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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从第三代诗歌名称的界定、第三代诗歌反耘的原因以及第三代诗歌反叛具体表现特征等几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第三代 反叛性 审丑
一、“第三代诗歌”名称的界定
“第三代诗歌”的提法源自四川的一批诗人的一次名为“第三代诗会”的题记：“随着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郭小川、贺敬之等)，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北岛等)，在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后来这个概念成为了当代诗人和诗歌研究者对于“朦胧诗”之后、1990年代初之前的先锋诗歌的统称。由于“新生代”是在“朦胧诗”影响下形成并起步的，所以也被称为“后朦胧诗”。
二、第三代诗歌反叛的原因
“新生代”诗人接受了朦胧诗的启蒙和滋养，但是又以反叛的态度对“朦胧诗”进行了摒弃和批判。比起朦胧诗人，他们是一群更年轻的作者，对于历史，特别是对于“文革”.有着与朦胧诗人不同的记忆，诗对社会历史的那种承担，不再有确定无疑的答案。他们接受了改革开放后的文化氛围和五光十色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不再崇尚权威而更加相信自我，不再固守传统而试图创新。超越前人显示不同的个性，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他们认为，朦胧诗是特定社会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它指向的是意识形态，诗歌不过是诗人们用来抗衡意识形态的暖昧工具。就艺术手段而言，在后起的新生代诗人看来，当代诗歌对现代诗的探索中，朦胧诗仅仅打开了一个通道，当代诗歌潜力和可能性远远未被穷尽；在汉语潜能和表达可能性上，当代诗歌有着广阔的发掘和实验的天地。因而，当代诗歌必须在反抗朦胧诗所形成的叛逆中前进。
三、第三代诗歌反叛性的特征
1.反英雄，反崇高
“新生代”诗人在题材上告别了英雄人物及其光辉业绩或者传奇故事，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普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对日常琐事的表现成为他们的主要题材，同时不加提炼和加工，而是如实地展示了其原本状态。例如有关大雁塔：
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这首诗表达了对文化历史的冷漠和茫然，大雁塔不再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积淀物，它没有任何美丽的侧面和深度象征。“我们”爬上去只是看看四周的风景。“英雄”在诗人的眼里只是虚伪、自欺欺人的体验。诗人关注的是当下的日常生活，是平常人的平常生活，是这个没有了英雄的年代的平凡人的世俗化的生活，消解了历史和权威，消解了英雄和崇拜，消解了富贵和精英。
2.反文化
他们关注过程和感觉，也就是此时此刻此物此身，让时间成为一个点.这与唯文化主义、历史感是直接对应的。他们认为，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自己的感觉中，每次鲜活的感觉都是独特的，也是一次性的，诗就产生在这里。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就是整个地介绍一群未成熟的青年人平常的生活场景，生活就存在并流失于这种场景和过程之中。文化原型与深度曾经是后期朦胧诗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而新生代对此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尤其是“他们”一派，特意取消诗意中文化底蕴，反拨主体文化的英雄角色。
3.审丑
