一的结构。他以文本细读为途径，在语境的理解和分析中，针对复义结构的言语所叙述的复杂事件和情景，从语义中梳理出种种既冲突又平衡的复杂意义，完成对文本完整意义的解释。在瑞恰慈的语义学研究中，“语境”（Context）是核心概念。何谓语境？“最一般地说，‘语境’是用来表示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的名称，这组事件包括我们可以选择作为原因和结果的任何事件以及那些所需要的条件。” [6]语境实际上就是语义关联到的一些事件的组合，每一个语汇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独立的指涉，而且彼此结合成语义的整体结构，关涉到具体语汇内在的多重含义以及语汇组合形成的更复杂的含义，这些语汇的 “组合运用”形成的特殊的语言环境，即语境。
关于语境，瑞恰慈的解释是，一个词往往具有多重的即为复杂的潜在意义，这复杂性既体现为语词内含的 “冲突而又平衡”的多方面意义的结合，又体现为明显的与隐秘的多方面意义的结合。因此，瑞恰慈认为，语汇只有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它才能获得具体的意义，而这个具体意义总是与过去曾发生的一连串复现事件密切相关，语词的丰富表现力正是来源于这些“复现的事件”及其相互阐释和彼此印证。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就是立足于语境理解，是从单个语义和单个作品的结构分析入手，将其关联到特殊语境，以此获得文本的完整语义结构。
瑞恰慈创建了文本细读的语义分析法，他以语境为读解文本的核心要素，将文学文本视为独立于作者的完整的语义结构体系，但这文本是向读者敞开视野的，读者可以对语义的复义结构进行细致、准确、深化、全面的读解，形成开阔的审美想象的意义体系。美国文论家则抛弃艾略特、瑞恰慈文学研究的历史感及心理学成分，更彻底地把作品作为批评的出发点及归宿，从而建立起文学本体论。
大体来说，瑞恰慈的语境分析法，对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研究范式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语词互相赋予活力。置于语境中的语词，与整个语境有了紧密关联，其语义需要借助语境来呈现，而且也给予语境一定的影响力。细读文本便要从语词和语境的互相照应中进行细致、全面的解读，以领会语义的丰富复杂涵义。第二，意义的问题，尤其是一首诗、一个剧本或一部小说的意义，不可简单和局部地下断语，更不能仅凭一部分“陈述”就以为抓住了主题，而是要全面和深入地领会语汇的关联及其内含的复杂语义结构。第三，诗人要依据意义表达的需要遣词用语，而且还要顾及词义之间的关联，使诗意连缀成整体。第四，读者同作者一样，必须需要通过一个寻求意义的过程来发现意义。“这就是推断和猜想！”如果读者对词意以及词语之间“意义的关联”，不能形成主动和拓展化的理解，所谓真切和深入的“推断和猜想”，又怎么能指望理解写作者或说话者的思想。第五、按照语境理论，隐喻是多种语境结合的典型实例。隐喻不仅是“叙述”某件事情时潜在地指涉另一种意义，而且潜在地指涉着按照常规是分离的两个语境的关联。隐喻的有效运用，不仅对“叙述”的事件作了巧妙修饰，还引发出新的意义;这新的意义的生成，读者的想象和猜测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隐喻是由语境与语境的关系决定的，“它是语境间的一种交流”。
参考文献
[1]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86页。
[2]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三版）（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
[3]瑞恰慈：《科学与诗》，伦敦1926年英文版，第67—68页。
[4]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三版）（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页。
[5]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6]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
关键词： 瑞恰慈;语义学批评理论;文本细读
当批评家们把艾略特说成现代批评的鼻祖时，艾略特却将新批评的发源归之于瑞恰慈。艾略特说，自从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这部颇具影响的著作问世以来，文学批评领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的确，大多数批评家都认为瑞恰慈的语义分析学是新批评的重要的理论来源，批评理论家甚至把新批评称为“微观的实践的语义学批评”。
瑞恰慈作为“新批评之父”，他的理论对新批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布鲁克斯和华伦合著的《理解诗歌》中，不少关键性的术语如张力、悖论等，都来源于《文学批评原理》中的第23章，即“托尔斯泰的感染力理论”。维姆赛特和布鲁克斯的《文学批评简史》也以“瑞恰慈的张力诗学”为题，论述了他基于“内在平衡”说的诗论以及表达感情与指称事物的语言用法。
