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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晨的迷梦中依稀听到了春雨声，是那雨点洒落在广玉兰的叶子上发出的沙沙声。此种声音可以使人重新入梦，不愿清醒。忽然间又闻巷子里有女子的叫卖声：“阿要大白米唉——”苏州女子的叫卖声像唱吴歌，这歌声使我从迷蒙中清醒过来了，好像是听到了一首十分熟悉而又古老的乐曲，顿时精神振奋。是的，我不闻其声差不多已经有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前，我睡在苏州山塘一座临街的小木楼上，清晨的迷梦中总是听到两种叫卖声，一种是“阿要大白米唉——”，一种是“阿要白兰花啊——”，这两种叫卖声的音调都一样，给人的感觉却大有区别，一种是浪漫的情调，一种是现实的感受。
“阿要白兰花啊——”是苏州姑娘叫卖白兰花，那声音甜美、悠扬、清脆，好像带着清晨的露水和白兰花的香气，听到此种声音你就会想起陆游的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阿要大白米唉——”这就是现实主义的了，我听到这种声音肚子就有点饿，就要赶快起床去吃苏州的大白米。我刚到苏州时，觉得苏州的大米又糯又软又香，用不着菜，只要有点儿青菜汤，就可以吃两大碗。苏州真是个天堂，连米和人间的都是两样！往后的几十年间，我对苏州的米就没有什么好印象了，又糯又软又香的大白米一去不复返了，米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种灾难和忧虑。
有人说“米”字是个象形字，好像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完全是为了米。可是中国人却背着一个米字九死一生地爬行了千百年。
苏州的大白米是好吃，可我在苏州没有安安稳稳地吃几天。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米价像八月十五涨大潮，那种又糯又软又香的大白米吃不起了，一般的家庭只能吃中白米，次白米，还有那种掺着石子，发了霉的“配给米”。我永远也忘不了苏州人排队买配给米的情景。深夜里，小街上的灯光昏暗，粮店的门口黑压压的人排着长队，一个紧挨着一个，贴墙站在屋檐下，长长地越过十多家店面。如果粮店是在左边的话，那右臂上便有用粉笔编写的号码。号码只能是写在左臂或右臂上，防止前拥后挤时擦掉那羞辱的标记。我总觉得那些排队的人像一串编着号码的囚徒，通宵不眠为的是那么一点霉变而又被掺进了石子的米，那米和又糯又软又香的大白米有天壤之别。
那时候我在苏州中学读书，寄宿，每个月的伙食费是五斗米钱。在物价飞涨的时候，伙食的状况当然好不到哪里去，特别是米，发黄、有霉味，烧烂饭，千方百计地省点米。我记得曾经为此闹过风潮，我们向包饭的商人和学校当局示威，晚餐时突然把电闸拉掉，在黑暗中呼喊着把饭桌掀掉，把碗盆都打碎。为此争得了一份自由，寄宿生可以出校门，到附近的包饭作里去吃包饭。那时候，沧浪亭附近有许多小包饭作，夫妻二人经营，冬天热汤热水，比学校里的大锅饭好得多。可也往往是上半月好，下半月差，到了月底老板娘哭出呜啦地说，米价飞涨，明天开不出饭来了，每人要补交二斗米钱。有些人受不了此种没有保障的包饭，只好又回到了学校里。
苏州小巷里叫卖大白米的声音从那时起就消失了，一晃就是半个世纪。在叫卖声沉寂的这半个世纪中，米成了灾难和忧虑的象征，好像不是人吃米，而是米吃人，或者说是人被米不停地折腾。关于米，或者说是关于粮食，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讲出许多悲惨的故事，即使是最幸运的、四十岁左右的苏州人也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都能讲述一段不那么好听的故事，催人泪下的故事。
人是很容易健忘的，好像已经记不清楚改革开放以来这米慢慢地就不凭票，不定量，不定销售点了，只要有钱到处都能买到。转眼间那命根子一般的粮票已成了废票，成了玩家们的收藏品。这一切好像都是虚幻，却又是真实的。