这种书写实际是一次美丑的置换。“反崇高”、“反文化”是“第三代”诗歌最耀眼的标签，而“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的价值积淀，“崇高”是直接评价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反崇高”、“反文化”实际也就是反传统意义上的“善”与“美”。换句话说，就是将审美的视角从“善”“美”的传统向度，转向与其相反的背面。因为“美”在思想情感方面，时刻要求与社会需求、道德伦理相一致；在语言上，则要求和谐、精致、符合传统审美规范。只有具备了这些， “美”才能体现为“善”。所以，当对传统发难时，提倡审“丑”显然具有巨大的冲击力。
以“现实生活”来对抗“博学高深”，以“低俗”来解构“优美”，正是“第三代”诗歌的创作特色。受美国“垮掉一代”的影响，曾以“莽汉”自诩的诗人认为：“莽汉”们不喜欢那些精密得使人头昏的内部结构或者晦涩的象征体系，莽汉们将以男性极其坦然的目光对现实生活进行最为直接的切人。如“他们拥到厨房里，瞧年轻的主妇给他们烧鱼，他们和我没碰到三杯就醉了，在鸡汤面前痛哭流涕/然后遥遥晃晃去找多年不见的女友，说是连夜就要成亲/得到的却是一个痛快的大嘴巴”(韩东：《我们的朋友》)。如果按照传统的审美标准，这些低俗不堪的片段和语言是难以登堂入室的。而“第三代”诗人就以这样最平庸的情感实施对崇高主题、抒情语言的颠覆。
4.语言的反叛性
“新生代”诗歌以反意象的方式实现了对朦胧诗表现方式和语言风格的反叛。他们以漫不经心的叙述流写偶然琐碎的生活流，以冷态的生命体验展示实际生存状态，因此在语言上强调口语化而淡化意象，如阿吴的《三个一样的杯子》“你有三个杯子，你原先有四个一样的杯子/你一次激动，你挥手打破了一个，现在三个一样的杯子，两个在桌子上，一个在你手里，手里的一个装着茶……”作者的语言表达以极尽单纯为能事，诗歌成为一场语言的游戏。“新生代”诗歌最大限度地在诗歌语言的平民化、通俗化、口语化过程中走向粗俗。他们甚至认为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粗野、鄙俗的语言更能给诗歌带来阳刚之美，显示一种力度。
他们追求语言的单纯和反朴归真，破除语言的装饰性，感觉的单纯会导致语言的纯净，主体意义的还原也会导致语言本体的还原，所以有人称他们的语言为感觉式的语言，是没有经过理性加工和文化过滤的语言。但与日常语言也不同，他们追求在整体上能表现生命形式的语感。韩东即是典型代表，其“诗到语言止”的论断，旨在反对“大哥”辈的朦胧诗人所扮演的“真理代言人”的角色和他们强烈的使命意识，主张更直接和具体地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情状，并用摒弃了升华功能的口语平平道来。《大雁塔》被看作是韩东诗的代表作，在这首与杨炼崇高壮美的《大雁塔》同题的诗中，诗人以平静的语言、冷漠的意象显示了冷漠和庸常，这就是他诗中最核心的一种质素。这座在许多诗人笔下曾经与故宫、长城、圆明园遗址一样充满丰富内涵的历史象征物在韩东看来乏味无比，登塔已不能再让人发怀古之幽思、作浩瀚之联想，而只不过是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不仅毫无英雄色彩、启蒙色彩、理想主义色彩，甚至“诗”的色彩也模糊到了极点。在这首诗里，大雁塔不再作为包含历史积淀和文化涵义的象征物出现，诗人用散淡、慵懒、无光泽的词语，表达了他从大雁塔获得的感受；或许，诗人通过庸常平凡的平民视角、平民语言，透露的是一代人灵魂深处的无聊和无奈、空洞和悖谬。他仿佛用一种不动声色甚至冷漠的口气告诉你，世界既不像有些人赞唱的那么美妙，也不像有些人所愤慨的那么荒谬，它存在着，就像你看到的大雁塔，仅此而已。
“第三代”诗歌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与艺术思潮对现代诗歌的一次冲击，它解除了诗歌文化运动的困境，为诗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长期以来的封闭性诗歌观念有所改观。但作为文化现象和艺术现象的局限性，自身的悖论性也是明显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民族性的缺失，对优秀诗歌传统采取了故意回避、排斥的态度，以及在创作中过于强调形式上的“解构”与琐屑的“拼贴”，使得“第三代”诗歌往往存在着“宣言”大于“文本”，“理论”大于“创作”的现象。这种“反文化”、“反崇高”、“反语言”的反题性和破坏性写作使自己不可避免地陷入偏执的境地，带来了诗歌意义的消解、美感的失落、品质的衰变和下降。
