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联系，是当前中国进一步加深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跨境经济合作区构建，有助于发展边境区域经济、加强彼此间经济联系，进而发挥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先锋”作用。本文认为一个成熟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应具备良好制度环境、繁荣的产业和非歧视性消费，对应着这三个条件逐个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一带一路”；CBEZ；政策启示
2013年10月由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以“共同开创亚洲发展的新未来”为题发表演讲，特别强调中国要施行“一带一路”开放战略。为推进“一路一带”战略，中国需加强自身与“一带一路”国之间的联系，而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CBEZ）建设将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先锋”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领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与14个国家陆地接壤；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将“双赢”地促进中国与接壤国的经济发展，加强国家间的政治联系。一般而言，一个成熟的跨境经济合作区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合作区拥有一个有序的制度环境（Church& Reid，2010）[1]；第二，合作区内产业平稳发展、配套产业较发达（Aggarwal，2010）[2]；第三，双边国民能够无歧视地消费合作区内产品（Mccallum，1995）[3]。
基于以上三个条件，本文认为中国在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过程中，应从以下几个启示着手：
第一，合作区内需要一个更具协商性的制度体系，以此满足双边利益诉求；然而，这种制度体系的构建，往往牵扯到主权让渡或协商，司法行政、海关监管等权利分配，法律制度的完善、高层之间的沟通等。同时，在建立合作区发展所需的制度体系过程中，双边国家往往都倾向于仪式上的声明，缺乏具体的行动；之所以出现这一困境，原因在于双边国家各异的政治制度、以及历史传统上的差别，致使构建合作区所需的制度体系往往缺乏可操作性。此外，中国与不同领国在构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区域特殊性，如地理交通方面的劣势、基础设施匮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致使双方在协商以上问题时，往往会因为权益的分配不合理导致双边关系恶化。
第二，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构建离不开相关产业和企业的支持，如何促进企业在合作区内扎根并平稳发展，这是其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合作区内应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优待的产业政策、有效的政府机构、优惠的税收政策、较强的市场潜力、资源较易获取和稳定的法制等，这些均对生产者的决策产生正效应，进而促进企业迁入；其次，跨境合作区的双边国家拥有不同的产业基础、产业发展层次有强有弱，这将导致合作区内形成非对称的产业格局（如合作区内，A国主导发展农林业，B国主导发展轻工业，相对而言，B国的企业可能成为买方垄断，控制原材料市场；这一情形下，A弱B强，这将阻碍合作区内产业的平稳发展），为打破这一非对称格局，双边国家应充分考虑区情、针对性地给予弱势产业以扶持。
第三，对于成熟的跨境经济合作区而言，一个主要特征是区内生产的产品能够非歧视地为双边国民所消费①。由于本国偏见的存在，双边国民歧视性地消费合作区内产品、社会福利无法在两国间恰当的分配，这将阻碍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为弱化这一歧视的影响：首先，合作区的贸易开放程度、货币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对应着较低的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较低时，合作区内产品的可获取性增加，歧视性消费程度削弱；同时，合作区内设置较高的贸易开放程度，可能对双边本土产业产生负面冲击，货币区域一体化会影响被区域一体化国家的货币金融市场（如削弱本国货币影响力、降低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双边政府应当协调地调控合作区内的贸易开放度、有层次地推进货币区域一体化。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可降低产品的“冰山成本”，合作区及周边的基础设施越完善，双边国民越容易消费区内产品，因此政府应逐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花费巨大，双边政府可基于自身经济实力，协商性地处理这一问题）。最后，在合作区内培育双边国家均可认同的文化，有助于拉近两国之间的关系，如在合作区内开设汉语培训机构，鼓励政府主导或民间文化交流活动等，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加深，消费者的偏好随之变化，消费者更愿意去消费合作区内所生产的商品。
总之，构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核心目的在于拉动双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加强国家之间的联系；而中国邻国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落后、国际政治环境复杂等，这势必阻碍着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以消费者的角度为例，邻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国民收入少，国民拥有较弱的消费能力，即便双边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削弱合作区内的本国偏见，邻国国民依旧无法购买合作区内产品，歧视性消费依然存在。再者，中国的部分邻国政局动荡，在这些区域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将具有较高的外部风险，因而中国在推进合作区建设过程中，应有选择、逐步地实施。（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基金：
第七届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课题资助申请项目（YNUY201485），负责人：魏巍。
注解：
①基于国别和体制的差异，而致使本国国民能够消费更多的本国企业所生产的商品，这一经济现象被定义为本国偏见。
参考文献：
[1]Church.A，Peter Reid.Cross-border Co-operation，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olitical Space A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J].Regional Studies，Vol.33.7：643-655.
[2]Aradhna Aggarwal.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Border Economic Zones in Developing GMS Economic Corridors[R].ADB BACKGROUND PAPER，NO.42037.
