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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科生的眼里，学文科的处在鄙视链的最底端;在学文的人眼里，理科生提供了一大波两性之间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的烂尾故事素材，但是……“理工科宅男”似乎还是要比“文傻”好听得多。
文科是怎么从一开始的高级学问，沦落到鄙视链条底端的？
文理分家：一个多世纪前
本来，世界上所有的学问没有分类，更没有“理工科”这样的概念。但随着人类知识和科技的进步，自然科学逐渐从一团混沌的学问里分离出来，不再居于人文学问的包裹之中。
这个迹象从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工业革命的到来让自然科学不断发展。1830年代，“科学家”一词被发明了，用来和“艺术家”区分。
这个词的发明者，当然是一群科学家们。他们开始宣示自己的专业领域跟那些传统的文学文化，也就是文科，有所不同，而当时，占主流的文科文化并没有对这一崛起的自然科学领域予以足够重视。
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包括历史、文学、语言学和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在社会上都是占上风的。在牛津和剑桥这样的学校，学科的领域主要由古典文学、数学和神学组成。
增加知识水平确实意味着需要增加专业化培训，但专业化的教育并不一定会成为学科之间沟通的阻碍。
然而，到了1847年，耶鲁大学打破传统，组建专门的应用化学学院。它成为耶鲁的科学学院，在1861年被命名为谢菲尔德科学院。这所学院里的三年制课程主要集中在化学、工程和独立研究领域，它在美国提供最优秀的自然科学教育。这所学院里的学生无论学习还是生活都是跟耶鲁的其他学生分开的，这两个群体之间也不怎么来往。
人文科学教育给人带来成功的老道理在这里受到了挑战。这一时期，美国的自然科学开始和人文科学分割开，并“上升”到和文科平起平坐的局面。
从那以后，关于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有没有必要上文科课程的问题，一直都处于争论之中。随着科技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科技从道德、美学、政治等领域中分割出去，在许多人眼里看来，这给这个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这种割裂同时造成文科生和理科生在知识上的贫瘠——就盯着眼前这点事儿，其他领域一无所知。
人文和自然科学逐渐陷入相互隔绝的状态。比如，物理学与哲学的良性沟通，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隔绝。而在此之前，许多物理学家本身非常注重哲学方面的思考，比如，麦斯威尔和玻尔兹曼，在他们的研究中，哲学方面的思维活动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法国马赛大学的物理学家卡洛·罗威利曾说，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家太厉害了，爱因斯坦和海森堡和迪拉克等人提出相对论和量子论，并做了所有牵涉哲学思考上的思维工作。于是20世纪的下半叶，物理学就变成了应用前人精彩绝伦的理论——当你想要应用这些理论的时候，只是應用而已，你无须再进行那些关乎哲学的思维上的活动。
后来，经济学也不跟文科一起混了
从人文社科中脱离出来的学科还包括经济学。
从亚里士多德到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再到20世纪中期那些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们，他们都认为除非商业活动和商业思想植根于人文，否则一个社会不会长久兴盛，而一个受过良好人文教育的人才能创造财富。
自由贸易的支持者，都倾向于把亚当·斯密称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但斯密就像他之前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一样，是一位伦理学者和历史学家——他最开始是在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逻辑学和伦理学。
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看不见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了道德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将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呼吁伦理道德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民众、特别是有权势的人物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文条件。然而在他死后的两百多年里，道德伦理作为经济学本身的人文属性，逐渐地被一代又一代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当作影响其“科学性”的绊脚石——经济学中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总在不断角力。
20世纪的经济学家仍旧被人文所影响，比方说如雷贯耳的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也学习古典文学和历史。
南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Jacob Soll认为，过去50年中经济学最大的变革不单是从一个学科转变成一门更加量化的科学，而且商科也完全从人文学中分割出来。经济学教育不再让学生把人看成一个个由宗教、文化和社会因素塑造成的道德主体，而是把人看成单一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即便行为心理学对这种理论提出挑战，人不是总那么理性的，但它给出的心理学解释中也没有深入涉及历史和文化背景。对于人的消费行为，难道真的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抛开各自人文背景的购物习惯吗？
文理科经历过互相看不顺眼的时期
英国学者查尔斯·帕希·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首次深刻提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歧和冲突，并指出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方是文学知识分子，一方是科学家，犹以物理学家最有代表性。
斯诺说：由于教育背景、知识背景、历史传统、哲学倾向和工作方式的诸多不同，两个文化群体即科学家群体和人文学者群体之间相互不理解、不交往。久而久之，或者大家老死不相往来，相安无事，或者相互瞧不起、相互攻击，导致了“文学知识分子嘲笑科学家没读过莎士比亚、科学家嘲笑文学知识分子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文化危机。
这两种文化的分歧和冲突已经成为整个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
