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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这个东西，不付诸行动就显得特别虚头巴脑。『故事真的可以照亮现实。』怎么去实现？什么是现实？杨照自己也很难回答，唯有将故事不停地讲。
与20年前比，现在的台湾大学大得离谱。1983年前后，在还没那么大的台大，杨照和马家辉几乎同时在校园里混过四年。
杨照比马家辉大一届，读历史系。台大在他的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迹是老校长傅斯年的埋骨所在—傅园。“傅园有一种浪漫和鬼魅。“杨照没课的时候，枯坐在傅园，青年时期许多小说的发想，还有后来被认为“最深邃的哲学思辨”，都在这里坐出来。
马家辉是“香港仔”，高二迷上了李敖。去台大读书是立下“大志”—21岁前要写成一本《李敖研究》。大二下学期，《李敖研究》如愿出版。马家辉也因为“当科”差点被退学。幸好他懂得“巴结逢迎”，使尽手腕让自己留了下来。
台大校园里，杨照与马家辉从无交集。形只影单的杨照成名很早，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得奖、出书。四年后，马家辉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时，对“这位眼神深邃、声调厚壮的同龄人深表仰慕”。再三年后，马家辉到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读博士，身边越来越多的台湾留学生谈论着正在哈佛大学读硕士的杨照。有一位同系师兄去哈佛开会，回来用十五分钟讲述了杨照的才华。马家辉听着，听到了一个“杨照传奇”。
读完博士，马家辉在《明报》担任副总编辑，第一时间找杨照约稿。“喂”电话里声音传来，印证了马家辉对杨照的“传奇”想像。他的声音厚实、有说服力。多年后，马家辉和杨照时常坐下来聊天谈地，除了梁文道，马家辉至今没有找到第三个作家有这样的“声力”。
张铁志是台湾当前最活跃的摇滚、文化和政治评论人。“杨照始终是一个勤劳且负有使命感的评论者。20年来，我在他的文字中学习到如何透过写作去试图让我们所学的学院知识更公共化，让我们的书写作为武器去对抗时代的衰微。”他评价。
张铁志恭维的其实何止杨照，也包括了他自己或者他们一代人。或许说，其间的隐性问题是：张铁志、杨照这样的“评论家”是怎么炼成的？这个问题，似乎无法用才华横溢来单纯作答，它更多像是一个时代现象或者社会问题，即，评论家怎么影响时代？如同五四时期，军阀改变的只是社会结构，而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这些知识分子的笔杆子可比枪炮厉害多了。他们改变的是整个时代的意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正处于转型阶段。当时的台湾青年焦急且焦虑地大量追求知识。在各种新价值观的冲击里，各种政治文化评论不断涌现，试图探照“这个黑暗与光明交错的时代”，探寻自由和民主。这些评论者中，对张铁志影响最深的是杨照。
彼时，杨照刚开始成为台湾文化社会讨论的焦点。从第一本评论集《流离观点》到《异议笔记》、《临界点上的思索》，杨照的文字里亮明“本土左派世界观”—“我的批评，也正是以梦想为尺，对现实的修正意见。我在台湾做梦，并以台湾为我梦想的主要对象”。反叛青年张铁志读下来，建立起了新的价值方向。
那是台湾文化评论最好的时光。杨照一步步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文化评论者。张铁志跟随着杨照的脚步，出国念博士、写作、做报纸。五四的终结是知识分子共同叫响了口号，然后各行其是。当台湾公民社会日益成熟，时代所固有的凝聚力也烟消云散。“轻薄短小”的时代来了，深度评论和报道一夜间沦为“毒药”，新兴的博客和网络媒体让报纸的尊严荡然无存。张铁志开始走自己的路。杨照却还是那个杨照。从《明日报》到《新新闻》，他依然在写，至今还在写。
写作为生的人，有时也像个手艺人。只要坐下来，文字就会从指端涓涓往外淌。写作是一份工作，杨照把自己训练得“胸有成竹”。可是，工作哪有什么乐趣。这只是纪律。人家约请，就得写。写作变成是一种责任。
“胸有成竹”是“童子功”。杨照从国小开始自我练成。当时台湾的意识形态统治严重，学生的文章无论如何要在结尾部分跟“国家”扯上关系。 杨照翻开《作文模版大全》，翻多几回，乍然理解。“这有什么难的”。从此，拿到题目，先将语气激昂的“爱国报国”结语想好，然后，再回头推想如何铺陈。