“阿要大白米唉——”，小巷里又传来了女子的叫卖声，这声音并不激昂慷慨，除掉想做点买卖之外，也不想对谁说明什么伟大的意义，可我却被這声音激动得再也无法入睡了，往事像一江春水似的翻腾。那一声“阿要大白米唉——”却又使翻腾的江涛归于平静。半个世纪总算熬过来了，粮食问题虽然还有很多麻烦，但那米字也不会把人钉到十字架上去，悠闲的苏州人又能在大门口买到又糯又软又香的大白米了。
“阿要大白米唉——”，那悠扬的歌声渐渐地消失在春雨里。
半个世纪前，我睡在苏州山塘一座临街的小木楼上，清晨的迷梦中总是听到两种叫卖声，一种是“阿要大白米唉——”，一种是“阿要白兰花啊——”，这两种叫卖声的音调都一样，给人的感觉却大有区别，一种是浪漫的情调，一种是现实的感受。
“阿要白兰花啊——”是苏州姑娘叫卖白兰花，那声音甜美、悠扬、清脆，好像带着清晨的露水和白兰花的香气，听到此种声音你就会想起陆游的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阿要大白米唉——”这就是现实主义的了，我听到这种声音肚子就有点饿，就要赶快起床去吃苏州的大白米。我刚到苏州时，觉得苏州的大米又糯又软又香，用不着菜，只要有点儿青菜汤，就可以吃两大碗。苏州真是个天堂，连米和人间的都是两样！往后的几十年间，我对苏州的米就没有什么好印象了，又糯又软又香的大白米一去不复返了，米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种灾难和忧虑。
有人说“米”字是个象形字，好像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完全是为了米。可是中国人却背着一个米字九死一生地爬行了千百年。
苏州的大白米是好吃，可我在苏州没有安安稳稳地吃几天。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米价像八月十五涨大潮，那种又糯又软又香的大白米吃不起了，一般的家庭只能吃中白米，次白米，还有那种掺着石子，发了霉的“配给米”。我永远也忘不了苏州人排队买配给米的情景。深夜里，小街上的灯光昏暗，粮店的门口黑压压的人排着长队，一个紧挨着一个，贴墙站在屋檐下，长长地越过十多家店面。如果粮店是在左边的话，那右臂上便有用粉笔编写的号码。号码只能是写在左臂或右臂上，防止前拥后挤时擦掉那羞辱的标记。我总觉得那些排队的人像一串编着号码的囚徒，通宵不眠为的是那么一点霉变而又被掺进了石子的米，那米和又糯又软又香的大白米有天壤之别。
那时候我在苏州中学读书，寄宿，每个月的伙食费是五斗米钱。在物价飞涨的时候，伙食的状况当然好不到哪里去，特别是米，发黄、有霉味，烧烂饭，千方百计地省点米。我记得曾经为此闹过风潮，我们向包饭的商人和学校当局示威，晚餐时突然把电闸拉掉，在黑暗中呼喊着把饭桌掀掉，把碗盆都打碎。为此争得了一份自由，寄宿生可以出校门，到附近的包饭作里去吃包饭。那时候，沧浪亭附近有许多小包饭作，夫妻二人经营，冬天热汤热水，比学校里的大锅饭好得多。可也往往是上半月好，下半月差，到了月底老板娘哭出呜啦地说，米价飞涨，明天开不出饭来了，每人要补交二斗米钱。有些人受不了此种没有保障的包饭，只好又回到了学校里。
苏州小巷里叫卖大白米的声音从那时起就消失了，一晃就是半个世纪。在叫卖声沉寂的这半个世纪中，米成了灾难和忧虑的象征，好像不是人吃米，而是米吃人，或者说是人被米不停地折腾。关于米，或者说是关于粮食，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讲出许多悲惨的故事，即使是最幸运的、四十岁左右的苏州人也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都能讲述一段不那么好听的故事，催人泪下的故事。
人是很容易健忘的，好像已经记不清楚改革开放以来这米慢慢地就不凭票，不定量，不定销售点了，只要有钱到处都能买到。转眼间那命根子一般的粮票已成了废票，成了玩家们的收藏品。这一切好像都是虚幻，却又是真实的。
“阿要大白米唉——”，小巷里又传来了女子的叫卖声，这声音并不激昂慷慨，除掉想做点买卖之外，也不想对谁说明什么伟大的意义，可我却被這声音激动得再也无法入睡了，往事像一江春水似的翻腾。那一声“阿要大白米唉——”却又使翻腾的江涛归于平静。半个世纪总算熬过来了，粮食问题虽然还有很多麻烦，但那米字也不会把人钉到十字架上去，悠闲的苏州人又能在大门口买到又糯又软又香的大白米了。
“阿要大白米唉——”，那悠扬的歌声渐渐地消失在春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