总之，作为一场初步的运动，第三代诗歌仅仅奏响了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变异的前奏，更加成熟、内在、融会、优秀的作品将产生于她的身后。
关键词：第三代 反叛性 审丑
一、“第三代诗歌”名称的界定
“第三代诗歌”的提法源自四川的一批诗人的一次名为“第三代诗会”的题记：“随着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郭小川、贺敬之等)，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北岛等)，在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后来这个概念成为了当代诗人和诗歌研究者对于“朦胧诗”之后、1990年代初之前的先锋诗歌的统称。由于“新生代”是在“朦胧诗”影响下形成并起步的，所以也被称为“后朦胧诗”。
二、第三代诗歌反叛的原因
“新生代”诗人接受了朦胧诗的启蒙和滋养，但是又以反叛的态度对“朦胧诗”进行了摒弃和批判。比起朦胧诗人，他们是一群更年轻的作者，对于历史，特别是对于“文革”.有着与朦胧诗人不同的记忆，诗对社会历史的那种承担，不再有确定无疑的答案。他们接受了改革开放后的文化氛围和五光十色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不再崇尚权威而更加相信自我，不再固守传统而试图创新。超越前人显示不同的个性，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他们认为，朦胧诗是特定社会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它指向的是意识形态，诗歌不过是诗人们用来抗衡意识形态的暖昧工具。就艺术手段而言，在后起的新生代诗人看来，当代诗歌对现代诗的探索中，朦胧诗仅仅打开了一个通道，当代诗歌潜力和可能性远远未被穷尽；在汉语潜能和表达可能性上，当代诗歌有着广阔的发掘和实验的天地。因而，当代诗歌必须在反抗朦胧诗所形成的叛逆中前进。
三、第三代诗歌反叛性的特征
1.反英雄，反崇高
“新生代”诗人在题材上告别了英雄人物及其光辉业绩或者传奇故事，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普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对日常琐事的表现成为他们的主要题材，同时不加提炼和加工，而是如实地展示了其原本状态。例如有关大雁塔：
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这首诗表达了对文化历史的冷漠和茫然，大雁塔不再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积淀物，它没有任何美丽的侧面和深度象征。“我们”爬上去只是看看四周的风景。“英雄”在诗人的眼里只是虚伪、自欺欺人的体验。诗人关注的是当下的日常生活，是平常人的平常生活，是这个没有了英雄的年代的平凡人的世俗化的生活，消解了历史和权威，消解了英雄和崇拜，消解了富贵和精英。
2.反文化
他们关注过程和感觉，也就是此时此刻此物此身，让时间成为一个点.这与唯文化主义、历史感是直接对应的。他们认为，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自己的感觉中，每次鲜活的感觉都是独特的，也是一次性的，诗就产生在这里。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就是整个地介绍一群未成熟的青年人平常的生活场景，生活就存在并流失于这种场景和过程之中。文化原型与深度曾经是后期朦胧诗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而新生代对此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尤其是“他们”一派，特意取消诗意中文化底蕴，反拨主体文化的英雄角色。
3.审丑
这种书写实际是一次美丑的置换。“反崇高”、“反文化”是“第三代”诗歌最耀眼的标签，而“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的价值积淀，“崇高”是直接评价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反崇高”、“反文化”实际也就是反传统意义上的“善”与“美”。换句话说，就是将审美的视角从“善”“美”的传统向度，转向与其相反的背面。因为“美”在思想情感方面，时刻要求与社会需求、道德伦理相一致；在语言上，则要求和谐、精致、符合传统审美规范。只有具备了这些， “美”才能体现为“善”。所以，当对传统发难时，提倡审“丑”显然具有巨大的冲击力。