结尾是规定动作，开头是笔头乐趣。写评论是工作节奏，写小说是人生趣味。杨照将这两件事分得异常清楚。做了几十年主笔，写评论是手到擒来。写小说，从来都是在墨水里泡。“用手写是一种习惯，有一种财产感。用电脑打出来，不像是我的。不管写得好不好，手写出来就是我的字。”这两年，杨照还有另外一种感觉。用电脑敲出来的字句和用一笔一画写出来不一样。电脑写有一种不确定感，随时可以改、复制，字句和段落都没有那么精确。手写稿落笔之前，想得一清二楚。坐在电脑前，杨照可以一直写，甚至在不知道写出来的是什么。写手稿，一个字不清楚都无法提笔。
写小说是件大事， 是对现实的若即若离。“是我的自尊和自重”，杨照说。他规定自己每天都要写，哪怕只是五个字。从短篇小说《黯魂》、《红颜》，早期的长篇《暗巷迷夜》、《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到最近几年出的《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写小说最大的乐趣来自坚持，因为大可不写，必须要有强大的纪律和冲动坚持。”做主笔，做出版，有很多会议和人事要参与。杨照的写作玄机是神游。昨天的小说写到了哪里？要不要重新再写？乐趣就在这里。“人生没有一件事可以百分百自己做主，写评论需要专业态度。只有这件事可以任意挥霍、恣意妄为。”
在台湾念大学，后来到美国念研究院，杨照所受的专业训练是思想史。人在想什么，人如何表达自己所想，是杨照的高度兴趣所在。“人的生命里有什么没什么，往往不是取决于我们去了哪里、看了什么，而在于去到和看到时，我们的内在感官与记忆有多少准备。生命的丰富与否，与外在环境的关系，还不如跟自己内在准备来得密切。”“具备什么样的观念，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杨照写过一本书叫《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就是《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的台湾版。这个书名太煞有介事了。出版前，预读的梁文道吓了一跳。“道德说教的意味太浓，保守、传统且古老，几乎不像是任何一个现代评论家会喜欢用的名字，尤其不像杨照著作的书名。”从台湾到美国，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在这样的追问里，杨照自己答：“如果我们稍有点耐心、多点好奇，故事和‘观念’，真的可以照亮未来。”这就是杨照的信念。 信念这个东西，不付诸行动就显得特别虚头八脑。怎么实现，杨照自己也千回百转。杨照的人生有过很多格式，大学四年级时，他写完了这辈子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孔子传》。电影的第一个画面是六十多岁的子路，布满皱纹的面孔，英武中带有睥睨的表情。很多年后，导演胡玫将《孔子》搬上了银幕，周润发演了孔子。杨照再翻回自己的剧本，心下得意自己写得更好。
杨照也有可能与女儿家业相承。八岁时，杨照跟老师学小提琴，六年里每星期两次课，每次都被打。在这样的师承下，杨照曾经痛恨音乐，再后来，当女儿开始学琴，反应过来老师教的不只是音乐，还有思想。杨照的女儿李其睿又现在是钢琴家。他遇见了李其睿又的人生，听她弹琴，不像听自己的女儿，而是在听一个很认真的在弹琴的人。
我见到杨照，是他在内地的几次新书发售和文化论坛上。不远不近，每一次，都看着他侃侃而谈。这次，正儿八经坐下来私聊，马家辉所捧赞的那种“声力”，我没有充分体会。
或许是他的《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一书先入为主，坐在他面前，脑海里总浮悬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身影。“加西亚·马尔克斯，至少在写这些小说时，是个宿命主义者。”杨照写他的这条句子，像网页广告一样弹出来，摁也摁不回。
杨照的思维有条不紊。任何问题，他都回答得特别充足，以至于必须一再打断才能完成全部采访。这让我想到，二十多年前，他一个人，在傅园，不言不语，脑子堆满故事和问题，看上去是个孤单的人。
[对话杨照]
我心里面有这种自尊
记者：其实，你最爱讲的故事源自历史？
杨照：作为小说创作者和历史研究者，这两者之间我绝对不能混淆，在我的观念里，它们的出发原则不一样。没有一件历史事件是客观的，都有想像的部分。尽管如此，小说的创作性摆明了，精神不一样。历史就是我努力要让我所看到和我所描述是一种事实，小说是以历史背景为经验，是想像，以及尽可能排除想像之后还剩什么。这是不一样的经验和规矩。如果不能把这两者区分对待，不是一件好事。历史训练帮助我看到了更多的人性和更大的图像。历史里面，如果把人全部拿掉，我真不敢说史学能教会我们什么？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记者：从小说家、诗人、编剧、文学评论家、时评人、出版人到主持人，“杂家”到底好不好当？
