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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洪流，在他心中，始终是“大家”在“小家”之前。不过，周恩来也常说，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六亲不认。在这方面，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至孝情怀是感人至深的。
“因为淮安
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周恩来的生母名叫万冬儿，人称万十二姑。周恩来在1946年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曾深情地回忆：“我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孩子——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生母去世时周恩来只有9岁。从上面周恩来的追忆中，不难看出他对生母的怀念之情。
在周恩来出生后，因他的叔父周贻淦去世，所以按照当时传统习惯，将他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陈氏抚养。陈氏受过教育，不仅能作诗文，在周恩来五六岁时就给他讲《天雨花》《再生缘》等书中的故事，这些也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留学日本时的日记中就记载有读母亲（嗣母陈氏）诗文并引起思念的文字：“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地要流下来……想起来时光易逝，墨迹还有，母亲去世10年了，不知还想着我这儿子没有？”
1950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为党内外干部作报告时也提到过母亲：“1946年5月，我从重庆到南京，南京離我的老家淮安只有300多华里，我很想回去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的两个母亲的坟……”说到这里，他禁不住声音哽咽、两眼盈满泪水。可是，因为周恩来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身份，不便回乡，留下终身的遗憾。
“我父已病故，
悲痛之极，抱恨终天”
周恩来的父亲名周贻能，字懋臣，在周恩来出生前两三年时更名为劭纲。周劭纲先生一生颠沛流离，走南闯北，四处谋生。虽然生活清苦，话语不多，但他这个人十分有主见，对儿子周恩来投身革命“从不阻拦，在内心里他是支持的”。他1931年到上海，曾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周恩来做过通讯联络工作。后来因斗争形势严峻，父子又分别了。
1938年1月，周恩来写信给正在天津的父亲，希望他能来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而当年5月，老先生到达武汉那一天，周恩来正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先生曾对当天的情形有过具体、生动地描述：“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周恩来的赤子之心和至孝情怀。
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偶有小别，但父亲基本上是一直和周恩来在一起。1940年，周劭纲和一些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家属转移到重庆红岩。以后，他就一直没有离开红岩，这里也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1942年7月，周劭纲生病发烧，后来病情转重。老人非常想见见周恩来，而此时的周恩来也因为小肠疝气复发，正住院治疗。病中的周恩来十分牵挂父亲的病情。7月9日，邓颖超致信周恩来，其中谈到父亲病情，信末她说：“这几日我均在山上招呼，你可勿念。”可是，做为孝顺的儿子，周恩来又怎么能放心得下呢？他接信后茶饭不思，很是惦念，于次日复信邓颖超：“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望静养。”
可是，周恩来没有想到，就在他写信这天晚上，父亲怀着对儿子的思念永远地离开了。大家知道周恩来对父亲的孝顺，鉴于他的健康状况，怕他受刺激，所以，邓颖超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商定先不告诉他。但周恩来还是在7月13日这天知道了。得知父亲已经过世，周恩来悲痛欲绝，恸哭不已。当晚，他即为父亲守灵直到拂晓。几天后，周恩来致电延安的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
即使在晚年生病住院期间，周恩来一直将父亲一张不大的相片放在贴身的一个皮夹子里面，照片背面有他亲笔写的四个字：爹爹遗像。
“伯父对我恩重如山”
周家是一个大家族，周恩来儿时和青年时代，得到过诸多亲友的帮助，他对这些族中长辈也是十分孝敬，尽量关心、照顾他们的生活，尽一些孝心。
周恩来到东北求学，是四伯父周贻赓的意思。他在求学期间的费用，也由这位四伯父承担。而在东北的经历对周恩来又是至关重要的，他后来回忆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
周恩来到天津以至后来在南开读书，也是因为四伯父工作调动到天津的缘故。应该说四伯父对周恩来是帮助和影响非常大的。周贻赓1933年病逝于天津，此时的周恩来当然是无法前往吊祭，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位在他人生里程中十分重要的四伯父。10年之后的1943年，他曾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周贻赓：“伯父对我恩重如山。”
幼年周恩来在生母、嗣母去世后，有一段时间是和八伯父周贻奎、伯母杨氏夫妇生活在一起。八伯父也曾教他和弟弟打算盘，所以，周恩来对他们夫妇感情很深。1918年1月，正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接家中来信知道八伯父去世，十分悲痛，在日记中曾写下多情的文字，追念伯父并忧虑家中伯母的艰难……
周恩来还有位做过袁世凯秘书的六伯父，名叫周嵩尧，原名周贻良。在袁世凯称帝时，他也曾上书劝说袁世凯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应该说这位六伯父在周恩来心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毕竟他经历过风雨，在政治上也比较有远见。否则，周恩来也不会在刚刚建国的1949年12月就致信邀请六伯父来京。周嵩尧1951年被中央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继续发挥着余热。