斯诺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原因，最主要是我们对专业化教育的过分推崇和我们的社会模式固定下来的倾向。我们总是希望一个人能很快地在某个领域达到深入的境界，而且认为专业化教育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捷径。我们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希望我们现存的社会模式永久不变，力图使它固定下来，按这个模式发展下去，而这却是一种保守僵化的倾向。” 近代科学发展建立在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研究和每门科学内部的独立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正如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说的，科学的兴起把人推入一条专门化训练的隧道，人越在知识方面有所进展，就越看不清整体世界，也看不清自己。
由这种专业化教育带来的文理分科可不止是在中国有。实际上，英国的教育体制也曾在这方面被抨击，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的学校教育让学生在一个相对小的年龄就限制了他们所学的学科数目。在很多学者看来，增加知识水平确实意味着需要增加专业化培训，但专业化的教育并不一定会成为学科之间沟通的阻碍。
不过，理工科在科技大跃进的年代，掌握的力量越来越大，比如他们成功地掌握了可以把地球炸掉，跟所有文科生同归于尽的能力。文科的弱势，越发明显了。
中国的文理分科之路
中国的文理分科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传统的私塾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知识和教育的需求了，然而新式学堂要怎么办，也是个问题。
20世纪初，清朝政府派人出国考察，效仿法国和德国的教育模式，实行了“文实分科”，也是最早的文理分科。所谓“文科”包括历史、文学、外语、地理等等，“实科”包括算学、物理、博物等等。当然，当时的文科生也和现在一样要学实科的知识，实科亦然。
清政府针对分科在《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析》中是这样解释的：“至中学之宗旨，年齿已长，趣向已分，或令其博通古今以储治国安民之用，或令其精研艺术以收厚生利用之功，于是文科与实科分焉。”说白了就是学了这么多年，想报国就学点实用的，没兴趣就好好搞搞文化，培养下一代。
看似安排得妥帖，操作起来却有很大的差距，社会上对于“文实分科”的争议也一直很大，包括分科会使学生的普通学识欠缺，从而违背了中学宗旨，而且很容易造成学生“选择不慎，贻误终生”的局面。
教育家蔡元培就中学分科提出过反对意见，他认为当时教育条件、学生素质都是文科重于实科，对实科的发展不利，而文科的学生在科学方面的缺乏也让他们无法适应新时代。对于大学分科，蔡先生并不反对，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就是这样做的。
在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民国政府在1912年取消了中学文理分科，实行通识教育。
1922年，中学教育从过去的四年变成了和现在一样的六年，学生需要在高中选择是普普通通读书，还是学点技术方便就业，有点类似现在的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普通高中的文理分科经历了几次反复，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高中最终还是取消了文理分科。
新中国成立后，人才的缺乏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在高等教育中引进苏联的“专业化”模式。
苏联在大清洗和二战期间损失了大批知识分子，而对展开科技竞赛的各国来说，各类专业人才都是战略资源。比如美国，在二战中就从欧洲引进了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了快速培养专门人才，苏联采取了文理分科教育，从中学时代开始，就把学生分为文理科，以便提高培养效率。
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学习，最早是50年代对高校进行大合并，将同类专业院校合并为专业学院，设立了一大批工科院校，使教育体制适应计划经济，为工业化培养人才。
虽然此时高中并没有实行具体的文理分科，但大学的专业细化得很严重，实行文理分校，科类单一，行业性非常强。不同以往，工业化的社会让理科生变成了香饽饽。
中学文理分科是在“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后为了培养不同类别的人才，才再次分文理科考试，高中教育为了迎合高考，自然也变成了文理分科。
跟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期相同的背景是，国家的现代化更需要科技类的专门人才，所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成了当时的流行语，中学的文理科，一度成为“成绩不好”和“成绩好”的标志。
在那之后，世界又迎来了互联网大爆发，人文学科在创造财富的能力上无法与理工科相比，在一般人眼中地位越来越低，也是自然的了。何况人文学科既不能为星辰大海造航母，又不能“you can you up”，嘲笑理工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也不过是维护一點自尊罢了。
心爱的东西
/黎贝卡
太宰治写过一句话：“我本想这个冬日就去死的。可正月里有人送了我一套鼠灰色细条纹的麻质和服作为新年礼物，是适合夏天穿的和服。那我还是先活到夏天吧。”
有时候，毫无道理的东西能帮我们度过糟糕的日子。心爱的物品之于我们的意义，已经无法用理性的价值来衡量。
如果给我的心爱小物排个榜单，第一位是一张被单。
和价格没有关系，那是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亲手缝的。
人生最遗憾的事之一是没有陪伴奶奶度过最后的日子。但直到现在，无论我搬多少次家，无论多少次断舍离，都会带着她留给我的几件东西：一枚戒指，一张被单，一些零钱。
那张紫色葡萄图案的被单，因为盖上去太舒服，尤其是夏天，自带凉意，一度成为我和弟弟妹妹们每次夏夜睡觉的必争之物。后来我赢了，以睡不好为由，彻底把它占为己有。
这些年我一直把这张被单带在身边。它是我出行时行李箱的必备，直到前几年，每次出差我都带着它，在陌生的异乡，裹着它度过了很多个难以安睡的晚上。这几年我不带它了，因为用得太多，它开始有点磨破了，不舍得再用。
前不久梦到爷爷奶奶，他们刚装修完房子，有一个巨大的客房，我建议让我的司机住过去既可以陪他们聊天又可以接送他们。他们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醒来想起他们已经离开我很久了，而我再也没有机会对他们好了。
十年前，我忙着没心没肺地工作和谈恋爱，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很多机会可以陪他们，不用着急，最终却连他们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那天早晨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