杨照：我没有办法重复地做一件事。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领悟，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没有耐心，但也知道如果人生没有耐性，就很难做好一件事。反过来，我现在还蛮佩服自己，我这么没耐心的人可以一件事做十几年。我用分散法来对付自己的缺点。我心里有一把尺，用它来告诉我有没有资格做一件事情。目前来说，我拿捏的标准没有比一般人低。当我可以说服自己的时候，好像其他人也会比较认可。我的人生价值不是由一个身份和一份职业决定。我给自己找到了不同的活下去的理由。当然，它们都系在读书这一条绳子上。除了读书，谈谈写写直接间接和书有关系的事情，我别无其他专长。
记者：你最近翻译了《老人与海》，为什么旧曲重弹？
杨照：一个弱者面对更强大的强者时，我会有兴趣看他怎么处理。我在诚品讲堂讲了《老人与海》，就像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共通的地方在于，什么叫敌人？什么叫对手？小说里面写得很清楚，三气周瑜，孔明知道死了一个敌人，那该多高兴。可是，不行，换另外一个角度，孔明很低落。这就是敌人和对手的差别。《老人与海》里，老人知道一条鱼拖着他，会死，恍惚的时候，老人开始语无伦次，你把我杀了也好，我把你杀了也好。还好，他们都在与对手搏斗，而不是与敌人搏斗。敌人是你消灭了它，他永远不会回来，你会高兴。对手就是你不会消灭他，而是因为他的存在你发现你的身体里有自己都不知道的内容。当他消失的时候，你会哭会难过。在当下，我人生中的很多选择和看法，正是在这里。
记者：你是很多同辈人或同行的偶像，这是否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杨照：成功是让我想躺到地洞里的词。什么是成功？只有两种：一种是别人眼中的成功，另一种是自己心里的成功。我非常庆幸，在我相对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完全分清楚了这两件事情的关联。到现在50岁了，我没有混淆过，更没有怀疑过。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土地？对我而言，非常清楚。就像我是一个传统的人，我热爱电影，进而对电影就有非常传统的想法。我无法想像在家里或电脑上看电影。看电影就是在一个黑房子里，跟不认识的人，甚至连厕所都不能上。就像看待书本，我在很认真地了解书里面说什么。这种认知是一种责任道德。人关键是态度，而不是长度和规模。我心里面有这种自尊。
与20年前比，现在的台湾大学大得离谱。1983年前后，在还没那么大的台大，杨照和马家辉几乎同时在校园里混过四年。
杨照比马家辉大一届，读历史系。台大在他的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迹是老校长傅斯年的埋骨所在—傅园。“傅园有一种浪漫和鬼魅。“杨照没课的时候，枯坐在傅园，青年时期许多小说的发想，还有后来被认为“最深邃的哲学思辨”，都在这里坐出来。
马家辉是“香港仔”，高二迷上了李敖。去台大读书是立下“大志”—21岁前要写成一本《李敖研究》。大二下学期，《李敖研究》如愿出版。马家辉也因为“当科”差点被退学。幸好他懂得“巴结逢迎”，使尽手腕让自己留了下来。
台大校园里，杨照与马家辉从无交集。形只影单的杨照成名很早，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得奖、出书。四年后，马家辉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时，对“这位眼神深邃、声调厚壮的同龄人深表仰慕”。再三年后，马家辉到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读博士，身边越来越多的台湾留学生谈论着正在哈佛大学读硕士的杨照。有一位同系师兄去哈佛开会，回来用十五分钟讲述了杨照的才华。马家辉听着，听到了一个“杨照传奇”。
读完博士，马家辉在《明报》担任副总编辑，第一时间找杨照约稿。“喂”电话里声音传来，印证了马家辉对杨照的“传奇”想像。他的声音厚实、有说服力。多年后，马家辉和杨照时常坐下来聊天谈地，除了梁文道，马家辉至今没有找到第三个作家有这样的“声力”。
张铁志是台湾当前最活跃的摇滚、文化和政治评论人。“杨照始终是一个勤劳且负有使命感的评论者。20年来，我在他的文字中学习到如何透过写作去试图让我们所学的学院知识更公共化，让我们的书写作为武器去对抗时代的衰微。”他评价。