（摘自《党史博览》 刘永辉/文）
“因为淮安
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周恩来的生母名叫万冬儿，人称万十二姑。周恩来在1946年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曾深情地回忆：“我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孩子——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生母去世时周恩来只有9岁。从上面周恩来的追忆中，不难看出他对生母的怀念之情。
在周恩来出生后，因他的叔父周贻淦去世，所以按照当时传统习惯，将他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陈氏抚养。陈氏受过教育，不仅能作诗文，在周恩来五六岁时就给他讲《天雨花》《再生缘》等书中的故事，这些也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留学日本时的日记中就记载有读母亲（嗣母陈氏）诗文并引起思念的文字：“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地要流下来……想起来时光易逝，墨迹还有，母亲去世10年了，不知还想着我这儿子没有？”
1950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为党内外干部作报告时也提到过母亲：“1946年5月，我从重庆到南京，南京離我的老家淮安只有300多华里，我很想回去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的两个母亲的坟……”说到这里，他禁不住声音哽咽、两眼盈满泪水。可是，因为周恩来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身份，不便回乡，留下终身的遗憾。
“我父已病故，
悲痛之极，抱恨终天”
周恩来的父亲名周贻能，字懋臣，在周恩来出生前两三年时更名为劭纲。周劭纲先生一生颠沛流离，走南闯北，四处谋生。虽然生活清苦，话语不多，但他这个人十分有主见，对儿子周恩来投身革命“从不阻拦，在内心里他是支持的”。他1931年到上海，曾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周恩来做过通讯联络工作。后来因斗争形势严峻，父子又分别了。
1938年1月，周恩来写信给正在天津的父亲，希望他能来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而当年5月，老先生到达武汉那一天，周恩来正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先生曾对当天的情形有过具体、生动地描述：“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周恩来的赤子之心和至孝情怀。
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偶有小别，但父亲基本上是一直和周恩来在一起。1940年，周劭纲和一些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家属转移到重庆红岩。以后，他就一直没有离开红岩，这里也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1942年7月，周劭纲生病发烧，后来病情转重。老人非常想见见周恩来，而此时的周恩来也因为小肠疝气复发，正住院治疗。病中的周恩来十分牵挂父亲的病情。7月9日，邓颖超致信周恩来，其中谈到父亲病情，信末她说：“这几日我均在山上招呼，你可勿念。”可是，做为孝顺的儿子，周恩来又怎么能放心得下呢？他接信后茶饭不思，很是惦念，于次日复信邓颖超：“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望静养。”
可是，周恩来没有想到，就在他写信这天晚上，父亲怀着对儿子的思念永远地离开了。大家知道周恩来对父亲的孝顺，鉴于他的健康状况，怕他受刺激，所以，邓颖超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商定先不告诉他。但周恩来还是在7月13日这天知道了。得知父亲已经过世，周恩来悲痛欲绝，恸哭不已。当晚，他即为父亲守灵直到拂晓。几天后，周恩来致电延安的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
即使在晚年生病住院期间，周恩来一直将父亲一张不大的相片放在贴身的一个皮夹子里面，照片背面有他亲笔写的四个字：爹爹遗像。
“伯父对我恩重如山”
周家是一个大家族，周恩来儿时和青年时代，得到过诸多亲友的帮助，他对这些族中长辈也是十分孝敬，尽量关心、照顾他们的生活，尽一些孝心。
周恩来到东北求学，是四伯父周贻赓的意思。他在求学期间的费用，也由这位四伯父承担。而在东北的经历对周恩来又是至关重要的，他后来回忆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
周恩来到天津以至后来在南开读书，也是因为四伯父工作调动到天津的缘故。应该说四伯父对周恩来是帮助和影响非常大的。周贻赓1933年病逝于天津，此时的周恩来当然是无法前往吊祭，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位在他人生里程中十分重要的四伯父。10年之后的1943年，他曾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周贻赓：“伯父对我恩重如山。”
幼年周恩来在生母、嗣母去世后，有一段时间是和八伯父周贻奎、伯母杨氏夫妇生活在一起。八伯父也曾教他和弟弟打算盘，所以，周恩来对他们夫妇感情很深。1918年1月，正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接家中来信知道八伯父去世，十分悲痛，在日记中曾写下多情的文字，追念伯父并忧虑家中伯母的艰难……
周恩来还有位做过袁世凯秘书的六伯父，名叫周嵩尧，原名周贻良。在袁世凯称帝时，他也曾上书劝说袁世凯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应该说这位六伯父在周恩来心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毕竟他经历过风雨，在政治上也比较有远见。否则，周恩来也不会在刚刚建国的1949年12月就致信邀请六伯父来京。周嵩尧1951年被中央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继续发挥着余热。
（摘自《党史博览》 刘永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