瑞恰慈是新批评派公认的源头，瑞恰慈的文本分析是朝向读者的心理反应的，他坚持认为读者的心理反应对于文学文本（特别是诗歌作品）的语义读解作用很大。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胡经之先生对瑞恰慈在新批评派中的影响作用做了精辟论述：“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新批评派至少有这样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专注于对诗进行细读的倾向，如由瑞恰慈发展而来的一脉主流，其代表是燕卜逊的《复义七型》和维姆萨特与沃伦合著的《理解诗歌》;另一种承续了艾略特宽广的诗学胸怀，体现出试图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融合起来的意向，其代表著作便是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2]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应用于文学文本分析的独创性及精妙之处。
一、揭示了文学文本中语义的复义结构
瑞恰慈强调文学文本中语义复义的言语结构，他认为读者的主观感受性的认知和理解，容易偏离文本的本义，他提出，文学文本的语义是复义结构，他在《文学批评原理》第34章“两种语言用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存在着两种判然有别的语言用法”，即“语言的科学用法”和“语言的感情用法”，认为：“可以为了一个表述所引起的或真或假的指称而运用表述，这就是语言的科学用法。但是也可以为了表述触发的指称所产生的感情的态度方面的影响而运用表述，这就是“语言的感情用法。”为此，他要求读者净化批评思考，排除一切“泛灵论”习惯，避免因为在内心情感和客观现实的性质之间进行毫无根据的联系而产生“误读”。实际上，瑞恰慈是以“真”的原则来确认“语言的科学用法”，是以“美”的原则来确认“语言的感情用法”。他所说的“真”，主要体现为语言指称的准确以及语义之间的必然的逻辑关联。他独创性地提出，“语言的科学用法”与“语言的感情用法”这两者既是各具特色又相互交织，这便形成了语言的复义结构。
在《科学与诗》中，瑞恰慈把诗定义为“非指称性伪陈述”，认为诗的语言，“其真理性主要是一种态度的可接受性。发表真实的陈述不是诗人的事。”[3]由此可见，瑞恰慈认同了“语言的感情用法”与“语言的科学用法”在“真”的意义上有交织和融通之处，但“语言的感情用法”有独特之处。在文学艺术中，语言的感情用法要具有“诗性”，或曰美的特性，美与真又是可以相通的，二者相通的基点是“真诚”，所谓“可接受的”“内在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正如有著述所说的：“诗的语言是一种感情的运用，它形成瑞恰慈所说的‘伪陈述’。也就是说，诗里的词语不与客观事实相对应。因此，在否认诗有任何参照的真实性的同时，瑞恰慈论证说，适用于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只能指艺术作品的‘内在的必然性’或‘正确性’;或者说，科学的真实性在于符合现实的性质，而艺术的真实性则是一个内在的一致性问题。” [4]因此，对于艺术作品而言，瑞恰慈所说的真实性，便是“可接受性”的“叙述效果”，实际上是心理效果，是基于感情认同的“内在一致性”。
瑞恰慈在语义学意义方面的批评理论建树，便是确认了艺术语言是指称性和诗性（情感性）的复义结构，这种结构的特征，一是与纯粹作“真”的指称的科学语言有别，又能够在情感和心理接受的一致性方面将“诗”（美）与“真”相通。这一相通还体现在读者对作品的读解方面，由此他阐发了文学文本细读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要细致理解和分析文学语言内在的复义结构，语义分析的关键是探询情感心理的内在一致性，既是作者的“真诚的”指称性表达与诗性情感表达的一致性，也是读者的“可接受心理”与作品表达的作者情感心理的一致性。而且，在情感心理一致性的基础上，作品运用的情感性语言能够唤起读者的联想，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入地进入作品世界，最终是要在情感认同基础上，通过理解作品复杂的语义结构，达到对作品整体结构的理解和阐释。
二、作者“稳定的心理平衡”心理机制是语义复义结构确立的根基
瑞恰慈认为，基于“可接受的”情感和心理“内在的一致性”的文学语言的复义结构，其构建是以作者的“穩定的心理平衡”的心理机制为根基的。他认为，人是有心理冲动的，冲动的心理常常处于一团混乱、相互束缚、彼此冲突的状态，他说：“我们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我们有身体，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神经系统;更为特别的，是它的比较高级或比较核心的相互协调的那些部分，精神乃是一个冲动系统。”[5]瑞恰慈对文学家创作心理意义的认识是独到的，在他看来，文学家的经验组织着混乱的意识，神经系统调节着心理冲动，使其达到平衡，对意识冲动进行调和，是瑞恰慈创作论的本质。 瑞恰慈将审美意识和非审美意识统一于心理意识冲动，他认为，审美经验和非审美经验没有本质区别，也只是冲动量上有差异，所以并不存在特殊的审美价值。他还认为，诗人有一种特殊的审美才能，即高效调和心理意识冲突的能力，能够把相互干扰、相互冲突、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冲动，调节为稳定的平衡状态。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品就是多种对立的冲动得到调和的产物，这调和又是具体体现在文学话语及其语境的的复义结构之中的。当新批评派把目光集中在文学文本的“内在一致性”的语义复义结构时，他们对作品结构的理解，集中体现为“语义的复义结构”呈现了“真”（可接受的必然性的逻辑关联）与“美”（可接受的情感和心理的“内在一致性”）的统一。