张铁志恭维的其实何止杨照，也包括了他自己或者他们一代人。或许说，其间的隐性问题是：张铁志、杨照这样的“评论家”是怎么炼成的？这个问题，似乎无法用才华横溢来单纯作答，它更多像是一个时代现象或者社会问题，即，评论家怎么影响时代？如同五四时期，军阀改变的只是社会结构，而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这些知识分子的笔杆子可比枪炮厉害多了。他们改变的是整个时代的意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正处于转型阶段。当时的台湾青年焦急且焦虑地大量追求知识。在各种新价值观的冲击里，各种政治文化评论不断涌现，试图探照“这个黑暗与光明交错的时代”，探寻自由和民主。这些评论者中，对张铁志影响最深的是杨照。
彼时，杨照刚开始成为台湾文化社会讨论的焦点。从第一本评论集《流离观点》到《异议笔记》、《临界点上的思索》，杨照的文字里亮明“本土左派世界观”—“我的批评，也正是以梦想为尺，对现实的修正意见。我在台湾做梦，并以台湾为我梦想的主要对象”。反叛青年张铁志读下来，建立起了新的价值方向。
那是台湾文化评论最好的时光。杨照一步步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文化评论者。张铁志跟随着杨照的脚步，出国念博士、写作、做报纸。五四的终结是知识分子共同叫响了口号，然后各行其是。当台湾公民社会日益成熟，时代所固有的凝聚力也烟消云散。“轻薄短小”的时代来了，深度评论和报道一夜间沦为“毒药”，新兴的博客和网络媒体让报纸的尊严荡然无存。张铁志开始走自己的路。杨照却还是那个杨照。从《明日报》到《新新闻》，他依然在写，至今还在写。
写作为生的人，有时也像个手艺人。只要坐下来，文字就会从指端涓涓往外淌。写作是一份工作，杨照把自己训练得“胸有成竹”。可是，工作哪有什么乐趣。这只是纪律。人家约请，就得写。写作变成是一种责任。
“胸有成竹”是“童子功”。杨照从国小开始自我练成。当时台湾的意识形态统治严重，学生的文章无论如何要在结尾部分跟“国家”扯上关系。 杨照翻开《作文模版大全》，翻多几回，乍然理解。“这有什么难的”。从此，拿到题目，先将语气激昂的“爱国报国”结语想好，然后，再回头推想如何铺陈。
结尾是规定动作，开头是笔头乐趣。写评论是工作节奏，写小说是人生趣味。杨照将这两件事分得异常清楚。做了几十年主笔，写评论是手到擒来。写小说，从来都是在墨水里泡。“用手写是一种习惯，有一种财产感。用电脑打出来，不像是我的。不管写得好不好，手写出来就是我的字。”这两年，杨照还有另外一种感觉。用电脑敲出来的字句和用一笔一画写出来不一样。电脑写有一种不确定感，随时可以改、复制，字句和段落都没有那么精确。手写稿落笔之前，想得一清二楚。坐在电脑前，杨照可以一直写，甚至在不知道写出来的是什么。写手稿，一个字不清楚都无法提笔。
写小说是件大事， 是对现实的若即若离。“是我的自尊和自重”，杨照说。他规定自己每天都要写，哪怕只是五个字。从短篇小说《黯魂》、《红颜》，早期的长篇《暗巷迷夜》、《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到最近几年出的《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写小说最大的乐趣来自坚持，因为大可不写，必须要有强大的纪律和冲动坚持。”做主笔，做出版，有很多会议和人事要参与。杨照的写作玄机是神游。昨天的小说写到了哪里？要不要重新再写？乐趣就在这里。“人生没有一件事可以百分百自己做主，写评论需要专业态度。只有这件事可以任意挥霍、恣意妄为。”
在台湾念大学，后来到美国念研究院，杨照所受的专业训练是思想史。人在想什么，人如何表达自己所想，是杨照的高度兴趣所在。“人的生命里有什么没什么，往往不是取决于我们去了哪里、看了什么，而在于去到和看到时，我们的内在感官与记忆有多少准备。生命的丰富与否，与外在环境的关系，还不如跟自己内在准备来得密切。”“具备什么样的观念，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杨照写过一本书叫《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就是《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的台湾版。这个书名太煞有介事了。出版前，预读的梁文道吓了一跳。“道德说教的意味太浓，保守、传统且古老，几乎不像是任何一个现代评论家会喜欢用的名字，尤其不像杨照著作的书名。”从台湾到美国，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在这样的追问里，杨照自己答：“如果我们稍有点耐心、多点好奇，故事和‘观念’，真的可以照亮未来。”这就是杨照的信念。 信念这个东西，不付诸行动就显得特别虚头八脑。怎么实现，杨照自己也千回百转。杨照的人生有过很多格式，大学四年级时，他写完了这辈子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孔子传》。电影的第一个画面是六十多岁的子路，布满皱纹的面孔，英武中带有睥睨的表情。很多年后，导演胡玫将《孔子》搬上了银幕，周润发演了孔子。杨照再翻回自己的剧本，心下得意自己写得更好。