以“现实生活”来对抗“博学高深”，以“低俗”来解构“优美”，正是“第三代”诗歌的创作特色。受美国“垮掉一代”的影响，曾以“莽汉”自诩的诗人认为：“莽汉”们不喜欢那些精密得使人头昏的内部结构或者晦涩的象征体系，莽汉们将以男性极其坦然的目光对现实生活进行最为直接的切人。如“他们拥到厨房里，瞧年轻的主妇给他们烧鱼，他们和我没碰到三杯就醉了，在鸡汤面前痛哭流涕/然后遥遥晃晃去找多年不见的女友，说是连夜就要成亲/得到的却是一个痛快的大嘴巴”(韩东：《我们的朋友》)。如果按照传统的审美标准，这些低俗不堪的片段和语言是难以登堂入室的。而“第三代”诗人就以这样最平庸的情感实施对崇高主题、抒情语言的颠覆。
4.语言的反叛性
“新生代”诗歌以反意象的方式实现了对朦胧诗表现方式和语言风格的反叛。他们以漫不经心的叙述流写偶然琐碎的生活流，以冷态的生命体验展示实际生存状态，因此在语言上强调口语化而淡化意象，如阿吴的《三个一样的杯子》“你有三个杯子，你原先有四个一样的杯子/你一次激动，你挥手打破了一个，现在三个一样的杯子，两个在桌子上，一个在你手里，手里的一个装着茶……”作者的语言表达以极尽单纯为能事，诗歌成为一场语言的游戏。“新生代”诗歌最大限度地在诗歌语言的平民化、通俗化、口语化过程中走向粗俗。他们甚至认为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粗野、鄙俗的语言更能给诗歌带来阳刚之美，显示一种力度。
他们追求语言的单纯和反朴归真，破除语言的装饰性，感觉的单纯会导致语言的纯净，主体意义的还原也会导致语言本体的还原，所以有人称他们的语言为感觉式的语言，是没有经过理性加工和文化过滤的语言。但与日常语言也不同，他们追求在整体上能表现生命形式的语感。韩东即是典型代表，其“诗到语言止”的论断，旨在反对“大哥”辈的朦胧诗人所扮演的“真理代言人”的角色和他们强烈的使命意识，主张更直接和具体地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情状，并用摒弃了升华功能的口语平平道来。《大雁塔》被看作是韩东诗的代表作，在这首与杨炼崇高壮美的《大雁塔》同题的诗中，诗人以平静的语言、冷漠的意象显示了冷漠和庸常，这就是他诗中最核心的一种质素。这座在许多诗人笔下曾经与故宫、长城、圆明园遗址一样充满丰富内涵的历史象征物在韩东看来乏味无比，登塔已不能再让人发怀古之幽思、作浩瀚之联想，而只不过是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不仅毫无英雄色彩、启蒙色彩、理想主义色彩，甚至“诗”的色彩也模糊到了极点。在这首诗里，大雁塔不再作为包含历史积淀和文化涵义的象征物出现，诗人用散淡、慵懒、无光泽的词语，表达了他从大雁塔获得的感受；或许，诗人通过庸常平凡的平民视角、平民语言，透露的是一代人灵魂深处的无聊和无奈、空洞和悖谬。他仿佛用一种不动声色甚至冷漠的口气告诉你，世界既不像有些人赞唱的那么美妙，也不像有些人所愤慨的那么荒谬，它存在着，就像你看到的大雁塔，仅此而已。
“第三代”诗歌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与艺术思潮对现代诗歌的一次冲击，它解除了诗歌文化运动的困境，为诗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长期以来的封闭性诗歌观念有所改观。但作为文化现象和艺术现象的局限性，自身的悖论性也是明显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民族性的缺失，对优秀诗歌传统采取了故意回避、排斥的态度，以及在创作中过于强调形式上的“解构”与琐屑的“拼贴”，使得“第三代”诗歌往往存在着“宣言”大于“文本”，“理论”大于“创作”的现象。这种“反文化”、“反崇高”、“反语言”的反题性和破坏性写作使自己不可避免地陷入偏执的境地，带来了诗歌意义的消解、美感的失落、品质的衰变和下降。
总之，作为一场初步的运动，第三代诗歌仅仅奏响了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变异的前奏，更加成熟、内在、融会、优秀的作品将产生于她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