瑞恰慈看到文学作品本体结构的复杂性，试图以创作心理冲动的平衡为根源的语言复义结构，解决作品中各种因素的矛盾，使其达到对立调和并且结构成完整的文本。可以说，瑞恰慈以冲动平衡论为根源的语言复义结构说，在一定意义上，瑞恰慈的“冲动平衡论”及 “语言复义结构说”，直接启发了维姆萨特用“反讽”来概括诗歌的辩证结构。而兰色姆的“构架—肌质”论，退特的“张力论”和韦勒克、沃伦的艺术作品多层面结构说，这些关于动态平衡为根源的作品辩证结构的重要理论，都与瑞恰慈的“冲动平衡论”及 “语言复义结构说”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三、表达“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的语义整体结构形成语境
瑞恰慈的文学批評围绕文学文本实施，把文学文本作为意义完整统一的结构。他以文本细读为途径，在语境的理解和分析中，针对复义结构的言语所叙述的复杂事件和情景，从语义中梳理出种种既冲突又平衡的复杂意义，完成对文本完整意义的解释。在瑞恰慈的语义学研究中，“语境”（Context）是核心概念。何谓语境？“最一般地说，‘语境’是用来表示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的名称，这组事件包括我们可以选择作为原因和结果的任何事件以及那些所需要的条件。” [6]语境实际上就是语义关联到的一些事件的组合，每一个语汇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独立的指涉，而且彼此结合成语义的整体结构，关涉到具体语汇内在的多重含义以及语汇组合形成的更复杂的含义，这些语汇的 “组合运用”形成的特殊的语言环境，即语境。
关于语境，瑞恰慈的解释是，一个词往往具有多重的即为复杂的潜在意义，这复杂性既体现为语词内含的 “冲突而又平衡”的多方面意义的结合，又体现为明显的与隐秘的多方面意义的结合。因此，瑞恰慈认为，语汇只有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它才能获得具体的意义，而这个具体意义总是与过去曾发生的一连串复现事件密切相关，语词的丰富表现力正是来源于这些“复现的事件”及其相互阐释和彼此印证。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就是立足于语境理解，是从单个语义和单个作品的结构分析入手，将其关联到特殊语境，以此获得文本的完整语义结构。
瑞恰慈创建了文本细读的语义分析法，他以语境为读解文本的核心要素，将文学文本视为独立于作者的完整的语义结构体系，但这文本是向读者敞开视野的，读者可以对语义的复义结构进行细致、准确、深化、全面的读解，形成开阔的审美想象的意义体系。美国文论家则抛弃艾略特、瑞恰慈文学研究的历史感及心理学成分，更彻底地把作品作为批评的出发点及归宿，从而建立起文学本体论。
大体来说，瑞恰慈的语境分析法，对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研究范式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语词互相赋予活力。置于语境中的语词，与整个语境有了紧密关联，其语义需要借助语境来呈现，而且也给予语境一定的影响力。细读文本便要从语词和语境的互相照应中进行细致、全面的解读，以领会语义的丰富复杂涵义。第二，意义的问题，尤其是一首诗、一个剧本或一部小说的意义，不可简单和局部地下断语，更不能仅凭一部分“陈述”就以为抓住了主题，而是要全面和深入地领会语汇的关联及其内含的复杂语义结构。第三，诗人要依据意义表达的需要遣词用语，而且还要顾及词义之间的关联，使诗意连缀成整体。第四，读者同作者一样，必须需要通过一个寻求意义的过程来发现意义。“这就是推断和猜想！”如果读者对词意以及词语之间“意义的关联”，不能形成主动和拓展化的理解，所谓真切和深入的“推断和猜想”，又怎么能指望理解写作者或说话者的思想。第五、按照语境理论，隐喻是多种语境结合的典型实例。隐喻不仅是“叙述”某件事情时潜在地指涉另一种意义，而且潜在地指涉着按照常规是分离的两个语境的关联。隐喻的有效运用，不仅对“叙述”的事件作了巧妙修饰，还引发出新的意义;这新的意义的生成，读者的想象和猜测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隐喻是由语境与语境的关系决定的，“它是语境间的一种交流”。
参考文献
[1]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86页。
[2]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三版）（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
[3]瑞恰慈：《科学与诗》，伦敦1926年英文版，第67—68页。
[4]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三版）（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页。
[5]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6]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