杨照也有可能与女儿家业相承。八岁时，杨照跟老师学小提琴，六年里每星期两次课，每次都被打。在这样的师承下，杨照曾经痛恨音乐，再后来，当女儿开始学琴，反应过来老师教的不只是音乐，还有思想。杨照的女儿李其睿又现在是钢琴家。他遇见了李其睿又的人生，听她弹琴，不像听自己的女儿，而是在听一个很认真的在弹琴的人。
我见到杨照，是他在内地的几次新书发售和文化论坛上。不远不近，每一次，都看着他侃侃而谈。这次，正儿八经坐下来私聊，马家辉所捧赞的那种“声力”，我没有充分体会。
或许是他的《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一书先入为主，坐在他面前，脑海里总浮悬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身影。“加西亚·马尔克斯，至少在写这些小说时，是个宿命主义者。”杨照写他的这条句子，像网页广告一样弹出来，摁也摁不回。
杨照的思维有条不紊。任何问题，他都回答得特别充足，以至于必须一再打断才能完成全部采访。这让我想到，二十多年前，他一个人，在傅园，不言不语，脑子堆满故事和问题，看上去是个孤单的人。
[对话杨照]
我心里面有这种自尊
记者：其实，你最爱讲的故事源自历史？
杨照：作为小说创作者和历史研究者，这两者之间我绝对不能混淆，在我的观念里，它们的出发原则不一样。没有一件历史事件是客观的，都有想像的部分。尽管如此，小说的创作性摆明了，精神不一样。历史就是我努力要让我所看到和我所描述是一种事实，小说是以历史背景为经验，是想像，以及尽可能排除想像之后还剩什么。这是不一样的经验和规矩。如果不能把这两者区分对待，不是一件好事。历史训练帮助我看到了更多的人性和更大的图像。历史里面，如果把人全部拿掉，我真不敢说史学能教会我们什么？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记者：从小说家、诗人、编剧、文学评论家、时评人、出版人到主持人，“杂家”到底好不好当？
杨照：我没有办法重复地做一件事。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领悟，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没有耐心，但也知道如果人生没有耐性，就很难做好一件事。反过来，我现在还蛮佩服自己，我这么没耐心的人可以一件事做十几年。我用分散法来对付自己的缺点。我心里有一把尺，用它来告诉我有没有资格做一件事情。目前来说，我拿捏的标准没有比一般人低。当我可以说服自己的时候，好像其他人也会比较认可。我的人生价值不是由一个身份和一份职业决定。我给自己找到了不同的活下去的理由。当然，它们都系在读书这一条绳子上。除了读书，谈谈写写直接间接和书有关系的事情，我别无其他专长。
记者：你最近翻译了《老人与海》，为什么旧曲重弹？
杨照：一个弱者面对更强大的强者时，我会有兴趣看他怎么处理。我在诚品讲堂讲了《老人与海》，就像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共通的地方在于，什么叫敌人？什么叫对手？小说里面写得很清楚，三气周瑜，孔明知道死了一个敌人，那该多高兴。可是，不行，换另外一个角度，孔明很低落。这就是敌人和对手的差别。《老人与海》里，老人知道一条鱼拖着他，会死，恍惚的时候，老人开始语无伦次，你把我杀了也好，我把你杀了也好。还好，他们都在与对手搏斗，而不是与敌人搏斗。敌人是你消灭了它，他永远不会回来，你会高兴。对手就是你不会消灭他，而是因为他的存在你发现你的身体里有自己都不知道的内容。当他消失的时候，你会哭会难过。在当下，我人生中的很多选择和看法，正是在这里。
记者：你是很多同辈人或同行的偶像，这是否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杨照：成功是让我想躺到地洞里的词。什么是成功？只有两种：一种是别人眼中的成功，另一种是自己心里的成功。我非常庆幸，在我相对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完全分清楚了这两件事情的关联。到现在50岁了，我没有混淆过，更没有怀疑过。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土地？对我而言，非常清楚。就像我是一个传统的人，我热爱电影，进而对电影就有非常传统的想法。我无法想像在家里或电脑上看电影。看电影就是在一个黑房子里，跟不认识的人，甚至连厕所都不能上。就像看待书本，我在很认真地了解书里面说什么。这种认知是一种责任道德。人关键是态度，而不是长度和规模。我心里面有这种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