[3]John McCallum.National Borders Matter：Canada-U.S Regional Trade Patterns[J].The American Economy Review，Vol85：615-621.
关键词：“一带一路”；CBEZ；政策启示
2013年10月由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以“共同开创亚洲发展的新未来”为题发表演讲，特别强调中国要施行“一带一路”开放战略。为推进“一路一带”战略，中国需加强自身与“一带一路”国之间的联系，而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CBEZ）建设将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先锋”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领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与14个国家陆地接壤；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将“双赢”地促进中国与接壤国的经济发展，加强国家间的政治联系。一般而言，一个成熟的跨境经济合作区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合作区拥有一个有序的制度环境（Church& Reid，2010）[1]；第二，合作区内产业平稳发展、配套产业较发达（Aggarwal，2010）[2]；第三，双边国民能够无歧视地消费合作区内产品（Mccallum，1995）[3]。
基于以上三个条件，本文认为中国在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过程中，应从以下几个启示着手：
第一，合作区内需要一个更具协商性的制度体系，以此满足双边利益诉求；然而，这种制度体系的构建，往往牵扯到主权让渡或协商，司法行政、海关监管等权利分配，法律制度的完善、高层之间的沟通等。同时，在建立合作区发展所需的制度体系过程中，双边国家往往都倾向于仪式上的声明，缺乏具体的行动；之所以出现这一困境，原因在于双边国家各异的政治制度、以及历史传统上的差别，致使构建合作区所需的制度体系往往缺乏可操作性。此外，中国与不同领国在构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区域特殊性，如地理交通方面的劣势、基础设施匮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致使双方在协商以上问题时，往往会因为权益的分配不合理导致双边关系恶化。
第二，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构建离不开相关产业和企业的支持，如何促进企业在合作区内扎根并平稳发展，这是其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合作区内应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优待的产业政策、有效的政府机构、优惠的税收政策、较强的市场潜力、资源较易获取和稳定的法制等，这些均对生产者的决策产生正效应，进而促进企业迁入；其次，跨境合作区的双边国家拥有不同的产业基础、产业发展层次有强有弱，这将导致合作区内形成非对称的产业格局（如合作区内，A国主导发展农林业，B国主导发展轻工业，相对而言，B国的企业可能成为买方垄断，控制原材料市场；这一情形下，A弱B强，这将阻碍合作区内产业的平稳发展），为打破这一非对称格局，双边国家应充分考虑区情、针对性地给予弱势产业以扶持。
第三，对于成熟的跨境经济合作区而言，一个主要特征是区内生产的产品能够非歧视地为双边国民所消费①。由于本国偏见的存在，双边国民歧视性地消费合作区内产品、社会福利无法在两国间恰当的分配，这将阻碍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为弱化这一歧视的影响：首先，合作区的贸易开放程度、货币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对应着较低的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较低时，合作区内产品的可获取性增加，歧视性消费程度削弱；同时，合作区内设置较高的贸易开放程度，可能对双边本土产业产生负面冲击，货币区域一体化会影响被区域一体化国家的货币金融市场（如削弱本国货币影响力、降低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双边政府应当协调地调控合作区内的贸易开放度、有层次地推进货币区域一体化。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可降低产品的“冰山成本”，合作区及周边的基础设施越完善，双边国民越容易消费区内产品，因此政府应逐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花费巨大，双边政府可基于自身经济实力，协商性地处理这一问题）。最后，在合作区内培育双边国家均可认同的文化，有助于拉近两国之间的关系，如在合作区内开设汉语培训机构，鼓励政府主导或民间文化交流活动等，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加深，消费者的偏好随之变化，消费者更愿意去消费合作区内所生产的商品。
总之，构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核心目的在于拉动双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加强国家之间的联系；而中国邻国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落后、国际政治环境复杂等，这势必阻碍着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以消费者的角度为例，邻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国民收入少，国民拥有较弱的消费能力，即便双边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削弱合作区内的本国偏见，邻国国民依旧无法购买合作区内产品，歧视性消费依然存在。再者，中国的部分邻国政局动荡，在这些区域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将具有较高的外部风险，因而中国在推进合作区建设过程中，应有选择、逐步地实施。（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基金：
第七届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课题资助申请项目（YNUY201485），负责人：魏巍。
注解：
①基于国别和体制的差异，而致使本国国民能够消费更多的本国企业所生产的商品，这一经济现象被定义为本国偏见。
参考文献：
[1]Church.A，Peter Reid.Cross-border Co-operation，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olitical Space A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J].Regional Studies，Vol.33.7：643-655.
[2]Aradhna Aggarwal.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Border Economic Zones in Developing GMS Economic Corridors[R].ADB BACKGROUND PAPER，NO.42037.
[3]John McCallum.National Borders Matter：Canada-U.S Regional Trade Patterns[J].The American Economy Review，Vol85：615-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